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貨幣主義者

美聯儲主席說起話來都一樣，每屆主席都如此，他們在與美國政府進行政治對話時從不會改變的特點就是：永遠以一種極為強勢、極為雄辯的說教來抵抗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危險。1979年8月6日，保羅·沃爾克正式宣誓就職，他同樣秉承了這一傳統。

「可以肯定的是，」沃爾克這樣對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說道，「通貨膨脹的影響是不均勻的。對某些人的固定收入的確會帶來破壞，但某些人的情況卻可以好很多，無論是因為他們足夠聰明還是運氣好，總之他們可以掌握並保證自己的財富仍在增長。不過即使運氣再好，這樣的結果也只能說是不夠穩定，通常會給人們帶來更加嚴重的負債和投機心理，以及更強的投資行為……

「我們可以看到，近幾年出現的通貨膨脹導致投資盈利回報出現下滑，這並不完全是一個巧合……有人做過統計，整個70年代里，在企業存貨的重置成本（replacement cost）和固定資產中，資本年凈值稅後利潤的理性值平均為3.8%，與60年代的6.6%相比，這段時期內的特點就是通貨膨脹速度過快……

「在其他領域，人們的通脹預期（inflationary expectations）直接反映在他們不遺餘力地展開的、本質上的投機行為當中--從對藝術品的『泡沫』投資到廣受推崇的過度購物，其代價就是催生沉重的債務負擔，人們以為更大、更多的房產就可以幫助他們規避通貨膨脹。」

美國公眾如果聽到沃爾克的這番話恐怕會感到憤憤不平。人們一直在不斷地借錢、購物，通貨膨脹率也一直遊走在14%左右。消費者的債務和用於購買汽車、房屋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貸款在飛速增長，已遠遠超過他們的收入總數，甚至達到了歷史新高。通貨膨脹會持續存在的可能似乎要比美國政府承諾的迅速遏制通貨膨脹更加令人可信。

沃爾克本人也十分重視這種公眾質疑。「我們已經失去了15年前的快樂，因為那時的我們知道如何解決所有經濟問題。」他坦承道。在多次巡迴演講和向國會委員會力證自己這種論述的過程中，沃爾克從兩個方面加以明確闡釋：一、通貨膨脹對經濟狀況造成壓力的可見結果；二、「通脹預期」的心理衝力。只要人們認為價格的上漲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就會保持較高的通脹預期。工會會要求提高工資，以保證其成員的真正收入不會受到通貨膨脹的侵蝕；零售商會極力渴望通過提高本月商品價格來滿足下月不斷上升的成本；生產商會推遲新資本的投資；債權人會要求提高利率。從長遠來看，沃爾克的核心挑戰就是說服人們相信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

「就此而言，」沃爾克向所有聽眾保證，「美聯儲會繼續努力遏制不斷上漲的貨幣供給量和貸款額，因為近幾月的上漲速度已經超過我們原本制定的1979年各項指標。」1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所能接受的貨幣供給年增長率幅度已經設定，對於M-1，即「零花錢」總額，美聯儲本打算將其在1979年的增長率控制在1.5%至4.5%。然而在最近3個月里，貨幣供給量的年增長率已經超過10%，幾乎是美聯儲設定的M-1增長率目標最高值的3倍。

對於外行人來說，沃爾克的話波瀾不驚；但對於金融市場來說，他的話可以被解讀成一個明確無誤的信號：他即將緊縮和遏制新儲備金的注入，直到貨幣供給速度逐漸下滑，回落至當初的範圍以內。這就意味著美聯儲即將提高利率--而且可能是大幅度提高。

現在的問題是沃爾克到底希望將利率推高到一個什麼程度。8月16日，在他主持的第二屆美聯儲委員大會上，7位委員一致同意將利率抬高到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即一個按常規來講會極大刺激金融市場的高度。他們將貼現利率從10%提高到15%，這是65年來美聯儲制定的最高貼現利率。而貼現利率則關係著12家地區儲備銀行與暫時缺乏儲備金的商業銀行間每天的上百萬筆貸款交易，是短期貸款價格指南。7位委員提高利率的決定意味著其他短期貸款利率也必須隨之上升。

而金融市場卻並未因此產生巨大騷動，因為他們正期望這位新主席採取更多的行動。不過7位委員在美聯儲應該強硬到何種程度這一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在9月初連續召開的兩次委員大會上，沃爾克提議再次調高貼現利率，卻遭遇阻力，因為這一次他明顯失去了大多數委員的支持。

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大多數經濟專家從很早以前就預測美國經濟會出現大規模衰退，然而這些人在期待了幾個月之後卻發現他們是錯的。儘管通貨膨脹一直在加劇，但卡特總統執政時期依然創造了美國戰後歷史上一次時間最長且最繁榮的經濟大增長，即始於1976年的4年經濟復甦期。這次在呈交給7位委員的機密預測報告中，他們又預見美國的經濟大衰退將出現在1979年聖誕節；美聯儲內部經濟專家認為，這場以經濟活動大幅度萎縮為特點的大衰退將持續長達9個月。

如果預言正確，那麼其對於卡特總統來說將是一個可怕的政治預兆--一場經濟浩劫將直接影響其1980年的連任大選。在諸多影響連任競選的因素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美國經濟的潮漲潮落。不斷上升的國民經濟意味著個人收入的增加和失業率的下降，這對於執政黨和執政總統來說是一種獎賞；然而衰退的經濟卻威脅著他們將受到來自選民的懲罰，無論他在其他方面取得過哪些成就以及總統個人有著怎樣的魅力。

與其他政治議題一樣，時機就是一切。從本質來講，沒有任何一位總統希望看到經濟衰退。但如果經濟衰退不可避免，那麼這位總統會希望其發生得越早越好，因為這樣一來經濟會在大選期間出現重新復甦的跡象，選民也會因此忘記失業帶來的惡劣影響。早在1979年初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安東尼·M·所羅門（Anthony M. Solomon）就曾力勸卡特總統「營造經濟衰退的氣氛」，趁現在下手並儘早「度過」經濟危機；否則，所羅門警告說，卡特將在其連任競選期間面臨來自高速通脹和失業率驟增的窘境。然而一向樂觀的吉米·卡特卻對這樣的建議置若罔聞。

1979年夏末，總統當初的置若罔聞愈顯其糟糕的結果。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美聯儲前研究總監萊爾·E·格拉姆利（Lyle E. Gramley）曾就當時白宮政策制定人面臨的兩難境地做過這樣的描述：「我們被逼得左右為難。如果制定旨在延緩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升的經濟政策，那麼就要失去自己在通貨膨脹中獲取的預期利益；如果為進一步遏制通脹而收緊預算，那麼經濟增長則會更加緩慢，失業也會更加嚴重。」

總統預算政策所面臨的困境同樣也是美聯儲及其貨幣政策所遭遇的困境。如果美聯儲為遏制通貨膨脹的急劇上升而緊縮信貸，那麼這會不會加劇經濟的衰退？然而如果美聯儲沒能緊縮信貸，通貨膨脹則很可能會更加惡化。

面對公眾，保羅·沃爾克並不像美聯儲經濟專家預測的那樣灰心失望。沃爾克建議道：「（經濟調整）不需要憑藉其自身進入一個深入而持久的緊縮狀態來獲得活力……經濟和金融之間的某些脫臼和不平衡通常預示著經濟循環周期的衰退，這種衰退是可以避免的……因而讓經濟在1980年出現逐漸上升趨勢仍然是理性的。」

而私下裡的沃爾克則並不那麼樂觀。他首先要考慮到經濟政策的選擇是否能立即遏制住通貨膨脹，而不是逐步減速。他僅把自己的這個想法告訴給了少數幾個知情人，就像一個謹慎的政客在籌劃一次重要的競選一樣，沃爾克正在仔細審視美聯儲內部的政治環境：如果選擇一往無前，那麼這位主席必須首先確認其他人是否也會跟著他一起一往無前。

無論是美聯儲還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大家都在彼此的衝突和分歧中猶疑彷徨，米勒的無力領導已經造成連續數月的爭執和些許混亂。沃爾克對此當然十分熟悉，因為作為紐約儲備銀行行長，過去四年他一直都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常規投票者並一直參與政策制定。「他會是一個全新的主席，」科德韋爾這樣評價道，「誠然，保羅深入美聯儲內部已經很久……卻仍然是一位新主席。對於那些一直支持米勒的人來說，他們會很難習慣保羅的上任。」

回溯1979年春季，當時通貨膨脹率開始走高，沃爾克本人曾對米勒的管理能力提出異議。正常來講，紐約儲備銀行行長要與美聯儲主席親密合作，並且要竭盡所能對後者提出的政策提議予以支持，然而在3月和4月召開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大會上，沃爾克連同沃利克和科德韋爾正式提出抗議。這三位高層官員在美聯儲內部德高望重，他們聯合投票反對主席米勒，敦促他採取更為強硬的貨幣政策。「這在美聯儲內部引起軒然大波，」科德韋爾說道，「我們三個人之前從未聯合起來反對過米勒。我想我們的行動還是產生了一點效果，其他人也開始對這位主席不抱幻想。因此委員會內部出現一盤散沙的局面。」

然而從大的範圍看，這樣的爭論不過是小菜一碟，美國金融決策圈內甚至還存在更大的分歧。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委員們一直處於意見分歧狀態，他們總是對是否應該將充當信貸狀況主要晴雨表的聯邦資金利率上調0.25%而爭論不休。美聯儲主席米勒支持的是周期性上調，但總是表現得過於謹慎。米勒及其支持者害怕在利率方面採取過大行動會讓某些經濟領域過於失望，諸如房地產業和汽車業，因為這二者的銷售情況過於依賴信貸政策，容易引發普遍的不景氣。

「他們總是在說美聯儲會在整體上扼殺美國經濟的全面復甦，」科德韋爾不耐煩地說道，「可我們說的不過是將利率上調0.25%，即一年內上調2%到3%。」

所有這些內部衝突全部在9月18日委員大會上「兵戎相見」，此時的沃爾克正面臨一個微妙的兩難境地。12家地區儲備銀行行長來到華盛頓參加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常務會議，與7位美聯儲委員共同坐在美聯儲會議大廳的巨型紅木會議桌旁。會議開始前，他們參閱了經濟專家有關美國經濟的大量報告，其中包括最為重要的闡述經濟政策抉擇的「藍皮書」。整個上午，每個委員或行長都會輪流發言，儘管其中只有5位行長擁有投票權；通常在午飯休息之前，主席沃爾克會提出一個總結性提議，然後由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12位委員作出表決。

美聯儲高層經濟專家在為9月18日大會準備的「藍皮書」中詳細描述了經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認可的6周前（即8月初）美國金融市場狀況：「在美聯儲緊縮行動的影響之下，短期貸款利率已從0.75%穩步上升至1.5%……長期債券利率已上升了20個基本點（從25到45）。金融市場利率造成的一個相對明顯的反應是：面對持續的快速通脹和貨幣供給增長，美聯儲的加大緊縮已經產生預期效果。」在過去的3個月中，基本貨幣流通總額（M-1）的年增長率已達到10.6%，比美聯儲自身制定的目標高出許多；只有更大力度的緊縮政策才能將貨幣供給量的增加控制在預定範圍之內；因此金融市場也同樣希望看到推高利率以遏制信貸擴張。

可問題是，利率要高到什麼程度？經濟專家並沒有給出具體建議，卻提供了一些貌似可靠的供選方案的細節：要麼放鬆、要麼適度、要麼收緊。這些供選方案絲毫沒有動搖美聯儲的立場，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錄顯示，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中沒有一個委員同意放鬆信貸，而不是等到通脹率逼近14%或貨幣供給量超出目標時才表示不同意。

但有些委員認為根本就不用改變貨幣政策。近幾個月利率已經做出大幅度上調，其早晚會對信貸擴張和經濟增長速度產生影響。秉持謹慎態度的委員認為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應避免在政策上採取行動，從而加劇經濟活動中的持續疲軟」。

不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大會記錄顯示，大多數人還是選擇「再強硬一點兒」， 這就意味著「藍皮書」中的選項C，即本來已經從11.5%上升至12%的聯邦資金利率，還要排除萬難地繼續上調0.5個百分點，達到12.5%。這也意味著未來幾周的貨幣供給量將繼續下降--只是穩步下降。

為了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沃爾克必須為這一點點的進步軟化自己的態度。於是他將這項被紐約開放式市場桌面奉為運行指令的最後決議制定為：授權紐約交易員可以在原有聯邦資金利率11.5%的基礎上提高0.25個百分點，即11.75%。在如此巨大的通脹壓力環境下，這僅僅0.25個百分點不過是一次輕微的推進。

投票結果是8∶4。因為仍有幾位委員認為這項貨幣政策過於軟弱。其中3位投出反對票的委員是沃利克、科德韋爾以及舊金山儲備銀行行長約翰·巴利斯（John Balles），他們認為美聯儲應該將政策制定得更加強硬，聯邦資金利率應該被提高到12%，否則貨幣供給量將會持續大幅度擴張。另一位持反對意見的委員埃米特·J·賴斯（Emmett J. Rice）則是站在截然相反的立場，他堅稱只要進一步緊縮貨幣利率，哪怕是只有0.25個百分點，也會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大會結束後，美聯儲7位委員當天就重新集結召開美聯儲大會，希望在沒有地區儲備銀行行長在場的情況下舉行一次「家庭會議」，他們將在這次會議上行使美聯儲權力，設定可以決定銀行短期貸款資金流動量的貼現利率。之前各地區儲備銀行董事會已經就貼現利率的上漲或是下調給出了多種不同建議和意見，但最終的決定權只掌握在7位美聯儲委員的手中。

美聯儲內部也出現了分歧，投票結果是4∶3。之前的反對者如今對提高貼現利率表現出支持，而委員蒂特斯、帕蒂和賴斯則表示根本沒有更改貼現利率的必要。「一切都還需要時間，」他們堅稱，「根據近期數月的市場表現……對目前尚不穩定的經濟前景和持續緊縮的貨幣政策所能產生的影響下定論還為時尚早。」

對於新主席來說，這樣的情況無疑是一種巨大壓力，原先的反對者變成了支持者。美聯儲內部分成兩大陣營，一邊認為美聯儲貨幣政策必須更加強硬，另一邊卻害怕美聯儲已經過於強硬。

副主席舒爾茨就此說道：「你必須得承認，南希·蒂特斯是委員會中最堅決支持自由主義的委員，她是徹頭徹尾的凱恩斯主義追隨者；與其他經濟事務相比，她不太在乎通貨膨脹，並一直認為漸進主義才是王道；在她看來，我們應當坐等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有所行動，之後再作打算。『牛頸肉』帕蒂一向是騎牆主義者，通貨膨脹一直在困擾他，但他想要的卻是慢慢解決問題。埃米特·賴斯也是稍後才對此有所醒悟。」

美聯儲委員在用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這樣的標籤時總是十分小心，因為這二者的使用意味著貨幣政策的目的帶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差異性。像蒂特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會將焦點放在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間的權衡利弊上，她會在高利率所帶來的平穩物價及其對實際經濟、工作機會和商業發展產生的破壞性之間做出衡量。美聯儲內部的多數高層經濟專家都會自發地遵循同一個傳統，即他們必須在選擇和代價之間做出平衡。通貨膨脹必須得到遏制，但更加寬鬆的貨幣政策也能帶來社會效益--充足的就業機會、不斷上漲的個人收入以及幾乎所有美國人都有事可做。

