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的歷史地位及其對比

明、清兩朝是中國古代最後兩個中央集權制王朝，也是離我們今天最近的兩個朝代。在這兩個朝代統治中國之時，歐美正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兩個朝代剛好趕上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們被動的捲入了世界的滾滾大潮中，東西方文明的交流與碰撞已經不可避免。明朝是中國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清朝是中國的第二個異族王朝，對於明清兩朝的評價，可謂爭議極大。本來在民國時期，錢穆、呂思勉、翦伯贊等史學家對清朝的評價普遍較低，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革命領袖更是直言滿清是中華淪亡時期。但在改革開放以後，以柏楊的《中國人史綱》為代表，重新湧起了一股「滿清學」熱潮，之後不僅清宮劇、辮子劇滿天飛，還出現了用歷史正劇的手法歌頌清朝皇帝的一系列電視劇（如《康熙王朝》），以閻崇年、二月河、袁騰飛為代表的「知識傳播者」更是極盡「褒清貶明」之能事。可以說，「褒清貶明」現象的大量出現以及愈演愈烈的演化趨勢，令人甚感「時代變了，人心也變了」。　　我是一個業餘歷史愛好者，做不到史學家那樣詳細的數據比較。但對於明清比較的問題，我個人有自己的看法。兩個朝代的比較，不僅要看制度、君主、和人口的表現，更要看到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其對於中華文明乃至世界的貢獻，其在歷史潮流中是進步還是退步。明朝在很多中國人心中是「黑暗專制」的代名詞，柏楊更是直接說明朝是中國的「大黑暗時代」。清朝，則被很多人看做昏君最少、政治較清明的朝代，尤其是前期「康乾盛世」的輝煌，令很多人對於辮子、旗袍和馬褂的抵觸情緒大大減少。柏楊甚至說清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是這樣嗎？我想，要說清這個問題，就必須要探討明清兩朝各自的歷史地位，只有弄清了各自的歷史地位，才能夠說清楚兩者的優劣。而想要看清兩朝的歷史地位，就必須與整個世界有機的進行聯繫，決不能只看君主的表現，否則我們就成了探討帝王家事的道學家了。明朝的歷史地位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可憐的一個王朝。為何？它夾在了兩個異族王朝（元、清）之間，它是最後一個漢人王朝，可偏偏它在推翻一個異族王朝之後，又因內部的動亂被另一個異族王朝接替。因此，滿清對於《明史》的修訂，其可信度是要大大令人懷疑的，從明亡後士大夫們對滿清的不屈抗爭，以及清初文人們對於大明的懷念之情，似乎都很難說明朝是個多麼令人痛恨的王朝。　　《明史》中最為明顯的漏洞就是關於朱元璋文字獄的記載。當代許多「學者」在「褒清貶明」之時總喜歡將朱元璋文字獄拿出來，對明朝進行批判。但經過一些人的考證，朱元璋文字獄所殺的人，有很多都活到了朱元璋去世之後！這就令人大跌眼鏡了，既然朱元璋都死了這些人還活著，那麼朱元璋是如何殺掉這些人的呢？看來，所謂的「朱元璋文字獄」，基本屬於子虛烏有，我個人認為這是滿清為自己的文字獄進行的「無罪辯護」。　　清修《明史》，主要依靠的是前明投靠滿清的毫無氣節的東林黨舊人，他們作為東林黨中倖存的渣滓，自然對於不重用東林黨人的明朝皇帝大加批判之能事。而朱元璋，因為對於官員貪污的痛恨，以及官員俸祿過低的制度，都遭到了這些小人們的一致反感，因此用文字獄嫁禍朱元璋看起來是一種不錯的選擇。簡而言之，《明史》的修撰者，堪稱歷代修史工作者中素養最低、氣節最差的一群人，這樣的人修出來的史，怎麼能偏聽偏信而不加以考證呢？