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十二集大型紀錄片《故宮》（解說詞） 下

第七集　故宮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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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皇帝賞玩書畫的私人空間，200多年前，一個名叫弘曆的皇帝常常獨自坐在這個不足6平米的小暖閣里，靜靜地欣賞著三件堪稱絕世珍品的書法。它們是王珣的《伯遠帖》、王獻之的《中秋帖》，還有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弘曆認為，這是整個大清帝國汪洋般的宮廷書畫收藏中，最精緻的三件東西，為此他特意將這間小屋改名為「三希堂」。　　正是這位愛好書畫的皇帝，成就了整個清王朝的宮廷書畫收藏，中國的書畫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絢爛的一筆。在這位乾隆皇帝當政的那半個多世紀里，他將這座皇家宮殿變成了中國最大的書畫博物館！　　今天，當人們置身其中的時候可能想不到，在這片宮殿里的這樣一些地方，都曾經存放過中國歷史上最精緻的心靈的證明。將近600年的歲月中，就在這些宮殿里，它們傳遞著華夏文化的審美價值和觀念。今天，它們依然深入我們這個民族的內心世界。　　對於一位肩負治國重任的當朝皇帝來說，收藏書畫不過是個人微不足道的消遣愛好，但恰恰因為弘曆是個皇帝，而且還是個盛世帝王，他個人的這種風雅情趣就引發了一次歷史空前的書畫大聚集。幾乎所有中國美術史上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在位的60年間，進入了紫禁城。今天我們能夠在故宮博物院里看到的那些最珍貴的書畫文物，大多源自弘曆的畢生收藏。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乾隆朝之前，紫禁城裡的書畫收藏史。最初進入這座皇城的書畫來自元代宮廷舊藏。作為勝利者，明王朝接管了屬於前代王朝的一切遺物。這些曾經被元代宮廷保管的珍貴書畫，被新主人鈐上了新的印章。這樣輕輕一印，歷史就又翻過了一頁。　　然而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對這些前代書畫並沒有更多的興趣。宋代大畫家李公麟的如花妙筆，在他眼裡不過是一大批軍用物資的圖像，「思得多馬，牧於野郊，有益於後世子孫，使有防邊御患」，這位馬上皇帝欣賞的似乎只是廣備軍馬的戰略意識。　　整個明王朝的宮廷基本上沒有什麼積極的書畫收藏活動，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是查抄犯罪大臣家產的收穫。　　萬曆十年，富藏書畫的權相張居正去世，他生前為自己謀取私利的事逐漸被政敵揭發。萬曆皇帝是歷史上少有的性格古怪的人，他最大的特徵是小氣和貪財。雖然我們無法解釋，一個富有四海的人為什麼會對金銀財寶那麼感興趣，但確實當有人提到張居正富可敵國的財產時，一直保持沉默的萬曆終於動心而且憤怒，抄家行動迅速開始。　　就這樣，臣子家藏的書畫變成了宮廷內府收藏，但這似乎更像一場財富的轉移，整個過程與藝術本身無關。　　不但入藏有限，明王朝的宮廷書畫還不斷地流失，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開軍餉。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胡忠良：「崇禎時期已經到明末了，因為當時是兩線作戰，那麼就是一個要是在國內來圍剿這些起義軍，那麼在關外就要對滿清來作戰，所以呢，就是這個軍餉，就造成了國家國庫已經非常空虛，直到起義軍圍城的時候，崇禎他也是在《明季北略》這本書里記載，他搜刮宮中，只搜颳了三十萬兩來助餉。」　　當崇禎皇帝在煤山腳下上吊的時候，他身後的紫禁城早已經是空空如也了。　　而後，新朝來臨。　　從關外來的鐵騎，很快證明了自己對正統中國文化的興趣。等到這個王朝「盛世」開始的時候，它已經擁有一個開明，且有深厚漢文化修養的君主。　　康熙皇帝的身邊聚集了一批漢族文臣，他們得到皇帝格外的優待。這裡面有一個叫高士奇的人特別值得一提。　　天津南開大學教授來新夏：「他在康熙周圍，有時候康熙，有些這個地理知識，這個風俗人情，就要諮詢他，他都能很快的回答，康熙有些詩做了以後，他都可以來奉和，所以很得康熙的歡心。」　　高士奇不但逢迎乖巧，而且格外地精明，在向皇帝進獻書畫這件事情上，他異乎尋常地膽大，他竟然敢欺騙皇帝。　　他進獻給皇帝的書畫都記載在他的一本書——《江村銷夏錄》中。　　在這本書里，高士奇對每件書畫的外觀特徵詳細記載，但對書畫的真偽優劣卻都沒有說明。　　事實上，除了公開出版的《江村銷夏錄》之外，高士奇編纂的書畫目錄還有另外一部，後世稱之為《江村書畫目》。　　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研究館員楊丹霞：「另外一本，是他自己這個私家這個珍秘的一個底賬，它重要的有兩個內容：一個內容是說，他對於這件藏品，他自己的意見鑒定意見，他是註明白的。那麼第二點就是，這個東西是可以進獻給皇帝的，還是說可以隨便饋贈給親戚朋友的，這也在這個東西邊上都注出來的。」　　翻開高士奇自己的批註，他的用心一目了然：做工精細的假畫是可以拿來進獻皇帝的；真正有價值的名作真跡，則要永遠秘密地珍藏在自己手中。　　不過高士奇死後，他的全部藏品還是進入了皇宮內府，縱然他對書畫著迷且精明過人，可他的心機還是鬥不過時間和皇權。　　高士奇去世32年後，康熙皇帝的孫兒弘曆登基，年號乾隆。這位乾隆皇帝在熱衷書畫方面可算與當年的高士奇不相上下，不過當年他在這裡賞玩他最珍愛的三件書帖的時候，卻並不知道，他手中署名王羲之和王獻之的作品，其實是唐宋時期的仿本，只有王珣的《伯遠帖》是東晉時候的真跡。但儘管如此，這些收藏也足以值得誇耀了。　　像三希堂三帖這樣，有著千年歷史的書畫作品，在進入紫禁城之前都經歷過無數驚險。讓我們再次回顧一下，中國書畫收藏史上那些令人心痛的劫難：　　在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時期，梁元帝蕭繹被西魏軍隊圍困在江陵城，在投降前夜，蕭繹將他收藏的14萬卷，囊括天下精華的書畫典籍，一夜之間焚毀。　　1300多年前，隋煬帝沿運河下揚州，東都洛陽收藏的書法名畫隨船前往，途中船隻傾覆，隨行書畫大半落水。　　距今800多年前，金兵攻陷汴梁，宋徽宗的空前收藏從此散落流失……　　了解了這千年傳承的驚心動魄，當我們再回到當年弘曆賞玩三希書帖的這間小屋，就不難體會，無論是在乾隆年間還是現在，能夠看到屬於那個時代的真跡，是多麼的彌足珍貴。　　千年以來，書畫的聚散流遷總與帝王命運、王朝更替相關。今天我們還能夠在故宮博物院的展廳里看到這樣的作品，則與300年前那場改朝換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明末戰事四起，大量宋元以前的書畫珍品流散民間。到清康熙年間，隨著社會逐步安定，民間書畫精品漸漸彙集到少數大收藏家手中。等到乾隆皇帝開始從民間收畫的時候，擺在他面前的，簡直就像是幾個現成的書畫精品庫。　　這些書畫入宮前，它們在民間的主人，用加蓋鑒藏章的方式，將自己的印記永遠地留在了畫卷上。就是這些印章，記載下了每一幅書畫的命運變遷。　　這幅畫叫《雪景寒林圖》，是北宋大畫家范寬的作品。它曾經為故宮舊藏，現在則是天津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這幅畫自問世以來，一直在民間流傳，到清朝康熙年間，被天津一個名叫安岐的大鹽商收藏。　　康熙後期，安岐在天津販鹽發家，之後他就開始大量收集古書畫，並將自己的收藏著錄成書，就是這本《墨緣匯觀》。從書中的記載來看，當年安岐所藏的書畫不但數量龐大，而且多為年代久遠的名家珍品。　　然而到乾隆初年，由於天津鹽場外遷，新興鹽商取代了老鹽商，安家也隨之敗落。　　安岐手中這一大批書畫精品，陸續被宮廷收購。　　在乾隆皇帝得到的這些安岐藏品中，有一幅山水畫格外特殊，甚至還因為它引出過一段書畫收藏史上的笑談，這就是元代大畫家黃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圖》。　　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副研究員曾君：「黃公望晚年，它是最後一部作品，他最有名就是說，一個是元代的繪畫，對明清的繪畫有特別大的影響，在元代繪畫裡面，黃公望是首屈一指的，在黃公望的作品裡面這個《富春山居圖》又是最好的，所以就像鄒之麟他有一個題跋裡面講，他說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就好比王羲之的《蘭亭序》，書法裡面的《蘭亭序》。　　這樣一幅中國文人繪畫的顛峰之作，在後來的300年間被世人競相收藏。明末，一個叫吳問卿的人得到了它。吳問卿對這幅畫算是真正的愛不釋手。《富春山居圖》後面有題跋記載，此人不但吃飯睡覺都要帶著它，在兵荒馬亂的時候，什麼家財都可以不要，就只有這卷《富春山居圖》一直帶在身邊隨自己一同逃難。正因為吳問卿太愛這幅畫，他臨死的時候，便決定將它燒掉為自己殉葬！　　當時《富春山居圖》已經被吳問卿扔進火中，眼看一代宗師的名作就要化為灰燼，這時，是吳問卿的侄子偷偷用其他畫卷將它從火盆中換了出來。但即使如此，搶救出來的《富春山居圖》也已經被燒成了兩段。　　《富春山居圖》一分為二後，被吳家分別加以裝裱。啟首一段裝裱成為後來的《剩山圖》，如今存放在浙江博物館。而保留了原畫主體內容的另外一段，在裝裱時為掩蓋火燒痕迹，特意將原本位於畫尾的董其昌題跋切割下來放在畫首，這便是後來弘曆得到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　　重新裝裱後的無用師卷雖然不是原畫全貌，但畫中清潤的筆墨、簡遠的意境得以保留。這幅開創了中國山水畫新風格的傳世巨作，輾轉經過多人收藏，最終被安岐買到。　　安岐過世後，《富春山居》無用師卷在乾隆十一年的冬天來到了弘曆面前。但此前弘曆已經得到了一卷《富春山居圖》，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後世稱之為子明卷。　　子明卷是明末文人臨摹的《富春山居》無用師卷，後人為牟利，將原作者題款去掉，偽造了黃公望題款，並且還偽造了鄒之麟等人的題跋，這一切都把弘曆矇騙了。　　事實上子明卷仿製的漏洞並不難發現。元代書畫上作者題款都是在繪畫內容之後，而子明卷卻將作者題款放在了畫面上方的空白處，這明顯不符合元代書畫的特點。但弘曆的書畫鑒賞水平，顯然並不足以看出這些漏洞。這卷後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視為珍寶時時帶在身邊，而且真跡無用師卷的出現，也沒讓他推翻自己的錯誤判斷。　　他一邊堅定地宣布無用師卷是贗品，一邊又以不菲的價格將這幅所謂的贗品買下。理由是，這幅畫雖不是真跡，但畫得還不錯。為此他還特意請大臣來，在兩卷《富春山居圖》上題跋留念。來觀畫的大臣無一例外地歌頌了皇帝熱愛藝術、不拘泥真偽的廣闊胸懷，誰也不敢點破，這幅畫它本來就是真跡。　　不管弘曆的鑒定結論何等荒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跡確實從此進入宮廷。就在這座乾清宮裡，它被靜靜地存放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隨其他文物一起南遷。而今，這真偽兩卷《富春山居圖》都存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共同見證著中國書畫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談。　　公元1799年，弘曆去世。此後，他的兒子嘉慶皇帝在書畫收藏方面就沒有太多作為。這不僅是因為嘉慶不如乾隆那樣風雅，更是因為，弘曆確實已經在有生之年幾乎囊括了天下收藏的最精華部分。　　為了表示對父親心愛之物的珍重和緬懷，嘉慶皇帝決定，將乾隆平時珍玩的書畫器物，全部封存。這裡就是嘉慶封存乾隆主要書畫珍藏的延春閣，因為原建築毀於1924年的一場大火，今天我們只能通過當時畫師的筆墨領略它的風采。儘管弘曆的收藏雅興沒有遺傳，但嘉慶時，這棟延春閣，還是有一批書畫入藏，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問世之後，它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而後，戰爭和朝代更替使《清明上河圖》真跡的流傳始終充滿神秘感，直到明代權相嚴嵩倒台的時候，它才隨著嚴嵩被查抄的家財一起進入宮廷。但沒多久這幅畫就又從宮中神秘地消失，而這裡面的關鍵人物，就是《清明上河圖》最後一段明代題跋的作者——大太監馮保。　　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馮保這個題跋，我琢磨著有文章可做，為什麼呢？因為他知道這個東西是在宮裡頭，他又認為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東西，那麼今天，他怎麼得到這個東西他沒有講，這個我們就反過來推測，一個是皇帝直接賞賜給他，你不是喜歡嗎我就送給你了，他就會大書特書，皇帝怎麼怎麼把這個東西送給我了，我怎麼怎麼的高興，他不講他只講好不講怎麼來的，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馮保以不可告人的途徑得到《清明上河圖》的同時，在京城坊間開始迅速地流傳起這樣一種說法：據說宮裡一個小太監偷偷把《清明上河圖》盜出庫房，逃跑時怕被人撞見，慌亂中便將畫卷藏在某處宮殿的排水孔洞里，準備日後再夾帶出宮。不料天不從人願，當日就下起瓢潑大雨，而且一連下了三天。排水洞里的《清明上河圖》被水浸泡，取出來時已經糟爛不可收拾。　　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你說這個故事根馮保題款有沒有聯繫，我覺得有一點聯繫，因為事實上《清明上河圖》沒有被毀，也沒有水泡的痕迹，就是說這個故事也是虛構的。」　　通過種種線索，今天的書畫專家推測，當初《清明上河圖》被毀的傳說，很可能就是馮保，為掩蓋自己盜畫罪行而故意放出的風聲。　　自從離開紫禁城，《清明上河圖》便又銷聲匿跡，直到嘉慶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年，它才又重新回到這座皇城。　　因為乾隆的去世，權臣和珅被迅速扳倒。早在兩年前去世的湖廣總督畢沅，因為被查出有交結和珅的行為，身後被抄家。《清明上河圖》又一次出現在查抄物品中。　　這次，它被珍重地存放在延春閣，畢生熱衷於書畫的乾隆皇帝，終究沒能在有生之年一睹它的真容。　　盛名之下的清明上河圖到底有著怎樣的魅力，令人們幾百年來追逐不斷。　　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首先，他是一個很寫實的作品，但是他的寫實不是說完全的照本宣科，他是有組織的，作為這麼一個大的場面，從郊區一直畫到城市的中心，這一路他所包含的內容，囊括的事物相當的豐富，如何去把組織起來概括起來，而能夠有典型性代表性。這個處理構思就相當驚人，你比如說我們在橋上能看到那種熱烈的場面，那肯定是人山人海擠得一榻糊塗，底下的大船鑽過橋洞要放倒桅杆，那個緊張，有人要想插手幫忙又插不上，那種情景你想裡面的細節情節很多，但是我們看畫家來處理，這些組織的有條不亂，另外就是他的表現，你像城門口那個乞丐，連他周圍人的態度，我們都能體現，你看有一個人騎著毛驢回過頭來看，就是不想掏錢，這個心態都能表現的出來，這個很簡單的幾筆就勾下來了，所以清明上河圖引人入勝就勝在這個地方。」　　如此精妙的清明上河圖進入紫禁城後，於嘉慶十年被編入《石渠寶笈三編》。此後，清宮的入藏就沒有什麼精彩可言了。而乾隆朝耀眼的書畫收藏則以登記造冊的方式被記錄了下來。　　早在乾隆八年，弘曆就決定，要將內府收藏的書畫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理。首先將有關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編撰成目錄《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書畫藏品的《石渠寶笈》開始編撰。這是一次規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將為存在了兩千年的中國宮廷書法繪畫收藏畫上一個句號。完成後的《石渠寶笈》，包括續編、三編共成書225冊。這是明清兩代，600年宮廷收藏的總結。也是歷代帝王收藏的最後規模。全盛時期的清代宮廷收藏，大約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晉唐宋元書畫2000件，明代書畫2000件，這就是中國古典書畫作品當時的最大規模。　　在故宮數以萬計的藏畫中，除了帝王收藏的這些歷代名家作品之外，還有一些當朝宮廷畫師創作的繪畫作品。　　畫中這個坦胸露腿，光著腳戲水的人叫胤禛，他就是那位清代十二帝中最勤勉的雍正皇帝。或許正因為忙得沒有時間娛樂，這位雍正皇帝才特別喜歡，讓宮廷畫師創作這種，類似於我們今天「模仿秀」的行樂圖。在這些行樂圖裡，胤禛一會兒是山間行走的老翁，一會兒又與獼猴嬉戲，這一刻他還在端坐撫琴，下一刻又變成獨釣寒江的蓑笠翁。　　除了行樂圖之外，宮廷繪畫更重要的任務，是記錄皇帝的功德成就。清王朝的帝國政績就這樣以書畫的形式被記錄下來。直到1911年，民國政府建立，清王朝近300年的統治就此結束，以宮廷繪畫記錄歷史的方式，也早在此前，被來自西方的照相技術取代。　　照片里的這個少年叫溥儀，他是已經退位的滿清廢帝，不過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他還住在紫禁城裡。正是這個少年在之後的歲月里策划了一場大規模的盜竊活動，盜竊的目標，主要是當時存放在故宮裡的那些珍貴書畫。　　這方書畫鑒藏印屬於溥儀。印文的風格式樣，與乾隆皇帝當年所用的如出一轍。這是他退位之後，在師傅們的張羅下，模仿乾隆皇帝的風雅所刻的整套印章中的一枚，而後，這個少年就持著這些印在故宮舊藏書畫上大蓋特蓋起來。經他「御覽」過的書畫，有一千多件被他和胞弟溥傑偷偷盜運出宮，而這一切都是在「賞賜」的名義下進行的。故宮幾百年積累的書畫精華，幾乎被這對十幾歲的小哥倆螞蟻搬家似的盜取一空。直到1924年溥儀被驅趕出宮，盜寶活動才被迫終止。最後的盜寶行動就發生在皇室出宮當天，不過這次行竊的不是溥儀。　　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副主任金運昌：「這裡面有一個很有心計的老太太，他就是同治皇帝的瑜妃姓赫舍里氏，官稱是敬懿皇貴妃，這位老太太，不知道是什麼時間什麼機會，她把這個三希堂裡面《中秋帖》和《伯遠帖》，偷偷的轉移到她自己居住的壽康宮，而且在24年出宮的時候，卷在行李裡帶回娘家去了。」　　之後，二帖輾轉被當時北平最大的收藏家郭葆昌買到。十餘年後，新一代收藏家崛起。張伯駒是新一代中有名的愛國收藏家，他與夫人潘素為保護國寶不流失海外傾盡家財，許多國寶都是他們夫婦後來向國家捐獻的。1935年，就是他們向郭葆昌提出求購二帖。　　張伯駒女婿樓宇棟：「人家開口呢？一個帖就要三千萬連幣，合到黃金多少呢？一千兩比那個游春圖還黑，游春圖要八百兩，他要一千兩一個帖，那當然不可能了，你根本沒這個財力，你想一個帖一千兩黃金，兩個帖不就兩千兩黃金嗎？兩千兩黃金，當時我老岳父，不可能有這個財力的，那麼只好作罷。」　　解放前，二帖被郭葆昌的兒子帶到香港，1951年底，在周總理直接批示下，二帖被以45萬8千港幣購回。　　百年滄桑，三希中的二希歷經坎坷但終究回到故宮。在特定的展出日子裡，前來參觀的遊人可以親眼見到，這兩件曾經被乾隆皇帝珍愛的書帖。而當年溥儀出宮時仍留在宮中的快雪時晴帖，則在抗戰前文物南遷的時候，與其他珍貴文物一起被轉移到南京。1949年它又被運往台灣，現在存放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三希堂三帖是幸運的，像它們這樣能夠保存到今天的故宮書畫，包括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部分，只是歷史上曾經被保藏傳承過的，書畫文物中極小一部分。那些因天災人禍而損毀或流失的古書畫，有些我們已經永遠沒有機會見到，還有一些卻依然在歷史的長河中沉浮，若隱若現……　　這是中國博物館進入拍賣行購買文物的開始。這幅畫自從1945年被溥儀在長春遺失，便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次拍賣是它半個世紀以來首次現身，整個中國文物收藏界都為之震動。而故宮博物院的收購手筆則令人刮目相看。　　這片富藏書畫的古老宮殿，如今以21世紀的節奏運轉著。　　隋代畫家展子虔的這幅《游春圖》，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存年代最久遠的繪畫真跡。我們很難想像，從它問世到今天的1400年間，這幅輕薄脆弱的絹本畫經歷過多少次戰火、水患和人禍，但它奇蹟般地保全了下來。今天，它結束了千百年來離亂聚散的歷史命運，和所有倖存的古書畫一起，證明著一個古老民族文明的傳承。