「我在學校學到的知識告訴我，些許的通貨膨脹是件好事。」委員帕蒂解釋道，「通貨膨脹對經濟發展有潤滑作用，也更容易促成低失業率，人們的個人收入也會隨之有所調整。」

而諸如亨利·沃利克這樣的保守主義者認為，美聯儲根本沒有別的選擇。「在我看來，通貨膨脹就是一種形式上的欺詐。」沃利克說道，其要比一般意義上的詐騙更為惡劣，因為這是政府在榨取百姓的血汗錢--通過國家貨幣的貶值「一舉摧毀」他們的資產。從沃利克的觀點來看，美聯儲只有一個選擇，那就是盡最大努力穩住貨幣價值。

9月18日大會上，隱藏在各種辯論爭執之下的是暗潮洶湧、「劍拔弩張」，而這通常是美聯儲深思熟慮、從容沉著的表現。美聯儲內部已經劃分成「鷹派」和「鴿派」，這是越南戰爭中用於形容美國政府內部就是否支持繼續作戰的黨派之爭的暗語。「菲利普·科德韋爾和亨利·沃利克是鷹派代表人物，我也很快表明自己對他們的贊成，」弗雷德里克·舒爾茨說道，「保羅也是貼現利率上升的支持者，但表現得最為積極的還是我、科德韋爾和沃利克。」

9月決策的謹慎和漸進主義特點正是保守主義批評家多年來的抱怨所在。政客會向美聯儲施加壓力，迫使其小心行事；但一些學術經濟專家、市場分析專員和銀行家卻認為美聯儲的行動過於膽小且過於遲緩。聯邦資金利率和貼現利率時常被推高，但總是顯得力度不夠--「總是落後於時代潮流」，批評家們抱怨道。他們認為美聯儲在保持利率穩定方面過於憂心忡忡，因為後者害怕貨幣市場出現不穩。美聯儲應該忘記利率問題，相反應該將焦點直接放在其能真正控制貨幣供給的槓桿上，即銀行儲備金的創造。

美聯儲官員會仔細閱讀報紙，緊密跟隨每天金融市場上發出的「喋喋不休的嘮叨聲」，密切留意《華爾街日報》「信貸市場」的專欄文章以及其他金融出版物上的內容。他們還會閱讀發表在經濟刊物上的評論性文章，但傾聽最多的還是直接來自市場的聲音。

保羅·沃爾克對於提高貼現利率的4∶3投票結果並不感到十分不安，可金融市場的反應卻大相徑庭。第二天華爾街上的回應可以被解讀成美聯儲新任主席的失敗。短期利率的大幅度下調，在投資人看來是沃爾克領導下的美聯儲出奇軟弱的表現，在那些反對者的拖累下，他將不太可能讓利率在未來上升。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4∶3的對弈「象徵了沃爾克先生力促的貨幣緊縮政策遭遇更加強勢的抵抗寒流」。華爾街分析家對投票結果進行深入分析，認為這樣的結果就是美聯儲的一個重要指示：如果對弈雙方變得勢均力敵，那麼也就意味著他們對此問題不會取得進一步成果。

此外，如果華爾街對這位新任主席抑制通貨膨脹的能力有所懷疑，那也就代表著所有美國人對沃爾克的質疑。

傑克·布羅德（Jack Brod），曼哈頓大街帝國大廈66層貴重金屬交易行--「帝國鑽石黃金（Empire Diamond and Gold）」的擁有者，此時不得不僱用保安人員抵擋洶湧的人潮，並在金行外的走廊上架起一道繩索，保證人們能有序排隊。但布羅德依然無法控制混亂的局面。

「我一早就來到金行，當時人們已經擁擠在外面的走廊上，」他說道，「他們帶著毛毯，昨晚就睡在金行的外面，直到我們開門營業。他們甚至還帶著食物，就在走廊上解決早餐。」

這些人帶來了舊的珠寶和銀器，有銀質燭台、銀盤、銀戒指以及所有可能存在的黃金或白銀器皿。一位牙醫還帶來了其五年來為別人做拔牙手術後收集的許多用於補牙的金銀填充物，每件售價3000美元。還有一些人則展示了其家族幾代人承傳的貴重傳家寶。

「我們還接到世界各地的電話，人們紛紛想出售他們手裡的銀條，」布羅德說道，「如果願意，我會在一天當中買進10萬盎司的白銀，但我不想因此被套牢。因為這樣的話，珠寶加工者數月內的工作就會被排滿，為了趕進度，我們會不得不將原料送往瑞士加工。」

發生在「帝國鑽石黃金」內的瘋狂舉動在全美國許多珠寶店、當鋪及其他兌換交易所重複上演，而這一切都始於黃金和白銀價格的上漲。1979年1月時銀價為每盎司6美元，到了8月，價格就飆升至每盎司10美元，9月時則達到17美元--9個月以來價格上漲近3倍。7月時美國金價為每盎司300美元，9月時一躍上升為450美元，並且還在持續攀升。在未來幾個月內，銀價還會繼續上漲3倍，每盎司超過50美元；而黃金的交易額則會達到每盎司875美元的最高峰。

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的華萊士銀器公司（Wallace Silversmiths， Inc.）不得不裁掉近一半工人以應對不斷上漲的原材料價格，「我們會為各銷售商提供價目表，」公司副總裁亞瑟·鮑克（Arthur Bowker）說道，「但印刷的速度根本趕不上價格變化的速度，可價目表是必須存在的，因此我們不得不採取發郵件的方式向主要零售商鋪提供價目表，但依然趕不上最新價格出爐的腳步。」

這就是保羅·沃爾克所說的「泡沫」通脹預期。1979年秋季美國經歷了一段價格迷亂期，即一場由美國貨幣而起的經濟大決堤。美國人瘋狂地買進和賣出，認為美元只會越來越貶值，對於手中的財富而言，要想使其安全並儘可能保持增長，唯一的途徑就是把貨幣變成可見的實物：黃金、藝術品、古董、房產。然而大量新買家的介入導致這些商品的價格更加高漲，從而強化了「這些商品才是貨幣最佳去處」的假象。這場騙局的核心就是買入和賣出的速度越快，商品價格增長得就越快，直到轟然倒塌，就像沒有真實根基的泡沫一樣。

在美國中西部，人們的持續通脹預期則有另外一種表現形式，小心謹慎的農民會選擇一些嚴肅的長期投資，即買進昂貴的新農場設備或上百畝耕地。農民向銀行借貸時會用土地作抵押，隨著土地價格的上漲，他們的抵押價格也會隨之上漲，從而擴大其借貸能力。

「債權人還會到農場來轉上一圈，」來自愛荷華州芒特艾爾的吉姆·克拉克（Jim Clark）解釋道，「他們會說：『那台拖拉機看起來有些舊了。』於是農民就會趕快買來一台新的。為什麼不呢？由此土地在增長、設備在增多。」當地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家也會給農民出同樣的主意--要趕在通貨膨脹之前增加你的資產持有量和資本投資額。

「他們這是在告訴我們：『趕快買下這塊土地，它不太可能變得比現在還便宜。』」另一位來自芒特艾爾的居民山迪·謝爾茲（Sandy Shields）說道。

「我們不會隨便就把錢投給誰的，」地方銀行家、衣荷華銀行信託公司總裁羅傑·科恩特（Roger Kerndt）堅稱，「我們是在告訴人們如何舉債經營。經濟學家認為你最好按照10∶1的比例借貸，那麼你就要照做。所有人，包括銀行家在內，都是在做自己認為對的事。你會根據你的親眼所見來做出某些決定。現在幾乎沒有人不認為通貨膨脹只會愈演愈烈。」

對於農民來說，增加他們的債務槓桿很容易，只需一個銀行記賬本就可以，科恩特解釋道：「假如一個農民的農場旁邊有一片80英畝的土地待售，那麼這看起來當然是一筆好生意，我們會主動邀請他去『看看貨』，所有人的記憶力都很差。如果一個傢伙的財政狀況不是很好，但他又想購買土地，那就只需在其抵押擔保中再增加100美元的土地英畝數就可以。」

在南加利福尼亞，這樣的行為則反映在房地產業。當時美國居民資產價值每月都會以17%的年增長率瘋狂增長，但真正風光無限、一片繁榮的還要屬洛杉磯太平洋南海岸的大片城鎮，1975年以來，聖地亞哥房地產同業公會成員數量增長一倍，在諸如紐波特比奇（Newport Beach）這樣的富人區，房價已經較5年前翻了一番。

以儲蓄和信貸為主要經營業務的洛杉磯直布羅陀金融公司（Gibraltar Financial Corporation）總裁赫伯特·楊（Herbert Young）一直認為，如果房貸利率持續上揚，這股購房熱就勢必會冷卻。1985年初，加利福尼亞房貸利率為9.25%，一年後上升到10.75%，9月時則已經超過12%。

「我曾經發誓，11.5%的房貸利率一定能讓房地產熱降溫，」楊說道，「可這裡的買房者卻依然如饑似渴。」他們根本不會往後看，只會不斷地向前看。「我以為人們會常常反思6個月到9個月前的低利率時期，從而收手等待利率下調，」楊解釋道，「但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這一次他們看得更多的是未來的事，他們只認為利率會不斷上調。」

人們不斷購入房產的目的並不是居住，甚至也不是為了長期投資，他們買房就是為了迅速再將其賣掉。在位於橘子縣的大型房地產開發公司「歐文牧場」（Irvine Ranch）就發生過一件轟動一時的房產交易事件，當時一位買主以87050美元的總價購得一間全產權公寓，之後兩周內（在尚未還清全部貸款之前）就以117500美元的價格將公寓售出。

主要從事舊金山沿海地區房地產經濟過熱現象研究的經濟學家大衛·帕里（David Parry）曾無意中在康特拉科斯塔縣的一家「歐文牧場」分公司聽到兩位買主的對話，這兩個人都分別在6個不同街區購買了6套房產；這家分公司的經理坦承，在他手中賣出的房子有60%並不是用來居住的。

「你可以在房地產廣告中看到投機行為，」帕里說道，「有些房屋甚至還沒有建成就被搬上了廣告。這些廣告中的照片都來自於售樓處的宣傳手冊。」

與金銀一樣，洶湧的投機熱潮大量湧入房地產業，導致對房產的非正常需求急速提高，從而刺激了房屋建築業的虛假繁榮。「建築商會變得更加簡單，」帕里說道，「他們會出現『跟風』綜合征，在他們眼裡，建造一百棟房屋不過是用於買賣，他們會跟隨市場『風氣』不斷蓋房子，這樣一來很快就又會出現一千棟房屋。投機商是不會著眼於市場的實際需求量的，從而更加惡化房屋的過度供給。」

類似的扭曲現象也在潛移默化地蔓延至整個美國經濟的各個領域。不止是建築商、珠寶商和農民存在這樣的通脹預期，這種巨大的衝動性也在左右著大型企業主、生產商以及大型商業銀行信貸決策者所做的決定。即使美國經濟一直在穩步上升，但9月時的銀行貸款總額卻上漲了近22%--幾乎是8月貸款利率膨脹時的2倍。然而建築貸款、房屋貸款和農業債務卻僅占極小的份額，大多數新借貸都是來自於商業和工業貸款；一個季度內，美國各大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中又增加了400億美元的額外債務。

這聽起來讓人既興奮又害怕。在目睹經濟活動中過度亢進的資本囤積現象之後，美聯儲內部的委員和經濟專家們決定進一步審慎思考「漸進主義」是否真的有意義。

委員帕蒂對此尤其記憶猶新。就在美聯儲就提高貼現利率的提議以4∶3的投票結果草草收場後沒幾天，帕蒂就前往紐約參加一場由市場分析專家主辦的大型會議。「我們強烈感受到不被信任，」帕蒂後來說道，「我被幾個充滿攻擊性的問題問得啞口無言。我為自己沒能就提高貼現利率投出贊成票而受到懲罰。我怎麼就沒意識到貴重金屬市場會陷入瘋狂？我怎麼就沒意識到1墨西哥比索（Mexican peso）如今已經快能兌換到1美元？」

帕蒂最終改變了心意。「鷹派」是對的。美聯儲是應該再做點什麼。

美聯儲其他委員，例如科德韋爾，則是每天都會接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銀行家的電話，他們都十分迫切地想要知道，接下來美聯儲到底會怎樣做。

「兇猛的投機洪流已經沖入金融市場和銀行體系，」科德韋爾說道，「有些銀行家打電話給我說：『看！菲利普！這件事正在失控。你必須要做點什麼。』於是我說：『我希望你能把這些話說給其他委員聽。』」

新上任的美聯儲副主席也開始擔心。「每天你都會有種世界要就此裂開的感覺，」弗雷德里克·舒爾茨說道，「你在每個市場上都能看到這樣的騷亂。這真的是一場由貨幣引發的大崩潰--人們不斷地將錢變成可見的實物：藝術品、珠寶、郵票、黃金。而每件可見實物的價值又在不斷飆升。教科書里的典型經濟現象正在切實發生。」

美聯儲7位委員中只有一位確實經歷過真正的極度通貨膨脹，即物價僅在一年或一月內上漲2倍或3倍。他就是亨利·沃利克，那是20世紀20年代初，當時他還是個生活在德國的小男孩，德國貨幣在極度通脹的作用下瞬間變得一文不值，每天物價都在翻倍上漲，居民購物真的要靠獨輪手推車運錢。這場經濟浩劫對於德國政治來說是一次重創，加上一戰中的戰敗，德國社會由此進入極不穩定的狀態，從而讓納粹主義和阿道夫·希特勒有機可乘。不過無論周圍的人有多麼焦慮，沃利克始終堅信美國還不至於陷入德國那樣的災難；即使美國的通脹率已經從20%上升到25%，但那也絕對不能與當年的德國通貨膨脹同日而語。

「我曾經說過：我永遠、永遠都不會認為這樣的災難會發生在美國，」沃利克冷靜地解釋道，「但現在我卻要刪掉其中一個『永遠』。」

無論各種經濟數據怎樣變化，看起來美聯儲明顯必須要做點什麼。委員科德韋爾將美聯儲在金融體系中的角色比作是在繁忙十字路口指揮交通的警察。

「每隔一段時間，」科德韋爾說道，「美聯儲都會輕輕打開黃燈開關，然後華盛頓街頭的行人和司機就會對黃燈做出各自的反應，即加快速度穿過十字路口。接下來，美聯儲還必須要輕輕打開紅燈開關，一旦變成紅燈，少數幾個試圖想要闖過黃燈的人就會急速剎車讓自己停下來。」

這個比喻正是對美國當下緊急時刻的最好描述。曾經在幾周前還小心翼翼、持不確定態度的美聯儲委員現在都改變了主意。保羅·沃爾克輪番找他們談話，力勸他們達成新的一致。是時候了，這位美聯儲主席說道，是時候輕輕打開紅燈開關了。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這位身材矮小、禿頭、長著一張娃娃臉、說起話來尖酸刻薄的教授，整個人乍看上去就像是堂吉訶德。當他不辭辛勞、滿腔熱情地穿梭在各國會聽證大會上發表演講時，人們對其言論的評價通常是：不可思議。沒有人質疑他的學術才華，但其理論聽上去似乎既毫無希望又陳腐過時。新聞媒體稱他為「激進的知識分子」；麻省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當代凱恩斯主義的集大成者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則將弗里德曼比作是「一個只帶一支擊劍就去攻打一艘戰列艦的人」。

