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系列專題：六十八、江青的文革歲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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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系列專題：六十八、江青的文革歲月（一）時間:2013-12-03 21:14來源: 作者:水陸洲

文革系列專題：六十八、江青的文革歲月（一）第一部分：1965年11月——1969年4月一、批判京劇《海瑞罷官》一九五九年四月四日上午，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說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樣，當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銳的批評。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向明史專家吳晗透露了毛澤東的講話內容，鼓勵他多寫宣傳「海瑞精神」的文章。吳晗先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接著，又應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之約，寫了京劇《海瑞罷官》劇本。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看了吳晗寫的新編歷史京劇《海瑞罷官》，認為「該劇存在著嚴重的政治錯誤，堅持禁演這齣戲」。江青還發現了文藝界愈演愈烈的修正主義傾向。先是選擇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作為大批判的靶子。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澤東在軻慶施的報告上作了批示，批評文藝界「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社會主義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在關於《人民日報》的談話中，支持了對『有鬼無害論』的批判。毛澤東說：「一九六一年，《人民日報》宣傳了『有鬼無害論』，事後一直沒有對這件事作過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後，全黨都在抓階級鬥爭，但是《人民日報）｝一直沒有批判『有鬼無害論』。在文化藝術方面，《人民日報》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報》長期以來不抓理論工作。從《人民日報》開始辦起，我就批評了這個缺點，但是一直沒有改進，直到最近才開始重視這個工作。」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傳部關於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作了批示，批評這些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便是毛澤東關於文藝界的著名的「兩個批示」。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澤東在《中宣部關於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上批示：「……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於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這樣，在全國出現了批判高潮。一九六五年的中國報紙，充滿著大批判的文章：一月，《羊城晚報》、《南方日報》開始批判歷史小說《柳宗元被貶》——柳宗元「被貶」被認為是為彭德懷「被貶」翻案。《文藝報》開始批判康灌。二月，《電影文學》批判「一部散發著資產階級和平主義思想毒素」的電影劇本《親人》。《文藝報》則批判陳翔鶴的歷史小說《陶淵明寫（輓歌）》，文章的題目是：《為誰寫輓歌？》三月，《人民日報》發表齊向群的《重評孟超新編〈李慧娘〉》。編者按說《李慧娘》「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四月七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複》，免去了齊燕銘、夏衍在文化部的領導職務。電影界開始批判所謂「夏陳路線」，亦即「夏衍、陳荒煤路線」。五月，《光明日報》發表《夏衍同志改編的影片（林家鋪子）必須批判》。六月，《工人日報》發表《〈不夜城〉必須徹底批判》。一九六五年三、四月，江青開始在上海組織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在有各大區負責人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問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彭真：「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顯然護著吳晗，含糊其詞地答曰：「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十一月十日的《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從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報》、浙江《浙江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江蘇《新華日報）、福建《福建日報》、安徽《安徽日報》、江西《江西日報》先後轉載了姚文元文章。這表明，華東六省一市步調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范瑾擔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北京日報》社社長，曾兩度打電話給上海《文匯報》的熟人，探問此文的背景。她也曾兩度打電話給彭真，請示是否在《北京日報》上轉載此文。彭真說，《北京日報》不必轉載，除了《人民日報》的重要社論各地報紙必須轉載外，像上海《文匯報》上的文章沒有必要轉載。江青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給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麼關係！噢，後來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正在上海的江青找羅瑞卿，說道：「批《海瑞罷官》的文章北京沒有轉載，《解放軍報》為什麼也不轉載？」於是，羅瑞卿給劉志堅打了電話，轉告江青的意見。劉志堅遵命，指示《解放軍報》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知道毛澤東「生了氣」，知道《解放軍報》準備轉載姚文，彭真不得不給范瑾去電話，指示《北京日報》轉載姚文。這樣，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當《解放軍報》轉載姚文時，《北京日報》也轉載了。翌日，《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又過一日，《光明日報》予以轉載。江青不斷地通過張春橋，向上海《文匯報》下達「指示」，以求擴大戰果：「姚文發表後，意見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來。」「要採取『誘敵深入』的辦法，要使敵人感到你『不堪一擊』，這樣，他就回去，出場。這樣反覆搞，他們非上馬不可。」「前一時期『海罷』太過了些，敵人不出來。」「總之，要調動敵人兵力。」「採取『圍而不殲』的戰術，環繞此周圍，辟戰場。」於是，「向陽生」出動了——向陽生，亦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於是「方求」出動了——方求，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主持下的寫作組。一石激起千層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大論戰——這論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澤東在杭州召見陳伯達、艾思奇、胡繩、關鋒、田家英，作了長談。毛澤東在長談中，談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紅旗》雜誌上發表的批判翦伯贊、吳晗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不過文中沒有點翦、吳的名字），也說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澤東的原話是：「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①聽說毛澤東稱姚文元的文章「沒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趕寫了《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一文，化名「思彤」發表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此文首次公開提及《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提到了廬山會議。戚本禹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趕寫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應之勢。