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法蘭克福學派對當代科學技術功能的剖析

來源：《內蒙古社會科學》 2000年第3期作者：郝峰（南京大學哲學系）

人類自從進入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帶來了物質層面的普遍繁榮和社會的巨大進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西方學者普遍陶醉於科技創造的神話之中，他們樂觀地認為，科學技術所帶來的大工業的效能，已經造就出一個以信息為工藝對象，以科技產業為主要職業的信息時代。也就是同時，法蘭克福學派看到了科技發展所具有的一個悖論：一方面，科學技術造就了現代文明，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已成為被利用來為資本控制整個社會服務的實用工具，進而從作為一種工具理性上升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因為現代資本主義將大規模的工業研究、科學技術和增值綜合成為一個系統，這就使得科學失去獨立性，而成為行政化的控制手段。科學技術變成了一把雙刃劍，有著雙重職能，它既是第一生產力，同時又是意識形態。法蘭克福學派指出，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不再是一個「中立」概念，「技術理性已成為政治理性」，因而全面的控訴科技。法蘭克福學派抓住了資本主義下科技理性的消極面，試圖從根本上抨擊資本主義，可是他們混淆了科技合理性以及這種合理性在資本主義的應用，其立場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小資產階級的浪漫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對資本主義發展動力結構的變化進行了新的探索，他們認為，自19世紀以來，科技的迅猛發展已經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重要推動力，而且這種趨勢正在增強。這是因為科技的進步，已經改變了社會生產力內部的人與生產工具的關係，人的直接因素已越來越降到次要的地位，勞動者在生產力中的作用越來越小，而生產工具越來越成為主要的生產力。

在《單向度的人》中，馬爾庫塞分析到：「生產工具，作為『絕對統一』的傾向，在機器自身變成了一個機械工具的關係系統，並因而遠遠地超出了個人的勞動過程這個程度上，通過減少勞動者的職業自主權，並把它整合到受控但又控制技術總體的其它職業中，機器表現了更大的支配作用」。[1]也就是說， 機器已逐步獨立為生產力中的一個主體因素。馬爾庫塞說：「自動化顯然已在本質上改變死與活的勞動的相互關係，它正在力求達到一個目標，那時，生產力將以機器而不是以勞動的個體生產來確定」。[1]一言蔽之，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概念在這裡發生了畸變，勞動者不再作為主導因素，而作為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標誌的工具越來越成為主要的生產力。

法蘭克福學派進一步論證，由於自動化的實現和勞動者與機器位置的顛倒，科技的進步業已成了一個獨立的剩餘價值的來源，剩餘價值變成機器所創造的了，「它同馬克思只知道考察的那一種剩餘價值的來源是很沒有關係的」，「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理論因而失去了運用的條件……直接從事生產的勞動，愈來愈失去意義」。[2] 法蘭克福學派主將馬爾庫塞認為：「技術變化趨於作為個人生產工具，作為『絕對單元』的機器，這也就似乎取消了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概念以及與這一概念相伴隨的剩餘價值理論。因為馬克思認為，機器永遠也不創造價值，它只把自己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中去，而剩餘價值仍是剝削活勞動的結果，機器是人的勞動力的體現，通過它，過去的勞動（死勞動）保持著它本身並決定著活勞動」。[1]很顯然， 法蘭克福學派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剩餘價值理論，把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和直接動力歸結為非物質的超階級的科學技術。

對於科技在當代的功能，法蘭克福學派更加深入地分析到，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科學技術日益成為第一生產力，科技管理和使用深入到國家政權領域。於是，科技統治代替了過去的政治統治，「科學技術獲得了合法的統治地位，成了了解一切問題的關鍵」[3]。哈貝馬斯具體地分析了這種情況，指出：「國家政權對生產和交換領域的干預，一般的改進公共生活的組織的純技術手段出現，傾向於同科技和工藝相結合。於是，科技日益成為統治人民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以及社會生活一切其他方面的工具，成為人民『解放的桎梏』」，[2] 這樣，「技術與科學同時執行意識形態的職能」。[4]馬爾庫塞也說：「技術合理性的概念本來就是意識形態的，不是技術的使用，而是技術本身成了統治（對自然和對人統治），成了方法論的、科學的、預料的、以及機敏的統治。統治的目的和興趣不是當作一種『補充』，而是從外部加強給技術的——它們已經是技術結構的一部分，技術總是一種歷史——社會的設想；社會以及統治社會想乾的事情都根據技術設計好。統治的這種目的是『客觀的』，因而也屬於技術合理性的形式。」[5]