1963年，這位來自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與安娜·J·施瓦茲（Anna J. Schwartz）共同創作並出版了代表其事業巔峰的鴻篇巨著《美國貨幣史：1867-1960》（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對於業內人士來說，弗里德曼的著作極具學術價值，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專業巨著，其內容涵蓋從尤利塞斯·S·格蘭特到約翰·F·肯尼迪時代的整個美國貨幣、銀行和貨幣政策歷史，敘述極為詳盡。16對於華盛頓的大多數政治家來說，米爾頓·弗里德曼身上存在一個令人奇怪的特點，那就是他不斷出現在學術和政治論壇、反覆向大家闡述同一個深刻且守舊的經濟觀點：凱恩斯正統理論已經統治美國近30年，但這是錯誤的，而且還不是一個小小的錯誤，而是完全錯、徹底錯、極其錯。

許多人都為他的堅持不懈和爭強好勝感到困惑：因為起初並沒有人把他的話當真。畢竟20世紀60年代初的美國是英國偉大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一統天下」的勝利時代，作為經濟自由主義學派的繼承人，弗里德曼可謂是一個「變節者」。當時處於經濟大蕭條時期的肯尼迪和約翰遜民主黨內閣正狂熱吸取由凱恩斯羅列推出的諸多經濟教訓，推出聯邦政府為刺激私有經濟增長而調整自身預算的政策：要麼削減稅收，要麼擴大聯邦政府開支，或者二者並行，總之聯邦政府可以由此增加私有經濟需求總量以及消費者和企業主的消費能力總量。從本質上說，政府就是將更多的錢放進人民的口袋，要麼減免他們的稅收，要麼增加他們的現金補助，要麼買進他們能賣出的一切東西：勞動力、路面水泥或剩餘的小麥。由華盛頓政府發起的這場增加需求總量的運動在私有經濟領域激起一陣漣漪，並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重新得到工作的建築工人可以購買一輛新車，汽車工廠由此可以購進更多用於汽車製造的鋼鐵，而鋼鐵公司又可以僱用更多的工人。個人收入和利潤的增加刺激了美國的買方和賣方以及生產和就業。

但這卻是拉響保守主義者警報的永恆導火索。而建立「新經濟學」的自由主義者對此有足以令人信服的理論基礎，至少可以說服大多數政治家，他們認為，「精心設計的」財政赤字是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在聯邦政府財政政策的刺激下，越來越多的經濟行為足以補償財政預算的短暫不足。商品需求量的激增會引導富足個體或企業將資金投向新工廠，而資本形成的過程正是經濟增長的核心。擴大生產意味著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不斷上升的個人收入和資本在社會範圍內的廣泛分配。這樣一來，聯邦政府的收入基礎，即從工人和企業人手裡聚集的稅收額，必將永遠處於增長狀態。

新經濟學的確發揮了作用。事實上，其讓聯邦政府得到了巨大的回報。肯尼迪執政時美國失業率達到近7%，在一系列稅收-開支政策相繼推出之後，失業率開始急劇回落。美國經濟開始進入強大且持久的增長期，失業率首先降至5%以下，之後又降至4%，並一直持續了4年時間，直至最後降至3.5%，這個數字的實際回報就是美國基本實現了充分就業的夢想，幾乎每個美國人都有事可做。

與此同時，米爾頓·弗里德曼憂心的卻是通貨膨脹問題。他曾反覆在國會面前印證並耐心告誡舉足輕重的委員會主席為何有必要和他一樣憂心通貨膨脹。當時他的訴求更像是一種奇怪的牢騷，甚至還有些站不住腳。美國每年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在穩步增長，但整個1965年卻從未超過2%；雖然富有的債券投資人可能會抱怨通脹率已達到1.5%，但其他美國人卻一直在安享經濟繁榮的盛世。但儘管如此，弗里德曼卻始終堅持自己可怕的預言。

作為一名倡導自由的保守主義者，弗里德曼從根本上反對政府對私有經濟市場的自然運行機制進行任何形式的干預，但他與凱恩斯主義之間最尖銳的矛盾還在於經濟受控於政治的思想。弗里德曼堅稱，凱恩斯主義看重的是以擴大開支為中心的政府財政政策只會帶來短暫的回報，政府對私有經濟的影響力，其根源就是其對貨幣的控制，即美聯儲制定的貨幣政策；弗里德曼補充說，美聯儲對貨幣供給的操縱只會破壞社會穩定且後患無窮。

對於20世紀60年代的主流經濟學家來說，包括美聯儲內部的經濟專家，弗里德曼的文章和演講乍聽上去有些怪裡怪氣。他的基礎理論實際上並不是新生事物，其在本質上質疑的是政治社會是否應該放棄對經濟事務的干預權力，而這正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的精髓。弗里德曼英勇無畏地試圖重新恢復19世紀以來古典經濟學教條的名譽，即倡導完全自由的市場和摒棄政府干預。這些思想就其本身來說是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商人和政治領導人智慧的結晶，但一系列驚心動魄的大事件發生之後卻讓其從此變得名譽掃地。

摧毀這套老舊思想意識的重大事件就是1929年的經濟大崩盤以及隨後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古典經濟學規則告訴人們，自由市場會永遠自動尋找並找到自然平衡，一旦價格和工資降至最低點，其便擁有生產再生和恢復就業的自動調節能力。然而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經濟並沒有自動修復，世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年復一年，隨著社會悲劇的深入發展以及大規模失業的不斷蔓延，人們的等待超過了10年，普遍認同的自由市場信仰開始發生動搖。些許巧合的是，新政就在此時推出了一個新的理念，即積極的國民政府必須採取措施介入並幫助克服私有經濟存在的弱點和缺陷。這個新理念（即政府擁有管理經濟事務職責）的誕生很快就被處在大蕭條傷痛下的美國人所接受，得到了公眾民意和學術理論界的廣泛擁護。

弗里德曼對貨幣供給政策的舊式偏見必然要與人們在大蕭條時期吸取的經驗教訓發生衝突。新一代的經濟學家會自豪地稱自己為「凱恩斯主義者」，他們從過去30年的經驗中總結出這樣一個道理：貨幣供給並不是刺激經濟增長的可靠手段，以稅收和開支為中心的財政政策才更有力且更直接。畢竟，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人仍然擁有過剩的流動資金和大額的儲蓄存款，因此從本質上來講，問題根本不在於貨幣的短缺，而是在於人們害怕使用這些貨幣。如果消費者不購物，那麼資本擁有者就不會投資新工廠或僱用新勞動力。每個人都會抱著自己的錢不放，每個人都小心翼翼、節衣縮食，這正如凱恩斯主義理論指出的，試圖通過增加貨幣供給來達到經濟復甦的目的無異於「正在推繩子」。

因此在這場針鋒相對的理論較量中，弗里德曼再次在其著作中精彩絕倫地討論了大蕭條時期的各種歷史記錄，並堅稱對這一時期經濟狀況的常規分析都是錯誤的。他發現無論是1929年的崩盤還是後來長期的經濟萎縮，或許都是由美聯儲失敗的貨幣供給造成並加劇的。在這場由經濟學家展開的辯論賽中，弗里德曼的立場被總結成為一個新的術語--「貨幣問題」。

如果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經濟繁榮能夠繼續，那麼這場發生在知識分子中間的辯論戰是無論如何也影響不到普通美國民眾的；米爾頓·弗里德曼也或許依然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獨行俠，一個生活在錯誤年代的奇怪思想者。然而恰恰相反，生活在1976年的他竟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即使不是名人，也絕對變成了一個眾人皆知的預言家。許多才華橫溢的年輕畢業生從信奉凱恩斯主義轉投向弗里德曼的懷抱，其中有些人開始稱呼自己是「貨幣主義者」，從而使之成為弗里德曼門徒的公開標籤。華爾街上的分析專家也開始更加緊密地追蹤貨幣供給量數字和每周M-1總額的漲落，然後會像弗里德曼那樣總結道：M-1要比財政預算變化更能成為代表經濟變化的可靠指示器。許多大型銀行的主管和企業財團的經濟專家也紛紛變節，一味緊隨財經新聞的報道者和編輯者身後。最後，就連華盛頓政府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加入了這個隊伍，甚至包括某些主張變革的政治家。

始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一場重大轉變轟轟烈烈地發生在美國經濟學的精英分子中間，並一直持續了10多年，這是由反改革主義者發起的質疑凱恩斯主義改革派的一次大挑戰，其中領軍人物就是弗里德曼。似乎每一代新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都會根據自己的經驗發現某些新的真理，然後會摒棄過去與之相抵觸的真理。當這場思想潮流發生逆轉之時，美國的群體智慧也發生轉變，有時甚至會重新發現上一代人所忽略和遺忘的真相。回溯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曾經總是開玩笑地將某些不明真相的政治領導人稱為「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可如今，貨幣主義者聲稱，凱恩斯本人也已經淪為已故經濟學家。

這次由貨幣主義者發起、旨在將貨幣推向一個「德高望重」位置並使其成為美國經濟政策核心要素的巨大挑戰僅僅起源於一場騷亂，即美國政府正在面對的一次新的經濟創傷--通貨膨脹。1966年，美國全民拉響警報，CPI指數已經超過3%，這意味著15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通貨膨脹已經發生。截至1969年，物價的年增長率已經超過6%，理查德·尼克松推出「工資-物價」政策之後暫時控制住短暫的經濟衰退，通脹率也曾一度回落，但仍維持在3%左右。到了1973年，物價再次飛升，CPI指數達到戰後歷史新高--8.8%；第二年，即1974年，歐佩克哄抬油價，美國的CPI迅速飆升至12.2%。

人們能做的補救措施就是開始推測，推測這將是一場長久且深入的經濟衰退，是由美聯儲推行的過於強硬的貨幣政策造成的一次經濟萎縮。這場衰退持續了15個月，失業率達到歷史新高，即9.1%；美國工業產量驟然緊縮近15%。18然而，當經濟開始復甦並出現增長時，通貨膨脹又如期而至。實際上，經濟上的無秩序性反而加劇：通脹率再次重返兩位數，而美國經濟卻並沒有重返當初充分就業的景象。但在凱恩斯主義看來，這種孿生惡化的現象，即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原本是不可能同時發生的。

到底是什麼引發這種現代通貨膨脹急劇上升現象發生的呢？許多經濟學家給出的五花八門的解釋實際上反而更令人費解。林登·約翰遜過度刺激美國經濟的行為應受到譴責，因其已到達美國政府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財政預算中為印度支那戰爭額外撥款數百億美元、為迎合新型「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需要不斷推出教育計劃、健康福利計劃和反貧困計劃。1973年以及後來的阿拉伯國家和歐佩克組織也要受到譴責，因為是他們一手製造了石油衝擊。工人和勞工聯合會也受到牽連，因為他們對增加工資的要求超過了其實際生產力。企業管理人也要受到控訴，因為他們太容易滿足工人提出的要求，將成本提高的代價轉嫁給其生產的商品。所有這些被輻射到的因素都與通貨膨脹有關，然而其中的錯綜複雜、盤根錯節卻並不能讓民眾滿意。到底誰該受到譴責？經濟學家給出的標準答案似乎是：所有人都要受到譴責，稍微嚴重一點說，誰也逃避不了責任。

米爾頓·弗里德曼的答案則相對簡單：通貨膨脹就是由美聯儲一手造成的。

他經常被引用的學術名言實際上就是一個大控訴：「通貨膨脹就是貨幣現象無處不在的表現。」這句話翻譯過來的意思應該是：如果美聯儲沒有為美國經濟提供過多的貨幣，通貨膨脹就不會發生。然而弗里德曼自己給出的解釋卻恰恰相反，他的說法是：美聯儲總是不負責任地來回控制貨幣供給量--供給過多造成通貨膨脹，然後再迅速實施貨幣緊縮，從而阻斷經濟發展，引發經濟衰退。

他的解決辦法也很激進。國會應剝奪美聯儲的獨立特權，迅速立法指導美國貨幣政策的制定。美聯儲必須被迫接受一個簡單法規，即對其運行職能加以控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且不許離經叛道，貨幣供給量應按照固定利率加以擴大，M-1總額的增加應被限制在每年約3%。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對於國民經濟來說，貨幣增長速度被牢牢控制在歷史平均水平，從而避免出現極端震蕩。私有經濟、金融市場和消費者也會由此指望一個穩定的未來，而不是在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之間顛簸來回。弗里德曼解釋道，一種貨幣規則並不會消除經濟周期中的自然波峰和自然波谷，但卻可以使它們趨於穩定，並由此保證政府的介入不會使局面變得更糟。

實際上，弗里德曼理論的核心就是對人類期望值極度保守的闡述。其不過是用經濟學語言重新包裝伊卡洛斯（Icarus）和代達羅斯（Daedalus）的古老神話故事，想要逃脫塵世束縛的人類由於飛得太高過於接近太陽而最終不得不以悲劇收場。貨幣主義的理論基礎也一樣，人類社會如果適度接受對自己的限制，就一定會繁榮美好。不要試圖將經濟願望建立在超過以往經濟增長的歷史平均值上，這就是生命給予給人類的自然限制。如果民主野心試圖讓經濟超越這些限制，混亂和無序就要隨之而來。

貨幣主義者提出設定一個固定貨幣供給量，這個解決辦法對於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恐慌來說的確具有安撫作用，於是很快得到許多人的爭相追捧，但存在一個極其重要的質疑：如果弗里德曼是對的，那麼美聯儲為何不自行遵守這個固定法則呢？美聯儲一向以調節機構自居，其目標就是盡最大努力維持物價穩定。如果一個固定的貨幣供給量可以明顯解決一切問題，那麼美聯儲為何還要一再拒絕這樣的辦法呢？

弗里德曼就此給出這樣的解釋：

「美聯儲就是一個政治機構。與所有政治機關一樣，其永恆追求的就只有保持自身的權力、決定權和特權。政治家為何會想要保持其政治地位？一個企業CEO的憂慮為何永遠是對追逐利潤的擔心？因為他們所關心的就是收入和權力。同理可證，在美聯儲工作的人無非是想保住他們的地位。他們所關心的一切就只有影響力和權力。」

如果能夠做到嚴格遵循一種固定的貨幣法則，那麼他們的決定就會更加客觀。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也不必每6周至8周召開一次機密會議，就新經濟發展局勢及其應該產生的影響展開深思熟慮的考量。

「現在讓我們假設，在過去30年當中如果美聯儲採納了我提供的建議，」弗里德曼沉思著自言自語道，「他們早就締造了一個穩定且穩固的貨幣供給量。我可以向你保證，美國經濟會比現在更加繁榮。因為屆時將不會再有大型的通貨膨脹發生，經濟周期陷入溫和的循環狀態。當然經濟循環周期一直存在，但那時的循環會更加不具殺傷力。但前提是美聯儲必須保證做到每年提高3%的貨幣供給量。」