柏楊先生德高望重，卻在這一點上過分相信《明史》，過分主觀了。　　明朝的歷史地位，要從五個方面進行全面的觀察和判定：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世界地位與對外態度，不將這五個大方面進行綜合的考量，就難以對其歷史地位有一個全面的把握。　　首先是政治，明朝政治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皇權的頂峰，這是沒有問題的。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了綿延千年的丞相制度，從此皇帝直接面對六部；又設了內閣，成為皇帝處理政務的輔助；又利用司禮監的分權，對內閣進行了制衡。可以說，內閣、司禮監和六部的「三權分立」，再加上東廠、錦衣衛的特務監督，更加有利於皇權的集中，以及皇帝個人的大權獨攬。　　但是，明朝不僅是中國皇權的頂峰，也是皇權開始衰敗、甚至陷於崩潰的時代。在明朝中後期，皇權與六部出現了巨大的矛盾，而六部又與內閣出現了矛盾，司禮監的居中調解作用逐漸蕩然無存，反而變成了火上澆油。萬曆皇帝因為國本之爭而長期不與大臣見面，導致「無頭政治」引發的國家組織能力的迅速衰敗。他與張居正的矛盾，更是又將皇權與內閣首輔的矛盾擺在了桌面上。可以說，朱元璋為他的子孫後代所奠定的這套政治制度，到中後期已經出現了對於皇權的嚴重干擾：當皇權直接面對六部之時，必然會遭到言官的大肆阻撓，而內閣和司禮監的居中調停一旦失效，反而會陷入與六部的新矛盾而不能自拔。整個統治上層之間無可調和的矛盾，直接導致了明朝政治能力和國家組織能力的大幅度下降，而皇權表面上仍然高高在上，但實際已經不可能乾綱獨斷了，皇帝只能通過氣急敗壞的廷杖等殘酷手段來收拾大臣，但這樣的做法只能進一步助長大臣們的囂張氣焰。如此周而復始的矛盾，令明朝中後期的皇帝越來越厭煩了皇帝的責任，明朝之所以出現許多奇怪無比的「昏庸」皇帝，可以說是皇權發展到頂峰之後迅速衰敗的必然結果。　　經濟方面，明朝的絲綢、瓷器、茶葉生產都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度，明朝用自己的舉世無雙的工藝品來換取大量的白銀。但正因為此，明朝將自己的經濟命脈完全委之於外國市場，而政府從經濟活動中全盤退出，大商人開始壟斷國家的對外貿易。明朝剛好趕上了歐洲大航海時代的來臨，1492年美洲的發現，令大量的白銀被開採，並通過海上貿易源源不斷的流入中國，據統計，流入明朝的白銀數量占整個開採量的四分之三！這種對外貿易的「看似繁盛」背後，卻是明朝的市場完全委託於外國資本市場，而政府從經濟活動中的全盤退出，更導致了大商人對國家市場的壟斷，從此政府的國家組織能力退化的就更加嚴重。　　明朝畢竟還是一個小農社會的國家，這是中國的歷史傳統所決定的，小農並不代表落後，相反，在16世紀中國小農社會所創造的財富占整個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因此小農經濟堪稱中國經濟的命脈和心臟。但令人惋惜的是明朝統治者和精英分子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仍然大量進口美洲白銀來緩解國家的錢荒，而中國社會「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痼疾，導致地方豪強勢力對於地方經濟的全面把持。當江南地區發達的農業因為明朝的「國家重商主義」而被迫改為生產可供對外貿易交換的物品時，明朝實際已經進入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境地——他們的糧食生產只能依靠北方，而國家的組織能力卻正在嚴重退化。　　