從邏輯分析到直覺頓悟——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現代轉換【王德軍】

作者認為，整體、直覺、頓悟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在此思維方式的指導下，形成了中國人安貧樂道的生活觀念。邏輯分析是西方傳統思想方式的主要特徵，在此思維方式的指導下，形成了西方人不滿現狀、征服自然的生活觀念和科學的思維方法。現代思維方式應該是從邏輯分析到直覺頓悟。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我們的生活態度應是，樂道而安貧，物物而不物於物。既要發展科學，走向富強，又要發展哲學，給靈魂以慰藉。時代在呼喚哲學，21世紀將是科學與哲學並重的世紀。

目前，我國正在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而「要實現現代化，沒有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沒有人的思想觀念的現代化相配合，是根本不可能的」（註：成中英：《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與世界化》（湯一介所作序言），第2頁，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出版。）。 「現代化不能局限於科學技術層面，更重要的是應該有文化深層的現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歷史反思等」（註：湯一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第256頁，中國和平出版社， 1988年出版。）。按照這一思路，本文試以西方思維方式作參照物，對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現代轉換，談一下自己的認識。

所謂思維方式，是指人們認識事物的方法或途徑。

大千世界，林林總總，萬物紛繁，一事物都有不同於他事物內部質的規定性。人是類的存在物，自由自覺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有意識、會思維是人的本質特徵。古今中外，亞非拉美，作為人，莫不具有這一特徵。但人與人又有差別，形之於外者，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生活觀念和人生態度，一句話，即不同的文化。求之於內者，則在於不同的思維方式。東方人和西方人在能思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二者的不同在於思的方式不同，從而產生了不同的文化。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人生在世，面臨的一個首要問題就是生存。人為了生存，就要認識自然，從自然中索取一些東西，以滿足人的物質方面的需要，從而達到生存的目的。在認識自然的過程中，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人形成了不同於西方人的獨特的思維方式。需要說明的是，人類的思維方式雖然是複雜的，但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人類有相同的本性，東方哲學的東西在西方哲學裡也有，西方哲學的東西在東方哲學裡也能找到。這裡為了比較說明，重在強調二者的不同，即質的規定性。東方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並不是西方沒有，只是不以此為主而已，反之亦然。

一、整體、直覺、頓悟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

（一）整體思維。哲學是人類思維的結晶。中國古代有豐富的哲學思想，中國傳統哲學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強調整體觀點。所謂整體觀點，就是認為世界（天地）是一個整體，人和物也是一個整體。整體包含有許多部分，各部分之間有密切的聯繫，因而構成一個整體，想了解各個部分，必須了解整體。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集中體現了這種整體觀點。「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註：《老子》40章，見《老子新譯》（任繼愈譯註），第2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老子認為宇宙就是一個整體，即道。什麼是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註：《老子》1章，從馮友蘭斷注，見《中國哲學史新編》，第2版，第2冊，第46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在老子看來，宇宙本體可以說是有，也可以說是無。所謂「有」，是說天下萬物沒有不是其中一部分的，「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所謂「無」是說天下萬物都不能用來指稱它，「指似一物即不中」。老子認為，宇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是不可言說、不可捉摸的，用「道」來稱謂它，它是有，是無，是大，是全，是一。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莊子也把天地看做是一個整體，人與世界是一個整體，任何一個局部都體現著全體。「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註：曹礎基：《莊子淺注》，第1版，第 30頁，中華書局，1982年10月出版。）。

中國古代哲學經典之一《周易》，提出了整體觀的初步圖式，把一切自然現象和人事吉凶統統納入陰（—　—）陽（—）兩爻所組成的六十四卦系統。《易傳》進一步提出「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整體觀，和空間方位、四時運行聯繫起來，以「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有機論為軸心，形成了一個有機整體論的思維模式。

以人為認識對象的中國古代醫學經典《黃帝內經》，不僅把人體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同時也把人與整個世界看成一個整體。《黃帝內經》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的原理解釋人體五臟之間的關係，認為一個健康的人，是陰陽平衡的人。為了使身體健康，就要保持人體陰陽的動態平衡。這是中醫的最基本理論。

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中的整體觀念被後代多數思想家繼承下來，歷經魏晉玄學、唐代禪宗、宋明理學等階段的發展，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結構中較穩定的一部分。