如果美聯儲主席能夠通過競選產生並由此成為美國第二大重量級人物，那是不是就意味著給了美國一個繁榮的機會呢？屆時美聯儲將是隸屬於美國政府之下的小型服務機構。沒有人會知道是他們對創造美好結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從一個純政治角度去看的話，也沒有人會知道是他們遵循了一條愚蠢的政策以及為何沒能改正愚蠢的錯誤。

從某種程度上說，弗里德曼對美聯儲的保守式批評與來自得克薩斯的平民主義國會議員賴特·帕特曼對美聯儲過於自由主義的抱怨十分類似。他主張，美聯儲勤勤懇懇地為並且只為其贊助者服務，即商業銀行，然後這些銀行反過來再利用其手中的政治權利對美聯儲的獨立地位實施保護。「如果我對你說：『我已經掌控經濟事務中的主要部分，在這裡沒有企業會倒閉，從來都不會有破產。』那麼你就會說：『噢，上帝！這裡一定是根本就沒有競爭。』」弗里德曼說道，「就是這樣。銀行體系已經被高度保護，是一個受庇護的實業團體。這正是這些銀行支持美聯儲的原因所在。」

只有民眾的憤怒才能改變這一切，弗里德曼堅信這一點。美聯儲的官僚思維極其頑固不化，並致力於保護其手中任意妄為的權力。「他們都是些重要人物，」他說道，「他們根本不可能相信自己的這種重要地位是在對美國民眾做壞事，也不相信如果自己變回普通職員就是在造福美國。」

一位美聯儲委員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有些情緒激動。「我真不明白金融媒體為何會帶著貨幣主義的有色眼鏡看我們！」這位委員大聲說道，「這些貨幣主義者不過是現代經濟的按摩師。」

在公共場合，美聯儲對貨幣主義批評的輕視和輕蔑通常被隱藏在其富有技巧的政治辯論中。而在私下裡，大多數美聯儲高層官員對眾人被弗里德曼言論所折服而深感挫敗。在他們看來，貨幣主義者根本無視中央銀行的複雜運行機制，假裝無憂無慮地不關心一系列重要問題，諸如何為貨幣定義、何為民眾對貨幣需要的季節性變化以及外部作用力如何通過銀行體系和實際經濟產生反射作用。美聯儲會在衡量這些諸多因素及其他作用力的同時試圖調整貨幣供給，而這正是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每周必須開會討論的核心意義所在，也是他們認為為何不能每周每月一成不變地向市場提供相同數量儲備金的原因。換句話說，人類社會如果依靠單純的歷史平均數是不可能獲得進步的。正如委員亨利·沃利克所說：

「米爾頓·弗里德曼暗指實際經濟中不會產生任何需要影響貨幣政策的波動，沒有投資波峰、沒有房價波峰、沒有油價波峰。我們只應按照一個固定的增長率提供貨幣。美聯儲認為必須定期減少儲備金供給、必須適當調整季節性的外界影響力；而貨幣主義者認為這些都沒有必要。他們說『市場自己就會知道該如何調整，即誰會因正確而繁榮、誰會因錯誤而受到懲罰』。但我要說，如果你接受這種說法，那麼人類最終只會極端分化成要麼明智富有、要麼絕對貧窮。」

不過美聯儲的底氣也不是那麼十足。儘管美聯儲的經濟專家可以用專業辯論讓堅持貨幣主義理論的弗里德曼啞口無言，但過去這15年來的現實卻無可辯駁：通貨膨脹一直在持續加劇，並且如果美聯儲能夠及時加以控制，或許這樣的局面並不會發生。

公開場合下的美聯儲官員還是要擺出一副戒備森嚴、事不關己的架勢。可私下裡的美聯儲內部，甚至是對弗里德曼的尖刻攻擊嗤之以鼻的委員也不得不接受他的批評：從長期來看，美聯儲在某種程度上默許了通貨膨脹的發生。無論是出於誠實地犯錯，還是出於缺少堅定意志，總之美聯儲提供的貨幣量的確超過了美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

美聯儲前調查主管、1980年受命於卡特總統就任美聯儲委員的萊爾·E·格拉姆利（Lyle E. Gramley）是美聯儲內部最德高望重的高層經濟專家之一。就連他也不否認美聯儲的確有錯：

「回顧剛剛過去的15年，你會發現通貨膨脹一直在加劇。儘管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可以肯定的是這段時期內的貨幣政策縱容了貨幣和信貸的快速增長。我不認為貨幣政策是造成通貨膨脹的主要推動力，我想這就很像70年代時美國向越南戰爭提供財政支持一樣，當時油價震蕩，政府對經濟環境和工廠車間的監管力度極度膨脹。但你知道，如果通貨膨脹超過20年依然在持續，那你就要不得不想一想最終的責任只能落在貨幣政策上。」

美聯儲對貨幣的勤懇管理會因一個基本的政治困境而變得極為複雜，即美聯儲的行為對實際經濟產生的影響會不均勻發生，而這正是滋生猶疑和錯誤的溫床。大多數經濟學家承認，貨幣供給的大量增加所產生的首要結果是積極的，即會刺激經濟活動的激增；但過多的貨幣增長帶來的消極影響卻不會即刻發生，而是不斷延後，直到通貨膨脹爆發。

經濟學家產生的分歧在於：這兩種影響到底會在美聯儲貨幣政策發布後多久才會產生作用。例如，某些貨幣主義者堅稱這二者的關係是完全可以預見的：貨幣增長會在3個月到6個月內實現刺激實體經濟加大產出，但它帶來的相對利益和好處很快就會被可能在9個月到12個月後隨即趕來的通貨膨脹所抵消。還有人認為，二者何時到來並不會如此單純和簡單，這種滯後會隨著季節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其依賴於除貨幣之外的諸多其他因素。總之，這種時間上的不合拍給美聯儲的決策過程造成了一種永久性壓力：雖然可以短暫營造一片快樂祥和的繁榮景象，卻要甘冒日後出現經濟混亂的風險。

顯然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抗拒不了這個誘惑：它想在保證日後不會出現消極後果的前提下提供給美國人們這種短期的滿足、喜悅和希望。正如菲利普·科德韋爾所指出的：

「美國社會並不會寬容我們這些委員。機動車委員會的作用是限制人們開車的速度，但仍有某些人會想盡辦法開快車，因為他們還想讓車走得更快。沒有哪個總統會滿意3%的經濟增長速度，即使你向他解釋如果保持3%的增長會對未來的美國人民有益。他會說：『我還是喜歡5%，就讓我的下一任去滿足於3%吧。』」

多年來種種證據表明，美聯儲存在的普遍問題是其過於容易也過於頻繁地追求短期經濟利益。萊爾·格拉姆利認為，美聯儲的這種行為並不起源於來自白宮或國會的政治壓力，而是根源於其內部決策者的普遍思維模式。「美聯儲既擁有經濟職業信仰，也懷有美國民眾的經濟願望。」格拉姆利說道。

美聯儲內部這種清醒而嚴肅的自我批評態度對於1979年秋季的所有外人來說並不明顯。作為一個政治機構，美聯儲必須在周圍鋪天蓋地的批評聲中嚴陣以待。對於這些批評家來說，美聯儲似乎頑固不化、傲慢自大，固執地拒絕做出任何改變，無論失敗的證據已經有多麼明顯。「從本質上說，對於美聯儲的官僚傳統來說，有關貨幣控制的事務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影子公開市場委員會（Shadow Open Market Committee）宣稱。這是一個由貨幣主義經濟學家組成的大型組織，成員多半來自銀行和學術界，他們會定期組織聚會，發布針對美聯儲行為的刻薄評論。

不過向美聯儲發起攻擊的竟然還有自由主義者。在一個通貨膨脹失控的年代裡，保守主義者高呼反對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他們是傳統的「硬通貨」（hard money）擁護者、是資本的捍衛者、是金融資本遭到通脹侵蝕的富足美國公民。然而奇怪的是，國會中許多自由主義民主黨人也與保守主義者找到共鳴，成為信奉貨幣主義教條的人。儘管他們從未正式貼上「貨幣主義者」的標籤，但這些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一樣對美聯儲官員施壓，力圖讓美聯儲做出迎合弗里德曼及其追隨者的決定，即嚴格且穩固地控制基本流動貨幣總量M-1。例如來自威斯康星州的自由民主黨人、繼賴特·帕特曼之後出任眾議員銀行委員會主席的眾議員亨利·羅伊斯（Henry Reuss）就是堅定推行貨幣主義的代表，即使是帕特曼本人也在任期最後幾年也被貨幣主義理論所吸引。

「我非常吃驚，自由民主黨人會和貨幣主義者站在同一條陣線，」已退休的美聯儲研究總監丹尼爾·布里爾（Daniel Brill）說道，「因為這與他們自身的政治立場完全背道而馳。」

無論怎樣矛盾，總之國會議員已經表明要全盤接受貨幣主義者的批評和指責，尤其是那些曾經支持擴大財政預算的自由主義民主黨人。如果美聯儲真的能為通貨膨脹「埋單」，那麼國會就可以開脫一切罪責。如果穩定的物價只是美聯儲手下一個小心的貨幣管理行為就可以解決的問題，那麼民眾對政府其他執行機構和立法部門曾經在「金融政策上過於揮霍無度」的批評就會發生傾斜，對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長期的財政赤字和堆積如山的國家債務的關注也會被轉移。對於國會中的許多人來說，如果他們可以表現得無辜，如果由其他人來充當真正的「罪犯」，如果能將無可指責的憤怒推向美聯儲，那將是令人頗感欣慰的事。

國會對貨幣主義的力捧造成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效果，那就是美國政府的主流政治觀點發生巨大改變。1978年頒布的《充分就業及平衡增長法案》（The Full Employment and Balanced Growth Act of 1978），即著名的《漢弗萊-霍金斯法案》（Humphrey-Hawkins Act），堪稱是凱恩斯信仰在美國立法中的最後一次「苟延殘喘」，是由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及其他堅定的自由主義人士所做的拚死努力，旨在讓政府政策重新聚焦失業工人的悲慘遭遇。然而自從此法案被最終頒布時日起，它就變成一紙空文，其中包含的自由主義精神已經被完全切除「內臟」。

但《漢弗萊-霍金斯法案》中卻包含這樣一項真實改革，即由貨幣主義者發起的敦促美聯儲每年公開3種貨幣流通總額（M-1、M-2、M-3）的增長目標，這3個M數據要經過參議員和眾議院的銀行委員會推敲並對其中「離經叛道」之處加以修改，之後才能由美聯儲向外界公布，且一年兩次。這樣做無疑是給予國會更大的監控權，從而確保美聯儲在控制貨幣供給的問題上「乖乖聽話」。共同策劃這起改革的自由主義者可能忽略了這其中暗含的諷刺，但保守主義知情人卻滿心歡喜：他們的貨幣主義教條正在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凱恩斯主義而佔領美國立法界主流。

除了來自外界的批評家，敵人有時也存在於美聯儲大門之內。幾年來，聖路易斯儲備銀行一直充當美聯儲內部的貨幣主義前線游擊隊員。其研究總監霍默·瓊斯（Homer Jones）曾經是弗里德曼的老師，還曾招募一批熱衷於批評華盛頓「家庭辦公」和反對其運作程序的研究型經濟學者。繼任聖路易斯儲備銀行行長之後，瓊斯繼續充當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內部的「製造麻煩者」，不斷地傳播違背於美聯儲一貫傳統的「異端學說」。

商業銀行家勞倫斯·K·魯斯（Lawrence K. Roos）曾在聖路易斯銀行擔任三屆縣級主管，後來在1976年被總統任命為聖路易斯儲備銀行行長。「一開始進入銀行時，」魯斯說道，「我並不知道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之間的區別，但我在那裡被灌輸了貨幣主義的基本理論核心，並且感覺到貨幣主義已經開始越來越能左右我的思想。」

果然不出所料，魯斯的言論變成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大會上的「不和諧音調」，他與其追隨者總是會在大會上發出竊笑或者乾脆勃然大怒、大發雷霆。他抱怨美聯儲拒絕制定長期目標且極其頑固，他批評美聯儲總是故意模糊概念使人混淆。為了讓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其他成員更好地評判其決定，他總是會引用令人費解的各種經濟標準。「即使作為中央銀行應該保持其絕密性和神秘性，但我認為美聯儲應該告訴美國民眾其未來兩年將會怎樣做，其就物價、生產及其他經濟事務的長期目標是什麼。然而相反，你只會看見美聯儲僅僅提供一次包含其各種美好目標的報告，他們真正呈獻給大家的不過是烏托邦式的願望清單。」

這些彼此衝突的哲學觀就像是計算機模式的互相對抗。自1970年以來，美聯儲已經精心製作出一套計量經濟模式並投入運作，試圖預見貨幣政策所能產生的影響及其對美國經濟造成的其他威懾力。從本質上來講，計算機模式就是一系列數學等式被集結在一種形式之下，通過無限多變數實現共同運作並能夠對理論性結果加以報告。如果一個月內的貨幣供給量增長為4%，那麼其將對未來6個月或一年內的就業、物價、利率情況產生多大影響？這種模式就是通過等式計算出數字然後列印出結果。美聯儲委員的「計算機模式」所做的分析結果還要更加複雜精深，它最終要包含160個等式，內容無所不包，從石油價格到房地產開發。而聖路易斯儲備銀行的貨幣主義者也設計出一套他們自己的經濟模式，總共包含8個等式，歸根結底不過都是貨幣問題。每次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大會上，兩派的核心人物都會（在部分上）根據自己複雜的經濟模式做出預見結果；而魯斯提供的「與眾不同」的結果正是來自於貨幣主義者的「計算機」。

與沃利克一樣，委員菲利普·科德韋爾也是主張緊縮貨幣卻輕視貨幣主義的「鷹派」人物，與其他委員相比，他們對羅斯的異議並不感到十分怨恨。

「對於某些委員來說，」科德韋爾說道，「這簡直就是在打仗。每次聖路易斯銀行的人們離開會議室後，總會有一兩個委員走過來對我說：『上帝！現在我們不會再讓貨幣主義傢伙走進來。』於是我說道：『喔。12個人中有一個貨幣主義者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們的確不招人喜歡，說起來話也太大聲，但只不過是一家之言罷了。』聖路易斯銀行從來沒有真正困擾過我。因為我們的票數永遠都遠遠勝過他。」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情況將不復存在。其他儲備銀行行長也開始逐漸傾向於貨幣主義者陣營，例如里士滿的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ck）、舊金山的約翰·巴利斯（Robert Black）、亞特拉大的門羅·金布雷爾（Monroe Kimbrel），還有其他偶爾「就範者」。雖然這幾位行長並不像魯斯那樣過於教條主義和墨守成規，但他們卻發現弗里德曼理論是那樣「引人入勝」：即使美聯儲不能奇招盡出，但至少應該學會控制貨幣流通總量。

「這是一小撮貨幣主義分子」，這是另一位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委員對貨幣主義者的輕蔑稱呼。然而不管怎樣，他們依然在出現，依然在投票，其陣營依然在一天天擴大。不管喜歡與否，新上任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必須要著手「處理」這些貨幣主義者。