字幕：　　故宮博物院現藏玉共計30311件。　　藏品中清代作品20000多件，明代作品5000多件，明以前作品4000多件。　　這些珍品覆蓋了自新石器時代起至清代末期約七千年的歷史。　　目前都得到了妥善系統的保管和研究。

· 第九集　宮廷西洋風

　　又是一年的春節，紫禁城迎來一年一度的元旦朝賀。　　這幅《萬國來朝圖》展現的就是乾隆年間紫禁城朝賀的場景。　　太和殿外，文武百官待命靜候。　　乾隆皇帝安閑地坐在後宮屋檐下，準備前往太和殿接見各國使臣。　　據專家考證，這是在乾隆皇帝授意下，宮廷畫家們歌功頌德的藝術創作。　　但可以肯定的是，畫面上俄羅斯使臣手捧西洋鐘錶這一場景是完全真實的。　　此時，反映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鐘錶在乾隆朝的紫禁城裡，已經成為最時髦的寵物。它既是計時器，又是裝飾品，既是高檔玩物，又是精美的藝術傑作。當時宮廷竭力搜羅、製作和收藏鐘錶，各種稀世鐘錶通過眾多途徑彙集到了皇宮。　　當今天的人們讚歎這些鐘錶的精巧華美的時候，大概不會想到，在400多年前，正是鐘錶，成為西方人進入紫禁城的第一塊敲門磚。　　利瑪竇是義大利傳教士，1601年，也就是明朝萬曆二十九年，他成為第一個進入紫禁城的西方人。　　這一年，利瑪竇來到明帝國的首都北京。他身穿儒服，頭戴儒冠，儼然一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打扮。這是利瑪竇接近中國士大夫階層，傳播天主教義的一個策略。　　十五、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和東西方航路的開闢，激起了歐洲天主教向東方傳教的熱情。十六世紀中葉開始，歐洲的傳教士陸續進入中國。那時的中國是一個被儒學思想滋養了兩千多年，具有高度成熟文明的國家，從官方到民間，人們的觀念、心態、行為方式，很少不被納入儒學框架，對於天主教，整個社會抱著排斥的心態。　　利瑪竇從他的先驅者身上吸取了必要的經驗，他頌揚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又用西方的鐘錶、地圖等先進科技產品吸引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注意。事實證明，這一策略對他的事業大有好處，許多人慕名前來，與他討論學術。其中就有一位中國科學史上著名的人物徐光啟。　　利瑪竇堅信，要想使中國人皈依天主教，就必須設法使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皇帝成為教徒，然後利用皇帝的權威去影響他的子民。　　要實現向皇帝傳教的理想，他必須要見到皇帝，而在當時，進獻貢品幾乎是洋人接近皇帝的惟一途徑。　　此行之前，他獻給萬曆皇帝的貢品共有四十多件，其中包括自鳴鐘、十字架像、聖母像、八音琴，還有兩個玻璃三稜鏡。天津稅監馬堂關於利馬竇進貢的奏章也早早地送達到萬曆皇帝面前。　　奏章似乎並沒有引起萬曆皇帝的注意，倒是利瑪竇的兩架自鳴鐘令皇帝立即沉迷其中。　　萬曆皇帝召利瑪竇立刻進宮調試鐘錶，好讓他儘快聽到報時的聲音。利瑪竇最終得以進入紫禁城，他與萬曆皇帝的接觸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續文獻通考》是清代大學士張廷玉等人撰寫的一部百科全書。根據這本書的記載，大自鳴鐘中午一點擊打一下，兩點擊打兩下，午夜十二點擊打十二下，到中午十二點又打十二下。　　而小鍾每十五分鐘擊打一下，到整點時擊打四下。　　在璀璨的鐘殼內部，力量被齒輪機關傳遞和推動，過程隱蔽在背後，結果是聲音與時間的神秘吻合。　　萬曆皇帝傳旨，把利瑪竇留在京城，並允許他可以隨時進宮調試鐘錶。利瑪竇用三天的時間教會了太監們自鳴鐘的機械原理，把鐘調試好。　　此時的萬曆皇帝已經很久不上朝了，所以利瑪竇面見皇帝傳教的事始終沒有著落，惟一的收穫是在一次大朝會上，和文武百官一起拜見了皇帝的寶座。萬曆皇帝念及利馬竇獻鐘有功，允許利瑪竇在北京的南城建立了一座教堂。　　歷經四百年，那兩架自鳴鐘早已蕩然無存了。位於北京行政學院的利瑪竇墓卻完好保存下來。1610年5月3日，利瑪竇在北京病逝，安葬在這裡。因為鐘錶的緣故，這位西方傳教士曾經進出皇宮10年整，卻始終無緣一睹皇帝的真容。　　1640年，在紫禁城的倉庫中，人們發現了一架塵封已久的鋼琴，那是四十年前利瑪竇送給萬曆皇帝的貢品。　　四十年後，萬曆皇帝的孫子崇禎皇帝再一次得到了這架鋼琴。此時他正面臨內憂外患，也許是為了排解宮中的孤寂，也許是好奇心驅使，崇禎皇帝想聽一聽來自西方的音樂。　　1623年進宮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受命修理鋼琴，他馬上做出銀質的琴弦，將琴修整一新。　　為了讓崇禎皇帝在欣賞音樂的同時了解天主教的教義，湯若望翻譯了聖經中的十篇讚美詩，並親自譜曲進獻給皇帝。同年十一月，湯若望甚至大膽上書，勸化崇禎皇帝皈依天主教。　　這就是勸皇帝皈依天主教的德國人湯若望。　　1629年，那位與利瑪竇經常一起探討學術問題的青年人徐光啟已成長為明代的大科學家，他信奉天主教並升任禮部侍郎。　　同年6月21日發生了日食，欽天監官員用傳統方法推算失誤，而徐光啟用西方天文學方法推算的時間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於是崇禎皇帝下令設立「歷局」，由徐光啟領導，啟用西方傳教士修撰新曆。開啟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參與修歷的先河。　　從此，西方天文曆法的書籍開始得到系統的翻譯，到明末完成了長達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禎曆書》。只是還沒有等到這部曆書正式頒布下去，明朝政權便在李自成起義的吶喊聲中滅亡了。　　在中國歷史上，一向認為天象與王朝的興亡密切相關。這一點在王朝更替時期體現得更為明顯。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建立。湯若望巧妙的抓住時機，把《崇禎曆書》改名為《依西洋新法曆書》，奉獻給新王朝的攝政王多爾袞。多爾袞接受了這部曆法，把它改稱為《時憲歷》頒行天下，這部曆法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這份揭帖是當年湯若望向順治皇帝上奏天象的奏摺。湯若望不僅巧妙的說服了新的當權者採用西洋曆法，還提出製造新的天文儀器來測算天象。　　故宮館藏的「新法地平式日晷儀」是湯若望在順治元年製造的，使用時，憑指南針定南北，通過晷針投在晷面上的日影位置，就可以得到時刻及當日所處的節氣。　　這是清代初期清宮造辦處製作的綠漆木質描金花望遠鏡。當年湯若望為了留在北京，曾經以望遠鏡為禮物進獻給攝政王多爾袞。　　這件天體儀則是清宮所藏的最早的天文儀器之一。　　傳教士湯若望因此順利實現了與新政權的合作。　　多爾袞死後，順治皇帝親政。他雖然信仰佛教，卻與湯若望保持著良好的關係。1662年，24歲的順治因得天花去世，臨死之前他立康熙為皇位繼承人，湯若望的建議曾經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段時間政治權力的爭奪非常激烈，由於康熙皇帝年幼，實際掌權的是以鰲拜為首的輔政大臣。圍繞權力展開的鬥爭無處不在，當時擔任欽天監監正的湯若望也被卷了進來。　　在鰲拜的支持下，欽天監里不滿西洋曆法的官員誣告湯若望圖謀不軌。湯若望被關進了監獄。不過，在康熙皇帝的干預下，湯若望僥倖逃脫了死刑，但由於年老體弱，不久就含冤去世。康熙親政後，湯若望被平反，安葬在利瑪竇墓旁。　　時間追溯到1669年，午門。正午的陽光刺眼而肅殺，這裡正準備上演一場生死對決。　　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是這次對決的關鍵人物。他曾經是湯若望的助手。對決的另一方是鰲拜支持的欽天監。事情的起因是欽天監按傳統方法推算曆法出現錯誤，15歲的康熙意識到，這是打擊鰲拜的一次好機會。康熙下令欽天監官員和南懷仁一起到午門廣場，用不同的方法測算正午時間日影的長度，結果南懷仁的計算準確無誤，傳統曆法再次測算失誤。　　南懷仁幫助康熙在和鰲拜的較量中取得了重要的勝利，此後他開始全面負責欽天監事務。　　這是北京觀象台下的歷局遺址，當年湯若望、南懷仁等人就是在這裡主持天文曆法工作的。　　南懷仁上任不久，就製造了六架天文觀測儀器。這些精密的儀器至今依然矗立在古觀象台上，成為今天北京一道獨特的風景。　　您現在聽到的，是當年一位叫德理格的義大利傳教士專門為康熙皇帝譜寫的奏鳴曲。我們找到了這些奏鳴曲的遺稿，並試圖用它還原當年康熙皇帝學習和欣賞西洋音樂的情景。　　根據史書記載，1670年，康熙命令京城會使用樂器的傳教士演奏西洋音樂。這支臨時拼湊起來的樂隊，由於沒有經過訓練，配合起來很不協調，被康熙攆了回去。　　可是這已經勾起了康熙對西洋音樂的興趣。　　沒過幾天，同樣是這支樂隊又受康熙之命在宮中演出。　　這次合奏長達四個小時之久，有時康熙聽得高興，便會親自加入演奏。　　一位在宮中任職的義大利神父馬國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康熙皇帝很想成為一個數學家和音樂家,雖然他在這兩方面沒有很深的造詣，但的確非常喜歡。　　這就是為康熙皇帝譜寫奏鳴曲的德理格。他指導編撰了樂理專著《律呂正義》。他的奏鳴曲是傳入中國最早的歐洲音樂。　　康熙皇帝很欣賞德理格的音樂才能，曾多次試聽他的演奏，派了不少學生向他學習，其中包括兩位皇子。　　對學習的渴望貫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他對西方科學抱有極大的熱忱。康熙對數理化的興趣，來自於幼年經歷的那場「曆法之爭」，多年之後他對臣下談到：「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自憤而學焉。」　　他受當時歐洲國家建立科學社團風潮的影響，在皇宮裡也設立了類似的機構，叫做「蒙養齋算學館」，目的是培養高級數理人才。　　1688年，即康熙二十七年，11月28日，白晉、張誠等6位法國科學家在乾清宮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見，他們獻上了從法國帶來的30件科學儀器和書籍作為見面禮。這些非同尋常的禮品，令康熙非常高興，當即決定讓他們入宮，擔任自己的科學顧問。從此開始了外國科學家在清朝宮廷從事科學活動長達數十年的局面。　　這件地平經緯赤道公晷儀是十八世紀從英國進入紫禁城的，它不僅可以測量時間，還可以測量太陽距離地平面的高度，因此在航海中應用比較多。　　測分時赤道公晷儀則不僅可以測時，還可以精確到每一分。它和後面我們要展示的銅鍍金測時圭表合璧儀同樣來自英國。　　南懷仁從康熙八年起主持欽天監事務，同時他也成為康熙皇帝的數學、天文、力學方面的啟蒙老師。　　白晉等人入宮以後，與康熙相處很融洽，工作也很順利。他在《中國皇帝康熙傳》中有過這樣的描述：康熙帶著極大的興趣學習西方科學，每天都要花幾個小時同我們在一起，白天和晚上還要用更多的時間自學。　　這台手搖計算機是康熙年間御制的，比世界同類型機器的出現只晚了幾十年。　　這本對數表是康熙皇帝當年學習數學時用的。　　康熙本人對科技的興趣，極大的促進了當時科技的發展。他組織人員開展了一系列的科技工作。　　這件銀鍍金簡平地平合璧儀是康熙在學習天文算學中近距離實測的專用之物，出自清宮造辦處之手。這件半圓地平日晷也是康熙年間清宮造辦處製造的。　　這是清朝時期宮廷中所用的一套銀質製藥工具。康熙皇帝對醫學也很有研究。40歲那年，康熙得了瘧疾，當時的中醫大夫束手無策；服用了傳教士敬獻的金雞納霜，也就是奎寧以後，他的病好了。從此他對西洋醫學發生興趣，在宮中設立實驗室，試製藥品，並親臨觀察。為了了解人體解剖學的知識，他甚至命令將一隻冬眠的熊進行解剖，康熙本人親自參加了實驗。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康熙年間用於地理測量的科學儀器，據白晉在《中國皇帝康熙傳》中的記載，康熙有時自己定位調整各種儀器，精確地計算。然後他再讓別人測量距離。當看到自己計算的結果和別人測量的數據相符合時，便十分高興。　　這是《皇輿全覽圖》的廣東行省部分。它是由康熙親自主持、經實地勘測，並利用大地三角測量等先進科學技術測繪完成的，是中國第一個標有精確經緯度的全國地圖。　　這就是當年測繪地圖時所用的儀器。　　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歐洲各國的全國性測量或尚未起步，或剛剛開始，而中國率先成此大業，在世界上也是規模空前的。　　從康熙四十六年開始，到康熙五十七年彙編成集，在中西方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康熙用十餘年的時間，完成了廣闊疆土的繪製，同時也使國家安定統一，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盛世。　　2005年的午門。太陽王路易十四——凡爾賽珍品特展開幕。這是對2004年1月在法國凡爾賽宮舉辦的「康熙大帝展」的回應。當時他們彼此都渴望了解對方，了解世界。如今他們以這種方式相會了。　　路易十四在寫給康熙的信中稱康熙為最高貴、最卓越、最強大、最高尚的帝王，而把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深切的、熱愛的、誠摯朋友」等字樣。這是當年法國人想像中的康熙皇帝。　　那段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是頻繁而熱烈的，康熙還在自己的造辦處里建立起繪畫、雕刻以及製作時鐘、琺琅彩的作坊。　　這幅《桐蔭仕女圖》屏風是現存最早的中國油畫作品之一，它是當時的宮廷畫家向西方傳教士學習油畫技法後的創作。　　同一時期在歐洲出現了一股「中國文化熱」，法國的伏爾泰、德國的萊布尼茲等西方啟蒙思想家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找到了同中世紀神學思想作鬥爭的精神武器，萊布尼茲還從易經中找到了現代計算機的發明原理。　　整個十八世紀，西方各主要藝術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中國藝術強烈的、生動形象的影響。　　當時歐洲的貴族階層還流行在莊園里引進中國式的裝修風格，他們的牆壁上描繪著中國人的生活場景。