與成本禹幾乎同時，關鋒也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兩文送中共中央宣傳部，被壓下。戚本禹幾次打電話給許立群，詢問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時可發表？許立群的答覆很乾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別人還有，現在都不能發表。」戚本禹、關鋒越過許立群，把兩篇文章的清樣直送彭真。彭真讓秘書給他們打電話：「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直至兩個多月後，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於四月二日同時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在戚本禹文章發表後幾天，四月五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署名關鋒、林傑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二、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從上海到蘇州，拜訪林彪。江青離開蘇州以後，葉群打電話劉志堅轉告了林彪的話：「江青同志要找幾個部隊搞文藝工作的、管文藝工作的同志談談部隊文藝工作問題。參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個人，去幾個什麼人，你同肖華商量，把名單報林辦，最好肖華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戰役的創作，你們準備一下。」劉志堅接到「林辦」電話，當即向肖華作了彙報。肖華說：「我事情多，身體又不好，文藝方面的情況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傳文化的，了解情況，還是你去吧！」雖說「林辦」點名要肖華去，肖華還是堅持不去。這樣，劉志堅就只能去了。劉志堅一行住進上海延安飯店之後，當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來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談會」的必讀文件——《毛主席於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後寫給平劇院的信》①、《毛主席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以及《毛主席對文藝界的兩次重要批示》。劉志堅夾著公文包，在張春橋陪同下，步入江青住處。「哦，終於把解放軍這座『尊神』請來了！」江青笑道，「我的處境很困難，所以我去蘇州求助於林總。現在，林總終於給了我支持！」劉志堅習慣於「公事公辦」。他打開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轉達一份電話記錄。那是葉群打給劉志堅的，要他仔細作了記錄，所記的是林彪的一段話：「江青同志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能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江青說及「座談會」怎麼開：「請你們來，不是開什麼會，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結束了這次見面性的談話之後，下午五時，在錦江小禮堂，江青跟來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見面，張春橋仍作陪。江青宣布了會議的「紀律」：「不準記錄，不準外傳」，特別是「不準讓北京知道」。江青說起了為什麼要印發毛澤東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關於平劇《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話：「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江青說，儘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確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後，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仍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著。現在，該是徹底扭轉這種「歷史的顛倒」的時候了！晚上，江青在錦江小禮堂請劉志堅等看電影「逆風千里」。這是珠江電影製片廠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編劇周萬誠、方徨，導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國民黨「千里駒」師被殲。解放軍指導員宋志剛和一支小分隊奉命押送被俘的國民黨校級以上軍官前往遼東軍區駐地。一路上，腹背受敵，小分隊「逆風千里」，終於完成了任務。這部影片雖是「地方」電影廠（這是對非軍隊系統電影廠的習慣稱謂）拍的，但表現的是部隊。江青一邊看電影，一邊說這部影片「美化敵人，把敵人當成主人公來描寫，讓敵人佔領了我們的銀幕」「座談會」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據劉志堅回憶，總共看了三十多部電影和三場戲。看什麼電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場看了十三次電影。張春橋有時也來看。「大秀才」陳伯達來到上海，他也陪著看了幾部電影。江青一邊看電影、看戲，一邊隨時說一些意見，想起什麼就說什麼。江青跟他個別交談八次，每次短則半小時，長則兩小時。集體座談四次，劉志堅等六人都參加，其中一次是頭一天見面，另一次是二月九日和《南海長城》劇組談話，因此實際上只兩次。會議中間，二月九日，江青有事，「座談會」暫停數日。於是，劉志堅和李曼村於二月十日飛回北京向肖華彙報，十六日再去上海。經過中間「休會」之後，「座談會」在十六日繼續舉行。到了十九日，江青說：「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有事，暫告一段落，你們可以回去了。」劉志堅和李曼村、謝鏜忠一起討論，參照陳亞丁的筆記，由黎明記錄，陳亞丁修改，整理成一份《彙報提綱》，約三千多字，以供向上彙報之用。在二十一日，劉志堅把一份《彙報提綱》交給了江青。二十二日，劉志堅一行離滬飛往濟南，向正在濟南的林彪作了彙報，並送上一份《彙報提綱》。林彪聽了彙報，表示滿意，說道：「這個材料搞得不錯，是個重要成果，這次座談會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對頭，路線正確，回去後要迅速傳達，好好學習，認真貫徹。」二十三日上午，劉志堅跟其餘五人一起乘飛機由濟南回北京。飛機剛剛在北京機場著陸，劉志堅才走下飛機，機場工作人員就通知他：上海來了長途電話，等他去接！劉志堅一聽電話，是江青的秘書從上海打來的：「江青同志看了你們整理的材料，認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沒有能夠反映她的意思，給她闖了大禍！現在不要傳達，不要下發！」江青的秘書還說，江青已把此事報告了主席，主席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修改。另外，請劉志堅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參加修改。肖華決定派陳亞丁去上海，肖華關照：「江青要怎麼改，你就怎麼改。有什麼問題，回來再說。」這樣，陳亞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飛上海——一個月內，第三次飛往上海。陳伯達、張春橋參加改《紀要》陳亞丁飛抵上海，見到了江青，才知道內中的原委：那份《彙報提綱》太簡單、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寫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陳伯達和張春橋，參加了修改工作。陳伯達談了兩點的意見：第一，「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註：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當時的一九六六年），這很重要，但只是這樣提，沒頭沒尾。要講清楚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黨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繼續，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才能更好地認清解放後十七年的文藝黑線，這條黑線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了。」第二，「要講一段文藝方面的成績。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戲劇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等，這些，真正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東西。這些都要寫一下。這樣，破什麼立什麼就清楚了。」江青說：「伯達的意思很好，幫助我們提高了，擊中了要害，很厲害。」前前後後改了八稿，內容從最初的三干多字增至一萬字。江青把《紀要》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頗為重視，親自作了十一處改動。