（二）直覺頓悟。與整體觀相聯繫的是直覺頓悟的認識方法。「所謂直覺，就是一種理智的交融，這種交融使人們自己置於對象之內，以便與其中獨特的，從而是無法表達的東西相符合。」（註：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言》，第3、4頁，商務印務館，1969年出版。）傳統思維的整體模式即「大全」，既不能用概念分析，也不能用語言表達，無論是老莊的「道」，玄學家的「自然」（無），還是理學家的「太極」，以至理、氣、心、性等都是如此。因此，對整體的把握，只能靠直覺頓悟。中國古代的道家、佛家以及儒家的理學都特別重視直覺。老子提出「致虛極，守靜篤」，要加強身心修養，保持內心的安寧，不受任何情感慾望的影響，在靜觀中認識事物的真相，見道，得道，體道。又說：「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覽玄」即觀道。要觀道，就要先「滌除」。「滌除」就是把心中的一切慾望都去掉，這就是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這就可見道了。見道就是對道的體驗和認識（註：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5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莊子提出「心齋」、「坐忘」的方法與道合一。所謂心齋，就是保持心的虛靜，只有保持心的虛靜，才能得道。「心齋」作為一種認識事物的方法，要求排除一切思慮和慾望，保持心境的清靜純一。在這種精神狀態下，才能產生直覺，直接與道契合。所謂「坐忘」，就是「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註：曹礎基：《莊子淺注》，第1版，第109頁，中華書局，1982年10月出版。）。即要人們摒去心官知覺，排除理智推理，物我兩忘，與道同體。這種直覺頓悟的思維認識方法經魏晉玄學，發展到唐代禪宗時，更進一步。禪宗吸收了莊子和玄學的方法，並與佛性本體論相結合，提出「不立文字，以心傳心，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修行法，把直覺思維發展到了極限。照禪宗所說，第一義的知識（宇宙本體、人生意義之類）是不知之知。為了成佛，最好的修行方法（認識佛的方法或途徑）是不作任何修行，就是不修之修。

（三）中國傳統思維對後世的影響及其命運。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中國傳統認為，世界是不可認識，或者說是認識不完的。因為認識不完，所以就不去主動地認識，而是與之保持和諧，所以「天人合一」是這種整體思維的根本特點，即把人和自然界看成是一個互相對應的有機整體，關注的對象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注重享受當下的人生，從而形成中國傳統的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生活觀念和人生路向。用梁漱溟先生的話說，這種人生路向遇到問題不去解決，不去改造局面，而是就在這種境地上求得自我的滿足。在物質生活方面，只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點，而不作新的奢望，所以其物質生活始終是簡單樸素，結果則為物質文明不發達（註：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轉引自蘇丁編寫《中西文化研究論集》，第1版，28～30 頁，重慶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 對中國傳統思想有重大影響的孔孟儒學以道德本位的人生價值取向，乾脆不談自然宇宙，只談社會人生。

按照傳統思維方式，就不會產生近代科學，因為科學是建立在對客觀具體事物觀察分析基礎之上的。按照由此產生的傳統生活觀念，中國人鄙視科學研究（並不是中國人天生沒有這種能力），不願去主動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爭取更多的東西來滿足人的物質需要。在沒有接觸西方文化之前，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在地球的這片土地上就這樣走了過來，而且還能自得其樂，認為這種思維方式和生活觀念是最正確的。偶爾聽到一些不同觀念，統統斥之為蠻夷，頑固地堅持「天不變，道亦不變」。雖經歷代王朝多次變更，但從未動搖過中國傳統的整體、直觀、頓悟的思維方式和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生活觀念，直到近代中國在異質文化（不同思想觀念）面前一敗塗地。

二、邏輯分析是西方思維方式的主要特徵

與中國哲學思維的整體觀念不同，歐洲哲學特別是其近代哲學較多強調對立面的衝突與鬥爭。它通常把「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物質與精神、社會與自然、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知與行、真與善等對立起來。它把統一的世界區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物質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在統一的世界圖景中，西方人注意發現內在的差別和對立，並對物質和精神兩個領域分別作深入的探討，充分展現了世界的多層次性和矛盾性。誠然，在古代歐洲，也曾有過類似的整體觀念，但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為形而上學所代替。自15世紀下半葉，歐洲自然科學便在搜集材料的基礎上，逐步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通過實驗分析、比較和歸納，把自然界的各種事物和過程分解為各部分，把具體問題從總體中分離出來，把極複雜的問題，劃分為比較簡單的形式和部分，然後一個部分一個部分地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式固然具有孤立、片面、靜止觀察事物的弊端，但比樸素的整體觀大進了一步，並在幾個世紀內促進了科學的發展。這種邏輯分析方法面向現實世界，對客觀事物作實證性考察，深入解剖、分析，爾後運用邏輯的歸納、演繹等推理手段，去認識和掌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它側重於對一個事物進行具體考察，這種分析、解剖，是對事物機械的分割；它的綜合、歸納，是從個別事物中抽象出共性，共同點，是一種機械性的綜合（註：張岱年、成中英等著：《中國思維偏向》，第223頁、25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