中西方文化交流在乾隆朝達到了又一個高潮。　　這是乾隆年間繪製的《圓明園畫冊》。十八世紀初，在營造圓明園的時候，乾隆皇帝特地命法國傳教士蔣友仁在這裡開闢了這組西洋建築。它們成為中西方在園林文化交流方面的載體。　　倦勤齋地處紫禁城寧壽宮花園北端幽靜的一角，是乾隆皇帝為自己歸政後做太上皇專門修建的。齋內有著精美的室內裝飾和傢具。它運用通景畫和天頂畫將西洋的透視技巧和中國的繪畫裝潢技術巧妙融和在一起，成為乾隆時期這座宮殿吸收西洋文化的歷史見證。　　別具異國風味的西洋建築不僅為乾隆皇帝所欣賞，也成為王公大臣們競相效仿的時尚。　　在清人畫的幾幅祝壽圖中，我們不難發現臨街搭建的西洋建築。　　傳教士們來到中國，他們帶著西方的科學、藝術覲見中國的皇帝。後來，傳教的初衷漸漸被中國人忽略，反而是他們帶來的那些文化對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714年，一艘抵達廣州的貿易船上搭載了七名傳教士，當地政府奏報康熙皇帝，皇帝命有科技才能的傳教士留下進京，其他人返回。這留下的人中，就有一位畫家郎世寧。這就是當年廣東巡撫報告郎世寧等人到達的奏摺，只不過當時把名字記錯了。奏摺上有康熙皇帝的親筆批示。　　不久郎世寧奉旨前往北京，覲見康熙皇帝。康熙得見他的繪畫才能，十分欣賞，便命他學習中國畫，並不時入宮作畫。這一畫，就是五十年，期間經歷了康、雍、乾三朝。　　這是郎世寧為雍正皇帝畫的西裝像。　　雍正以後，郎世寧得到了進一步的重用，他不斷調整西方油畫技巧，主動迎合中國皇帝的審美要求和中國傳統的美學觀念，利用中國的紙、絹、墨、筆、顏色，試嘗中西合璧的新體繪畫的創作。　　乾隆曾在郎氏早期畫的他和雍正帝的肖像畫中題到：「寫真世寧擅，繪我少年時。入室幡然者，不知此是誰。」　　當然，那些宮廷洋畫家的創作並不是無限自由的。郎世寧的畫幾乎都是由乾隆欽定主題，在定稿之前要先把草稿送乾隆審查，批准後再正式繪製。而這些繪畫的主題大都是反映乾隆皇帝在文治武功方面的功績。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兩次平定準噶爾部叛亂的戰役，對於維護國家穩定起到重要作用。　　為了紀念平叛的勝利，乾隆讓宮廷中的西洋畫家創作了大型歷史紀實組畫《平定西域戰圖冊》。並決定將它送往歐洲製作成銅版畫。　　從乾隆二十七年起，十六幅畫稿分批運抵法國，由法國七位雕版名手分別製作。雕版印製工作共進行了七年之久。到乾隆三十八年，兩百張印成的畫，連同原圖稿及銅版原版，才全部運回中國，歷時十一年。當看到畫作成品時，乾隆皇帝相當滿意。　　這幅《皇清職貢圖卷》也是按照乾隆的旨意繪製的。在畫中，可以看到當時與清朝交往密切的27個國家的人物形象。　　2004年9月，故宮鐘錶館改陳，將館址從保和東廡回遷至修葺一新的奉先殿。奉先殿原為宮內皇帝的家廟，是清朝歷代帝王供奉祭祀祖先的地方。　　這裡陳列著近二百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清代宮廷鐘錶，製作年代從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這些鐘錶不僅反映了這兩百年間世界鐘錶發展的歷史，也體現了當時鐘表製造業的最高水平。　　我國在明朝末年就已經開始製作機械鐘。到了清朝康熙年間，鐘錶製造業逐漸興盛。不僅宮裡增加了製作和修理鐘錶的自鳴鐘處，廣州、福州以及長江中下游的南京、蘇州、揚州等地也逐漸興起了機械鐘錶製造業。　　您現在看到的這些鐘錶都是乾隆年間的清宮造辦處製造的。紫禁城內整日有一批人從事當時科技含量極高的鐘錶生產，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觀。　　廣州是清朝唯一的對外開放口岸，同時也是當時民間機械鐘錶的製造中心。廣州鐘錶多做成葫蘆等具有吉祥意義的器物形狀，或者以文字形式表達祝願，裝飾上多用色彩鮮艷的琺琅，具有濃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清朝中期，宮內天文數學等科技儀器減少，精美絕倫的機械鐘錶、玩具大量出現。其直接原因是乾隆皇帝個人愛好的推動。　　康熙時期，宮廷僅生產單一實用性鐘錶，而乾隆時期，鐘錶的觀賞性能被大為強化，鐘錶開始集走時、報時、音樂、活動景觀等多功能於一體，甚至外國進獻的鐘錶也要迎合乾隆的口味。這些鐘錶配有悅耳的音樂，採用齒輪聯動的機械構造，裝飾著人、禽、獸等形象，能夠定時表演，出現了轉花、鳥鳴、水流等眾多景觀。　　這是故宮最大的玩具鐘錶——銅鍍金寫字人鍾，高231厘米。之所以取名寫字人鍾，是因為鐘的底座上安放著一個西洋模樣的機器人。上弦後，機器人開始提筆書寫「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橫、豎、撇、捺都有筆鋒，機器人的腦袋也隨著左右擺動。據記載，西洋人寫毛筆字是根據乾隆皇帝的創意改造而成的。這座寫字人鍾是乾隆皇帝的心愛之物，在他退居太上皇之後，曾命人把寫字人鍾搬到自己養老的寧壽宮中，準備隨時欣賞把玩。　　象拉戰車鍾反映的是英國軍隊開赴戰場的情景。大象的鼻子、尾巴、眼睛都可以動。花樣如此繁多，幾乎讓人忘了這是用於計時的鐘錶。更為奇特的是，戰車的輪子居然可以滾滾前行！　　十八世紀的歐洲是科學技術大發展的時期，機械製造業十分活躍，特別是英國，其鐘錶製造水平已居歐洲首位。乾隆憑藉大清朝一百多年積累起來的財富，經廣州海關購進大量英國鐘錶，一時間，英國鐘錶不僅充斥於宮內各個殿堂。也成了皇親國戚、王公大臣的新寵。對此，身為宗室的昭槤十分感慨：「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鐘錶，製造奇邪，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顯然，由於貿易手段，中西交流的渠道較清初大為拓寬了，歐洲科技進入中國似乎具備了更好的條件，但結果卻適得其反。　　從康熙開始，皇帝的個人愛好，促進了西洋物品向中國宮廷的流通。但是，這些西方科學和藝術成果的結晶更多的是被當成享用的玩物。　　西洋鐘錶雖然陸續出現在宮殿的各個角落，但是他們的錶針並沒有使這個王朝與西方前進的節奏對接。　　如今這些精美依舊卻已容顏老去的鐘錶，靜靜陳列在昔日的奉先殿里，和這裡曾經供奉的那些清代祖先一樣，引發著人們無限的嘆息與感慨。　　字幕：內·普里提小提琴協奏曲，義大利傳教士德理格專門為康熙皇帝譜寫的奏鳴曲。300年後的今天，這首進入中國最早的歐洲音樂作品又一次在紫禁城奏響。　　清朝晚期，電燈、電話這些代表現代文明的科技成果陸續出現在紫禁城裡，甚至西方的餐飲及娛樂方式也被引入宮中，豐富著皇帝的生活。然而，就像之前他們對待鐘錶的態度一樣，這座宮殿里的主人已經習慣了把文明的成果當成享樂的工具，而此時，西洋列強已經憑藉這些器物背後所蘊涵的驚人力量造出堅船利炮打破了中國的大門。　　紫禁城，曾一度成為西洋貢品的展示廳和先進科技的牢籠。它壟斷了能工巧匠的創造力，他們創造的器物，無論多麼巧奪天工，都被捆上華麗的鐐銬，無法逾越這一道道深紅的宮牆。　　今天，當進入中國最早的西洋樂曲在紫禁城再次奏響的時候，交流與發展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流行的旋律。　　追尋找發生在這裡的歷史，以及歷史中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幾百年成敗興衰的命運之謎，似乎已經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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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集　從皇宮到博物院