內中最為重要的改動是在原文「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一句之後，毛澤東加了一句：「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三月十日，劉志堅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陳亞丁飛來上海。江青給劉志堅看了毛澤東對《紀要》的修改。於是，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劉志堅、陳亞丁一起，又對《紀要》進行修改。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澤東又兩次修改《紀要》。毛澤東在十七日寫了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這時，標題上加了「林彪同志委託」六字，變成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江青要陳亞丁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全文如下：林彪同志：根據你的委託，我於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請劉志堅等四位同志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了座談。座談後，他們整理了個座談紀要送給你和軍委其他領導同志，也送給我一份。我看了，覺得座談會紀要整理得不夠完整，不夠確切。因此，請春橋、亞丁兩位同志座談修改，然後，送主席審閱。主席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並指示請伯達同志參加，再作充實和修改。我於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請伯達、志堅、春橋、亞丁四位同志一起討論修改後，以送主席審閱，主席再次作了修改，並於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十九日，我又請志堅、春橋、鏜忠、曼村、亞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談，大家一致同意這一紀要。現將座談紀要送上，請審批。此致敬禮！江青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林彪那時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來的信及附來的《紀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經毛澤東親自閱定，他當然雙手贊成。他對《紀要》不改一字，批轉軍委常委們。林彪找來劉志堅、陳亞丁，請他倆起草了一封致賀龍等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們的信。當時，中央軍委主席為毛澤東，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還有副主席賀龍、聶榮臻、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還有朱德、鄧小平、譚政、羅瑞卿。林彪的信，全文如下：常委諸同志：送去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反覆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佔領，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一場革命進行到底。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文藝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對紀要有何意見望告，以便報中央審批。此致敬禮！林彪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的這封信，對《紀要》作出了高度評價。信中默認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一提法。當江青和劉志堅等五個人在上海錦江飯店座談之際，北京釣魚台也有五個人在開會。上海的五人會議開始於二月二日，北京的五人會議開始於二月三日。上海「座談會」寫出了《紀要》，北京的小組會寫出了《提綱》。二月五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會議，討論通過了《二月提綱》。二月八日，彭真、陸定一、許立群專程到武昌向毛澤東彙報《二月提綱》。毛澤東問了一些問題，但沒有說同意發表。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綱》印發全黨。張春橋為了摸清北京的動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水直去京。按照張春橋的布置，楊永直跟許立群、胡繩談話，提出一些問題，特別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綱》中所說的「學閥」指誰。楊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滬之際，許立群轉告了彭真的答覆如下：許：楊永直問，學閥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彭：學閥沒有具體指什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許：楊永直問，上海要批判一批壞影片，包括《女跳水隊員》，行不行？……因為有大腿。彭：你去問張春橋、楊永直，他們游過泳沒有？許：楊永直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彭：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裡去了？楊永直回滬後，當即如實報告了張春橋。張春橋說：「現在有把握了，這個電話說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對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綱》的矛頭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張春橋通過江青，迅速向毛澤東密報了「電話事件」。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澤東在杭州和康生作了兩次談話。三月三十日，毛澤東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江青、張春橋在杭州作了談話。毛澤東這三次談話，嚴厲地批評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傳部（「五人小組」的正、副組長彭真、陸定一，分別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說他們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五人小組彙報提綱」是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傳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鬧（指彭真），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寫作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①毛澤東還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電話事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②三月三十日，劉志堅、陳亞丁為軍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澤東的請示報告：中央、主席：軍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認為這是一個在文藝工作方面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很系統很完善的文件，部隊必須堅決貫徹執行。現送上這一紀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兩封信（引者註：指江青三月十九日致林彪信及林彪三月二十二日致賀龍等軍委常委信），請審批。軍委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彭真辦公室通知劉志堅，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批語，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轉《紀要》。也就在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杭州談話的內容。四月一日，彭真把《紀要》、中共中央批語，以傳文形式，直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共中央負責人。毛澤東在四月一日當天，便在杭州寫下批示：已閱。四月十日，《紀要》作為中共中央「紅頭」文件，印發全黨。最為重要的，還是在於文件中說明《紀要》是經過毛澤東「三次親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託」。中共中央的批語，對《紀要》作了高度讚許：「這次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座談會。經過毛主席三次親自修改的座談會紀要，對當前文藝戰線上階級鬥爭的許多根本問題，作了正確的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這個文件。