韓毓海先生的《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中，將1567年作為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在這一年明朝正式放開了海禁，從而大規模的白銀進口成為了中國的國策。明朝以白銀作為貨幣，將經濟完全委之於外國資本，而當美洲白銀的價值因不斷上漲而突然開始貶值後，明朝的財政便日益陷入拮据狀態。在1630——1640年代，因白銀開採導致的價格革命終於在歐洲爆發，這種大面積的經濟危機，使得當時的世界最大經濟體——明朝，承受了最為嚴重的後果（因為他們是白銀的最大進口國），整個國家爆發經濟危機，剛好又趕上北方天災、饑荒不斷，南方因不產糧、又因白銀貶值而無法從北方買到糧，整個國家都陷入動亂。此時東北的後金和西北的農民起義兩相夾擊，明政府的組織能力的羸弱就更加凸顯，當崇禎皇帝想重新恢復經濟命脈、逃離外國資本市場時，卻已經太晚了。可以說，明朝不僅不是因為閉關鎖國而衰落，相反，它是因為經濟過度的對外開放，再加上組織能力的崩潰，才導致了最後的悲劇。　　文化和科技方面，應當說是明朝最賴以自豪的方面。雖然八股文成為了科舉考試的核心，雖然程朱理學已經發展成了假道學、阻礙社會進步的「無為」思想，但明朝中後期一系列的哲學反思堪稱對於現狀進行改編的訴求，從王陽明的心學要求「知行合一」、解放人性開始，再到李贄的「狂人」思想、明末顧王黃等人對於家天下制度的思考和批判、對於改變不切實際學風的思潮，都是明朝的專制統治進入高潮後開始崩潰的社會背景下，所能湧現出的高成就。明代四大名著的思想與文學熠熠生輝，而市民生活的興起堪稱明代的最大貢獻，明代無論書法、繪畫、詩詞、戲劇，都浸透著市民生活的精髓、市民文化的優雅。科技方面更是不用多說，從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強大的明朝海軍所掌握的高超的航海技術，而歐洲的大航海時代，靠的是鄭和所繪製的中國海圖！這一點，布羅代爾曾經直言不諱：沒有中國海圖，西方的一系列冒險根本不可能成功！而在中後期，明朝在醫學、工學、農學、曆法學等方面更是成就突出，西學東漸的平等交流也令中國的傳統科學知識獲得了極大的補充。可以說，明朝的科技水平雖然不如宋朝，但是對於中國被蒙元征服所破壞的生產力而言，實在是巨大的進步。　　而在世界地位上，明朝實際還並沒有落後於世界，這一點韓毓海先生說的也非常深刻。歐洲的資本主義文明，是從一片完全蒙昧和黑暗的狀態下，依靠對於財富的掠奪慾望、以及投資戰爭的不斷刺激下發展出的軍商結合的新文明。在明代，歐洲這樣的文明其實還在孕育中，歐洲相比於中國，仍然還處在混亂和落後的狀態，這一點為很多西方學者認可。很多西方學者認為，歐洲在16世紀乃至17世紀早期，對於美洲、非洲等地的掠奪，還純粹是赤裸裸的財富慾望，並不關係到知識與文化，這剛好反映出了他們的愚昧無知。鄭和下西洋卻在友好的環境中進行了許多有利於科學文化進步的採集，這對於《永樂大典》、《天工開物》、《本草綱目》等名著的寫成，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而從明朝後期西學東漸的大環境下，以徐光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西方知識所持的態度，從朱棣創建的神機營（火器）到後期對葡萄牙大炮的研究和製造，無不表明：明朝是一個總體上進取、開放、並在世界保持大國地位的王朝。　　綜上所述，明朝雖然的確有不少的黑暗面，比起漢唐乃至宋，都對國民精神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但明朝作出的成就、明朝為我們帶來的貢獻，令後世中國人為之自豪，明朝光輝、燦爛的科技文化成就，完全當得起「治隆唐宋、遠邁漢唐」的評價，大明本該無可爭議的是中國最後的全盛、輝煌時代。