公元1925年10月10日，這一天，有三千多位重要的人物聚集到了紫禁城的乾清門廣場；這一天，有超過兩萬多的普通老百姓來到了這裡；這一天，神武門的門洞上懸掛上了一塊匾額：故宮博物院；這一天，在這裡舉行了故宮博物院的開幕大典。從紫禁城到故宮，這個名稱的改變，意味著從今天開始，這裡再也不是皇宮，而成為了一座博物院。數百年來的禁地正式對外開放，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從此可以親身走進昔日神秘的皇家宮殿。　　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原來啊，戒備森嚴，那個老百姓連個城牆邊都不能挨，現在能夠打開進去。」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徐啟憲：「只要有條件，我得砸鍋賣鐵我得買一張票去看去。」　　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羅隨祖：「當時有人說我這一生能夠有機會踏進故宮我就滿足了。」　　北京居民劉曾富（93歲）：「我就瞧見那個鐘，各種的鐘，還有瞧見什麼呢，他們瞧的瓷器我就不懂了。」　　清室善後委員會顧問之一吳瀛長女吳珊（91歲）：「成立以後，我就記得那時候去參觀是禮拜幾是哪一路哪一路。」　　多數人參觀故宮是因為皇室宮廷生活的神秘，來看看熱鬧。也有一些人為了能親眼看到皇家的書畫藏品，專門來看門道的。　　著名書法家啟功（93歲）：「第一，是有老師教導說這個東西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壞的，那麼這樣呢，這三天裡頭那收穫，收穫大了，但是旁邊的人看呢，隨便看著玩兒那另說，我們有意來學畫兒那是天上飛下來的寶貝。」　　這是一段歷史的結束，也是一段歷史的開始。在這個必然的過程中，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總有一些人註定要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跡。　　這段關於故宮最早的影像是一個叫柯林頓·西蒙斯的美國人在公元1903年拍下的，五年之後愛新覺羅·溥儀在這裡登上了龍椅，又過了三年，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1月6日，溥儀在養心殿的東暖閣看見隆裕太后坐在炕上擦眼睛，面前跪著一個老臣滿臉淚痕。溥儀不知道那個老臣就是袁世凱，就是不遠的將來也當了幾天皇帝的人，他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請求。一個多月後，隆裕太后在養心殿頒布了退位詔書。年僅6歲的溥儀糊裡糊塗地做了三年皇帝之後，又糊裡糊塗地退了位。　　這些紫禁城的老照片拍攝於溥儀退位前後的那段時期。作為和平退位的交換，他們和當時的民國政府簽訂了《清室優待條件》，這個條件主要是允許退位皇室居住紫禁城後宮，保留皇帝的尊號不變；每年政府給他們四百萬元生活費。就這樣，末代皇帝溥儀從一個王朝的統治者成為這個小朝廷的主人。這就是清室退位後隆裕太后向各部下發的詔書原件。　 以末代皇帝溥儀為首的遜清皇室，被准許居住在紫禁城內廷。當時的紫禁城以這乾清門為界線，被分成了兩個部分，乾清門以南歸民國政府所有，乾清門以北，也就是原來的後宮部分由退位皇室居住。一座宮殿內，並存著兩個朝代，這是幾百年來，紫禁城空前絕後的特殊時期。它使得民國時代的北京城裡出現了「國中之國」的怪現象。　　末代皇后婉容的親弟弟郭布羅·潤麒：「那會兒溥儀還小呢，十七八歲，他歲數還小，還是願意跟小孩兒一塊玩兒。」　　郭布羅潤麒，末代皇后婉容的親弟弟。這位老人至今清楚地記得他進宮後和比他大七歲的溥儀玩耍的情景。　　末代皇后婉容的親弟弟郭布羅·潤麒：「在家裡我就學會了騎自行車。後來我就帶到溥儀那，溥儀就買了很多自行車，大家都學，連婉容也學，有相片，婉容也會騎了。」　　這就是溥儀當年為了騎自行車鋸掉的門檻。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徐啟憲：「溥儀的話呢，他生活在這種只能在宮裡這樣一個小天地生活來說，對他來說是個很苦惱的事情，他不能出去啊。」　　晚清史研究學者《末代皇帝的後半生》作者賈英華：「在這個溥儀後半生的時候他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我這一生啊就是高牆，在宮內，一生下來是王府，三歲就進宮當皇帝，一眼看到的就是高牆，什麼，紫禁城的高牆。」　　不能離開紫禁城一步的溥儀嚮往著自由。高高的宮牆已經隔不斷與外界的聯繫。我們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找到了當年溥儀在宮中訂閱的報紙，這些報紙刊物不知給溥儀帶來多少潛移默化的改變。也許是英國教師庄士敦的緣故，溥儀受到了各種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溥儀在他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寫道：自從我的英文教師庄士敦入宮以來，我在大家的眼裡成了最不好應付的皇帝。我剪下了辮子，因為庄士敦說中國人的辮子像豬尾巴，急得太妃大臣們捶胸頓足；當師傅們一起勸阻說，若安上電話，什麼人都可以跟皇上說話了，這可是祖制向來沒有的事情的時候，我還是吵鬧著在養心殿的東暖閣，安上了電話。　　晚清史研究學者《末代皇帝的後半生》作者賈英華：「有了電話，他覺著籠中的小鳥有了跟外界溝通的機會了，那就四處打電話。」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楊天石：「撥到什麼，一撥呢就撥到胡適那去了。」　　晚清史研究學者《末代皇帝的後半生》作者賈英華：「他給胡適打電話的時候呢給胡適嚇了一跳，他也不說自己是誰，說，你是胡適嗎？胡適說是啊，說這個這個你是誰，我是誰說那你猜猜，他說那猜不著，然後呢溥儀哈哈就一笑，我告訴你，我是宣統。」　　1916年，袁世凱自立為帝，坐上了太和殿的寶座，並下令把外朝三大殿匾額上的滿文摳了下來。清皇室惶恐不安，準備讓出皇宮遷居頤和園，身為清朝舊臣的袁世凱為了安撫他們，保證「清室優待條件」永不變更。於是，在短暫的八十三天里，兩個皇帝共有一個皇宮，相安無事。僅僅一年之後的1917年，張勳復辟，溥儀在乾清宮被擁立當了十二天的皇帝，又匆匆下台。在政權交替中，人們忙不迭地更換著各種旗子，很多百姓的家裡乾脆同時備好了共和旗、龍旗以應付隨時的變動。與此同時，民主和科學的進步思想已經廣泛地傳播開來。一場更為深刻和巨大的變革正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發生著。外界的風吹草動在紫禁城內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溥儀知道，《清室優待條件》以及袁世凱的承諾已經不能依靠，清廷享有的優惠待遇早晚有結束的一天。而這一天越來越近了。　　為了給自己出宮後的生活留後路，溥儀開始以賞賜的名義讓弟弟溥傑把宮裡的藏品慢慢帶出宮去。溥儀如此，宮裡人也早已人心惶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前程和日後的生計打算。這時，英文教師庄士敦告訴溥儀，在北京地安門內的煙袋斜街新開了許多古玩鋪，一打聽，這些古玩鋪的老闆都是宮裡的太監，溥儀感到了事情的嚴重。　　故宮博物院原館員傅連仲：「所以這麼一來呢，溥儀有點那什麼，這個東西不對啊，宮裡的太監上那當那個古玩鋪的那什麼去，那麼這些東西由哪兒來，還不都是宮裡的。」　　紫禁城當時藏寶最多的地方是建福宮。溥儀說他在16歲那年，有一天出於好奇，叫太監打開了一座庫房。他看見滿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隨便打開一個，全是手卷書畫和非常精巧的玉器。這都是乾隆皇帝最喜愛的珍玩。　　溥儀對當時紫禁城做了這樣的描述：紫禁城表面上平靜，裡面的秩序卻是糟糕一團，我究竟有多少財寶呢？這些東西沒有數目，這就給偷盜者大開了方便之門。　　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楊新：「所以溥儀他自己也感覺到這個問題了，所以他當時就下令，就是要清查宮裡的藏品。」　　故宮博物院原館員傅連仲：「還沒等他檢查呢，他放出這個風來，出來這個事兒以後還沒等他點查呢就著火了。」　　據說火警是東交民巷的義大利公使館消防隊發現的，救火車開到紫禁城叫門的時候，守門的還不知怎麼回事。結果建福宮一帶燒成了焦土。究竟在這一把火里毀掉了多少東西，至今還是個謎。　　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李季：「當然建福宮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索，但是肯定是這件事情對於當時溥儀朝廷是非常不利的，應該是激起了全國的公憤。」

我們今天依然能從溥儀生活原貌展覽當中看到他們當年在宮裡的生活情形。從1912年到1924年，遜清皇室在紫禁城裡一住就是十三年，至於《清室優待條件》中提到的日後遷居的事，自民國成立以來的歷任總統都沒能實現。歷史最終把這樣的機遇給了馮玉祥將軍。　　1924年冬天，紫禁城內廷忽然走來三十多個士兵、警察，為首的三人是新任京畿衛戍總司令鹿鍾麟、京師警察廳總監張壁和國民代表李石增。他們見到了內務府總管大臣紹英等人，就拿出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並責令遜帝立即出宮。這時的溥儀正在儲秀宮和婉容吃蘋果。突如其來的變故讓他們驚惶失措。他們懇求著，希望能寬限一個月、十天哪怕三日再搬也行。幾次交涉過後，鹿鍾麟以如再拖延景山上就開炮相威脅，溥儀等人只好匆匆離開了儲秀宮。從此，皇室也永遠告別了紫禁城。　　這兩張照片是當年溥儀和太監宮女們出宮時拍下的。　　第二天，鹿鍾麟、李煜瀛等一行人，來到了存放御璽的交泰殿，他們首先要查收象徵皇權的印璽。　　在文物工作者的幫助下，我們用真實的御璽再現了當時點查的情景。那些曾經至高無上的御璽高高地分列在寶座兩旁，人們按單子一一驗證，一共點交了23顆御璽。這些御璽今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故宮博物院。　　帝制到此，總算徹底落下帷幕。北京城裡到處響起了鞭炮聲。當年僅有八歲，已身為演員的宋保羅還記得為馮玉祥將軍的慶功堂會做表演的情景。　　京劇演員宋保羅（89歲）：「就是慶功會，那個，大概有幾萬部隊呢，都在看戲，黑壓壓的一片，那時候，馮玉祥嘛穿一個灰色布的棉褲棉襖，還有他的愛人李德全給了我兩塊大洋，馮玉祥嘛抓了一把花生給我，大家都很開心的。」　　皇帝走了，皇宮依舊，可是皇宮裡究竟什麼樣，沒有人知道。　　1924年11月20日，清室善後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長是李煜瀛，李煜瀛是晚清重臣李鴻藻之子，在驅逐溥儀出宮時被推舉為國民代表。同時聘請了蔡元培、陳垣、沈兼士、鹿鍾麟、張壁、俞同奎等社會文化名流擔任委員。委員會的職責是辦理清宮公產私產的認定及一切善後事宜。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都有收藏文物的傳統。一個王朝滅亡後，新的王朝則取其收藏為本朝所有。所以清室善後會認為清宮中歷代宮廷傳世之寶，都應復歸於民，屬於為民國政府所有。　　吳瀛，在溥儀出宮那年三十三歲。時為北洋政府內務部警政司第三科科長，同時兼著北京市政府坐辦，主要責任是對遜帝溥儀和清宮事務的監管。溥儀出宮後，受清室善後會委員易培基的聘請做了故宮的顧問。吳瀛的大女兒說，無論是他的父親還是易培基對故宮的熱情都是出於對中國傳統典章文物的喜愛。　　清室善後委員會顧問之一吳瀛長女吳珊（91歲）：「都喜歡玩兒古董，所以他來北京就去逛琉璃廠，他們就一塊去買這些看這些，每個禮拜我知道又上琉璃廠去了。」　　就在清室善委會準備點查的時候，時局又發生了變動。奉系張作霖率部入京，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馮玉祥辭職。第二天遜清皇室人員立即出來聲明「所有清室修正優待條件，不能認為有效」。溥儀本人更是登報聲明出宮時的簽字是因為受到強迫。善委會原定在11月22日進行的點查預備會被迫停止。　　溥儀的弟弟溥任（87歲）：「我父親勸他別鬧，說沒有好結果他不愛聽。溥儀老做夢，其實那都是瞎想。」　　紫禁城出版社副社長章宏偉：「他們呢就為了，就是說第一他們想再爭取回到宮裡來，這個是他們的第一個希望，那麼第二個希望呢，即使回不到宮裡來，也希望能把東西拿走，哪怕拿走一些。」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員章伯鋒：「這個事情嘛，在段祺瑞那得到支持，段祺瑞當時命令內政部和警察廳。」　　紫禁城出版社副社長章宏偉：「不準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清宮的物品。」　　這時，一位叫庄蘊寬的人挺身而出，當年袁世凱稱帝時，全國六十位議員有五十九位支持，唯有他一人冒死反對，從而獲得極高的社會聲望。後來，被民國政府委任為民國審計院長，同時參與了善後會的工作。庄蘊寬在段祺瑞面前力保了清室善後委員會和易培基等人。　　清室善後委員會顧問之一吳瀛之孫吳歡：「段祺瑞這麼個情況下呢，批准了這個呈文，批准了呈文了就在法律上等於確立了清室善後委員會的存在，這樣李石曾這些人就合理合法的帶著一批北大系的學者，進入了故宮。」　　就在1924年11月24日這一天，善後會在李煜瀛的帶領下開始了正式的點查。他們首先從乾清宮開始。為了更直觀地展現當時點查的情景，2005年4月，我們在原地進行了再現。按當時的規定，每一個宮殿的物品按千字文次序，編一個字，然後依次編號。乾清宮是第一個開始點查的，編成了「天」字。他們首先看到的是一個木踏凳子，就把它記錄下來，列為天字第一號文物，這件事被傳為了笑談。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第一次走進宮殿，感到既新鮮又好奇。　　這天的點查工作被人用這幾張照片紀錄了下來，人群中有一位來自北大歷史系的學生，年僅十九歲的單士元。三十二年後他成為了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單士元之女單嘉筠：「正好呢有個攝影委員也在那兒，就說那個單士元給你拍個照吧，說穿那個馬褂拍個照吧，他自己還曾經寫過，呆若木雞，好像個老學究似的，不可看也。」　　當時對來故宮參加點查的工作人員，有著非常嚴格的要求。　　單士元之女單嘉筠：「它首先要有兩個坎兒，就兩個標準，一個標準呢就是說鋪保。」　　故宮博物院原館員傅連仲：「你要進故宮那門兒，三家鋪保。」　　單士元之女單嘉筠：「一旦發生了盜竊發生了不軌行為，你要承擔責任，你要替他去還錢，一個呢就人保。」　　故宮博物院原館員傅連仲：「保證你那什麼呢沒事兒，最大的一個就是你不能偷盜，一草一木都不能往外拿。」　　當時在宮裡把點查叫「出組」，工作完畢叫「退組」。出組時大家要一起在一個地方工作，不得單獨行動。點查初期正是隆冬季節，宮內又不能生火，為預防發生偷盜的事情，他們用帶子紮緊袖口，使兩手在寒風中根本無處可藏。有時點查兩足站地，一站就是三四個小時。墨盒裡的墨，毛筆的筆尖經常被凍成冰塊。清點工作就是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緊張有序地進行著。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文儒：「他們那些人的那種文化使命感和保護文化遺產的這種責任感，現在真的回想起來，他們可能比我們更強烈。」　　善後委員會在毫無經驗可循的前提下制定出一系列嚴格的制度. 每一次點查的名單上都印著組長和成員的姓名。這些具體的工作包括查報物品、登記、貼票、事務記載。每次出組完畢後，要貼封條上鎖。這封條上的四個部門是國務院、警衛司令部、清室內務府、善後委員會，當時還要求工作人員退組時留下自己的影像，以備日後的查檔。　　經初步清點，清代宮廷遺留下的文物有117萬多件。故宮連同宮中的珍寶究竟該往何處去？這個問題成為社會上下關注的焦點。善後會依照國際慣例上對皇室宮殿處理的辦法，應該對公眾開放，當時一些有識之士也認為故宮應建立博物院。而最早提出這個動議的就是北大校長蔡元培。　　1925年的7月31日，善後會在清點養心殿卧室的時候有一個重大發現，那是溥儀和清宮遺老舊臣金梁、康有為密謀復辟的文件，這些文件的查獲，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驅逐溥儀出宮是正確的。自溥儀出宮住進了醇親王府，二十幾天後就躲進了日本公使館，第二年到了天津日租界，繼續進行他的復辟活動。回到紫禁城幾乎成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夢想。鑒於當時的緊迫形勢，善後會認為，應該迅速成立故宮博物院。　　文化部副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1925年的9月份呢，9月底他們就開過一次會就說是形勢相當緊急，必須成立博物院，博物院一成立呢這就是徹底杜絕了溥儀這一夥復辟的念頭了。」　　1925年的初秋時節，在故宮博物院成立的日子正式確定下來的前幾天，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煜瀛先生用大抓筆書寫了「故宮博物院」五個氣勢磅礴的大字。就像本片開篇向大家展示的那樣，1925年10月10日，距今整整80年的這一天，故宮博物院成立了。　　文化部副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博物院是不追求盈利的，它是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開放的永久的一個機構，它對於人類和人類環境的見證物進行研究、收集、整理特別是為教育、研究、遊覽的目的提供展覽。」　　當時的一位學者評價說：故宮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又一次勝利，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盛事，是中國博物館事業走上正規的開端。神武門前車水馬龍，擁擠空前，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熱鬧景象。　　在袁世凱死後的十二年間，前前後後有五位總統、一個執政、一個大元帥，輪番上台。不管是誰在台上，他們都把目光對準了故宮。1926年，當時執政的段祺瑞以煽動共產學說為理由，下令通緝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石增、易培基等五人。他們被通緝的真正原因是在故宮問題上跟段祺瑞政府長期對立。故宮博物院失去了領袖。自此，善後委員會被迫解散。很快，七個月後，北洋政府的國務會議改組故宮博物院，成立「保管委員會」，在重新選舉中，滿清遺老趙爾巽、孫寶琦為正副委員，在他們的鼓動下，迎溥儀回宮聲浪一天比一天高。當時留任的庄蘊寬、陳垣等人表示強烈反對。由於他們的堅持，趙爾巽、孫寶琦沒能順利上任，怒而辭職。故宮博物院又一次脫離了險境。　　然而，緊接著為保護故宮而據理力爭的陳垣先生卻被捕了。陳垣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學家，時任輔仁大學校長。今天，他的學生啟功先生這樣評價他。　　著名書法家啟功：「他們就覺得我們是中國人，這些東西都是中國的寶貝。」　　1926年，堅持為故宮工作的吳瀛先生留下了這樣的回憶：故宮正是一個剛滿周歲的孩子，出胎就不健全，你爭我奪，多災多難。我們一班看護的庸仆，竭盡全力，忠心耿耿堅持不肯離去。他們為了不受北洋政府的擺布，堅持不要政府的撥款，一切院務開支僅靠門票收入艱難維持著。　　與此相反，乾清門以南的前朝部分於1914年就成立的古物陳列所因屬於北洋政府管理，一直能夠正常的運轉。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故宮博物院的主要領導人李石增、易培基、陳垣全遭通緝、逮捕。為了保衛新生的故宮博物院，1926年12月9日，「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成立，吸納了學者、官吏等各方人士共同參與。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蔡樂蘇：「這一拔知識分子這一撥文化名流，以他們的身份，因為這文化有一種無形的力量，一個文化的大師呢他可以足足可以鎮住一個領兵百萬的軍閥。」　　然而一年之後，又一位軍閥張作霖卻下令查辦故宮，名義上是徹查文物，實際上是尋找借口推翻維持會，把管轄大權抓到自己手裡。由於他的兒子張學良將軍一直是故宮博物院的竭誠維護者，故宮院務沒有受到影響。時間走到了1928年，中國又處在一個風雲突變的時期，自清帝退位後，此時的中國即將迎來第一個名義上統一的國民政府。這一年六月，曾經被通緝遠走他鄉的易培基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因身體原因一時無法北上，所以他委派北京大學教授馬衡等人代為管理故宮，馬衡到任後故宮博物院成立了第一屆理事會。至此，故宮博物院迎來了它的第一個穩定發展時期。　　正當故宮博物院的前途初現光明的時候，一個叫經亨頤的議員卻提出了一個驚人的提案，他把故宮視為清室私人逆產，主張廢除故宮。他的這一提案居然在民國議會上獲得了通過。　　這不禁讓人想起數年前曹錕執政時期，有人曾建議拆除外朝的三大殿建造西式的國民議會大廈的事情，此事也曾鬧得沸沸揚揚，結果是遠在洛陽的秀才軍閥吳佩孚電告全國：「若毀此三殿，中國將永喪此巨工古物，重為萬國所笑」為此事划上了句號。現在又出現廢除故宮的提案，文化界人士無不憤慨。他們委派張繼先生針對經亨頤的提案，在民國中央政治會議上一一進行駁斥。故宮博物院終得保存。　　清室善後委員會顧問之一吳瀛之孫吳歡：「老實講儘管有不同的這種企圖，但是從大局面上講都給故宮網開一面，這實際上就是對五千年中國文化的一個尊重。」　　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羅隨祖：「經過這樣的軍閥混戰，經過這樣的動亂，沒有遺失，反而完整保存下來，真的是感謝，真的我們要感謝這個先人，這麼多先人做這麼多默默無聞的這樣的工作，也足以使我們今天在世界上覺得自己驕傲。」　　讓我們再次記起一些名字，李煜瀛、易培基、陳垣、馬衡、庄蘊寬、鹿鍾麟、吳敬恆、沈兼士、吳瀛、蔡元培、俞同奎等等等等。故宮作為中國文化的樞紐，始終跟歷史的激蕩與變遷緊密相連。這座宮殿和它收藏的那些珍寶隨著命運的起起落落，始終讓疼愛她、視她為文化傳承的故宮人揪心不已。在那樣動蕩的歲月里，他們一直堅持著把故宮博物院完好地留給了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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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人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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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集　國寶大流遷