經濟學家彼此衝突的經濟理論對於外界來說卻極具威脅性。除了那些獲得過經濟學學士學位的知識分子，其餘大部分普通民眾都會被這些爭吵嚇得呆若木雞。他們被迫被動傾聽這些專家的激烈辯論，幾乎完全不能理解他們所使用的專業術語，更別說對孰是孰非做出一個理性判斷。這種無知的障礙扭曲了所有需要用經濟專業知識去理解的政治疑問，用科學的抽象概念麻痹了本來稀鬆平常的經濟討論。

不過有關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難題可以通過一個相對更加簡單的方式加以解決，即一個可以繞過經濟學家晦暗艱澀的專業術語的辦法，從而找到更加廣義的答案。這個方法就是透過歷史看問題：美國過去處理通貨膨脹的經驗是否會幫助美國民眾理解自己目前的切實經歷呢？

有關這個課題，記憶是會產生誤導的。每一代人都會戀舊地向後看，想像著前一代人的生活會更加簡單、更少苦惱，當然，也包括生活成本更加廉價。我們可以用一句著名的俏皮話來表達人們的這種懷舊渴望：「這個國家最需要的就是一支5美分的好雪茄。」現代美國人會深切懷念自己生活中還出現過50美分的電影票、赫爾希酒吧賣出的10美分美酒和不到3000美元可供全家人出遊的雪佛蘭汽車。

對廉價的無比懷念模糊了通貨膨脹的真實發展史。20世紀70年代末，雖然物價已經飛升近20年的時間，但還遠不至於走到最糟糕的境地。儘管1979年時的通脹率已經超過13%，並足以拉響警報，但還遠不及1947年的14.4%、1918年的超過17%和1864年的27%。

美國的歷史發展並不總是平靜和繁榮。物價總是漲漲落落，且每次漲落都會帶來極具破壞性的後果。縱觀整個美國史，只有幾個有限的時期可以稱得上是「物價穩定期」，而每次平靜日子的到來都是以許多普通百姓遭受滅頂之災作為代價，即物價和收入都同樣低得可憐。

如果歷史學家能夠在整個美國歷史背景下仔細核對物價的漲落數據，就會發現其具有一個明顯的運行模式。到底是什麼引起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急劇上升之所以會反覆出現，暗藏在這些經濟創傷之下的致命因素其實並不是經濟，而是政治，即美國政府做出的某些選擇，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美國政府拒絕做出的某些選擇。我並不是說政府是在蓄意策劃引發物價的爆炸式上漲，但周期性爆發的極端通脹現象明顯是在政府做出某些決策之後發生的。

美國歷史上多數時間的物價漲落都維持在適度水平上，但其中有6段明顯的「插入式」時期出現了物價的突兀型飛漲，如果在美國整體通脹歷史的圖表上看，這6段時間的物價走向是呈急劇上升的尖形曲線（參見附錄A）。歷史學家不免會問：這些歷史時期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件會導致通貨膨脹急劇惡化呢？

第一次通脹惡化發生在共和政體誕生之後，即美國獨立革命戰爭爆發後出現的通脹橫行，儘管搜集而來的有關這段時期的物價數據並不可靠，但那段令人記憶猶新的創傷卻留下了一個口口相傳的口頭語--「一文不值」；第二次通脹高峰發生在1813年至1814年，當時年輕的美國正在進行並完成與英國的殘酷戰鬥，即1812年戰爭；第三次通貨膨脹的爆發最為嚴重，當時是19世紀60年代，林肯當選美國總統，整個美國被捲入一場血腥且代價慘重的南北戰爭之中；第四次比較深刻的通脹爆發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第五次則爆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最後一次，也就是目前這場通貨膨脹發生的最開始，則是與越南戰爭「相依為命」。在這6次通脹爆發期中，只有最後兩次是伴隨長期且疼痛的通貨緊縮期，即物價陷入最低潮的時代。通貨緊縮並不為現代美國人所熟悉，除了某些仍然記得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的老人們。但物價的回落依然會造成更加嚴重的後果，讓美國人承受了更為混亂的折磨：銀行倒閉、企業破產、農場無法被贖回、工人的普遍失業，以及人民的極度貧窮。

這些簡單的歷史事實可以為以上問題提供一個直截了當的答案：國家一旦經歷戰爭，致命的通貨膨脹就會發生。當然這還不能完全解釋根本原因，因為每段歷史時期都有其不同的具體因素，但所有這些通脹「插曲」都是發生在同一種政府行為之後--鼓動全國支持戰爭，然後開支遠遠超出稅收。每一次戰爭，從獨立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林肯到林登·約翰遜，美國政府都會親眼目睹將整個民生作為賭注的巨大危險。這些戰爭中的美國政府實踐了其他時候不敢去實踐的事，其所付出的代價也遠比戰爭的意義更大，不管是否需要贏得這場戰爭，也不管美國政府到底該如何為這些戰爭「埋單」，總之戰爭之後要疲於應付的永遠都是其造成的經濟後果。

戰爭時期所做的政治抉擇永遠都醜陋無比。從理論上講，政府僅僅通過增加稅收就可以達到為戰爭埋單的目的，但這卻會嚴重影響民眾對這場戰爭的支持率。林肯、威爾遜、羅斯福和約翰遜都曾經選擇增加稅收，但他們又全都不得不在賦稅收入中降低戰爭經費比例。與害怕增加稅收會導致美國民眾反對越南戰爭的林登·約翰遜一樣，亞伯拉罕·林肯也十分擔心額外稅收是否會加劇人民的苦難和內戰中的犧牲，從而導致戰爭更加惡化。或許將林肯的掙扎與林登·約翰遜在印度支那戰場上的拚死冒險相提並論有些不妥，但二者的相同點卻是兩場戰爭都造成了相同的經濟後果。

對於每一次會危及國家安全的巨大危機，聯邦政府都會用借錢的方式支付戰爭費用。其會大量積聚政府預算中的戰時財政赤字，然後賣出國庫券，覆蓋新債務。在林肯時代，其解決戰爭經費的方法則更加直接：國民政府只需印鈔票，即被稱為「綠幣」（greenback）的近5億美元新貨幣，然後將其用在戰場上。

每一次戰爭之後都會立即出現經濟的大幅度增長和緊接而來的通貨膨脹的突然性爆發。找出歷史事件中的相同點很容易，但要想解釋政府的財政行為何為會「傳染」給物價卻並不那麼容易。經濟學家自己也在深入討論這種「聯動裝置」的運作程序。有些人認為是戰後壓力對實際經濟產生了影響。當人們回歸對和平時期的嚮往，其被長期壓抑的對國內商品的需求就會超過實際經濟的生產能力：這種突發性的商品短缺會導致高物價的產生。而有些人則強調貨幣供給的角色，即認為政府會擴大貨幣供給量，以彌補政府的戰時支出，從而有財力實現大規模借貸。戰後環境下的貨幣供給極易滿足經濟發展，但結果卻會造成通貨膨脹。與經濟學中存在的諸多分歧一樣，對於非經濟學家來說根本沒有必要在各種解釋中挑挑揀揀。也有可能二者都對，政府的財政政策及其貨幣政策與經濟過度發展及其造成的物價飛漲就是在相互作用、彼此影響。

現代通貨膨脹的急劇惡化因其前所未有的長期持續性而表現出獨一無二的特徵，因而也更加令人困惑。目前的物價飛漲很明顯是始於1966年的越南戰爭，但和其他每次「插曲」不一樣的是，它並沒有像往常那樣持續幾年後就被成功遏制。通貨膨脹已經持續10多年，而且即使是在和平時期和經濟相對寬鬆的環境下也依然如故。這場發生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通貨膨脹並沒有以往那麼嚴峻，但卻異常頑固，且呈現出比歷史上任何一次通貨膨脹都更為複雜的趨勢。

消費價格指數與1967年相比上漲了100點，1970年的CPI指數為116，1975年時為161，4年後的1979變成217。美國內戰期間，CPI指數幾年內曾經翻了一番，但當時林肯是在帶領美國人民打仗；而這一次，不到20年的時間裡CPI指數就已經上漲近3倍，而且美國一直處於和平期。

我們不得不要轉回頭看一下這個歷史問題：現代戰後時期爆發的這場空前通脹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從本質上來說，答案很可能是政治。正如經濟歷史學家沃爾特·W·羅斯托（Walt W. Rostow）曾經說過的，世界範圍內殖民主義統治時代的結束勢必要催生大批新獨立國家的產生，而其中大多數都是貧窮且不發達的國家，在與西方工業國家締結貿易條款時底氣稍顯不足，包括美國。這意味著貧困國家在賣給富足國家原材料時會稍微抬價，諸如銅、咖啡，當然在這種全球力量新面貌中最值得討價還價的還是原油；而原材料進口價格的提升勢必會推動國內物價的上漲（儘管大多數稍不發達國家在討價過程中依然處於劣勢地位，並且仍會抱怨深受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過度盤剝）。

另一種新型政治狀況是經濟大蕭條留給美國人的鮮活記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任何政治派別都不想再冒險重複30年代的苦難，這種全民性恐懼促使美國的政治決策者走向一個相反的方向，即追求經濟增長、接受通脹風險。事實上，二戰後的現代美國政府在經濟管理方面取得的巨大勝利正是美國人民不必再忍受破壞性的通貨緊縮，而這種緊縮通常會伴隨先前幾次大型戰爭的發生。

這其中還存在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與蘇聯的冷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經濟從未在真正意義上重返和平時期的增長速度，雖稍有改善，但很快就在全球緊張局勢的影響下「被打回原形」。在接下來的30年時間裡，在與蘇聯衝突不斷的威懾力的影響下，美國一直處於備戰狀態。因此這與先前美國歷史上的任何一段戰後和平時期都截然不同，軍隊始終處於隨時投入戰爭的集結狀態，美國政府從國防工業企業那裡不斷購買大量現代化武器，從而導致軍備激增。冷戰時期的國防開銷是當時美國經濟產出的最大份額，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使個人收入得以增長，但同時卻也伴隨著其他不正常的慾望。

儘管美國軍方一直在「蠢蠢欲動」，但當時整個美國表面看上去已經重返一派祥和的繁榮盛世，所謂和平時期下的美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不斷產出和消費各種消費品，美國家庭的生活水平也已經達到小康甚至是奢侈水平，這是前幾代美國人做夢也想不到的：郊外的新別墅、廚房內令人眼花繚亂的電氣用具，還有車庫裡的嶄新轎車，有時甚至還可能是兩輛。當時的美國人曾短暫享受著兩個世界裡的極限快樂，即和平時期里的幸福和經濟戰爭中的活力。

儘管伴隨通脹風險和其他危機，但此時的美國的確算得上是盛世，即社會與經濟飛速發展且呈現出異常繁榮的偉大時代。戰後歲月的經濟增長造就了美國生活中新富足和新公平標準的誕生，雖然剝削現象並未被徹底根除，卻在明顯減少；在這段繁榮期里，美國社會感到已有足夠信心去處理長期存在的不公平現象，尤其是種族歧視問題。當然，聯邦政府對野心勃勃的經濟目標的追求充分感染了整個美國社會，大型跨國集團也開始將觸角伸向世界各地，成為美國在全球新勢力範圍的標誌。軍備開支的膨脹在這種全民衝動的背景下似乎也變成了理所當然的擴張。美國是整個世界的新領導人，正在建立令人難以想像的最大規模的兵工廠，美國軍隊正踏上世界範圍內更多的海外領土。一切看起來就好像是美國政府會連續數年向美國人民提供和平和戰爭「二者皆繁榮」的盛世。

然而，這種「二者兼顧」的錯誤選擇遲早都會在美國經濟發展和政府資產負債表中有所體現。有關聯邦政府財政赤字越來越大的問題並不簡單，而是遠比看起來更為複雜。畢竟儘管數年來新赤字一直存在，但與國民經濟規模相比，美國國債總量實際上一直是在萎縮，這是美國經濟健康的表現。每次年度預算中都要在國債總量中加入適度的新赤字，但美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遠比政府借貸的速度快得多。1945年因二戰中戰爭費用出現激增的政府赤字使美國國債佔到年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19%；到了1960年，變成僅佔GNP的58%；1969年又下降至40%；而1974年則僅占國民經濟產出的35%。

接下來歷史的發展出現逆轉。1975年，二戰後美國國債增長速度第一次並未如期那樣低於經濟增長速度。起初這種新趨勢來得溫情脈脈，並不像戰時國債高築那樣來勢洶洶，但這種奇怪現象卻在日益嚴重。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政府由保守主義者執掌政權，然而其並未像保守主義者那樣適度調整財政不平衡，反而是使國債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截至1984年，國債佔GNP35%的低比率一躍上升至45%，回歸1962年的水平。21也就是說，美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已經開始呈現出只有戰時才會出現的財政狀況。

這些數據並沒有引起政治討論的注意，但此時美國政治家反覆追究的都是同一個重要問題，即美國公民應該優先考慮哪一個？這個在和平和戰爭中間做出的一個基本選擇涉及到的是政治價值的問題，而非經濟理論。據說冷戰已威脅到美國民生，那麼國防開支就必須得到優先考慮。但反對的人聲稱蘇聯的威脅不過是誇大其詞，美國軍備開支過於鋪張浪費，政府應將資源轉移到國內經濟發展上來。雙方陣營的力量都很強大，且各執己見，力爭自己的觀點佔上風。但從實際來看，一種政治共識已在二者之間形成，雙方都心照不宣，歷經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政權，歷經民主黨和共和黨執政，在超過30年的時間裡，美國政府不會在戰爭集結和和平開支中做出明確選擇，因為它不會丟掉任何一個。

1979年秋，保羅·沃爾克在演講中對聽眾說道：「歷經多年的通貨膨脹，如今我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樣的話對於每位美聯儲委員，甚至是對於那三位仍不情願對貼現利率做出微調的委員來說，意思再明確不過。然而在9月下旬，這些委員對美國經濟逼近衰退的擔心卻因貿易部傳來的一份新經濟數據而發生逆轉。儘管存在種種預測，但美國經濟並未如預期的那樣陷入萎縮，反而再次出現加速增長的態勢。

並且，儘管美聯儲一直在通過提高利率的方式逐步扭轉局勢，但銀行體系實際上一直在加速擴大其信貸業務。銀行信貸業務的擴張已達到每年超過20%，正如美聯儲官員從焦急的銀行家那裡聽到的，大多數新借貸的產生全部流入到投機風險項目之中，即企業人和個人借錢的目的是為了購買價格正在飛漲的商品，這種風險項目包括對黃金、白銀和房地產的投機。他們是在下賭注，認定通貨膨脹會讓這些商品的價格越漲越高。而比較明智的投資人則選擇賣掉這些商品或其他可見實物，以還清貸款，達到迅速獲取利潤回報的目的。

投機似乎也並不是多麼危險的賭註：美國的整體通脹率已逼近13%；油價已拉響警報，僅一個月的時間就上漲了6%有餘，而年通脹率已逼近80%；金價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飛漲28%，刷新歷史新紀錄--每盎司411美元；同期銀價也飆升至令人難以置信的每盎司16.89美元，上漲了53%。