清朝的歷史地位　　明朝將皇權專制帶上了頂峰，但又因經濟的崩潰、國家組織能力的衰敗，而導致皇權的衰敗和崩潰。一切其實都在按照正常的步驟進行，大明滅亡的1644年，全世界已經開始劇變，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經開始醞釀，具體來說，就是歐洲的軍商結合的掠奪性資本主義已經開始逐漸成形。明王朝本來應該是中國的最後一個中央集權制王朝，因為中國社會內部其實也已經做好了迎接劇變的一切準備，無論是思想界又一次的百家爭鳴，還是各方勢力割據爭奪的大背景，都似乎預示著中國將以又一次「春秋戰國」的形式來迎接這「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但歷史從來不是簡單地重複。這一次，滿洲人想要的更多。　　經過一系列殘酷、血腥的接手，滿洲人終於如願以償的通知了全中國，創建了中國最後一個大一統王朝：清王朝。從此，中國人被迫拋棄了自己美麗的漢服，剃掉了頭髮，穿上了馬褂旗袍，梳上了長長的辮子，並從滿洲人的馬頭刀下以投降、臣服的代價換取了倖存。　　當然，滿洲人也算是兩代人的辛勤經營下，依靠漢奸們的幫助，依靠明王朝自身的崩潰而意外地取得了中國的統治權。接下來，他們為我們創造了「中國最後的輝煌」：康乾盛世。如何看待康乾盛世？如何看待清朝？是否因為清朝有康乾盛世，明朝就不如清朝？我想，持這種歷史觀點的人，都是對道學家精神的繼承——將中國歷史全面等同於帝王家史。　　誠然，康熙、雍正、乾隆三個皇帝，論個人素養確實都是學富五車。但康乾盛世所做出的社會貢獻呢？整個清朝在鴉片戰爭之前的社會貢獻呢？除了用紅薯、玉米喂出的四億人口，除了一部控訴興衰的、還遺失了後半部分的《紅樓夢》，似乎能講的東西實在不多了。馬克思說過，落後的民族征服先進的民族，從來都是歷史的倒退，這句話一點不錯。在我看來，清朝絕對是中國的黑暗時代，而且幾乎是全方位的黑暗。　　清朝詩人龔自珍的詩句最能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萬馬齊喑究可哀。萬馬齊喑的社會，是如何造成的？這當然是清朝統治者對於思想言論的變態鉗制，將明末好不容易由心學發展出的新思潮完全打壓，對明朝的火器也不進行任何改進，更是用對自由結社的堅決打擊，使得市民文化出現了大幅度的萎縮。　　清朝入關以來，面對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矛盾，他們沒有像明朝那樣延續東廠、錦衣衛的特務統治，但是他們以滿蒙貴族的民族壓制統治來進行有效的國家統治。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清朝復辟了自宋以來已經逐漸消失的貴族政治（八旗制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出現了夏商周時期奴隸制度的回潮（漢八旗、包衣阿哈）。這些東西無論怎麼看都不是歷史的進步。　　如果說明朝的專制皇權達到了頂峰，那麼清朝的專制皇權絕對是頂峰中的巔峰。清朝直接把內閣變成了皇帝的私人秘書，雍正設立的軍機處更是讓內閣權力形同虛設。清朝統治者採用貴族統治，以滿蒙貴族對漢族士大夫進行極大地制約和打壓，漢族知識分子很難進入權力高層。清朝的皇權專制絕對是中國歷史的最高峰，除了皇太后，基本無人可以制約。　　經濟方面，清朝靠著明末引進的新型糧食作物而讓人口大幅度增長，經濟總量也因長時期的相對和平而繼續維持著較高的水準，但是相比明朝，清朝的生產水平下降非常厲害，人口劇增導致的貧困也比明朝更為嚴重。更為關鍵的是，清朝統治者因為對自己統治能力的不自信，所以他們更加嚴格的執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閉關鎖國政策實在是從清朝才正式開始的。但清朝一方面閉關鎖國，一方面又繼續放任白銀在國內的混亂流動。