　　1924年11月5日，一個極其普通的日子，而這一天對已經退位的末代皇帝溥儀來說卻極不普通，他完全沒有料到這是自己在紫禁城裡度過的最後一天。退位13年來，溥儀從未離開過這裡，他依然擁有內廷的一切，包括這裡收藏著的所有文物，那是2000年來封建帝王們歷代搜集而來的最終積累，幾乎囊括了中國未曾中斷的文明。　　文化部副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我們現在說的清宮的藏品或者說明清皇宮的藏品，它不是說是明代或者清代兩朝收集的。也包括從宋代以來宮廷裡邊這些藏品，它繼承了這批。」　　縱觀中國的歷史，王朝的更迭常常會伴隨著大量文物的散佚和毀壞，如梁元帝蕭繹在皇城被攻破前就曾燒毀了所有的收藏。而每一個王朝的承平時期，來自各地的文物精華又會集中到宮廷。這是文物的宿命。　　清朝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在歷經康乾盛世之後，皇家的收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這些文物存放於紫禁城以及皇帝的各個行宮當中。從某種意義上說，皇宮成了天下藝術財富的大倉庫。當年清宮的收藏到底有多少，具體存放在什麼地方，現在已經無人能說得清楚。目前能看到的清廷編纂的幾本收藏書錄大多隻限於對書畫方面的記載，而且遠遠不是全部。　　1924年11月5日，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一個月後，清室善後委員會對內廷文物進行了清點，據清點報告記載，故宮的文物中瓷器最多，大都存於寧壽宮、皇極殿和齋宮；其次是書畫，以鍾粹宮最多；金器、銅器、玉器在各殿都有不同數量的收藏。但這只是溥儀離宮後的情形，可以肯定的是，這時的文物已經有了大量流失。　　事實上，清宮藏品的第一次大流失，是在此之前六十多年的1860年。　　圓明園是清代帝王用150年時間陸續修建的一座大型皇家宮苑，也是皇家文物的重要收藏地。這是當時的宮廷畫師沈源、董岱的《圓明園四十景圖》，現存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今天的人們只能從這裡想像當時圓明園的風貌。據不完全記載，圓明園中僅唐宋名人字畫就有200多幅，園內的文源閣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藏書樓，其中收藏的一部《四庫全書》就有三萬多冊。而四庫全書在全國只有7部。在舍衛城中還有康熙以來收集的10萬尊珍貴的佛像。而這些幾百年來的珍藏在幾天之內就消失了。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以後進入圓明園，第二天，瘋狂的搶劫開始了。　　當時的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在發往本國的通訊中說，在進入皇帝的宮殿後，誰也不知該拿什麼東西。為了金子而把銀子丟了，為了鑲有珠寶的時鐘和寶石又把金子丟了，無價的瓷器和琺琅瓶，因太大不能運走竟被打碎。　　而價值連城的書畫，在士兵眼裡不過是廢紙罷了，甚至被用來點煙。　　連續三天的搶劫之後 ，英法聯軍焚燒了圓明園。　　法國大文豪雨果怒斥這種暴行說：兩個強盜，在搶劫和縱燒了圓明園之後，他們平分了贓物，手牽著手，哈哈大笑著回到了歐洲。　　法國楓丹白露宮，法國國王的行宮。當時的拿破崙三世專門修建了一座中國館，它的藏品全部來自於中國皇帝的行宮，是英法聯軍統帥蒙邦利的戰利品。這裡收藏的圓明園文物從未正式對外公開。　　圓明園管理處研究員劉陽：「法國人當時搶走之後呢，有很多珍貴的文物呢當時到了楓丹白露為了裝修他出現了破壞性的一些破壞。像一些琺琅一些香爐他把香爐蓋掀起來當吊頂使。搶出一個唐卡，它掛在牆上當壁紙使。琺琅五供是來自於圓明園，它上面插了些西方的蠟燭，他把屏風改造成一個展示櫃，改造成一個多寶格的形式。實際上他就破壞了一個大的屏風，類似於就像一個古董商賣古董似的那種形式。所有東西堆在一起，實際上他沒有更多地去把文物進行分類，因為他文物數量太大了。」　　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是全世界收藏中國文物最多的博物館之一。據說這裡的宋元明瓷器的收藏量僅次於北京的故宮。在它的東方館赫然展出著一幅《女史箴圖》。這是中國最早的捲軸畫，雖然是隋唐時期的摹本，但它是東晉大畫家顧愷之少有的傳世作品。1903年英軍上尉約翰把它賣給了大英博物館。這幅畫來自於對中國的另一次搶劫。　　1900年農曆八月初四，八國聯軍佔領北京，紫禁城自建成以來第一次遭到外來入侵。這是俄國官兵在乾清宮的皇帝寶座上興緻勃勃的留影。當時，各國軍隊在紫禁城輪流駐紮，先後長達一年多時間，故宮文物遭到洗劫。　　文化部副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清宮的檔案也有記載，但是記載的不全。你比如說檔案記載某一天，軍隊拿走了有300多件，他有個大的（數目），列的不詳細，就是說玉器啊什麼什麼有多少。這樣的記載比較多。一個準確的統計也沒有的。」　　中南海，一座比故宮的歷史還要早的皇家離宮，當時這裡成了八國聯軍的總部。　　這是當年從中南海的瀛台被搶走的《五牛圖》，它是唐代大畫家韓滉的真跡，而目前唐人真跡存世已經寥寥無幾。它被搶走後，多年不知所蹤。1951年，國家以5萬元港幣從香港的一次拍賣會上買回。　　在這次八國聯軍的入侵中，圓明園徹底地毀於戰火，其他的幾處皇家重地甚至王公府邸都遭到洗劫。藏於翰林院的《永樂大典》被燒毀。這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全書一萬一千冊，只剩下了300多冊，其中170冊留在中國，其餘的分別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和私人手中。　　故宮以及宮中文物的命運始終隨著國運與時局的變化而動蕩起伏。溥儀住在紫禁城的最後幾年，小朝廷處在一片末日的混亂當中，一批太監開始伺機盜寶。當時地安門一帶新開了不少古玩店，而且生意都很興隆，而這些店鋪的後台老板大多是宮中的太監。　　新中國成立後，在清理故宮時，曾經在多處發現了被太監們藏匿起來卻沒來得及帶出宮去的珍貴字畫。其中在重華宮的戲台底下就發現了金代大畫家趙霖的《昭陵六駿圖卷》。它是根據陝西唐太宗昭陵墓的石刻所繪，這是趙霖惟一傳世的作品。　　宮中文物的失竊惹怒了溥儀，他命內務府徹底查辦。但這卻招來了更大的禍患。　　1923年6月26日，為了滅掉偷盜的罪證，太監放火燒毀了建福宮，當年乾隆皇帝留給嘉慶皇帝的大部分收藏都裝箱封存在這裡。究竟這把火燒掉了多少東西，至今還是一個謎，據說，建福宮內曾存放了上千尊金佛，事後，光一家金店在處理這些灰燼時就揀出了一萬七千兩金塊和金片。　　建福宮大火後，在國人的一片譴責聲中，溥儀搬出紫禁城只是早晚的事。為今後的生活打算，他開始以賞賜溥傑的名義向宮外轉移文物。事實上，在居住後廷的十幾年中，溥儀曾隨心所欲地把許多宮中的東西賞給它的近臣。這幅《韓熙載夜宴圖》是南唐大畫家顧閎中的傑作，當年溥儀隨手把它賞給了他的師傅梁鼎芬。雖然後來被清宮收回，但又被溥儀帶出宮外流散於民間，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文物局從香港購迴轉交故宮博物院收藏。　　這幅宋人摹顧愷之的《洛神賦圖》當時宮中有兩件，溥儀把其中的一件賞給了他的師傅朱益藩，後來這件作品流到美國藏於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　　如果說以往的賞賜是為了擺譜，那麼這次對溥傑的所謂賞賜就完全是有預謀的偷盜。作為遜位皇帝，他並不敢直接把東西拿出宮去，而是製造機會，讓他的弟弟溥傑進宮陪讀，由太監用黃綾將書畫、善本包好，交給溥傑，放學後再帶出宮外。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回憶說，這樣的盜運活動幾乎一天不斷地幹了半年多的時間，運出的字畫古籍都是出類拔萃的精品。　　這是後來清室善後委員會發現的「賞溥傑單」。從這裡看出，這種盜寶活動開始於1922年，宣統14年的7月13日。先是一些宋元善本，後來就是歷代名畫，總數是冊頁68件，字畫1285件。其中僅十一月初八一天就賞出26件之多。　　1925年2月23日，在被趕出紫禁城3個多月後，溥儀離開北京，來到了天津日租界內的「張園」，隨後還成立了所謂的「清室駐津辦事處」，依然過著小朝廷的奢華生活。為了支撐門面，他開始變賣他當初偷運出來的書畫。　　在天津，溥儀究竟賣出了多少書畫已無稽可查，但僅僅賞給經手人的就有《歷代帝王像》《步輦圖》和《閬苑女仙圖卷》等名作。　　《閬苑女仙圖卷》是五代畫家阮郜僅存的一件作品，而五代人物畫傳世的總共也超不過十件。《步輦圖》是唐朝閻立本的真跡，反映了唐王朝與吐蕃和親的重要史實。這兩件作品解放後被故宮博物院收回。而與《女史箴圖》同等珍貴的《歷代帝王像》從天津流出後被賣給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戰後為美國波士頓博物館收藏。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這一年的11月10日，溥儀悄悄地離開天津去了日軍控制下的長春。1932年3月9日，在長春的偽皇宮裡，在簽署了賣國條約「日滿議定書」後，溥儀變成了偽滿洲國的皇帝。　　在當上傀儡皇帝後不久，他偷運出宮的文物也從天津秘密運到長春，存放在了這座叫「小白樓」的倉庫之內。