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繼承了韋伯關於資本主義合理化的思想，認識到資本主義合理化的實質表徵了資本主義機器大生產的客觀要求：生產過程以至全部社會生活必須依據技術發展的統一標尺規範化、標準化、專門化，在大工業生產中，人的主體性和個性被消融在人之外的「技術理性」中。在人本主義看來，這種合理化就是人的非主體化，就是人的異己化和外在化。法蘭克福學派從人體學角度出發，那麼，他們必然會反對這種合理化的思想，指出合理化的實質是一種打著技術理性的幌子的新的統治形式，它使得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罩上了一層合理的、非人的技術理性的錯覺。[6]在資本主義社會中， 技術式的工具合理性從生產出發已開始逐步支配了人們的一切活動，包括非經濟的活動，「現代國家社會的複雜一體化已經產生一個技術行政制度，在這裡，技術的合理性日益成為操縱的合理性」。[7] 這種合理性的實質就是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直接成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工具。

二

馬爾庫塞引證馬克思早年的重要思想：隨著大工業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於勞動時間和消耗勞動量，……相反卻取決於一般的科學水平的技術進步……。他依據此觀點，將一個嶄新的解釋視角導入對發達工業社會現狀的分析，從而得出了結論：技術生產體系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能力與人類不能批判思考自己處於富裕社會中被支配的奴役之間，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即技術進步已擴展到社會的整個控制和協調系統之中，從而創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權力形式，並使反對技術統治奴役的力量弱化。

　　馬爾庫塞這一結論包含著以下幾種涵義：

　　（1）科技進步促使發達工業社會擺脫了物質匱乏的威脅， 但卻並未如人所願的帶來精神上的進步，完成從奴役和不自由狀態中解放人民的使命。科學技術進步給資本主義帶來了財富極大涌流的奇蹟，並進而證明了現存秩序的合法性，較易地完成了從一種暴力的壓抑性秩序向一種非暴力的壓抑性秩序的轉化——技術通過創造財富同化了先前社會制度中觀點相異、利益衝突的人們，弱化了他們的批判理性。「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流行，這是技術進步的標誌」[1]

　　（2）技術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已變成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 它滲透到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人類的一切活動，人類生活的全部時空維度，人類的一切制度化、非制度化成就等等，都被置於技術的關照之下。技術給人類帶來了歡樂、幸福的同時，又給人類製造出許多痛苦和煩惱，帶來許多消極後果。人們對科技的強烈依賴又使得他們喪失了改造、規避某些危險性的科技的能力。所以生產力的發展、技術的進步意味著技術統計邏輯的延伸，意味著個體獨立性的逐漸縮小，意味著工業社會一體化現象加劇。這樣，技術合理性就顯露出它的政治性，技術的邏各斯就成為奴役的邏各斯。因此，科技在發達社會就變為一張令人恐怖的「達瑪提斯」鐵床。[8]

　　（3）技術的進步等於全部的合理性，這種合理性造就的權力體系迅速將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整合，技術理性也因之成為政治理性，成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工具。