它不僅適合于軍隊，也適合於地方，適合於整個文藝戰線。各級黨委應當聯繫本地區、本部門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真討論，認真研究，貫徹執行。」《紀要》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作了輿論準備，說明了「文化」方面非來一個「大革命」不可。《紀要》的核心段落，是這麼一段話：文藝界在建國以來，。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電影界還有人提出所謂「離經叛道」論，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叛人民革命戰爭之道。在這股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逆流的影響或控制下，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摘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的系統的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個決定之後，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基於《紀要》對全國文藝界的的估計，一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興起。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後來改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說後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遠遠超出了「文化」的範疇，但最初便出自於《紀要》。所謂「文革」，就是從《紀要》中提出的「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開始的。三、參與起草《「五·一六」通知》康生從北京打長途電話到陝西給正在那裡的鄧小平：「主席要你趕緊回北京，主持政治局會議，下達撤消《二月提綱》的通知。」鄧小平坐飛機趕回北京，召集政治局會議。會上，康生傳達了毛澤東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談話。既然是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叫列席會議的王力起草一個通知。王力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話：「中央於二月十二日轉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現予撤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這一《通知》，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見了，不高興，說道：「這不說明任何問題，沒講為什麼撤消。應當重新起草。」毛澤東指定由陳伯達負責起草。陳伯達要王力一起寫。這樣，陳、王二人寫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開會討論，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文件！」彭真聽了，苦笑道：「那好吧，說就說個夠吧！」修改後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澤東見了，仍不滿意，以為太簡單。毛澤東提議，搞個文件起草小組，在上海再起草。毛澤東提名陳伯達為組長，小組成員十人，即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四月十六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問題，決定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也就在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組的成員們聚會於錦江飯店。組長陳伯達和組員康生去杭州開會了，小組便由江青主持。這個小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這不是一般的《通知》，卻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每完成一稿，當即由張春橋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親自修改。改畢，派人直送張春橋。在起草小組舉行最後一次會議時，陳伯達、康生從杭州回來了。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通過了《通知》草稿，決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有關負責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都不是中央委員，以「文件起草小組」成員的身份，出席會議。主持會議的是劉少奇。康生，向大會傳達了毛澤東跟他在杭州三次談話的內容，批判了彭真、陸定一；張春橋，五月六日作了長篇發言，系統地介紹彭真、陸定一等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對抗文化革命路線」的情況。五月九日，《解放軍報》發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同時，《光明日報》發表關鋒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別真偽》。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刊出姚文元的長文《評「三家村」》。五月十一日，《紅旗》雜誌發表戚本禹的《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五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傑的《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歷史的車輪，終於滾到五月十六日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通知》。由於是在五月十六日通過的，也就被人們稱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書，是進行「文革」的綱領。歷史學家已經把《通知》的通過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為「文革」的開始之日。《通知》中的這一段話，概括了進行「文革」的目標：「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由於《「五·一六」通知》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此「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一詞也就從所有的報刊上消失了。在《「五·一六」通知》中，有這麼一段話：「撤消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這個新的「文化革命小組」，毛澤東指定陳伯達為組長，要陳伯達「組閣」。陳伯達跟江青商議名單，決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作為基礎，加以增刪。原起草小組除陳伯達組長外，組員共十人：康生、江青、張春橋、關鋒、成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內中陳亞丁換成了謝鏜忠，在組員之中，把康生列為顧問，江青、張春橋提為副組長。增加王任重、劉志堅為副組長。另外增加了姚文元。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全文如下：中央決定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現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通知你們。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後，另行通知。四個大區的成員，增補如下：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前任鄧拓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殺），代表中共中央華北局；鄭季翹，中共吉林省委文教書記，代表中共中央東北局；楊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劉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這四人工作仍在原單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來北京，參與「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達通知，全文只一句話：「中央決定陶鑄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特此通知。」這樣，「中央文革」有了兩名顧問，陶鑄排名於康生之前。這樣，「中央文革」成員，增至十八人。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陳伯達患肺炎，發燒至四十攝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醫院。