幾乎與此同時，新成立的故宮博物院為了在時局惡化時保證文物的安全，正在進行文物南遷的準備，這樣的準備從九一八事變後開始，悄悄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在故宮文物準備裝運南遷之前幾天，當時的院長秘書吳瀛被指定為第一批文物的押運官。一時間輿論嘩然，畢竟這是幾百年來如此大批量的國寶第一次有計劃地主動地離開紫禁城，不少人為此擔憂，甚至有人要以武力阻止南遷。　　故宮職員吳瀛之孫吳歡：「因為這個文物呢，大家對它都是一種敬畏的心理，無論是今天來看，無論是反對文物南遷，和這個提出文物南遷的，從心理上都是好意的。但在當時來講，衝突得很厲害。因為這個，反對文物南遷的人認為，動了文物，就不知道運到哪兒去了。誰也不能保證，又是戰亂時期。這些東西怎麼辦，對不對，又是國寶，價值連城。」　　院長易培基向當時的南京政府通報了北京的情況，南京政府告慰民眾：國亡尚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故宮文物應立即運往上海。　　1933年2月5日夜，一大批板車進入了故宮，在神武門廣場，文物集中裝車，隨後出午門運往前門火車站。故宮職員那志良後來回憶那夜的情景說：「當時非常寂靜，除了車輛聲之外沒有任何聲音。沒人說話，也沒人唱歌，有非常凄涼的感覺。」沒人知道這些國寶何時才能夠再運回來。　　第二天清晨，滿載文物的火車，駛出了前門火車站。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文物大遷移就這樣開始了。　　火車沿平漢線到鄭州，後改隴海線到徐州，再由津浦線到達南京的浦口。　　等到了浦口，文物的存放地點突然又有了變故。那志良戲稱：這是抬著棺材找墳地。　　吳瀛之女吳珊：「古物到了那兒，不知道往哪兒運嘛，那個張繼又說要運到什麼西安，有的又說要運到什麼……」　　故宮職員吳瀛之孫吳歡：「然後到底是運上海呢還是運陝西呢？當時又發生矛盾了。張繼主張運到陝西，因為他陝西那邊關係好，也是國民黨常委，宋子文呢，主張運到上海，但是陝西沒有具體的地方，上海宋子文也沒安排好具體的地方，這些國寶不知道運到哪兒。」　　當時總押運官吳瀛去南京政府奔走請示，他甚至找到了當時的南京政府主席林森，然而也沒有結果。　　故宮職員吳瀛之孫吳歡：「宋子文又出差了，楊森就說，你們怎麼這麼快就又押回來了，結果吳瀛說的，是國民政府讓我們押過來才押過來的。押過來運到哪兒你們應該安排個地方的。」　　半個月後，宋子文從上海出差回來，召開了臨時會議，在經過一番爭論後，直到3月中旬，政府才決定文獻檔案留在南京，其餘的運往上海。　此後三個多月的時間裡，又有四批文物運到上海，存放在法國租界天主教堂的倉庫里，這些文物來自故宮和古物陳列所等處，共計19000多箱，其中故宮文物有13000多箱。靠著西方租界的庇護，東方的國寶在這裡安然地度過了四年的時間。　　1936年9月26日，故宮博物院在南京的庫房落成。隨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此時馬衡接替易培基，任故宮博物院的院長一職，並負責此後的文物南遷工作。當年存放在上海的文物又陸續地運到了南京。誰料想國寶在這裡只停留了半年就不得不再次遷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開始全面侵略中國。　　8月13日，日軍開始轟炸上海，南京岌岌可危。　　這時南京政府命令故宮博物院立即將存放南京的文物向大後方轉移。　　南路文物80多箱由水路轉陸路運往長沙；中路文物9000多箱經水路運往當時的陪都重慶；北路文物7000多箱沿來時的路線經鄭州運往寶雞。　　南路文物最先起運，等到中路和北路文物起運時，日軍已經佔領了上海，開始轟炸南京。當中路文物還剩下最後一批時，碼頭已經沒有了中國船隻。情急之下，押運官牛德明與一艘英國船緊急交涉，直到最後關頭，對方才答應將這批文物運往漢口。　　故宮職員牛德明之子牛晨：「那肯定就是逃難啊，那你不跑怎麼辦呢，不跑就給你炸了，給你毀了。就是這樣的，要不然就扔給日本人了。是吧，當時就是，大家的思想就是這個。就不能扔給日本人就得趕緊運走。就是這樣，這沒辦法呀，國家弱你怎麼辦呢？」　　中路文物於一年後到達重慶，在重慶大轟炸時，被緊急疏散到樂山的安谷鄉，幸免於難。　　北路文物迎著日軍進攻的方向前進，它似乎比中路來得更為驚險。運送文物的火車剛到鄭州就遭遇了敵機的轟炸。　　押運負責人梁廷煒之子、原故宮職工梁匡忠：「我跟你說啊，這押車啊，不是好事兒，你想這文物炸了，你押車的人負責的！說良心話，那他也沒法負責，他能捂著那炸彈不讓它下來？不行。結果人也沒受傷，是文物業沒受損失。這是便宜！一直他，跟到寶雞。」　　在所有文物起運僅僅10天之後，日軍就佔領了南京，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南路文物到達長沙後，暫時存放在湖南大學的圖書館裡。當時準備在嶽麓山愛晚亭附近的山上開洞貯藏文物，但是還沒有開工，日軍就開始轟炸長沙，剛剛停留不足一年的這批文物只好再次轉運。一個星期後，原來存放國寶的湖南大學圖書館被夷為平地，而愛晚亭也被炸毀，南路文物逃過一劫後，一路流離，終於在貴州的安順落下腳來，存放在一個叫華嚴洞的溶洞里，在這裡一放就是六年。後來才又被運到了當時四川的巴縣。　　北路文物的命運更為坎坷，到達寶雞後待了不足三個月，寶雞也遭敵機轟炸，文物開始繼續西遷。　　押運負責人梁廷煒之子、原故宮職工梁匡忠：「可不是真逃難！那真是逃難，實際上就是。可是你前頭跑，後頭日本飛機追著，我跟你說這也怪，我們只要一前腳走，後腳那兒就炸。那時候那消息怎麼那麼靈通啊？他不靈通咱們靈通。他怎麼不靈通，你炸我我東西都走了，你炸什麼炸。」　　北路文物逃脫了敵機的轟炸，開始翻閱秦嶺。那志良回憶當時的情景說：「車開出時，已經落雪，不久，路被雪蓋滿了，車子在輪胎上掛著鐵鏈行駛，大家都是不寒而慄。」　　就這樣，經過無數次的往返，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北路文物經漢中、成都最後運到了四川的峨嵋。　　在峨嵋，故宮博物院成立了駐峨嵋辦事處，當年存放古物的大佛寺現已不復存在，而門口的這棵大榕樹，卻依然挺立在那裡，見證著當年發生過的故事。　　押運負責人梁廷煒之子、原故宮職工梁匡忠：「說良心話，對故宮的東西都最珍惜，都沒有說私心顧自己，把這丟下。你甭管有警報也好，是有什麼事兒啊，他不會先回家，先回庫房。」　　至此，當年從故宮運出的13000多箱文物，除很少一部分留在南京外，其餘都安全轉移到了大後方。　　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在五年多時間帶著這批國寶輾轉了大半個中國，其間，沒有一件文物丟失或損壞。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個奇蹟。　　就在文物艱難西遷的時候，日本人進入了故宮。有資料說日本人掠去了不能斷定年代的銅缸66座、銅炮4尊、銅燈亭91座運往天津去冶煉，以製造殺人的武器。抗戰勝利後大部分被追回。　　溥儀在抗戰的幾年中，一直住在長春的偽皇宮裡。1945年8月8日，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日本人的傀儡溥儀感到大勢已去，倉皇中他從小白樓只帶走了120多件書畫和一些珠寶準備逃亡日本，三天後，溥儀在瀋陽機場被蘇聯紅軍俘獲，這批文物後來被交給了東北博物館也就是現在遼寧博物館的前身。目前，遼寧博物館收藏的溥儀帶走的文物數量僅次於故宮。其中唐人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和歐陽洵的《夢奠帖》都是稀世珍品，成為遼寧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溥儀離開偽皇宮後不久，他留在小白樓沒來得及帶走的大量文物被看守的衛兵哄搶，無數的字畫在搶劫中被損壞，其餘的隨四散的士兵流入民間。　　北宋畫家李公麟，其傳世作品僅有三件，分別是《五馬圖》《臨韋偃牧放圖》和《三馬圖》。其中之一的《三馬圖》在這次哄搶中被撕成碎片。　　北京琉璃廠在乾隆年間已發展成為著名的文化街市。抗戰勝利後，琉璃廠出現了一段異常繁榮的時期，原因就是當年在小白樓被哄搶的大批書畫開始在這裡出現，古玩商們把它們稱為「東北貨」。　　這是南宋大畫家李唐的《晉文公復國圖》，在琉璃廠被一位收藏家買走後捐給了美國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據考證，美國至少有六家博物館藏有「東北貨」，其中尤以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最多，計有430多件。　　就在被溥儀帶走的文物歷經顛沛流離的時候，當年西遷大後方的三路故宮文物陸續被運回南京。新中國成立前夕，蔣介石下令將存放在南京的故宮南遷文物運往台灣，從1948年12月22日，到1949年2月，共有2972箱文物被運到台灣，雖然這只是故宮南遷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卻都是篩選過的精品。　　當年從故宮運出的文物從此分藏海峽兩岸，而當年護送過這些國寶的人有的離開故宮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押運負責人梁廷煒之子、原故宮職工梁匡忠：「他有時候就想，僥倖地就想，咳，幾年的工夫就過去了，他心想幾年就沒事了，誰想到幾年、幾十年了。他在那兒這麼多年沒回來你說他怎麼想？他心裡想不想，他跟誰說呢？誰也沒說。」　　解放初期的故宮，百廢待興。在國家的支持下，還留在南京的故宮文物陸續地被運回到故宮。　　文化部副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雖然蔣介石帶走了一部分，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權有能力、有魄力，也會使故宮重新恢復她的作為中國最偉大的藝術品的寶庫的這個決心。」　　1952年國家出台政策，以琉璃廠為中心，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徵集當年從故宮流失出去的文物。並從全國各博物院館向故宮博物院調撥，以充實故宮的收藏。很快一大批當年流散出去的文物，如《清明上河圖》等再次回到了故宮。而這些文物很多來自於個人的無償捐贈。　　在現在的景仁宮裡，每一面牆上都記錄著歷年來為故宮捐獻文物的人士的姓名。　　這就是景仁榜。　　大收藏家張伯駒的名字赫然其中，他收藏的東晉陸機的《平復帖》是公認最早的捲軸書法作品，被稱為「墨皇」。當年為了不讓它落入日本人手裡，張伯駒就把它縫在貼身的衣服里整天穿著。解放後他將這件作品連同其餘的七件珍品陸續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　　建國初期的1951年，共和國的經濟還十分的落後。但是經周恩來總理批示，國家用48萬元外匯從香港購回《伯遠帖》、《中秋帖》，也就是存放在故宮三希堂中的「兩希」。此後，故宮對流失海外文物的徵集就一直不曾間斷。　　1995年，故宮博物院以1800萬元購回北宋張先的《十詠圖》，2003年，又用2200萬元購回了隋人書《出師頌》，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書畫作品。　　文化部副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過去我們這些東西都流失到海外去了，現在是海外的中國的東西倒回來了。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我們應該為這個狀況感到高興。這是我們國家實力強大的一個表示，一個反映。」　　據不完全統計，50多年來，故宮新入藏的文物有24萬件之多。故宮以其150萬件的藏品，成為中華精神財富和人類藝術結晶的寶庫。　　一座宮殿以及宮殿中的奇珍異寶承載著幾千年的文明傳承和幾百年的風雲變換，如今，故宮文物的身影遍布世界各地，每一件文物背後都有一個或辛酸，或離奇，或曲折的故事。他們命運的軌跡也標示著一個國家，幾個朝代國運興衰的歷史足跡。

字幕：　　目前，　　台北故宮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　　遼寧省博物館　　天津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　　……　　不同數量地藏有清宮舊藏文物。　　目前，在世界上，日本、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奧地利、德國、加拿大、義大利、荷蘭、新加坡、土耳其、瑞士、瑞典、丹麥、挪威……等國的博物館還藏有清宮舊藏文物，但具體數字是多少，已無從考證。