技術理性對人的統治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深入到個人靈魂的深處，一步步把他變為資本主義現存原則的馴服臣民。人的主體隨意性和個別性被壓制了、消解了。個人逐漸成為壓抑整體的無理性的一部分，導致人深刻的異化。這是因為，「正當技術知識擴大人的思想和活動的範圍時，作為個體人的自主性，他對日益發展的大眾操縱機構進行抵抗的能力、想像力、獨立的判斷，似乎被消弱了，旨在啟蒙的技術能力基本伴隨著非人化的過程」。[9]所以，「人變成了與社會發展的規律、自我本身的原則相反的東西：變成了單純的類本質，相互同樣地經受強制控制的集體性孤獨，不能相互說話的划船手」[9]。在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人成了啞巴，只有科學在講話」[9]。 解析上述觀點不難看出，馬爾庫塞的用意就是要闡述科技在當代的作用，從而揭露資本主義的技術合理性在社會中造成文明的蛻化和畸變。

重視研究科學技術的作用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傳統。繼馬爾庫塞之後，哈貝馬斯進而論證了科學技術的當代控制性，他說：「自19世紀以來，晚期資本主義的後一種發展趨勢由於技術科學化而日益明顯，這也正是資本主義這一階段的特點。它每次都承受了來自體制方面的壓力。通過引進新技術提高生產率……由於大規模的工業研究，科學技術和應用便結合成為一個體系了，而工業研究一般總是從國家那裡接受任務，這首先推動了軍事部門科學與技術的進步。然後，科學技術的情報便從軍事部門那裡流入到民用商品生產部門。於是科學技術便成了頭等生產力。」[3]

其實，把科學技術看作頭等生產力倒並不令人驚異，令人驚異之處在於「科學技術也可以成為一種滲透入非政治的人的力量源泉。這種意識形態非凡成就是：它使社會的自我理解脫離了交往活動的參照系，脫離了以符號為中介的相互作用概念，而用一種科學的模式取而代之。相應的，限制於文化上的社會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就被有目的、合理的行為和適應性的範疇之下的人的自我物化取而代之。」[8]可以看出，哈貝馬斯把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化看作是科技成為第一生產力所帶來的最重要的後果。

關於這一點國內一些學者從兩方面來理解：第一，科技的日益發展使政治活動日益技術化。首先是因為政治活動中採用先進的科技手段；其次是因為在政治的運作程序性方面吸收了科技的操作規則；再次，科技日益侵入與政治無關的群體意識之中。哈貝馬斯認為，科技對於實驗系統的成功控制使得人們相信，這種模式照樣可以搬到社會系統中來。於是科技逐漸取代了以往在社會生活方面的諸多參照系，而變成了唯一生活準則。這樣，生活由此變成一個以科技為核心的自調節系統。

哈貝馬斯肯定歷史發展中的科技進步，在他看來，資本的病根並不是科技合理化所造成的，而是上層的日益官僚化的行政機構所造成的。因而，他不贊成馬爾庫塞和阿多諾那種摧毀現代文明和現代科技的浪漫主義理論訴求，而寄希望於對資本主義的社會行政框架的改進，而行政框架的改進有待於交往合理化的實現，訴諸於「對話」和合理的行為交往，達到人與人之間的「內在一致」，真正造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法蘭克福學派看到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科技革命的性質和作用發生的變化，並深入地分析出這種變化的原因。然而，他們卻錯誤地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和剩餘價值學說過時了，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被技術概念取代了，技術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成為比勞動者重要的力量，甚至提出摧毀現代文明和現代科技。「由於他們的研究離開了產生科技的社會經濟、政治現實，也就使其『批判』喪失了科學的基礎，這是一個暗含在前提中的必然結果。」[10]

三

法蘭克福學派分析了在發達工業社會中科技發展的悖論：一方面，科技理性的內在的工具性特徵使科技及其應用日益綜合成了一個相互依賴的系統，並日益滲透到生產力的諸要素、生產工藝與管理諸環節之中，對社會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導致科技成為第一位的生產力、並通過它與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交互作用而成為推動社會發展、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積極因素；另一方面，科技理性內在的工具性特徵，連同其數學化、程序化、標準化、機械性特徵，又會滲透併流行於社會結構的其它領域，並與特定歷史主體、社會生活、文化觀念、政治生活整合在一起發揮效力，從而使實用、效率、功利等成為新的標準，而且會以這種特徵塑造社會生活的方式，給日常觀念帶來消極的社會後果。