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的通知》，正式稱江青為「第一副組長」。這一通知全文如下：「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革後來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書記處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作用。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在校內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五月三十一日，陳伯達帶領著臨時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授意、改定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刊登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配發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六月十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越南主席胡志明，他說：「中國現在也出現了修正主義，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個獨立王國，誰也不能過問。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江青五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外，她還出席全軍創作會議，看了六十八部國產的、與軍隊有關的影片。她說，內中好的只有七部，即《南征北戰》、《平原游擊隊》、《戰鬥里成長》、《上甘嶺》、《地道戰》故事好，但線索粗了點。《分水嶺》，複員軍人還不夠突出。《海鷹》有點小缺點，吉普車上吃蘋果，有點吉普女郎的勁頭，出征時唱「寧願出征不願在家盼斷腸」，是小資產階級情調。對此外的六十一部，江青認為：《獨立大隊》——毒草！整個是描寫土匪，宣揚了土匪，醜化了軍隊！《戰火中的青春》——宣傳個人英雄主義，排長軍閥主義，歪曲部隊生活，醜化軍隊形象！《哥倆好》——寫中間人物！充滿了低級趣味！《英雄虎膽》——美化特務阿蘭。跳搖擺舞一場是資產階級生活大展覽。《戰上海》——是寫國民黨的戲，我們沒有一個英雄人物塑造出來，都是「麵條」。《五更寒》——違背階級路線，美化喬鳳（地主小老婆、破鞋）。充滿人性論。《革命家庭》——歪曲歷史事實，歌頌王明路線。《聶耳》——為陽翰笙、田漢立傳，似乎上海地下黨是他們領導的，聶耳是他們培養的。《花好月圓》——片名就沒有階級鬥爭！寫多角戀愛，太低級。《五朵金花》——儘是吃喝談戀愛，情歌也很有問題。《烈火中永生》——嚴重的問題是為重慶市委書記（叛徒）翻案。《雷鋒》——影片中毛主席畫像不好，是政治性的錯誤。《怒潮》——美化彭德懷、為彭德懷翻案。《紅霞》——宣揚假投降、美人計。《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會主義陰暗面的電影。《人民的巨掌》——為反革命楊帆翻案。《女籃五號》——沒有黨的領導，美化了資產階級小姐，宣揚階級調和，合二而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之後，江青來到了上海，她跟張春橋一起，起草了《文化部為徹底乾淨摘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報告》，稱文藝界有一條「又長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聲言要對文藝界「犁庭掃院」、「徹底清洗」。這個報告，於六月二十日由中共中央轉發全黨。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江青在上海錦江飯店小禮堂，召開了「中央文革小組」會議。鬆散的「中央文革小組」，這時才正式召開會議……四、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個封信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離開杭州，十六日到達長沙，十七日到達滴水洞。毛澤東在滴水洞里，一住便是十一天。毛澤東寫就一封長信。他在滴水洞中寫好初稿後，便裝入信封，要秘書妥為保管——他沒有馬上發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澤東離開滴水洞。毛澤東的專列，由長沙駛向武漢。毛澤東接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從上海發來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寫就的草槁，加以修改，補寫了前面幾句，於七月八日發給江青。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二同志（引者註：指魏文伯、陳丕顯）的意見在那裡（引者註：指上海）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引者註：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爾王國王太子和亞非作家緊急會議的代表、觀察員），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引者註：指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引者註：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稱「西方」）里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引者註：指武漢），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引者註：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長篇講話，大念「政變經」，講述了古今中外各種政變，又稱頌毛澤東的個人「天才」，說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等等），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引者註：指《毛澤東選集》），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追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堅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引者註：「五月會議」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藉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引者註：此處指共產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只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這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以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士。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也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毛澤東七月八日①毛澤東此信，從論二十世紀中國的過去，評述眼下中國的「左派」、「右派」和「中間派」，又預言他死後的中國的未來。這是一篇道出了「毛澤東戰略」的不尋常的信。他把這一切寫給江青的信中，表明了他當時對江青是充分信賴的。毛澤東寫罷給江青的信，曾在武漢給周恩來和王任重看過。這表明毛澤東對周恩來、對王任重是信任的。周恩來閱畢，向毛澤東提出重要建議：此信可否給林彪看一下？因為此信中尖銳地批評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來想藉助毛澤東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過分。毛澤東同意了。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驚。閱後，當即向毛澤東表示悔悟之意。鑒於林彪已有所表示，毛澤東下令銷毀了此信原件。不過，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五、中央文革小組向毛澤東報告文革進展情況毛澤東在外地期間，中央文革小組隨時把北京及全國的文革情況，向他報告。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回到了北京。翌日，毛澤東才開始聽取劉少奇的彙報，聽了劉少奇的彙報，毛澤東面露不悅之色，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人鎮壓學生運動。誰才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③「『內外有別』是怕革命，大字報貼出來又蓋起來，這種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打個稀巴爛，給群眾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學看到學生起來，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實是納入邪軌。」④緊接著，兩天之後，江青從上海趕回北京。