· 第十二集　永遠的故宮

· 祖國的土地，天是藍的，水是甜的，空氣是清新的，可盡情地呼吸。每一個行人臉上都透著那麼純潔，我體驗到了精神的幸福。　　這是一位文化人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描述他的內心感受。幸福來自於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在新的氣象中，故宮開啟了新的一頁。新的一頁的開啟，發生在1949年的年初。　　當時在西柏坡的毛澤東給兵臨城下的解放軍，發出這樣的電報，此次攻城必須做出精密計劃，力求避免破壞故宮、大學及其它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古迹。1949年1月22日，傅作義率部起義，北平和平解放，使故宮免遭戰火。幾天後，解放軍和平進入了北京城。目睹解放軍入城的人群當中有一個叫馬衡的人，他就是當時故宮博物院的院長。他在日記中寫道：解放軍自永定門入，行列延長數里，整齊嚴肅，頗為壯觀。很快，1949年的3月6日，解放軍的軍管會正式接管故宮，那時還是故宮守衛隊隊員的傅連仲見證了這一天發生的事情。　　「我們當初是從這個門進來的，通知以後我們從這個門排隊進來的。」　　來到故宮，負責接管工作的是軍管會的代表尹達、王冶秋。　　「我們站在這個地方了，我的位置就站在這兒」　　當時，故宮的300多名工作人員，聚集在了這個大殿里，等待著歷史性的一刻。　　「站三面，西面、東面都有。他們西面沖這邊兒，我們沖西。當時王冶秋、尹達他們也是從後門進來的。從後面上了這檯子。上這檯子後宣布：『造反了！我們造反了！故宮的人從此革命了！我們是革命了！革命人了。』」　　這是建國之初，老百姓在天安門廣場上歡慶節日的一個場景，那個時期，人們使用頻率非常高的一個詞就是百廢待興。　　這是1949年年初時故宮的景象。　　那個時候，不僅一些院落房屋倒塌、荒草沒人，還有很多地方堆滿了垃圾。據說當時的一些老百姓，把故宮稱為一堆破廟。建國之初，中央政府的財政極端的緊張，但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新生的共和國依然播出專款，來修繕故宮。這些照片記錄下建國初期修繕故宮時的情景。在那些破損和老舊的房子被修復的時候，故宮博物院的庫藏也逐漸充實起來。　　這個時候，被溥儀留在天津的一部分故宮舊藏回來了。被國民黨政府從故宮搬遷至南京的文物中，有2000多箱也回來了。1954年的春天，故宮的城牆上，出現了毛澤東的身影。這張照片拍攝於1954年5月20號的下午，這是他在四天之內第三次來到故宮，三次都是登臨故宮的城牆眺望紫禁城。從各種史料中我們沒有查到毛澤東來故宮的詳細記載，這給後人留下了無限的遐想。　　1956年，張伯駒將自己收藏的李白的《上陽台帖》贈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對李白詩詞頗為推崇，面對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傳世墨跡愛不釋手。而兩年之後，毛澤東將《上陽台帖》轉贈故宮博物院收藏。　　在這之前，毛澤東把稀世的王夫之手跡《雙鶴瑞舞賦》、錢東壁臨寫的《蘭亭十三跋》也分別捐贈給故宮博物院。　　從建國開始，在國家的統一調配下，短短几年時間內，不少流散民間，流失海外，以及存放在東北，天津等地的一百多件國寶級書畫陸續回到了故宮。1953年10月，當故宮繪畫館揭幕時，轟動中外，成為當時中國文化界的一件大事。隨著國家對故宮的投入逐年增加，修繕工程越來越多，但是發生在宮牆裡的變化，並不為多數市民所知。　　1956年的春天，路過景山大街的人們突然發現，故宮的西北角樓被一個巨大的工棚罩了起來，一時間，北京市民中紛紛流傳，角樓拆下來裝不上了，被故宮的人修壞了。　　故宮的角樓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的經典，它的結構非常的精巧、複雜，號稱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條脊。修建角樓在歷史上就是一件難度很大的事。　　早在明朝的時候，有這樣一個傳說：角樓的結構非常複雜，工匠們很久都修不好。這一天，來了一個賣蟈蟈的老頭兒，工匠們發現他的蟈蟈籠子和角樓的構造很相似。按照這個蟈蟈籠子的結構，工匠們終於建起了角樓。後來人們說，這個老頭就是魯班。當然，這只是一個傳說，而實際上角樓獨特的建築工藝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由工匠們一代代傳承下來的，堪稱絕技。　　春夏交替，秋去冬來，故宮和新中國一起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經過幾年的搶救性修繕和維護，一個面貌一新的故宮展現在人們面前。　　這是一張極富歷史意味的照片，拍攝於1961年，照片中的兩個人一個叫溥儀，一個叫鹿鍾麟，37年前，就是這位京畿衛戍總司令鹿鍾麟將遜位皇帝溥儀趕出了故宮，如今他們在新中國的政協禮堂相遇在一起。不久之後，溥儀回到了他闊別近四十年的故宮，感慨頗多，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寫道：「令我驚訝的是，我離開故宮時的那幅陳舊、衰敗的景象不見了，到處煥然一新。在御花園裡，我看到那些在陽光下嬉戲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噴放出來的青春的香氣，感到了這裡的陽光也比從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宮也獲得了新生。」　　轉眼間40多年過去了，故宮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這同樣是富有歷史意味的一刻，2004年6月4日的下午，紫禁城全面修繕工程正式開工。這一天，將在故宮的歷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這是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後，近百年來，紫禁城規模最大的一次修繕工程。這也是紫禁城自清代康乾盛世以來，走向新的盛世輝煌的一種象徵。　　百年大修，故宮人任重道遠。　　「整個要修一遍，而且這一次和它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它這個宮殿的使用功能。我這個宮殿修好以後幹什麼用，我是做庫房，我是做展覽室，我還是做原狀陳列的地方。所以這次，在整個工程的定性上我們叫做完整保護，整體維修。」　　這次大修將歷經19年時間，總投資近20億元人民幣。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整個故宮中軸線上的建築將以全新面貌迎接世界各地的遊客。到2020年，紫禁城600年華誕的時候大修工程全部結束。到那個時候，世人將重新領略歷史上康乾盛世之時的紫禁城的面貌。　　從2004年六月開始，故宮中軸線上東西兩廡的修繕工程陸續開工，我們的攝製組一直跟蹤記錄著大修的過程。三個月之後，當工程進展到中軸線最北端的宮殿欽安殿時，我們紀錄到一次重大的發現。　　「您那兒來了幾個師傅？等會兒啊，等會兒別動！別動！這兒有有藏文。都別動，別動！我去打電話去。」　　緊接著他們有了更多的發現。　　「一、二起，還有呢！這麼多！高舉，走、往那邊兒走，給放下去……」　　在隨後的一個多星期里，陸續發現了3000多卷佛教經典，全部由藏文撰寫。　　這些經卷就是在這三個地方發現的。　　這樣重大的發現在故宮博物院建院以來，還是第一次。　　這些藏文經卷的發現，也引發著故宮很多專家的興趣和猜測。　　欽安殿是故宮最重要的道教宮殿，裡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傳說是故宮的保護神。在這樣一個供奉道教神靈的宮殿里，為什麼會藏有藏傳佛教的經卷呢？據專家說早在元朝的時候，藏傳佛教就開始進入宮廷，明清兩代更為盛行。這些經卷有可能是清朝時加放進去的。皇帝以此來祈求自己擁有更多的智慧、力量，祈求他的王朝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也體現了，在明清兩代，儒家文化和佛教及道教的相互融合。　　一年之後，欽安殿大修即將完工，除了留有少數作研究之用，絕大部分經卷又被放置回寶頂，而尊重歷史，恢復原貌正是這次故宮大修中所遵循的原則。　　2005年9月，欽安殿修繕工作全部結束。　　2004年7月的一個深夜，故宮大修的運木工作正在進行。由於北京市的交通管制，每次運木的車輛都要在夜裡1點鐘左右進入故宮。　　明朝初年，修建紫禁城的時候，所用木材都是最好的楠木和杉木，而現在像當年那樣的巨大楠木已經難見蹤跡，這次故宮大修用的都是大興安嶺的松木，它們也是百里挑一的深山紅松。這次故宮大修使用木料數量巨大，據統計，到目前為止，至少已使用2700立方米的木材。這次故宮大修，為了保持紫禁城建築的原貌，大量使用了傳統材料和工藝。這位年輕的工人正在塗抹的是「地仗」。附著在木材表面的地仗，將起到保護和防腐的作用。　　現在鏡頭裡看到的，就是工人們正在故宮的工地上調配地仗。他們把發酵的豬血、白面、桐油、磚灰，這些看起來毫不相關的幾樣東西活在一起，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傳統工藝，通過工匠藝人們一代代的口口相傳而流傳至今。調配地仗的各種材料的構成比例，是被嚴格保密的。　　至少從清朝開始，這種工藝就在修繕紫禁城的工程中使用。地仗灰的外面還有苧麻，它可以使「地仗」不開裂。像大門這樣面積較大的地方，最多要鋪六層地仗、兩層苧麻，行話叫「兩麻六灰」。民間傳統工藝的使用，將使大修之後的故宮依然傳承著數百年來，中國傳統建築的歷史。太和殿，人們俗稱金鑾殿，它的確是紫禁城中用金子裝飾最多的宮殿。　　鋪設太和殿地面的磚叫做金磚，但它卻與金子無關。從明朝初建時起，這種由特殊工藝製成的金磚一直是紫禁城的專用品，在故宮的重要宮殿中都鋪設有這樣的磚。現在我們看到的太和殿金磚，是清朝康熙年間鋪設的。至今，它們依然光亮如新。這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金磚出產在蘇州郊外。幾百年來，它的工藝代代相傳，延續至今。　　2004年5月，我們來到蘇州城外的小鎮陸墓，對這種金磚的燒制進行了工藝再現。　　當年古代的工匠們製作金磚，需要選土、煉泥、澄漿、制坯、陰乾、入窯六道工序，選好的泥土要露天放置整整一年，去掉所謂的「土性」，制好的磚坯也要陰乾七個月以上，入窯後要用十萬斤稻殼燒煉2個月。就這樣，從泥土到金磚，要長達兩年的時間。　　燒制好的這種磚，為什麼被叫做金磚呢？一種說法時它燒成後，質地極為堅硬，敲擊時會發出金屬的聲音。還有一種說法是在明朝的時候，一塊金磚價值一兩黃金，所以被叫做金磚。　　這是2005年9月故宮的協和門外，工人們正在鋪設的磚就來自蘇州的御窯廠，這次大修沒有更換重要大殿室內的磚，那些金磚歷經數百年，還依然保存完好。　　在這次大修中，還有一道極為獨特的工序就是貼金箔。　　貼金箔非常具有觀賞性，工人們先塗上一層特製的金膠，然後把金箔粘貼在金膠之上。有經驗的工人貼的又好又快、用金又省，非十年之功不能達到如此技藝。經過一朵棉花的擦拭，一條金龍就這樣現身了。在這次大修中，故宮使用的金箔來自於有幾百年生產歷史的南京金箔廠。從這種厚厚的金塊變成金箔，需要捶打2萬次以上。　　打好的金箔薄如蟬翼、柔似綢緞、輕若鴻毛。只有0.15微米厚，相當於頭髮直徑的五百分之一。　　故宮專門為這次大修訂製了一千萬張金箔，它們將使修繕好的故宮更加金碧輝煌。　　當故宮大修進入2005年3月初的時候，又有了一次令人驚喜的發現。　　這一天，正在昭德門上拆卸屋頂的工人，在屋脊正中的琉璃瓦下，發現了一個金屬盒子，這就是傳聞中的寶匣。　　它的裡面到底有什麼呢？　　經過故宮專家仔細得取證，發現在這個寶匣里有24枚鑄有「天下太平」字樣的金幣，還有五種彩色絲線，五種中藥材，五種香料，五種金屬的元寶和五色寶石。據專家介紹，安放寶匣是為了祈求平安、長久，每樣放置五種，又與陰陽五行有關。　　而後這些寶物被故宮文物管理處妥善保存起來。　　這是故宮以往大修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場景，來自國外的專家使用國際上最先進的設備，直接參与紫禁城的各項修繕工程。「剛才測量的是建築的後半部分，現在我們要測前面了要重新定位。」百年光陰，兩個時代。當中國民間的傳統工藝和世界上最先進的現代科技同時在大修中使用的時候，紫禁城已經完成了從皇家禁地到博物院再到世界文化遺產的歷史跨越。　　2005年5月的一個清晨，故宮還沒有開放，太和殿廣場上出現了一些外國人，他們不是普通的遊客，而是來自義大利文化遺產部的文物修復專家。　　在太和殿內，義大利專家開始向牆壁里注射樹脂，這個方法可以防止牆皮脫落，讓太和殿的牆壁更長久地保持完好，他們曾經在修復最珍貴的達芬奇壁畫時使用過這種技術。　　除了義大利的專家，還有來自美國、日本以及中國香港的古建、文物修復、數字化技術等各個領域的專家參與這次大修。　　「故宮的保護不是故宮人的，也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它是世界人民的。海內外，特別是國這些組織和機構對故宮文物保護上的支持，我們感覺到這是他，不僅是對故宮的古建尊重；他是對中華民族的尊重；他對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尊重。所以我們對他們的這種熱情，我們都是給予積極的回應和表示歡迎的。」　　這是寧壽宮最北端的倦勤齋，這座宮殿的內部從來沒有向遊人開放過。在這次百年大修中倦勤齋室內裝飾修復被確定為一個重要的試點工程，這個試點工程從2002年起就開始了。今天，來到這裡的還有來自美國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的文物專家T.K，他參與過很多亞洲國家的古老繪畫的修復工作。倦勤齋，是乾隆皇帝為自己做太上皇以後娛樂休閑而修建的。它是紫禁城裡最豪華的宮殿之一，它的內部裝飾，堪稱絕世之作，代表了乾隆時期工藝的最高水平。但現在年久失修，一些地方已經破損，很多地方需要儘快修復。這幅貼在倦勤齋屋頂的叫做通景畫，它運用了西洋透視技法，據說是宮廷畫師朗士寧的學生王幼學畫的。通景畫的修復是倦勤齋室內修復工程最重要的一項，整個工程由故宮博物院和美國世界文物保護基金會合作完成，此時專家們正在揭取通景畫，準備到裱畫室修復。　　在故宮的裱畫室內，一位專家正在和面，這是用來修復通景畫的新發明，和好的麵糰是用來除塵的，既可以粘住畫面表層的塵土，又不損傷顏料。倦勤齋內的通景畫，據今天已經有兩百多年了，這幅畫雖然是貼在屋頂上，但是它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對他的修復，與國寶級書畫的待遇一樣，完全按照傳統工藝流程進行，整個修復過程需要大大小小近百道工序。　　這層貼裱在畫面背後的是乾隆高麗紙，與他材質相同的紙，今天已經很難找到。美國專家提議用韓國生產的傳統紙張，但是在兩百年歷史的乾隆通景畫背後托裱上外國生產的紙，故宮的專家們難以接受，他們堅持使用中國自己的紙張。　　一年多後，他們終於在安徽潛山的一個小山村，找到了這種完全手工生產的傳統紙張。經過七名專家歷時一年多的努力，通景畫的修復工作全部完成。但修復好後，它暫時還不會被貼裱到倦勤齋的屋頂上。　　這幅通景畫將在倦勤齋其他修復工作完成時，作為最後一道工序，重新回到倦勤齋。就在專家們修復通景畫的時候，倦勤齋室內的修繕工作還在進行。　　2005年5月，當工人們對倦勤齋室內進行清理的時候，在寶座床的木板下，又有了新的發現。　　這是一個象牙雕刻的花蕾。　　這是從飾物上散落下來的彩色玻璃珠。　　這個玉石的瓶蓋為什麼會端端正正地出現在這裡，故宮的專家也無法解釋。　　歷經幾百年歲月，古老的紫禁城依然不斷給今天的人們帶來新的驚奇，在這座滄桑而神秘的宮殿中，不知還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就在故宮的建築進行大修的同時，它的內部也在發生著變化，有40多年歷史的珍寶館和鐘錶館重新布置後再次開放，同樣的文物，帶給人們的是全新的感受。　　與此同時，更多的館藏文物，以不同的形式陸續與觀眾見面。　　故宮現有館藏文物150萬件，由於數量巨大，種類繁多，多年來，許多文物只能沉睡庫房。從2004年起，一項為時七年的文物清理計劃全面啟動，包括收藏文物、宮廷生活用品以及各類資料在內的所有文物將通過最現代的信息化管理技術完成全面清點，並納入正規管理得到妥善收藏。　　這些凝結著千百年文化藝術結晶的珍品，將和這座宮殿一起，作為人類共同的財富，留傳後世。　　「故宮博物院作為社會和公眾的博物院，應該是越來越年輕的。因為，我們應該把一個古老的紫禁城、古老的故宮用各種各樣的方式、用多種多樣的渠道把它提供給社會，讓社會和公眾走進紫禁城。」　　「從午門進來，沿著參觀路線在觀眾的人群里，一面走一面聽著觀眾的議論。特別是我們有了新的改進的展覽，我們有的新的服務措施得到觀眾的由衷讚歎的時候,我會非常高興。」　　「我們這一代人應該碰上了最好的機遇。我們也有決心把我們民族文化遺產保護好，也有決心把故宮博物院建成世界一流的博物館。」　　2005年10月，故宮博物院度過了它的八十歲生日。　　（中文）「這就是太和殿，這個廣場就叫做太和殿廣場。」「以前皇帝跟大臣們舉行重大儀式就是在這裡，太和是取自《周易》……」　　（日文）「這就是太和殿，這是故宮建築群中最高的一個建築。」　　（韓文）「請看這裡就是太和殿，早晨皇帝在這裡上早朝。國家有大型活動也在太和殿舉行。在這兩側文武百官排成兩隊，向皇上高呼：『萬歲！萬歲！』」　　（法文）「女士們、先生們，這裡是太和門。我們所在的是故宮最大的廣場。那為什麼我們叫它太和門呢……」　　（義大利文）「走吧！遊客們我們現在去故宮！去參觀太和殿也叫金鑾殿」　　紫禁城，初建於明朝，鼎盛於清代，五百年間它曾是封建皇權的象徵，帝王將相的舞台。故宮博物院，得名於1925年，八十年來，它歷經風雨，走向復興，最終成為人類共同的文化藝術寶庫。今天，紫禁城既古老又新鮮，它正承載著歷史，創造著未來！