正是在這種機械性思維方式的指導下，形成了西方不滿現狀的生活觀念和人生路向。這種人生路向就是奮力取得所需要的東西，設法滿足自我的要求，即奮鬥的價值取向。這種生活觀念和人生路向表現於外，則有征服自然和方法科學的表現。西方國家之所以富強是由於科學發達，而它們之所以科學發達，是因為有一套求真的科學方法，這種方法就是科學實證方法和以分析歸納為主要內容的邏輯方法。這種邏輯分析的思維方法所引起的科學發達，給西方人帶來的實惠可謂多矣！近代不少覺醒的中國人，已認識到學習這種邏輯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他們常常引用點石成金的故事，認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不是西方的「金子」（現成的科技成果），而是取得他們那個點石成金的「手指」（邏輯分析的思維方法）。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胡遷、馮友蘭、金岳霖等人，都十分重視西方的邏輯學。馮友蘭說：「邏輯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學家的手指頭，中國人要的是手指頭。」（註：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第37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

遺憾的是，曾被中國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的西方思維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生活觀念，並非完美無缺。西方文化憑藉的科學思維方法並不是人們獲得人生幸福的靈丹妙藥。西方現代社會富則富矣，但在高科技社會裡，人們體驗著人生的異化，冷漠、空虛、寂寥、個人生命得不到安頓，資源、環境問題日漸危及到了人的生存。西方現代化了的社會並不是理想的社會，所以當西方人看到東方人那消閑自在、自得其樂的生活時（當然他們體驗不到中國人做亡國奴時的痛苦），不由得生出幾分羨慕之情。羅素說：「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即使非常貧困，也比一個普通英國人更快樂，因為中國是建立在一個更合乎人情，更文明的人生觀上。」「在中國找到的智慧、美麗和人生樂趣比在忙亂的、紛擾的西方所能找到的要多得多。」（註：羅素：《一個自由人的崇拜》，第1版，第 17頁，時代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因此，中國的直覺思維有模糊的缺點，但西方的邏輯分析也有不全面的缺陷。東方在轉向西方，西方在轉向東方，東西方文化呈現出交匯融合的歷史發展趨勢。

三、現代思維方式應是從邏輯分析到直覺頓悟

通過比較分析以上兩種思維方式及其生活觀念，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化同是人類文明之樹上的鮮花。然而按照各自的思維方式和人生路向向前都出了問題，陷入了困境。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現代轉換應該是從邏輯分析到直覺頓悟。從邏輯分析入手，人憑著自己的理性一點一點、一部分一部分地認識自然，人在認識掌握自然規律的基礎上，獲得所需要的物質財富和精神上的自由。對於中國人來說，依靠邏輯分析的思維方法發展科學，強國富民，顯得萬分迫切。但也必須認識到人的理性並非萬能，理性無法認識無限，對於無限大或無限小，理性都無能為力。因為宇宙在邏輯上不是理性的對象，理性不能對它作分析。這不是因為理性無能，而是因為宇宙是這樣的東西，對它作理性分析就陷入邏輯的矛盾。（註：馮友蘭：《中國哲學與未來世界哲學》，見《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512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人生有限，而宇宙無限，有限不能認識無限（斯賓諾莎語）。因此，人有著認識外在自然的能力，但終極意義上的宇宙自然是人不可認識的，這是人生的二難狀態，絕對命運。在科學昌明的今天，我們要相信科學的真理性、神奇性，主動地去發展科學，但又要認識到科學不是萬能的，科學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列寧說，真理再向前跨越一步就走向其反面——謬誤。科學的頂點是哲學。西方理性的盲點是東方直覺的亮點。科學解決不了的問題要讓位於哲學（藝術和宗教是哲學的不同形式），理性分析認識不了的東西要讓位於審美直覺。馮友蘭多次提出：「歐洲的哲學思想將由中國哲學的直覺和體會來予以補充，同時中國的哲學思想也將由歐洲邏輯和清晰的思維來予以闡明。」（註：馮友蘭：《三松堂學術文集》，第28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未來世界哲學一定比中國傳統哲學更理性一些，比西方傳統哲學更神秘一些。只有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的統一才能造成與整個未來世界相稱的哲學。」（註：馮友蘭：《中國哲學與未來世界哲學》，見《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第517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我認為，這將是世界文化的發展方向。

在這種現代思維方式的支配下，我們採取的生活態度應該是：樂道而不安貧，「物物而不物於物」。「物物」、「不安貧」，就需要發展科學，發展科學就需要運用邏輯分析方法，但科學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又需要「樂道」和「不物於物」，這就需要哲學，需要審美直覺的思維方法。西方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奉行科學至上的原則，結果導致社會問題百出。我們是現代化的後來者，我們吃夠了沒有富強（貧窮落後）的苦頭，所以我們要儘快實現現代化，但作為後來者，我們不能也沒有必要重蹈西方文化陷入困境的覆轍，我們不能再去吃致富之後，找不到個人生命安頓的苦果。而這種現象在我們十幾年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過程中已經表現出來，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所以，我們要建設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種有特色，從思維方式上來說，應是從邏輯分析到直覺頓悟，在發展科學的同時，不忘發展哲學，在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不忘建設精神文明。 時代在呼喚哲學，21世紀將是科學與哲學並重的世紀。

（原載《河南社會科學》1999年05期。錄入編輯：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