對於如何解決科技理性自身的矛盾，法蘭克福學派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在馬爾庫塞看來，技術理性之所以能成為發達工業新的統治形式，這與技術理性內在的工具主義特徵密切相關。所以，只要能使科技理性擺脫其工具性與功利性，重新確立其啟蒙時期的批判性、否定性，就能使它從現在的統治與奴役的工具變為人類爭取自由解放的手段。他設想建立一種人道主義科學技術的可能性，到那時，「科學合理性的繼續應用將會達到一個終點……科學謀劃本身將對超功利的目的、對遠非統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活藝術』開放……科學概念可以設計和規定一種自由的、和平的存在的可能現實。」[5]哈貝馬斯則認為，隨著科技的進步，科學理性逐漸喪失其批判功能而局限於工具特徵。這時，技術手段與「人類有機體之中的有目的——合理的活動」之間建立一種內在聯繫。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拋開現在的科學技術，而是要依靠交往的合理性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獲得理解，只要它能為社會成員提供進一步解放的機會。

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在對待科技理性的態度上走向了兩個極端。從科技理性自身發展的邏輯來看，象哈貝馬斯那樣要徹底否定其工具性與操作性特徵是徒勞的，因為二者始終是科技理性的本質內容之一。同時，也不能否認科技理性的工具性與非工具性、非功利性的相互滲透，科技理性與包括倫理學、美學在內的人文科學觀念相容的可能性，不能否認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統一的因素。這樣，我們要謀求一種在科技理性的發展中把其工具性特徵與人的存在及其真、善、美的人文追求相結合，力圖強化其工具主義的特徵，強化其整體協調的功能。

對於這一點應該看到：首先，自然科學的發展與科學技術的「謀劃」增強人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速度，滿足了社會生活的不同需求，實際上為人類爭取自由解放奠定了基礎，因而它與人的存在的崇高的美學、倫理學追求相一致。另外，也應看出，當代科技在展現其實用功能的同時，也進一步發展與人的自由相一致和與倫理學、美學相容的其他功能，對於這一點，王貴友先生正確地分析為三點。

第一，科學技術的發展正在實現科學觀念與思維方法的重大轉變，這為科技理性的非工具、非功利性特徵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

第二，自然科學的發展正在引起深層認識論構架的重大轉變，突破了傳統純粹主客之分的認識論構架，確立了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一元論認識模式，為科技理性中的人文因素的增長提供了認識論條件。

第三，科技發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一體化趨勢，以及科技向社會生活的滲透，導致了科學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融，使當代科技與人文社會科學在「歷史科學」中統一起來。當代文化發展興起了一系列綜合學科、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等，它們正在把「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逐漸聯繫在一起。[11]

法蘭克福學派以犀利的目光看到了科技畸變為工具理性而具有操縱作用，並以其固有的理論批判傳統加以批判性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然而，對他們的理論要用批判的目光考量，同時要在當代自然科學和社會思潮中尋求新的介面，最終探索出一條科技理性批判面向未來的開放路徑。那麼，在今天面對他們的理論努力和失誤時，我們一定會更穩健地踏上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的更高的科學之巔。

參考文獻：

　　[1]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重慶出版社.3—26.

　　[2] 哈貝馬斯.文化與批判[M].法蘭克福.1979：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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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哈貝馬斯.走向一個合理的社會[M].波士頓.1971：104.

　　[5] 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6—208.

　　[6] 馬爾庫塞.工業社會和新左派[M].127.

　　[7]施羅耶.晚斯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C].美國社會主義的復興.紐約.1971：320—321.

　　[8] 周向軍、傅永軍.控制與反抗[M].泰山出版社.182—210.

　　[9] 張一兵.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主體向度[M] .河南人民出版社.353.

　　[10] 張一兵.折斷的理性翅膀[M].南京出版社.289.

　　[11] 王貴友.關於「工具理性」問題的反思[J] .武漢大學學報.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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