「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來應該休息幾天，但是聽了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們的意見，我就報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達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報，傾聽革命師生的意見。事實同那些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持派工作隊的人所說的完全相反……」（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講話）她在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就和陳伯達等中央文革的秀才們出現在北京大學。七月二十二日，她首次在北京大學發表講話：黨中央萬歲！北大革命同學萬歲！我也沒有多少話要講，因為我對情況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來看看你們，聽聽你們的意見，看看你們的大字報，因為情況不清楚，也沒有什麼話好講，是不是請伯達同志講講。七月二十三日，江青二赴北大，她說：革命同學們：我和陳伯達同志是來做小學生的，我和他一塊來聽同志們的意見，看一看你們的大字報。這樣我們可以多懂得事，少犯點錯誤，跟同志們一塊來搞文化大革命。我們是一塊的，不是脫離你們，你們什麼時候有意見叫我們來，我們立即來。現在我們了解還不夠，還提不出什麼具體意見。總之，一片大好形勢，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好的，幹勁是好的，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一邊。革命是大熔爐，最能鍛煉人。革命派跟我們在一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我們站在革命派一邊。……我們一定把同志們的革命熱情、革命幹勁帶給毛主席。七月二十四日，江青出現在北京廣播學院。她說：我們的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同志，曾到你們這裡來講過話。我剛從上海回來，我完全同意他們兩位的意見。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們說是你們的學生，向你們學習，你們的革命熱情是很好的，熱情應該鼓起來，不應該潑冷水。我代表毛主席問候你們！毛主席很關心你們的革命事業。你們堅決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進行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也許你們很關心他的身體，他的身體很健康。你們的情況還要繼續了解，要向你們學習。……你們的大門關得緊緊的，門口貼著條子：「xx不準進來！」比中南海還緊。我要來放火，我要提出抗議！如果你們不改，我就把你們的門塗成黑門！陳伯達講話如下：最後講一講，誹謗中央負責同志的要駁斥，今天有一個條子，就是誹謗江青同志的。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後參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鬥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從不拋頭露面，全心全意地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後在天津入黨（引者註：應為在青島入黨）。我認識介紹江青同志入黨的人。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外國人也承認這一點。好人讚揚這一點，壞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而京劇革命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創者。京劇改革前，我到劇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戲。京劇改革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要買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滿滿的，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變化，是開端。不要小看這個開端，這個改革與每個人的生活都有關係，生活在北京的人，每個人都要看戲吧。京劇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問題，京劇改革引起了對三十年代文藝路線的批判，這就引起了要檢查我們的文藝路線是否執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示，執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路線？是執行了無產階級文藝路線，還是執行資產階級文藝路線？革命是經常從一個地方打開缺口的，現在文化革命是從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志。這個條子使我想起了歷史上所有革命者沒有不受誹謗的，不受迫害的，你們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當成反革命壓制了自由，受了圍攻嗎？一個革命者就是要在這種圍攻中站得住。剛才遞條子是揭露誹謗的，可見有人在這裡散布流言蜚語，散布誹謗，要警惕！七月二十六日晚「中央文革」成員們前往北京大學，萬名師生聚集於大操場，陳伯達、康生的講話，清算了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的種種錯誤。江青的講話也嚴厲批判張承先，批判工作組。她還說：「再看看張承先的幹部路線，在領導核心中有一個張少華，是中文系五年級學生，她的母親張文秋是一個全國通緝的政治騙子，她自己說她是毛主席的兒媳婦，我們根本不承認！」為什麼江青要在這個大會上點張少華的名？因為，此時張少華在一張保張承先的大字報上籤了名。這張大字報的代表也在這次群眾辯論大會上發了言。這就造成一種政治影響——毛澤東的兒媳也是保守派，是保工作組的。這就逼得江青必須表明態度。這絕不是什麼家庭矛盾，婆媳矛盾。當然，江青的話怎麼講比較合適，還可以研究。當時類似的情況還有一些，如林彪的大女兒林小霖在學校參加了保守派組織，林彪就發表聲明與這個女兒脫離父女關係。六、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員，但她以「中央文革」副組長身份出席了會議。這次中央全會重新選舉了政治局常委，最初的名單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她找了林彪，要把鄧小平的名字往後推，改成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江青說：「『老夫子』陳伯達壓不住鄧小平，把陶鑄提上來！」這樣，當政治局常委名單公開見報時，又一次變化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這張政治局常委名單順序的一改再改，顯示了江青的影響力。七、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舉行。大會由陳伯達主持。陳伯達發表演說：「……給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變了。革命的現代劇，到處出現在我們的舞台上。這種無產階級新文藝空前地吸引了廣大群眾。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咒罵它，恨死它。不為別的，就是因為這種新文藝的作用，將大大加強我國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將大大加強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我在這裡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江青接著作長篇講話:文藝界的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好！向你們致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敬禮！首先，我要向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說說我自己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認識過程。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覺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只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得到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他組織人寫的。第二個階段，我和一些同志才想到要改。並且還得自己參加改革工作。事實上，多少年以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方面新舊鬥爭的變化，在文學藝術方面，也出現了新的文學藝術，以與舊的文學藝術向對抗。就是號稱最難改革的京劇，也出現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卅多年前，魯迅曾經是領導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毛主席則在廿多年前，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提出了推陳出新的問題。