「1929年的鬼魅又浮現在我和其他幾個人的心頭，」委員科德韋爾說道，「看吧，美國正瀕臨爆發極度通貨膨脹的邊緣。」

這樣的話雖然聽起來像是對世界末日的預言，但其實狂熱的借貸和買入不過是在孕育一種典型的投機泡沫，只是經濟史上周期性出現的「狂躁症」之一。市場已經不再與實際價值接軌，而是向前縱深投向一個不斷攫取的「狂歡宴會」。無論是股票還是債券，無論是大型城市的小角落，還是佛羅里達未開墾的大片沼澤地，所有投機泡沫其實都來源於一種信仰，即購買者確信：幾天、幾周或幾月後他們將變成賣方，然後從這些卸掉的商品包袱中獲取利潤。然而泡沫永遠註定要破滅：狂熱會退去、價格會大幅度下跌。然後投機者會被迫以損失利益為代價低價賣出商品。他們失敗了，那麼借錢給他們下賭注的銀行也會隨之倒閉。這就是1929年發生在華爾街上的大致情況：金融投機者的泡沫投資破裂，股票市場瞬間崩盤。

處在這種極度焦慮之中的美聯儲新任主席保羅·沃爾克開始打電話給各位委員，一個一個地找他們談話，試圖讓他們接受自己的新理念。早在上任最初，沃爾克就已指揮美聯儲高層官員開始針對美聯儲基本運行機制進行技術性研究分析，當遭遇9月18日4∶3投票結果的尷尬境遇之後，沃爾克開始逐步強勢推出自己的管理理念。這位新主席婉拒某些同僚的建議，不僅提倡需對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貨幣供給政策做出徹底改革，還提議採用貨幣主義者的解決辦法--對，那些對美聯儲義憤填膺的批評家所擁護的理論。

當沃爾克偶然走進委員亨利·沃利克的辦公室時，這位委員禮貌卻直言不諱地坦承自己並不同意主席的提議。沃利克的辦公室就在大理石走廊的拐角處，與沃爾克的辦公室相隔不遠，屋內陰暗雜亂，不像其他人那麼整潔，到處都是擺放凌亂的書架，上面堆積著文件和書籍，空氣里隱約瀰漫著老雪茄煙的味道。辦公桌的上方低低地懸著一盞吊燈，沃利克總是坐在這張桌前辦公，手指不停地撫摸著一根長長的雪茄，有時還會戴上綠色的遮光眼罩，就是圖書管理員經常戴的那種，以保護較弱的視力。這位美聯儲內部最年長的委員看上去就像是和藹可親、行為古怪的教授，喜歡獨自一人窩在辦公室里，和許多書待在一起做與世隔絕的研究。

其他委員的辦公室看起來則更加明亮，也不像沃利克的辦公室那樣好像拒人於千里之外。但包括主席沃爾克在內的所有美聯儲委員的辦公室充滿的則是更偏重於學院風格的味道，而不像是冰冷且強勢的政府決策者的辦公地點。每個房間都有覆蓋一整面牆的書架，都有一個溫暖的壁爐，被端莊地鑲嵌在黑色大理石牆內，還有一張長沙發，周圍擺著幾把椅子。一般來講，美聯儲主席是不會在這些委員的私人辦公室里討論公事的，美聯儲內部盛行的學院風氣決定了委員之間始終隔著一段禮貌的距離，每個委員會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處理好自己的決定，完全不會受到來自其他人的粗暴干涉。此時沃爾克一對一的「採訪」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這位主席認為即將要討論的這個問題十分重要。

「這是一個魔鬼協定。」亨利·沃利克警告沃爾克。

沃利克是這樣解釋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應加大力度緊縮貨幣和信貸，沃利克說道，但不必要冒險採取一個新的運作程序，因為這會造成其自身的混亂。長期以來，貨幣主義者一直敦促美聯儲放棄對利率的關注，而是將焦點放在貨幣供給本身及美聯儲向銀行體系提供的儲備金量上，從而使利率自動跟隨經濟波動實現漲落。沃利克認為，這樣做會造成利率的極度動蕩，破壞金融市場和實際經濟的穩定。

「如果讓利率自行漲落，」沃利克預言，「那就必須做到有足夠的能力駕馭它。如果經濟強勢，你就會遏制貨幣供給，那麼利率就會上揚。但一旦經濟出現疲軟，你就必須想方設法讓利率回落。這樣一來，我們先是讓利率保持在極高，然後又讓其回落至極低，最後再讓其恢復到極高。是的，你是控制了貨幣供給，但利率卻會因此變得反覆無常。」

「有時，」沃爾克的回答簡單明了，「你必須學會與這個魔鬼周旋。」

當沃爾克把電話打給菲利普·科德韋爾時，這位美聯儲內部最強硬的「鷹派」人物表現得和沃利克一樣消極。他幾乎不能相信這位在他看來絕對不可能是貨幣主義信仰者的新主席竟然會真的擁護貨幣主義者的「陰謀詭計」。

「保羅，我不能理解，」科德韋爾說道，「你是想轉而接受一個貨幣主義者的控制嗎？」沃爾克點頭。「好吧，我根本不可能贊同，」科德韋爾說道，「這會束縛住我們的雙手，會讓我們無法對貨幣做出基本判斷。」但沃爾克則堅持表示想要試一試。

事實上，這位主席當然能夠確信自己並不會在根本上改變美聯儲，他只是想讓美聯儲的正統運作程序「更上一層樓」，即讓「通過大幅度提高利率實現信貸緊縮」看上去更加完美。但這位主席卻在美聯儲內部遭遇兩難境地：諸如科德韋爾和沃利克這樣的委員極力主張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貨膨脹；可其他像帕蒂、蒂特斯和賴斯這樣的委員則非常猶豫，他們不太贊同如此猛烈的行動。那麼沃爾克能不能實現再爭取2張或更多選票以支持提高利率的決議，並保證新增加的選票不會出現動搖呢？如果需要這樣做的話，那麼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委員是不是也會出現一半贊成、一半反對的情況呢？從過去經歷來看，美聯儲的決策者好像從來就沒有產生過絕對多數的決定。因此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的確應該加大力度，」沃爾克坦承道，「但我可能遇到了麻煩，政策推行起來或許達不到令我們滿意的程度。我一直推崇更正統的貨幣緊縮政策，但我卻看到一些價值觀正在發生改變，需要我們對自己做事方法的參數做些調整。」

貨幣主義者的理論為沃爾克解決這樣的兩難境地提供了一個更聰明的解決辦法：它只是一個面紗，遮掩著美聯儲強硬的貨幣政策。如果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對外宣稱其不再過度干涉利率政策，而是開始關注M-1，那麼當利率大幅度上揚時就會模糊公眾對美聯儲過度干預利率的攻擊。到時美聯儲委員就可以「虛情假意」地解釋說：利率的上揚是基於「市場壓力」的結果。從狹義來講，這樣的解釋無可厚非；但從廣義來講，這就是一種逃避。「市場壓力」導致的利率上揚其實正是直接來源於美聯儲緊縮儲備金供給的行為。

正如一位地區儲備銀行行長所說：

「每個人都會說：『看，是你們不讓我碰的。』對於委員會來說，採取這種自願接受又半自動調節的運作法則要比定期召開大會商議解決辦法容易得多。這些決定不僅會招來外界的壓力，同時也是美聯儲內部的壓力。我們沒有人真正知道為了遏制通貨膨脹到底該將貨幣緊縮到什麼程度，或者該將利率調整到一個什麼水平。」

多年以來，為了控制儲備金供給，美聯儲不得不拐彎抹角地處理3個M值。他們的儲備金供給量政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將其綁定在聯邦資金利率上，即一家銀行向另一家缺乏儲備金的銀行借出儲備金的價格。在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大會上，委員們首要關注的就是要將短期借貸利率鎖定在一個什麼水平，然後將其指示給紐約的開放式市場桌面並責成其達成目標。每天，隨著貨幣市場壓力的波動性變化，身在紐約的美聯儲下屬管理人員要不停地買進或賣出國家有價證券，以達到不停注入或撤出儲備金的目的，從而讓聯邦資金利率保持在既定範圍內。

當聯邦資金利率上揚時，其就是在對所有玩家表示緊縮信貸的時候到了，因此所有參與者都要進一步縮小信貸擴張。當銀行看到聯邦資金利率上調時，也就明白此時該適度調整自身的信貸業務，或者是加大力度轉投貨幣市場以增加必備的儲備金量。如果銀行沒有按此指示行事，那麼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就會一再調高聯邦資金利率，直到確保銀行體系準確收到這個信息。

對於貨幣主義者來說，這樣的做法就是在倒退。他們抱怨美聯儲總是在事情發生後用一種過度放任、間接迂迴的方法做出回應。而一個簡單直接的方法才更有力度，即直接以其提供的儲備金供給量為目標，然後堅守這個目標不動搖。

米爾頓·弗里德曼，貨幣主義理論的主要「講師」，針對貨幣主義者為何認為美聯儲行為錯誤他給出了一個明白易懂的解釋：

「假如我想控制全美國的汽車產量。我能用的辦法有兩個。我可以說：『我會儘力找到一個促使人們購進大量汽車的合理價位。然後將汽車價格鎖定在這個價位上，試著售出全部我想要賣出的汽車。如果發現人們的購買量仍然多於我希望賣出的數量，那麼我就會提高汽車價格。』

「還有一種方法。我可以說：『嗯，沒有鋼鐵你就無法生產汽車。我會限制用於汽車生產的鋼鐵總產量，然後讓汽車價格在市場上隨意浮動。』這就是最終能夠限制汽車產量的兩種辦法。

「貨幣數量也是如此。一種可以限制貨幣量的方法就是可以說：『讓我先試著找到一個人們會因此想要持有或花費的貨幣量的利率水平。』然後我就會儘力將利率維持在這個水平上。或者我也可以說：『人們借貸行為的原材料就是儲備金，即高能貨幣。那麼到底需要多少這樣的高能貨幣來支持我想要控制的貨幣量？』我就會提供這個數量的高能貨幣。這與限制原材料鋼鐵的產量是一樣的。

「從原理上講，如果我足夠了解經濟學，那麼就會知道這兩種方法實際上是一樣的，這是兩個相同的答案。但從實踐講，如果我不了解經濟學，那麼很明顯，選擇用限制鋼鐵產量控制汽車數量的方法要比試著猜想正確價位是要容易得多。我想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貨幣市場。」

弗里德曼的比喻中存在這樣一個錯誤，即銀行不是汽車公司、貨幣也不是鋼鐵。貨幣和信貸每天都會出現擴張和緊縮，其並不像鋼鐵製造和汽車銷售那樣看得見、摸得著，也不易加以界定，更不可能如此簡單地限制其結果。如果汽車價格出現突發性波動，那麼其只會影響汽車銷售；可如果銀行儲備金價格突然發生變化，那麼其就會向經濟事務中的每筆信貸交易發出震動波，無論是6個月期的定期存單、汽車貸款還是對新工廠的資本投資。弗里德曼理論或許可以讓美聯儲對銀行儲備金的控制更加平穩，但同時卻也為控制利率製造了重重困難，而利率則是決定貨幣在市場上的叫價是高是低的關鍵。

與所有中央銀行一樣，美聯儲關注更多的是穩定性。從傳統意義上講，美聯儲的各位官員認為自己手中被賦予的立法權力包含維持「市場秩序性」的責任和義務。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自己有責任規避任何會對龐大且複雜的金融機器造成破壞的因素。從實踐角度來看，美聯儲的每次緊縮和放鬆都是在試圖實現利率的平穩變化，從而將金融市場「輕輕推向」正確的方向，而不至於引起歇斯底里的過火反應和震動。貨幣主義者強調的只是美聯儲與其中一種特殊利益的鏈接，即華爾街上的貨幣市場交易者，但這是一種十分狹隘的觀點。美聯儲小心翼翼地對利率加以管理，正是要保證市場交易者交易行為更加順暢，儘管貨幣主義者對其有所抱怨，但其並不一定代表更廣泛的民眾利益。不管怎樣，美聯儲的管理者們一直遵循傳統將維持利率穩定、規避會向整個美國經濟傳遞錯誤信息的野性震蕩看做是民眾利益。

然而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保羅·沃爾克，儘管也曾是美聯儲官僚機構內的開放式市場交易者，儘管也曾殫精竭慮地顧及「市場的秩序性」，可如今他想要得到的結果卻與此恰恰相反：沃爾克要強震美國銀行、強震美國金融市場，甚至要讓二者心生畏懼。如果華爾街已經對美聯儲控制通脹失去信心，那他到底怎樣才能讓他們信服？如果貨幣市場交易員和憤世嫉俗的投機商已經開始相信美聯儲缺乏遏制通貨膨脹加劇的決心，那麼到底什麼樣的話語才能令他們改變主意？或許美聯儲運作程序的一次意外改變，或許金融市場對利率必會維持穩定的安逸假設被意外打破，才會成為極具療效的「晴天霹靂」--這將是一場關乎製造不安因素的考驗。

「這種方法還有一個好處，」沃爾克解釋道，「我認為在此時向銀行體系注入一些不安因素是十分可取的。銀行普遍認為美聯儲會繼續維持平穩利率的原則。的確，美聯儲會提高利率，但市場卻不能出現反覆無常的波動。銀行會繼續辦理信貸業務，他們永遠都能讓自己的借貸利率保持在稍高的位置，而美聯儲卻不能加以干涉。現在，這種強震會讓銀行陷入不安，他們不得不面對利率有朝一日會對自己產生不利的風險。」

為了強化這種信息，沃爾克提議實施附加變革，以懲罰那些最激進的銀行，即在銀行為滿足信貸擴張的借貸資金中額外加入8%的必備儲備金。從傳統意義上來講，一個標準的穩健銀行在收攏其用於開闢信貸業務的資金時會完全依賴其吸入的免息存款，銀行只不過是充當中間人的角色，將暫時「停靠」在其銀行的儲戶存款借給其他需要這筆錢的人；因此一家銀行的信貸擴張要受制於其能吸引到的額外儲戶數量。然而現在，這種老舊的傳統和耐心已被徹底瓦解。

在過去20年當中，一種新生的衝鋒精神一直在美國各銀行中潛滋暗長，無論是華爾街銀行還是野心勃勃的各地區銀行，他們總是積蓄難以駕馭的旺盛的工作熱情，想無限擴大其銀行業務。這種新生精神在他們的建築風格中也有所體現，美國銀行建築一向以希臘神殿風格著稱，這些「不苟言笑」的聖地總是會有矗立著的大理石圓柱，象徵無限的信任。六七十年代的新銀行建築則傳遞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理念：高聳入雲的玻璃塔和閃閃發光的鋼鐵建築，開放和充滿活力的構造表達了其勇敢無畏和樂觀向上的精神。現代銀行的建築風格盡顯其內部秉持的新經營理念。

為規避儲備金量增長對其造成的傳統壓制，美國各銀行早就發現一種更富有野心的管理方法，即一種通過向最富野心的超大型銀行求助得以實現其自身更快增長的方法。他們不再坐等新存款的加入，而是繼續向前、增加新的借貸業務，然後轉而向其他更有實力的銀行借入大筆資金，實際上就是在貨幣市場上「買入」他們的儲蓄本金，然後將其用於信貸擴張。這種行為就是「管理型負債」（managed liabilities），無論是常規儲蓄存款，還是借來的儲蓄本金，共同組成了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務，即都是「欠某人的錢」；相反，一家銀行的大量信貸才是其真正的資產，即從別人那裡整合資金（這恰恰與普通家庭或企業人的資產負債表完全相反，即儲蓄是資產，借貸是債務）。這種「管理型負債」依賴的是銀行發行的大型金融工具，例如定期存單、10萬歐洲美元借入以及更大量的資金整合。只要銀行能夠實現低利率借入新資金再以更高利率借出這些新資金，那麼利率差的範圍就是其利潤的保證。