中國「房改」反思錄

2007-08-27 11:4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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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房改

中國「房改」反思錄

基本民生演繹成「奢侈品」和「新三座大山」

高房價，已成為中國城市社會和諧的最大破壞者在中國現今的「房改」推動下，「高價」、「暴利」、「壟斷」和「腐敗」，已成了房地產和開發商的代名詞。「中國特色」的房地產業，已無可爭議的成為城市中社會中壓迫民生、窒息經濟、引發社會矛盾和階層衝突、製造社會動蕩的最大「不和諧因素」。實際上，這樣的「經濟基礎」，已經對國家的「上層建築」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它的阻礙經濟發展、異化社會文明制度的「政治功能」也越發顯現。

一、高房價，使中國城鎮居民背負了最沉重的生活負擔

作為普通人一生最大的消費和投入，公民在買房和居住上的支出和負擔，和他們收入之間，有一定的比例關係。不管是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如此。 按照國際慣例，一般是用一個國家居民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和他們住房價格之間的比差，來表示這樣的比例關係。通常這種房價收入比為3—6，即用一個家庭3—6年的全部收入，即可買到一套房。如果房價收入比超過7，就會被世界上公認為「國際房價最難承受地區」。此外，居民所買的住房，因為各國生活水平的不同而標準不同。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一般家庭的住房為200多平方米的獨立屋；在日本等人多地少的國家，雖然平均每戶的面積也在80-100平方米，但他們計量單位是「使用面積」，比我們的「建築面積」要多30%左右，很多房屋還帶有新型家用電器。而且國外的這些房屋基本上都是精裝修房，有的帶著皮包就可以入住。 而在我國的眾多的大中城市，居民們要想買上一套初步小康標準（人均30、戶均90平方米）的住房，通常要花上十幾年以上的家庭全部收入，有的需要花上20多年甚至更多的家庭全部收入。可以說，在開發商操控的房地產市場的高房價暴利的壓榨下，中國市民不是成了給開發商「終身打工」的「房奴」，就是成為買不起房「無房戶」或「半無房戶」。 在中國的大中城市裡，生活水平及家庭收入在平均線以下的普通百姓，佔到了城市總人口的六成以上。對他們來說，很多人一輩子的收入，還買不起一套基本的小康住房。所以很多市民都發出令人值得深思的感嘆：辛辛苦苦忙一年，市區買不起廁所間。這也難怪「房奴」成為當今社會的「最流行詞」。試問，世界上究竟有哪些國家，要她的子民必須用要畢生收入的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巨大的生存成本，才能換得一個基本的、初步小康的居住條件？這樣違背社會公理和國際慣例的「高房價現象」，早已成為「不公正、不公平、非科學」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中最突出的一環。 「房改」下的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如此的畸形、開發商橫徵暴斂下的房價是如此之高，以至於有的被開發商所「豢養」的所謂「經濟學家」，甚至「習以為常」的把住房消費當作僅僅是「富有家庭」特有的「消費對象」，是「奢侈品」而不是基本的民生必須。似乎不是「富有家庭」的普通百姓，就不應該有什麼居住權利，也不需要有住房生存，天生就應該露宿街頭。 當作為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權之一的居住權，被開發商特殊利益集團剝奪和壓榨到如此地步的時候，當公民與生具有的居住福利，被所謂的「房改」導向成「新三座大山」，房地產作為中國城市社會最大的「不和諧因素」和社會穩定的最大破壞者，就成為了一種必然。

二、「高房價現象」

踐踏了國家憲法和人權公約，更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屬性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這就是說，城市的國有土地本來就為全民所有，至少該市的市民具有合法、合理享有的基本權利，它是每個公民體現基本居住權利的「生存之地」。從這點來說，「居者有其屋」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 其實，保障公民的基本居住權利，不僅非社會主義國家所獨有，而且也是全世界共有的法則。《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就規定：「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其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其《關於獲得適當住房權的第四號一般性意見》中的第一條就規定：「適足的住房之人權由來於相當的生活水準之權利，對享有所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是至關重要的。」 從理論上來說，土地屬於全民國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保障公民的基本居住權利上，應該比土地私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要做的更好，至少在市民的住房負擔上要比私有制國家低得多。但正是由於我們在政治文明建設上的滯後，尤其是在社會收入分配體系上「欠缺」的積累，導致的荒唐的結果，就是中國市民在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用全民所有的國有土地「租地買房」所承擔的負擔，竟然比在私有制下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買地買房」還要高得多。這不僅從根本上顛倒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制度優劣，破壞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而且已經異化成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最大的踐踏。

三、房地產，製造社會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最大的「土壤」 有人會問，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土地是國民共有，但為什麼「房價收入比」比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下買房還要高？老百姓在買房的「超額支出部分」，究竟被誰違法佔有，究竟流到誰的荷包？ 實際上，這個問題「地球人都知道」。 在當今的中國，有一個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這就是房地產已成為中國富豪們最大的「暴富製造器」，這點從「中國首富」排行榜的「迷霧一般的閃變」中就可見一斑。不久前就有消息說：身價160億元世茂集團許榮茂在地產首富的位置上還沒有坐夠半年，到 4月底就被廣東碧桂園的「楊家二丫頭」以600億元大幅超越，並一舉成為中國的首富。但楊家「二丫頭」剛登頂的「中國首富」位置還沒坐穩，又傳出重慶的吳氏女地王身價700億的秘密。這幾年來，在每年各種「首富排行榜」排出的中國十大首富中，一半以上的都是和房地產有關。 有個材料具體很能說明這些地產商的暴富程度。在「2006胡潤百富榜」上，登上前十名「中國首富」中有6人全是靠房地產而一舉暴富。這六人的「身價」財富，都在100億以上，最高的達到了160億。雖然開發商在中國成百上千萬的「資本家」中只佔了極少的一部分，但他們在2006年「百富榜」中所佔的比例，卻遠遠高居第一，佔到了「百富榜」富豪的四分之一以上（高達25.5%）。所以把房地產稱之為中國的「暴富製造器」，沒有半點的誇張和「冤枉」。據報道，上了房地產富豪榜的50位房地產富豪，一共擁有的財富總值高達2010億元；平均每個房地產商的財富為40.2億元。而能夠登上房地產富豪子榜的，房地產商的個人財富起碼要達到15億元，行業的門檻之高，遠遠「蓋過」了其他所有的子榜。當然，他們要和廣東和重慶的新的地產首富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據國家統計局的普查資料推算，這樣的「小巫」（指開發商個人及大股東）在全國大約有20萬個左右（全國有房地產開發企業5萬多個）。他們一年從買房人手中攫取的超額利潤，就高達4000多億，幾年下來的違法暴利所得就高達上萬億元以上（詳見筆者的「中國房地產十大批判」），相當於全國每個開發商個人或股東三四年「開發」下來，平均每人獲取暴利500萬元以上。正是在開發商模式的壟斷下，一個城市幾百萬上千萬的市民，要為幾百上千個開發商的「房地產暴利」多「打工賣命」十年甚至幾十年；在一些大城市，每戶每家只要你購買商品住房，就都要為開發商的暴利交納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暴利費」。全國幾億的城市人口，實際上是在為幾萬、幾十萬的開發商的暴富，「供奉」出自己的大半生的辛苦所得。 與開發商利益集團的快速暴富成鮮明對比的是，數以千萬剛剛小康的家庭為了一套體面的住房，成了房地產商的「長工」和「房奴」。平均每戶就開發商的暴利多掏出的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血汗錢，使他們很多人一生中的最大付出，不是奉獻給自己的父母孩子，也不是貢獻給國家人民，而是被盤剝給了開發商利益集團。眾多的「白領」和「中產」，買房買成了「負翁」。 政府經濟社會學有一條帕累托原則，就是政策的變化在導致一部分人處境變好的同時，不能使另外一部分人的處境變壞。而中國的「房改」政策，在讓20多萬的開發商在靠「巧取豪奪」社會大眾利益基礎上先富和暴富起來的同時，卻使數以億計的中國市民變得更加赤貧，從而大大拉大了社會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演繹的是一幅活脫脫的「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馬太效應，是一個地地道道為少數人服務、和社會制度導向背離、製造和激化貧富不均的「官商富市場」。

四、高價房，民意民情中和諧社會製造不安的最大破壞者 說房地產和高房價是當今中國城市社會最大的不和諧因素，並不是那個人的「危言聳聽」，而是民意民情的集中體現。 2006年10月，在全國的各大媒體都公布的條《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No.1》顯示，在中國城市居民中，最頭疼的問題就是房價和就業。其中不同規模城市的具體排列為：「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滿意的是房價、治安、就業問題，而中小城市居民則不滿意房價、就業和文化休閑」。也就是說，不管是大中城市還是中小城市，房價都已成為居民「最頭疼」的第一大難題。 據介紹，這項關於中國城市生活質量的公眾調查，是由新華網和中國政務信息網聯合通過網路進行的，全國各地有287個城市773325人次積极參与。北京的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組織聯合了數十家研究機構和上百位專家，歷時兩年調查和研究才完成了這份《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報告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和嚴謹性。其實，高房價及住房問題「高居」城市社會不和諧之首，已有時日。 在2006年全國和各地的「兩會」前，一些全國性的調查機構結合當時社會的熱點，曾進行一些有針對性的「民意熱點調查」。據新華社在2006年2月下旬報道，「根據中國社會調查所從2005年１２月開始對全國１６個城市２０００位公眾的調查顯示，老百姓最關注的是住房與物業問題，關注度高達７５．３％」。該報道還特別指出，「房價的不斷上漲使最基本的需求『住』成為人們生活的巨大壓力。」另外，在全國各地的兩會前的民意調查中，大多數地方、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住房問題同樣高居百姓關注的熱點 「榜首」，是民眾「最關注的焦點問題」。儘管在當時一些「正統的」官方文件和調查中，住房問題的嚴峻性還被某些「官方背景」的人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刻意的迴避。 但住房問題並不是因為某些人想「躲」就可以躲掉的。相反隨著「有關部門」及地方官員和房地產寡頭合力操控下的房價不斷的高速攀升，住房引發的社會動蕩和「不和諧」因素也隨之不斷加劇。據報道，在2006年下半年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熱點關注指數調查」中，住房問題連續數月位都位居「北京市民熱點領域關注榜的榜首」。而平時被某些官方「調查」排在民生問題前三的就業教育和醫療問題，則分別只排列其中第十位和第三位。住房問題的嚴峻性和突出性由此可見一斑。不僅公眾的「感覺」如此，就連以各級黨政官員為主要讀者對象的新華社「半月談」，在其所進行的「八省市百姓關注的和諧社會十大熱點」 問卷調查中，收到5000份有效答卷中就有4251份把買房貴（與看病貴上學貴一起）列為老百姓關注的社會十大熱點的前兩名（另一大熱點為收入差距擴大），是當前社會最突出的「不和諧之音」之一。綜上所述，各種各樣的民調都毫不疑問的證明，高房價已經成為中國城市社會最大的不和諧因素。 高房價對社會穩定產生破壞的另外一個突出的方面，就是它使社會中眾多的「中等收入者」，由於買房而成了地地道道的「負翁」。近幾年來，中國高層多次強調要擴大社會中間階層及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這是因為，中產階層歷來是一個社會發展和安寧的「穩定之基」。擴大這個「穩定之基」，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的發展，有利於早日實現全面小康。但高房價打擊的恰恰是這部分的社會「穩定力量」。所以不管是從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財富分配體系的角度，還是為了社會的穩定發展及長治久安，高房價都應該成為首先要「清理」的目標。

五、高房價，已成為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大障礙 實際上，高價房不僅在中產階層中製造「負翁」，而且還使億萬收入在社會平均線以下的普通大眾，對擁有基本的小康住房或改善現有住房的希望，變得越來越可望而不可及。眾所周知，中國城市中佔了總人口七八成買不起房的普通市民，已經被開發商壟斷暴利的高房價趕出了中國的房市。現在房地產市場雖然每年只提供了中國城鎮居民住房小康所要求的供房總量的三成都不到，但依然在這「可憐」的供應量中出現了大量的「空置房」。高房價已經成為普通百姓正常住房消費的最大障礙。 在中國幾十年小康社會建設中，人們也許還記得有一條重要的「至理名言」，這就是「小康不小康，關鍵看住房」。但「九年房改」下來，現在全國城鎮的人均住房面積，不僅沒有離住房小康的目標越來越近，反而拉大的兩者之間的距離。九年前，中國城鎮的人均住房面積還是18.7平方米，到了去年底，反而降到了17.44平方米。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如果還是按照現在的開發商模式繼續發展下去，不僅到2010年城鎮居民初步的住房小康目標（人均30平方米）「踏空」毫無懸念，而且就是到2020年能否實現人均35平方米的全面小康的住房目標，也被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可以說，在現有的「房改」政策導向下，中國城鎮居民要實現住房的全面小康，已經成為越來越不可能完成的「歷史任務」。 而如果城鎮居民在住房上實現不了小康，那麼至少在中國的一半人口中，能否按照既定的目標「堅定不移」地實現全面小康，就會成為一個大大的問題。過去人們普遍認為，中國要實現全面小康，主要的難點在農村和西部。但現在看來，如果國家的「房改」政策和導向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轉變的話，至少還要加上一項：中國城鎮居民的住房。如果說前兩者還是由於自然和歷史方面的「天災」所至的話，那麼後者則完全是由於錯誤的政策導向和市場無法無天的「人禍」所造成。現在的問題是，有誰來化解中國房地產市場「人禍」給億萬中國市民所造成的劫難呢！ 應該說明的是，中國房改的設計，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方向錯誤」的。「房改」發生「方向性的轉變」，是在2003年由建設部起草、開發商「參與制定」的18號文（「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後。正是這個「房改」新政，取消了普通百姓的購買經濟適用房權利，使開發商成為壟斷房地產市場的主宰；也正是由於實施了這個「新政」，使中國的房價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暴漲，儘管政府年年「調控」，房價還是越調越高，到最後開發商成以「實踐證明」，只有他們，才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真正主宰著；也正是由於這個「新政」，房地產才成為中國城市社會最大的不和諧因素，成為公認的民生「新三座大山」。 在「滿足人民新期待」的今天，中國已到了推翻這些「新三座大山」的歷史時刻！

早在中國的經濟改革改革開始的時候，當初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曾經的說過：「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面對中國今天的住房問題和房地產市場的實際情況，沒有任何人敢說，現在的房改，就是當初「設計者」們所「期待」的結果；也沒任何人敢說，現在中國的「房改」是成功的。但是，也似乎很少聽見有人說，當今中國的「房改方向」，已經走到了「死胡同」，被開發商利益集團所操控的「中國房改」，已經完全失敗。 現在，已到了必須有人說真話、必須有人敢捅破「房改失敗」這張紙的時候了。畢竟中國的政治，已經走入「以民為本」的新世紀。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說，執政者已經真正的「勇敢擔負起」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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