推陳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眾的內容，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內容有許多是很難推陳出新的，如鬼神、宗教，我們怎麼能批判地繼承呢？我認為不能。因為我們是無神論者，我們是共產黨員，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鬼神上帝。又例如地主階級的封建道德，資產階級道德，它們天經地義的道德，是要壓迫人、剝削人的，難道我們能批判地繼承壓迫人、剝削人的東西嗎？我認為不能。因為我們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我們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度，堅決反對那些壓迫人、剝削人的私有制度。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掃蕩一切剝削制度的殘餘，掃蕩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雖然有的詞我們還在用，但內容是完全不同了。例如忠這個詞，封建地主階級是忠於君王，忠於封建階級的社稷；我們是忠於黨、忠於無產階級、忠於廣大勞動人民。又例如節這個詞，封建階級所謂的氣節，是屬於帝王的，屬於封建階級社稷的，我們講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氣節，這就是說，我們要對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事業有堅定不移的信仰，決不向少數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敵人屈服。所以，同一個忠字、節字，我們還在用著，階級內容是完全相反的。至於藝術形式、就不能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也不能採取全盤肯定的態度。一個民族，總有它的藝術形式，藝術特色。我們如果不把祖國最美好的藝術形式、藝術特色加以批判地繼承，採取虛無主義的態度，那是錯誤的。相反，全盤肯定，不作任何推陳出新，也是錯誤的。對於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優秀藝術形式，我們也要按毛主席的「洋為中用」的指示，來做推陳出新的工作。帝國主義是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他們什麼好作品都搞不出來了。資本主義已經有幾百年了，他們的所謂「經典」作品，也不過那麼一點。他們有一些是模仿所謂的「經典」著作，死板了，不能吸引人了，因此完全衰落了；另一些則是大量泛濫，毒害麻痹人民的阿飛舞、爵士樂、脫衣舞、印象派、象徵派、抽象派、野獸派、現代派，……等等，名堂多了。一句話：腐朽下流，毒害和麻痹人民。試問：舊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古典的藝術形式不能完全適應社會主義的思想內容，那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改革？我相信，大多數同志們和朋友們，會認為需要革命的，需要改革的，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又是一件非常細緻，相當困難的工作。再加上過去舊中宣部、舊文化部長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領導，製造了種種理由，反對革命，破壞改革，就更加深了一般人的畏難情緒。還有一小撮人，則是別有用心的。他們破壞革命，反對改革。京劇改革，芭蕾舞劇的改革，交響音樂的改革，就是這樣衝破重重困難和阻力搞起來的。在今年五月以後，進入了全國性的幾乎涉及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派工作隊這個問題，我個人也有一個認識過程的。六月一日，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發表以後，我用了一個來月的時間，觀察形勢，分析形勢，我感覺出現了不正常的現象。這一個來月，我開始大量注意學校。例如，南京大學匡亞明製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學的「六·六」事件，北京大學的「六·一八」事件。我很驚異，為什麼一些出身成份很好的青年，從他們自己寫的材料看，他們是要革命的，可是，他們竟被打成所謂的反革命，逼得他們自殺，神經失常，等等。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廿日回到北京的。原來應該休息幾天，但是聽了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們的意見，我就報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達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報，傾聽革命師生的意見。事實同那些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持派工作隊的人所說的完全相反，廣大群眾熱烈歡迎我們，我們才知道，所謂北大「六·一八」事件，完全是一個革命事件！他們把革命事件說成反革命事件，並且通報全國，以此鎮壓全國的革命師生。這時，我才充分地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隊這個形式是錯誤的，他們的工作內容尤其是錯誤的！他們不是把鋒芒對準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反動的學術「權威」，而是對準革命的學生。同志們、朋友們，鬥爭的鋒芒對準什麼，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呀，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問題！而據說我們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間，就提出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隊的問題，可是有的同志沒有請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問題不在工作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針、政策。有些單位並沒有派工作組，依靠原來的領導人進行工作，也同樣犯了錯誤。也有一部分工作組採取了正確的方針、政策，並沒有犯錯誤的。這就可以說明，問題究竟在那裡。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了百萬革命小將，主席是那樣的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是那樣相信群眾，是那樣愛護群眾，我覺得自己學習很不夠。這以後，紅衛兵小將們走向社會，大破四舊，我們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們拍手稱快，但是過了些天，又遇到了新的問題，於是我們趕快找材料，調查研究，這才又追上不斷發展的革命形勢。我就叫做緊跟一頭，那就是毛澤東思想；緊追另一頭，那就是革命小將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經常能夠完全合拍的，是時而追上，時而落後於形勢。因此，我有什麼缺點錯誤，希望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批評我，寫信也可以，寫大字報也可以。凡是我錯的，我都改。凡是我對的，那我當然要堅持。從五月十六日到現在，六個多月了，就是這樣，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因為注意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對文學藝術界的具體工作，就抓得少了。這點，我希望得到你們的諒解。今後，能不能抽出更多的時間來注意你們的問題，我不敢說。因為鬥爭的領域太寬廣了。對於整個文學藝術領域的破與立的問題，目前，我不能集中精力專門搞了。這可能要等到運動的某個段落，我的體力也還能支持的話，再來同文藝界的革命的同志們、朋友們、紅衛兵小將們，一塊來建設為工農兵服務的無產階級的新文藝。北京京劇一團的同志們、朋友們，你們給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為工作忙一些，身體也不太好，沒有能夠到你們團去，但是，你們團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是關心的。北京京劇一團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劇改革光榮任務的一個單位。這是你們團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員和其他工作人員和我一塊努力，在別人首創的基礎上加工或改制的結果，舊北京市委和你們團的舊黨總支的某些負責人則是被迫接受的。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短短的幾年內，你們在創造革命現代戲的工作中，確實做出了成績，為全國的京劇改革樹立了一個樣板。我相信劇團的大多數同志和朋友，特別是青年同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是能夠自己教育自己的，自己解放自己的。