沃爾克的戰略改變將意外打破銀行在利率上動腦筋的信心。如果他們以13%的利率完成貸款，但短期利率卻在此時突然出現上揚，那該怎麼辦？如果他們以更高的利率借入資金，那麼其將會失去利率範圍內的利潤空間。對於銀行來說，哪怕是8%的儲備金比率微調也會使他們管理負債行為的成本驟增。所有美國銀行，哪怕是規模最小的銀行，活期存款賬戶上顯示的儲備存款中的美聯儲儲備金比率會因此變成16.25%，但這個數字要和銀行通過大額定期存款或在聯邦資金市場以及歐洲美元借入市場上「籌集」來的借貸利率持平，甚至還要更低。按照沃爾克的計劃，銀行會不得不留下這微調的8%儲備金比率，因為這部分錢將變成各地區儲備銀行中的「無用之物」，即根本不會生成利息利潤。以銀行在金融市場上賺取100萬美元計算，那麼將不得不留下8萬美元存在閑置賬戶中。這樣一來，雖然美聯儲並沒有明文禁止各銀行野心勃勃的信貸擴張，但對於不同於普通人的銀行家來說，即使他們最痛恨資金閑置，但也依然阻止不了這部分資金無法帶來利息利潤。最重要的是，沃爾克希望新的儲備金比率會在某種程度上嚇唬住這些野心勃勃的銀行家，也讓他們猜測一下美聯儲下一步到底要做些什麼。

沃爾克向其他委員發起號召，並將自己深思熟慮的宏偉計劃和盤托出：如果美聯儲的行動足夠強勁，就有可能取得重大的心理勝利；如果金融市場能夠重拾對美聯儲會採取強硬措施控制貨幣的信心，那麼對利率「通貨膨脹溢價」（inflation premium）有所要求並以此抵抗未來通脹的投資者們或許就會改變主意。因此，沃爾克認為，美聯儲一定要在整個信貸市場對利率採取果斷且嚴厲的行動，無論是短期信貸投資還是長期信貸投資，無論是商業票據還是政府債券。但如果金融市場在遏制通貨膨脹之後呈現出越來越樂觀的長遠前景，那麼長期利率也就會越來越回落至更正常的水平。

「我希望的是，」沃爾克說道，「對金融市場做出一個強大且積極的反應。利率起初會大幅度上揚，但其對人們的通脹預期會產生積極影響，長期利率也會因而開始下降。而這場心理戰取得成功的標誌就是長期利率是否會呈現出穩定且開始回落的趨勢。」

就在沃爾克極力與其他委員周旋的過程中，其所面臨的兩難境地終於柳暗花明：三位曾經猶豫是否要對利率展開強硬行動的委員最終接受他的提議。儘管沃利克和科德韋爾依然不喜歡貨幣主義，但蒂特斯、賴斯和帕蒂欣然接受這種轉變，他們清醒地意識到利率將會出現急劇上升，而這正是他們當初不願立即上馬的行動。

「在這種新體制下，」南希·蒂特斯說道，「我們可以說正在做的正是緊縮貨幣流通總量。很明顯，我知道如果減緩貨幣增長速度，那麼就會促使利率上揚。這永遠都是毫無疑問的。直指聯邦資金利率的問題就是你不得不解決的問題，而這正是令我們稍有退縮的原因所在。」

4個月前才進入美聯儲的埃米特·賴斯也曾質疑以利率為目標的「打擊」行動，但此時他已經確信這樣的行動的確會對直接控制儲備金大有意義。「我已經做好了改變的準備，」賴斯說道，「我們大多數人都很高興看到保羅樂於為此咬緊牙關、堅持到底。」

賴斯還意識到，這種新的運作程序還會賦予美聯儲各委員一件新的政治「外衣」：

「這意味著你將不必直接對利率變化做出直接回應。這是其中的一個有利條件。如果利率不得不升到20%，並且我不得不說的是沒有人想要把利率調得這麼高，那麼此時就可以借用這個程序來說話。我不想將其稱為是一件『外衣』，但我想委員會裡沒有人會願意用投票的方式將利率推高到20%。因此這個程序是得到結果的一個好辦法，一個有利於達到目的的更有效辦法。」

「牛頸肉」帕蒂，另一位猶豫不決的「鴿派」人物，也為這種與眾不同的程序轉變所吸引。帕蒂本身並不是一個貨幣主義者，卻認為貨幣主義理論或許可以幫助美聯儲克服一種機構上的反射作用--長時間過於執著地死抱一種強硬立場，從而對美國經濟造成更多無意中的傷害。帕蒂曾在1974年至1975年長且深的經濟大衰退期間擔任研究總監，期間美聯儲曾被指責長時間過於嚴厲地把持著貨幣和信貸，從而將美國經濟推入不必要的深淵，導致更多破產和失業現象發生。正如他所說：

「可能聽起來很奇怪，但我的確更喜歡貨幣主義者的『公平』。我開始越來越關心將我們帶入經濟衰退的思維模式，即『緊縮、緊縮再緊縮』，從而將我們拉進30年代的那場經濟危機之中。我發現我對一種更加公平的方法並不那麼排斥，看重貨幣供給，要比一時提高利率或致力於保持提高利率更加公正。問題是，一旦利率升高，我們又會猶豫是否應該適當降低利率。早在前幾次經濟衰退時我就越發深思自己的這個顧慮，尤其是1974年至1975年間，我在想我們是否能在問題發生時『保持冷靜、不急不躁』，在貨幣和信貸之間創造一種牢固的契約關係，只有這樣我們才有機會在一段相對較長的時間內真正鎖定自己牢牢控制的立場。」

貨幣主義理論引發的必然優勢其實就是避免貨幣市場激進發展。按照推測，如果經濟出現疲軟，美聯儲會持續提供與繁榮期相同量的儲備金供給，隨著對貨幣需求的回落，貨幣價格也會隨之下降。因此，鎖定儲備金供給會強制利率在經濟活動頻繁時持續走高、在經濟出現衰退時自動下降。

「我把這看做是一場大賭局，」帕蒂補充道，「在一切都正常的條件下，你或許還不曾下過這麼大的賭注。」

此時的沃爾克已經爭取到對改革方案的全數通過。儘管沃利克和科德韋爾始終不喜歡這個主意，但最終仍同意不會將自己的反對意見強加給沃爾克，但前提是沃爾克必須說服其他委員支持強硬貨幣政策。弗雷德里克·舒爾茨，美聯儲新任副主席，就此對沃爾克表現出絕對地服從，他同意此時美聯儲必須要「搞出一點大動靜」。沃爾克相信，這是唯一能讓美聯儲貨幣政策更加有力且達到「鷹派」目的的方法。

沃利克就此評論不多。「我不確定這些人會不會按照我的想法展開行動，」他說道，「或許，大家能夠一致同意採取辦法實現貨幣緊縮也算得上明智。」

就在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即9月28日，美聯儲7位委員雲集主席辦公室，在這個不至於像大會議室那樣令人緊張的「約會場所」，他們將就改革的最終細節做最後敲定。與會的並沒有太多高層顧問成員，如果在主席展開行動之前走漏半點風聲，那都將在金融市場上掀起「血雨腥風」。全體委員一致同意美聯儲採取新的運作程序，但就運作細節仍有許多問題待定。沃爾克此時已經十分確定，在下次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大會上，他一定會讓自己的改革方案付諸實施。在這之前，他已經和幾位地區儲備銀行行長在電話里就改革方案進行討論，但大多數人仍不十分了解改革細節。沃爾克並不擔心自己是否會贏得支持，在當時貨幣主義理論盛行的大環境下，儲備銀行行長們一定會樂於看到這個「大家庭」終於開始接受自己的想法。

坐鎮美國白宮的美國總統卻對此一無所知。吉米·卡特的經濟政策顧問並不知道美聯儲正在謀劃一次對貨幣政策的「背叛」，正意欲向全美國的金融體系發起一次心理上的大震撼。此時這位總統及官員正努力發揮其自身反對通貨膨脹的主動權。最近幾周，白宮與來自各大財團的企業執行者和「勞聯-產聯」（AFL-CIO）的勞工領導人舉行多次會議，旨在達成有關薪酬和勞動力價格的新「一致」，白宮希望能夠協調企業-工人對更高薪酬和勞動力價格的需求，工作人員耐心地在「討價還價」中調解斡旋，將口頭協議落實到紙面，然後「哄騙」雙方在上面簽字。當然，他們並不知道就在與此相隔3個街區的美聯儲辦公大樓內，保羅·沃爾克帶領美聯儲達成的新協定與總統的反通脹努力根本就毫不相關。

儘管表面上冷漠高傲，但美聯儲一直儘力與周圍的政治利益保持親密接觸。保羅·沃爾克會定期與各大利益集團及代表會面，其中甚至不乏對美聯儲懷有敵意甚至反對的勢力存在。這位美聯儲主席一天里通常會和獨立銀行家協會的議員共進早餐，和美國住宅建築業協會的經濟學家共進午餐，晚上還要撥出一點時間參加國會晚宴，在那裡他要從華盛頓政治閑談的意識流中「拾取」些許的政治智慧。

沃爾克的個人性格並不適合那些對華盛頓午宴習以為常地夸夸其談的密友，但公開場合的他卻始終保持著不卑不亢的形象。在與高層接觸時，沃爾克看起來既十分友好，又有些冷漠。每當危急關頭他出現在電視新聞節目上時，身材高挑的他總會拿著一根長長的雪茄，他會問許多問題，並且會以他特有的方式讓對方感到他在認真聽取他們的答案，這對於發言者來說無疑是最天然的「討好」，因為能與保羅·沃爾克進行親密對話本身就是彰顯某人重要性的標誌。

律師、議員、政治家，甚至是某些新聞記者，這些都是會定期與沃爾克「碰面」的人。他們總會在其他場合刻意說起自己最近與這位美聯儲主席的親密對話：「我告訴保羅……」但卻鮮有人會說：「保羅告訴我……」因為沃爾克總是在聆聽，他幾乎從不在別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想法。但在眾多人中只有一個特殊群體擁有接近這位美聯儲主席及其他委員的權力，那就是美聯儲的6000個會員銀行。這些每年由12個各地區儲備銀行董事會中選舉產生的銀行家有4次機會與沃爾克及其他委員單獨會面，向後者闡述他們對美聯儲決策的看法以及應該如何及時調整策略。這是美國聯邦政府內獨一無二的約會，即接受調控的產業與調控者舉行秘密會議並允許前者抱怨、批評和提出新的決策建議。如果是其他需要接受調控的政府部門領域，諸如航空安全、水污染或勞動衛生條例，這種調控者與被調控產業之間的私人會面就會受到懷疑且必須向外界公開；然而在美聯儲，銀行家私下裡提出建議的行為卻是受法律保護的。

從建立伊始，聯邦諮詢委員會（the Federal Advisory Council）就招來一片質疑之聲。這是一個繼1913年聯邦儲備法案最初被設定後才被加入的機構，作為折中以安撫一直以為只有自己才最應該控制新美聯儲的失望銀行家的躁動。作為慰藉，這些銀行家擁有政府官方顧問的特殊地位；由於他們與美聯儲的會面是保密的，因此聯邦諮詢委員會會以美聯儲為中心「策劃」大量「陰謀」；人們猜測正是這個機構里的銀行家在「牽著」美聯儲的「鼻子走」。

對這種「一味順從」的控訴，美聯儲的官員並不買賬。他們說，與銀行家的會面只是就銀行事務進行實質性討論，而絕非充滿危險的密謀。畢竟，美聯儲官員一向都會和許多社會團體會面，不只是私人銀行家，還有來自消費者、儲蓄和借貸部門的顧問群體。

聯邦諮詢委員會的官方會議記錄顯示的卻是一個更加錯綜複雜的現實，或許他們的會面並不那麼危險，但也絕不那麼單純。這些銀行家總是會利用其自身的特殊訴求權利舉行一些私密會議，反覆敦促美聯儲要對自己更加寬大仁慈，而對競爭對手卻要採取更加嚴厲的調控措施。

在全美國上千位擁有小型獨立銀行的銀行家當中，許多人都很反感顧問委員會，因為後者將他們看做是超大型銀行的私人「說客」。以1979年為例，在12位顧問委員會成員當中就包括來自全美國第二大銀行、以業務激進擴張的新銀行模式為代表的成功典範--花旗銀行的董事長沃爾特·B·里斯頓（Walter B. Wriston）。里斯頓本人是一個直白坦率、大膽無畏的銀行家，鄙視政府對銀行體系的干預，同時也是一位「轉投」貨幣主義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這12位委員會成員中有8位是來自全美國前100名大型銀行的主要高管，其中包括芝加哥的伊利諾伊大陸銀行、達拉斯的共和銀行、匹斯堡的國家銀行和費城的吉拉德銀行。他們看待銀行事務的視角自然反映了其所屬銀行的規模；作為顧問委員會中一位理性、聰明的銀行家，必須要學會從美聯儲的諸多問題中學會推理，推理這些委員正在就未來考慮哪些問題。

顧問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並不能完全支持外界駭人聽聞的陰謀論控訴，但銀行家的報告的確可以證明美聯儲看待美國經濟的自身視角與各大商業銀行的銀行家的自身利益結合得十分緊密。1979年秋，這種「一個陣營」的現象更是越發明顯。9月7日，聯邦諮詢委員會召開會議，與會成員一致向美聯儲委員最近決定的提高短期借貸利率行為表示祝賀，與此同時這些銀行家仍然一再催促美聯儲再繼續加大利率的上調力度。

「最主要的擔心還是利率是否能夠上升至足夠遏制不斷膨脹的貨幣流通總量的程度，」銀行家們說道，「最近幾個月，過度上漲的貨幣供給說明信貸業務在以超出預期的速度快速激增……就此來看，降低貨幣流通總量的快速增長應該是目前最主要的任務，而方法就是繼續上調國內利率。」這一點一個月之後也在美聯儲各委員中達成共識。

銀行家還提醒美聯儲是否考慮一下改變其運作程序，這與沃爾克之後與各位委員秘密協商的改革方案是一致的。相關會議記錄並未顯示出是由誰在這些秘密會議中率先提出這種可能性的，但銀行家在其報告摘要中提到了類似的改革：

委員會中有些成員表達了對美聯儲運作技巧的擔心，擔心美聯儲到底是以利率為中心還是以貨幣流通量為中心做出正確決策。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卻表明美聯儲應該就其運作技巧做出反覆衡量和推敲。