他們對於明朝滅亡的原因根本沒有看清楚，總以為是政治問題，因此他們避免太監亂政、避免黨爭，但終歸治標不治本，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吸取明朝的教訓，建立更加合理的財政、貨幣制度，他們繼續將市場全權交付給商人和外國資本，因此清政府的國家組織能力仍然很快開始衰敗。　　清朝統治者自認為難以應付明朝皇帝都應付不了的那些複雜局面，所以他們所唯一能採取的方針就是「維穩」，這是清朝一切政策的核心。維持穩定就好，哪怕是僵化的穩定，只要滿洲貴族的利益得到保證就行。因此，清朝將國家完全封閉了起來，他們不願再知道外界的一切信息，他們只希望能夠維持現有的穩定局面。所謂的康乾盛世，事實上就是一個以僵化、死氣沉沉、創造力匱乏、全面落後於世界為代價而維持的靜態穩定。這樣的穩定，反而會造成更大的災難，儘管能夠讓滿洲貴族和老百姓得到一時安寧的庇護，但終究不可能擋住劇變的到來。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清朝的科技文化自然就出現了無事可說的沉悶狀態。出了一本驚世駭俗的《紅樓夢》表達了市民文化的最後一點訴求外，就只剩下無意義的乾嘉考據學。明朝留下的許多科技成就清朝都沒能發揚光大，明朝帶來的繁榮的市民文化也在清朝遭到壓制而萎縮。而明朝的教訓，清朝卻根本沒有吸取，對於「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局面沒有任何改進，從而放任與生產脫離的大商人繼續與地方豪強勾結，令小農經濟生產力仍然局限於土地兼并的糟糕局面下。　　清朝統治者面對數量遠多於他們的漢族百姓，顯得自卑和暴虐，但對於外部世界的新事物，卻又表現出盲目自大與排斥性。康熙皇帝將西方知識當做自己的私學，卻堅決禁止其流入民間，並打壓重視科技創造的漢族知識分子，後期更是將傳教士趕出中國。乾隆皇帝更不用說，他治理下的社會讓馬戛爾尼積累了「中國必敗」的信心。清朝統治者這種幾近變態的維穩政策，讓整個社會在繁榮的假象下開始日趨衰敗，而最為影響深遠的則是中國知識分子們不切實際的學風、整個民族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態。　　當然，清朝也並非沒有功勞。清政府以派駐大臣的形式將西藏、新疆正式納入中國版圖，又以征服的方式將蒙古帶進了中國，把由明朝創造的北方互市貿易確立下來，終於解決了農耕與游牧長期水火不容的矛盾，並維護了西蒙古和新疆地區的穩定（但是是以殘酷的屠殺方式完成的）。與俄國的《尼布楚條約》雖然割了地，但總體上還是確立了大陸條約體系的基本精神，可以算是開創之舉。清朝鼎盛時期的疆域的確龐大，有1300萬平方公里之多，僅次於蒙古人的元朝。但是評判一個王朝從來不能只看疆域，尤其是清朝積攢下來的龐大疆域到後期列強瓜分時，基本只剩下了北京城；而明朝雖然最鼎盛時也只有900萬平方公里，但哪怕到滅亡時，還仍然為後繼者保存了530萬平方公里的本部國土。　　因此從總體來說，我認為清朝有兩分功，八分過。清朝的功，第一是在前朝基礎上對疆域的確立，第二是攤丁入畝、廢除賤藉等仁政，的確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他們的過錯呢？第一，用變態的思想言論鉗制（如文字獄）大規模殘害文人，導致思想文化界萬馬齊喑；第二，以編纂《四庫全書》為名大肆毀書，破壞中華文化；第三，禁止滿漢通婚，滿蒙貴族共治，對漢族的民族歧視政策；第四，剃髮易服讓漢族衣冠風俗被強行改變；第五，以理學發展出的「道學」對人民和士大夫進行「奴才培養」，使得漢族人喪失了民族精神；第六，揚州、嘉定、四川等地的大屠殺近乎種族滅絕，令中國的生產力遭到大幅度破壞，給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難；第七，對於科技的蔑視以及對於外界新事物的盲目自大和排斥，導致清朝在科技文化以及對世界的貢獻方面，相比明朝是一個巨大的倒退，長期的嚴格閉關鎖國政策，導致人民的愚昧和士大夫的空談，對外部世界的變化毫無了解；第八，在鴉片戰爭後不斷的割地賣國，令中國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極大打擊，從此崇洋媚外的風氣養成並難以改變（最為崇洋媚外的便是滿清的後幾個皇帝，偏偏最為自大和排斥西方的也是滿清的皇帝）。　　