你們一定能夠進一步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堅決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識破一小撮人企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陰謀詭計，把劇團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為了國慶節演出革命現代戲，我們做過多次討論，支持了你們演出，反對了那種企圖抹殺你們京劇革命成績的錯誤觀點。為了你們的《沙家浜》能夠上演，也是為了《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等等的演出，我們對紅衛兵小將們和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向他們說明：這些創作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思想的偉大勝利。如果對你們這些革命成果不給予充分的肯定，那是完全錯誤的。只有那些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才對這些巨大的革命成果加以歪曲和否定。事實證明：廣大的人民是承認我們的成績的。世界上的革命的馬列主義者和革命人民是給予我們以好的評價的。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恩來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持和鼓舞！我希望：經過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和鍛煉之後，我們還要經常和工農兵相結合。這樣，我們一定能夠為京劇改革和其他文學藝術的改革做出新的成績！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但我們一定要勇敢地擔負起這一光榮而又艱巨的革命任務來。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你們劇團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存在著十分尖銳，十分複雜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奪權鬥爭。對於以彭真為首的舊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你們還沒有真正的進行深入、廣泛的揭發和批判。在這裡要嚴肅地指出：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趙燕俠等人，還沒有認真地同舊北京市委劃清界限，沒有深入揭發舊北京市委的罪行，也沒有對自己的錯誤進行認真的檢討。薛恩厚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給我來過信，對舊北京市委作了一些沒有觸及問題本質的揭發。趙燕俠也來過一封簡訊，表示她沒有尊重我對她政治上的幫助，作了一些沒有觸及靈魂的自我批評。但在最近，薛恩厚、肖甲、栗金池三人聯名來信，竟然用種種「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企圖矇混過關。這種態度是不老實的。你們劇團內，並不是所有幹部、黨員、團員都犯了錯誤，也不是所有幹部都犯同樣性質的錯誤，而是必須區別對待，擺事實，講道理，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允許改正錯誤，允許革命。至於上面我指出的那幾個人，就是薛恩厚、肖甲、季一先、栗金池以及趙燕俠，他們貫徹執行了舊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同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鄧拓、陳克寒、李琪、趙鼎新以及陸定一、周揚、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相互勾結，陰一套、陽一套，軟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壞京劇改革，兩面三刀，進行了種種阻撓破壞活動，玩弄了許多惡劣的手段，打擊你們，也打擊我們。舊北京市委、舊宣傳部、舊文化部互相勾結，對黨、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須徹底揭發，徹底清算。對於我們黨內的以反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目標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也必須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否則，就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果實。薛恩厚等人必須徹底交代，徹底揭發，只有這一條路，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出路！經過群眾的充分批判，如果他們真正進行了徹底的揭發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們還是可以參加革命的。如果薛恩厚等人真正努力改過自新，走上黨的正確道路上來，他們還有可能爭取做為好的幹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斗才能觸及靈魂。由於沒有徹底批判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沒有肅清這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劇團的影響，你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徹底，你們劇團的運動就有可能走向邪路，被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篡奪了領導權。這對將來劇團的建設將發生很不利的影響。我建議你們：牢牢掌握鬥爭的大方向，掌握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反對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鬥爭中逐步壯大左派隊伍，團結大多數，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幫助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堅決把揭發、批判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搞深搞透，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你們對魏晉等三同志的去留問題發生了爭執。必需說明：他們已經不是工作隊，他們已經撤離了你們的劇團，在國慶節前，我接到你們全體成員來信，堅決要求把他們三位同志調回去工作，經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討論決定，才又請回去幫助工作的。一個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做了一些好事，是本分；做錯了，就應該接受群眾的批評。這三位同志，我並不認識，更談不上了解。在這段時間內，如果這三位同志有什麼缺點錯誤，你們是可以批判他們的，他們也應當主動地進行檢查。現在你們中間既然有一部分成員堅決要求他們撤走，我們經過討論，同意他們的意見。將來，另派同志去負責團里的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至於你們團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根據中央的規定，民主選舉文化革命委員會或文化革命小組來領導。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則產生出來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可以重新改選或部分改選。所有選舉活動，都必需經過群眾充分醞釀，充分討論，不能由少數人把持。我們相信，大多數同志是能夠自己分清是非的，是能夠按照正確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的。絕對不允許利用這三個同志的撤走，挑動群眾斗群眾，打擊革命積極分子。在這裡，我要說明：不能離開階級觀點去談什麼「少數」「多數」，要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誰的手裡，誰真正站在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上，誰真正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對不同的單位，要作不同的具體分析。我希望：全團同志能夠進一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堅決貫徹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團結起來，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務，把北京京劇一團建設成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化的戰鬥化的革命樣板團！中國共產黨萬歲！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萬歲！（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在大會上，謝鏜忠宣布：經中共中央軍委研究決定，江青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責任編輯：魚腹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