梟雄與明君——論劉備形象(3)

三、多重視角,成功形象

長期以來,對《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研究者的批評也不少。其中影響最大的,主要有兩種意見。我們不妨對此略加討論。

批評之一:「形象蒼白」。不止一位學者認為,劉備形象的血肉不夠豐滿,個性化特徵不強,顯得比較蒼白。確實,與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等劉蜀集團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劉備形象是給人比較單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這樣幾點:

其一,作為一位「明君」,儘管《三國演義》對劉備的描寫大多以史籍記載為基礎;但從上面的論述已經可以看到,在「仁德愛民」與「尊賢禮士」兩大特徵中,其「仁德愛民」的歷史依據和生活依據其實還相當有限。這就是說,對於廣大的普通民眾而言,劉備的「愛民」,更多的是一種願望,一面旗幟,甚至是一種姿態,一個口號,而實實在在的行動,真真切切的利益卻並不太多。算一算劉備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馬倥傯,東奔西走:赤壁大戰前,接連不斷地征戰,接二連三地挫敗,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籬下,他基本上沒有真正擁有一塊鞏固的地盤。赤壁大戰後,建安十四年(209)始稱荊州牧,擁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領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進攻劉璋,經過兩年征戰,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與孫權爭荊州,二十二年(217)又與曹操爭奪漢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據有漢中,但不久便失去荊州,損失頭號大將關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稱帝,七月便率軍伐吳,次年遭到慘敗,再過一年病卒。可以說,他實在沒有多少機會去實踐「仁德愛民」的主張。再進一步說,即使他有足夠的機會,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其「愛民」也只能是統治手段而非最終目的,不可能真正達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藝作家對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難以在小說中把劉備的愛民寫得足夠生動感人。

其二,眾所周知,《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是諸葛亮。除此之外,在劉蜀集團諸人物中,作者花費筆墨最多的乃是關羽。至於劉備,雖系劉蜀集團的領袖,卻主要是承擔「明君」的道義責任,而少有富於個性的言行舉止。這樣的劉備形象,不能不在相當程度上給人以「扁平」的感覺。

其三,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作者有意強化劉備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梟雄色彩,不僅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實際地位,使他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這樣,要想把劉備形象塑造得象諸葛亮、關羽、張飛那樣活靈活現,就難乎其難了。

應該說,羅貫中在塑造劉備形象時,因過於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藝術的辯證法,結果欲益反損,人物性格的獨特性和豐富性未能充分彰顯。

不過,換一個角度來看,在缺乏足夠的藝術積累的情況下,羅貫中能把劉備形象寫到如此程度,已屬難能可貴。只要把《三國演義》中的劉備與三國戲、《三國志平話》中的劉備加以比較,便應該肯定羅貫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評之二,「長厚似偽」。持此看法者不少,影響也很大,對此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呢?

其一,目的與手段、功利追求與道德嚮往的矛盾,使劉備難以避免「似偽」之舉。作為一代英傑,在天下大亂,群雄並起之際,劉備要想興復漢室,統一全國,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據者都像陶謙那樣以禮相讓,就只能奪取版圖於他人之手。既要奪取,機巧權謀都是少不了的。試以取益州為例。早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就制定了「跨有荊、益」,伺機兩路北伐的戰略方針①,這關係到劉備集團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奮鬥目標。而在佔據荊州之後,劉備對是否奪取益州曾經有過疑慮:

(龐)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

事情很清楚:劉備要麼坐守荊州,不再進取;要麼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對劉備集團將是大大不利。所以劉備採納了龐統的意見。而在益州真正奪到手時,面對劉璋這位軟弱無能而心地還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劉備不可能毫無內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第65回)這正反映了政治領袖人物在尖銳複雜的鬥爭中常有的矛盾心態。為了爭取人心,他們可以愛民,可以敬賢,卻不可能對競爭對手處處「長厚」。這裡無法完全避免詐偽,但如果一概斥為「詐偽」,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義》對劉備愛民的描寫,確有過頭失真之處。如第41回寫劉備攜民渡江,見百姓扶老攜幼,哭聲不絕,劉備不禁大慟,這是合乎情理的,與他後來甘冒生命危險也不拋棄百姓的行為是一致的。但作品緊接著寫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這就太過頭了,反而顯得不真實。作者一心想美化劉備,但誇張過分,卻反而造成了「似偽」的不良效果。

其三,《演義》第42回寫趙雲將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劉備手中,「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後人對此時有譏刺,民間甚至有「劉備摔阿斗———收買人心」的俗語,似乎這也是詐偽。其實,在古代爭奪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將有時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明確記載,在遭受當陽之敗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演義》的描寫,可以說是這一史實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觀念有異,亂世英雄與普通百姓的選擇不同,對此不宜作簡單化的負面理解。

其四,對於劉備臨終託孤於諸葛亮之舉,《演義》第85回在史實的基礎上,寫得頗為動情。我在前面已經對史實作過分析,這裡不再贅述。如果把這視為「詐偽」,不僅沒有貶低了劉備,而且也損害了諸葛亮的形象,我認為是不應該的。

此外,「疑似之跡,不可不察」。《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其言行確有「似偽」之處;但從形象的整體來說,其「長厚」大體上還是真實可信的,是其形象的基調,「不是偽」。

結論是:綜觀中國小說史,在眾多的國君形象,尤其是開國之君形象中,《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後來絕大多數同類形象難以企及的。因此,儘管他還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個比較成功的、獨具特色的藝術形象。

(沈伯俊,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