清朝以異族統治的姿態，宣告了中國一切社會劇變都變為了不可能。本來已經即將到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硬是遲到了200年，而這造成的毀滅性影響，絕對是災難性的。清朝統治者們用他們的暴虐和閉塞，締造了中國歷史上最為黑暗的268年。　　而與清朝相比，明朝在我看來卻是六分功，四分過。明朝的功勞是：1推翻蒙元暴政，從夷狄腥膻中拯救中華，為漢文化的恢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試想如果沒有明朝，那麼現在中國早就變成蒙古或是滿洲了；2大明王朝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期，永樂盛世的締造令中國有了最後一次強大的文化輸出，無論是鄭和下西洋、紫禁城的營造、還是《永樂大典》的編纂，都是影響世界的大事；3明代中後期思想界百花齊放，產生了影響世界的陽明心學，以及一系列偉大的思想；4明代科技發達，火器運用為中國軍事技術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航海技術的高超影響了歐洲的大航海時代，而工學、農學、醫學等方面均步入全盛階段；5明代商品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繁榮，市民文化蓬勃興起，無論是詩詞繪畫還是戲曲小說，都獲得了輝煌的成就；6明代對於中國疆域的開拓與奠定功不可沒（確立東北和西藏的統治，鞏固對西南的統治，重新將喪失四百年之久的幽雲地區、喪失五百年之久的河西走廊奪回到漢人手中），創造了與蒙古的互市貿易，從而解決了農耕與游牧的矛盾，並進一步完善了科舉制度和官僚政治制度，令政府的行政能力達到了頂峰（皇帝不上朝政治也能正常運轉）。而明朝的過錯也不容迴避：1文化專制政策仍然有很大影響，八股文的盛行約束了文人的創造力，皇權專制對文人廷杖造成的尊嚴荼毒；2東廠和錦衣衛的特務統治造成一系列冤假錯案；3理學轉變為道學使得道學家的不切實際的空談之風盛行，嚴重影響知識分子的辦事能力，而後期心學的盛行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主義泛濫，大地主階級奢侈靡費，國家凝聚力大大下降；4土地兼并嚴重，國家沒有完善合理的財政、稅收制度，而將國內市場貿易委託於大商人和外國白銀資本，導致地方豪強兼并加劇，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政府的國家組織能力不斷衰敗乃至崩潰。　　綜上所述，我認為明朝是中國最後一個輝煌的大一統帝國，但同時也是皇權逐漸由頂峰走向崩潰的時代，永樂盛世是中國最後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盛世，但同時其內部潛藏的一系列問題和矛盾終究會如火一般爆發；而清朝，是中國最為黑暗的時代，中國的劇變被清朝推遲了200年，皇權在貴族政治下重新走向巔峰，而康乾盛世所維持的僵化的穩定，以及清朝對於經濟政策的毫無改觀、對於科技文化的打壓和破壞、對於外部世界的閉關自守，終於將中國拉入了貧窮、落後的深淵。

作者：cainleaf來源：天涯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