這樣的建議足以引起轟動，因為其發生在美聯儲委員秘密決定「轉投」貨幣主義理論懷抱之前的三個星期，遠遠比吉米·卡特獲悉美聯儲決定的日期要早得多。9月29日，星期六，也就是美聯儲各委員消除分歧達成共識、決定重新制定美聯儲貨幣調控政策的第二天，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乘飛機飛往歐洲，參加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大會。起初沃爾克並不想參加這次會議，因為他正忙著就美聯儲運作程序的轉變做細節確定，並熱切盼望新程序儘快付諸實施。但在美聯儲其他官員的勸說下，這次會議之旅最終成行。畢竟IMF大會會吸引來自全世界的財政大臣和中央銀行行長，以及來自138個大小國家的代表，如果美國中央銀行的新任主席缺席這次會議，那看起來就有些太奇怪了。

沃爾克乘坐的是美國財政部部長的專用噴氣式飛機，與其同行的還有沃爾克之前的美聯儲前任主席、如今已成為財政部部長的G.威廉·米勒，另外還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卡特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查爾斯·L·舒爾策（Charles L. Schultze）。在橫跨大西洋的高空上，沃爾克抓緊這個機會第一次向這兩位來自卡特內閣的高級官員道出美聯儲意欲做出改革的決定。

二人幾乎同時對這個決定表示反對。儘管他們接受美聯儲必須採取行動緊縮貨幣供給和信貸激增，卻不同意沃爾克意欲展開的運作程序大改革。米勒抱怨如果美聯儲開始以儲備金為直接目標，那將會造成利率更加動蕩，信貸成本的劇烈起伏會引發經濟混亂，事實上可能會加劇通貨膨脹。

舒爾策的反對意見則更顯必要：新的運作程序會牢牢困住美聯儲，會將美聯儲送上沒有退路的旅程，而這個旅程則遲早會讓美國經濟陷入衰退。雖然這次談話中誰也沒有提到即將到來的1980年吉米·卡特連任競選，這卻是個心照不宣的大問題。

沃爾克聽著這些評論，然後說道：「我會仔細考慮的。」他許諾說，待他們返回華盛頓之後，他會將改革計劃的更多細節向總統內閣和盤托出，最後再付出行動。不過沃爾克堅信，這場有關運作程序的改革是事關貨幣政策的技巧性問題，只有美聯儲自己才能最後拍板。

從法律程序來講，美聯儲主席沒有常規義務必須向白宮交代任何事情，也不必對白宮的反對意見過於當真。然而作為一件關乎政治關係的事件，沃爾克需要知道卡特白宮到底會對改革做出怎樣的反應。如果利率出現急劇上升後總統對其表示出不滿，再聯合其他代表和參議員的反對呼聲，那麼沃爾克無疑會陷入黨派之爭的泥潭。

「如果他們參與到遊戲之中並且保證不會泄露半點風聲，那麼他們就有資格知道我們正在做些什麼，」沃爾克說道，「你會對他們的感覺產生濃厚興趣，你會想要知道他們是反對還是贊成。這或許會影響到行為本身的可靠性和持續性。你會關心那些提議中暗含的反對力量是否會破壞和削弱你所做的事情。」

沃爾克與兩位卡特內閣成員的非正式對話彰顯了美聯儲與聯邦政府其他部門間模稜兩可的關係，即與由選舉產生的總統和國會。這種關係體現在有形的法律法規和責任義務之中。他們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又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即完全由政治判斷所決定。在每一個重要場合，美聯儲主席都不得不在展開行動之前對行動加以詳細闡述，任何一個由選舉產生的政治家都會在確保自己參與大事件發布或展開新一輪競選運動之前衡量自己是反對還是贊成。美聯儲可以獨立行動，但應該獨立到什麼程度呢？怎樣才能避免激起過於強烈的政治反應呢？最終它又會不會被剝奪寶貴的獨立權呢？

正如沃爾克所說：

「美聯儲是一個在某種廣義界限內獨立運行的機構，這種界限即是人們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對待別人的理解，你不能簡單地做180度切割，而是在某種令人感到疼痛的事件發生時，別人必須要知道並理解你的目的，即是他們不能同意其中的每一個細節。如果你僅僅是達到了模糊一致的效果，那麼麻煩就要接踵而至。」

儘管卡特內閣的決策者並不喜歡沃爾克的計劃，但至少他們同意要想有效遏制風頭正勁的通貨膨脹就必須採取更加富有行動力的措施。在前往貝爾格萊德的途中，飛機先是在德國漢堡做短暫停留，在那裡，沃爾克感受到一種急需獲得強大支持的迫切感。來自美國的官員耐心聽完了當時的西德（聯邦德國）總理赫爾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就美國迫切需要更強有力貨幣政策的演講。

當美國代表團抵達IMF大會現場，沃爾克及其隨行人員在與來自西歐的各位中央銀行行長和財政大臣的交談中同樣感受到大家對美國通貨膨脹的「深惡痛絕」。國際貨幣兌換市場上的美元價值依然在持續下跌，美國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扭轉這種下滑局面。前美聯儲主席亞瑟·伯恩斯發表的一場題為《中央銀行之殤》的演講則更是加重了籠罩在貝爾格萊德上空的陰霾。伯恩斯哀嘆道，當與受大眾歡迎的政治力量發生意見相左時，中央銀行想要撲滅通貨膨脹的努力不過是一場虛幻。

沃爾克提前離開了。他早先曾和其他國家的幾位中央銀行行長朋友討論了其打算對美聯儲運作程序實施改革的計劃，雖然聽起來晦澀難懂，但至少獲得了基本支持，因此再逗留下去也毫無意義。於是在大會還在進行的星期二，沃爾克就起身回到華盛頓。此刻，他要做的是引發一場足以在歐洲和全美國金融市場造成美元價格驚天逆轉的大事件。

在華爾街的知情人眼中，貝爾格萊德事件的結果更加重了沃爾克動機的神秘性，這位美聯儲主席在眾多怨聲載道的歐洲金融家面前顯得過於不和諧，最後竟匆匆返回美國，為的是要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這樣的猜測犯了一個細節上的錯誤，沃爾克早在參加IMF大會之前就已經下定決心要做某事；但整體上說他們還算準確地猜出了沃爾克的心思。美國政府已經接連數月遭到來自國際金融市場主流聲音的討伐，無論是美國銀行家還是歐洲銀行家，他們都對美元價值在國際貨幣兌換市場上連續下滑近一半的現實表示不滿。相比那些由選舉產生的政治家來說，美聯儲對這些批評言論要更為敏感。

從一個方面來說，疲軟的美元實際上更有利於美國的實際經濟，給處於國外生產商貿易競爭之中的美國出口業帶來了巨大優勢，即國際市場上從農業到重工業的勞動力價格優勢。這就意味著美國產品輸出量的增加和就業機會的增多。外國政府當然會就此對美國怨聲載道，控訴美國為攫取更大份額的國際市場而有意降低其通貨價格。

然而對於那些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最具影響力的機構來說，這卻是一場大的災難，尤其是那些跨國銀行家，無論是美國還是美國以外的國家，只要是以美元為主要交易媒介的世界範圍內的「生意往來」都無一倖免。貶值的美元就意味著他們手裡的美元資產在逐步失去價值。舉例來說，美國超大型銀行向拉丁美洲不發達國家借出幾百億美元債務，那麼這些貸款全部都與美元價值直接掛鉤。當國際貨幣兌換市場上的美元發生貶值時，這些國際貸款的實際價值就會自動下降，這樣一來，國外債務人的債務重負就會減輕；美國國內的房屋購買者也會因通貨膨脹而受益，唯獨跨國債權人手中的資產卻在日益縮水。

出於明顯的政治目的，美聯儲官員會試圖低調處理足以對其施壓的國際金融力量壓力。來自有關對美國國內物價通貨膨脹的正面攻擊會受到美國民眾的普遍歡迎，即使這其中夾雜著傷痛；但為了保護貨幣中心銀行及其他世界金融勢力的資產不受損失而抬高利率，這樣的做法則不那麼深入人心。然而這兩種情況中無論哪一個都是對同一貨幣政策的表達。無論其動機如何，美聯儲不能在抵抗國內通貨膨脹的同時做到不影響國際市場上的美元價值。

星期四，美國財政部長米勒與卡特內閣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舒爾策返回華盛頓，並隨即展開勸說沃爾克的行動。他們沒有太多的時間--星期六，也就是10月6日，沃爾克將召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特別會議。舒爾策召開一系列緊急會議，試圖勸說沃爾克不要過於激進，否則白宮很可能會拒絕。他還將事情委託給總統國內政策首席顧問斯圖亞特·埃森斯塔特，請求他幫忙說服總統對沃爾克實施干預。

在接下來的兩天時間裡，舒爾策在會議和電話中反覆勸說沃爾克重新考慮改革計劃。「可以提高利率，如果你認為必要的話，」他懇求道，「但不要改變美聯儲的運作程序。」沃爾克力求速決，因為一旦此消息泄露出去，局面將無法收拾。舒爾策說道：「我同意美聯儲應採取一些強硬措施，但我反對的理由是一旦改變運作程序，你將無法回頭。如果你告訴全世界美聯儲將以貨幣供給為中心並容許利率『自生自滅』，那麼你將不得不永遠堅守這條原則，並且永無靈活處理的餘地。」

這並不只是一個發生在兩位經濟學家之間的技術性討論：舒爾策預見這場改革將給卡特總統的連任競選帶來十分暗淡的後果。「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很明顯，只是不知道確切會發生在什麼時候，」他說道，「我們現在正承受著巨大的通脹壓力，如果美聯儲採取強有力的貨幣政策，並且許諾一旦執行後將永遠不會改變，那麼我們將很可能會被拖入經濟衰退，並且將不可能再回頭。」

舒爾策還意識到沃爾克的計劃之所以能夠吸引美聯儲各委員還因其具有政治優勢。

「在美聯儲看來，從最廣義上講，這樣的行動整體上就是一場政治行動，而非經濟行動。從理論上講，美聯儲可以讓利率隨著老天的性子自行漲落，但政治手段卻達不到這樣的目的。這場改革的美麗之處就在於當利率上揚時，美聯儲會說：『嘿！這裡沒有別人，只有我們這群小孩。我們沒有調高利率，我們只專註於貨幣供給。』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在無人能指責的情況下抬高利率。」

貨幣供給與貨幣價格（即更廣為人知的利率）之間的基本關係對於經濟學家來說十分明顯，如果供給縮水，利率就會上揚。但對於許多非經濟學家來說這個道理卻並不明顯，包括美國總統。事實上，沃爾克還曾就此嘲笑總統內閣的經濟專家。查爾斯·舒爾策回憶道：「保羅曾這樣對我們說，『只有和吉米·卡特對話才能對我有所幫助。卡特對我說為何不能在不提高利率的情況下控制信貸激增？』沃爾克告訴我們，正是這番對話才讓他冒出以貨幣供給而非提高利率為中心的念頭。」沃爾克的話顯然是在開玩笑，但這個廣泛流傳在美聯儲內部的笑話一語道破了門外漢對經濟運行規律的無知。

然而沃爾克並沒有屈服於舒爾策的極力反對。從另一個對其計劃表示擔憂的總統內閣官員那裡，他也充分做好迎接阻力的心理準備。不過這位官員對美聯儲處境表現得更多的是同情，他就是財政部貨幣事務副部長、6個月後即將接替沃爾克成為紐約儲備銀行行長的安東尼·所羅門。所羅門曾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與沃爾克親密戰鬥在國際經濟事務第一線，當時所羅門還在國務院，沃爾克還在財政部，他們在許多經濟問題上想法十分一致。此時此刻，所羅門與這位美聯儲主席同樣感受到迫在眉睫，他很想幫助沃爾克規避來自白宮的政治困擾。於是他建議沃爾克和總統內閣官員直接將矛盾焦點遞交給美國總統，讓總統同時傾聽來自兩方面的意見。

當沃爾克告訴舒爾策和米勒想面見總統直接闡述美聯儲的改革計劃時，他們告訴他不必多此一舉；並且還連同埃森斯塔特一起面見吉米·卡特并力勸總統拒絕美聯儲主席提出的改革計劃。「你們這樣做對沃爾克不公平，」所羅門後來向這兩個人抱怨道，「沃爾克應該出現在當時的場合下並允許他表達自己的立場。」

和許多的前任總統一樣，吉米·卡特並不深諳有關貨幣政策的問題。美國的政治領袖們並沒有機會經歷駕馭此類經濟問題的場合，美聯儲向來獨立的老傳統鼓勵美國政府內流行「將貨幣調控交給專家處理」的概念，這是一個政治家不願打擾的禁區。與其他任何一位當代總統一樣，理查德·尼克松曾接受過良好的總統培訓，但在卸任多年後的一次採訪中仍坦承自己最大的一個遺憾就是從來沒有參透美聯儲的運作程序。25大多數任職於白宮和國會的政治家們都會抱有同樣的「懺悔」。

正如托尼·所羅門（Tony Solomon）所說：「沒有一個總統真的懂得這些事，但對於卡特來說更麻煩的是，他還想用經濟術語來表示自己懂經濟。他試圖讓自己看起來十分理解這場技術性爭辯，而實際上他完全不懂。諸如林登·約翰遜這樣的總統從來不會假裝自己什麼都懂，他們在乎的只有自己的政治底線，他們會問：『這樣做會引起什麼政治影響？利率會受到哪些影響？為了解決這個麻煩他必須要做些什麼？』而卡特介入這場辯論時其充其量只是帶著一個略懂經濟的面具而已。」

在這次事件中，吉米·卡特的反應是什麼都不做，他告訴他的經濟顧問，鑒於目前自己不利的政治地位，他不可能對美聯儲的改革計劃表示出任何抵抗。白宮沒有任何選擇，只能默許。這位總統已經沒有能力挑戰這場由美聯儲主席獨立決定並發起的新經濟學政策改革，並且正如埃森斯塔特所說：「總統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他堅信美國政治體系的正直。上帝，是他將沃爾克推上美聯儲主席的位置，因此他要和他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舒爾策如是解釋道：「美聯儲拿走了所有的『牌』。失業率在下降，可通脹率在上升。政治力量的基礎就是以美聯儲為靠山的所有商業和金融團體都是堅不可摧的。美元正在風雨中飄搖，白宮必須小心翼翼地『迎合』美聯儲。除非想要引發一場足以導致美元更加下滑的平民主義運動，否則我們就必須小心、小心、再小心。」

兩個月之前，卡特選擇保羅·沃爾克幾乎完全出於偶然。可如今這位總統暗示其已經向沃爾克交出控制權。此時美聯儲已經一手掌握領導美國政府經濟政策的舵盤，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隨著沃爾克展示出的對整個美國經濟生活的強大影響力，美聯儲在美國體系下所扮演的真實角色將越來越為普通民眾所見。他將遭到人們的謾罵，也會受到人們的讚揚，成為民意調查中最能影響美國的第二位重要人物。多年以後，人們或許可以理解1979年秋季是美國政治進程中的歷史結合點，但不能理解的是這場決定性的「交易」竟然發生在當時已經衰弱不堪的總統的默許之下，而非官方正式的批准。

這次插曲的成功還需要美聯儲官員深刻的政治洞察力。暫且不論那些技術含量較高的辯論，沃爾克也在暗中做出自己對國家的政治判斷：他推測美國政府一定會接納他的計劃，即對通貨膨脹的持久打擊，包括隨之而來的經濟陣痛。當然這也是銀行家和金融市場最想看到的。

如果這種首創精神得到普遍民眾的支持，或許民眾甚至也可能極力渴望這樣的改革付諸實施，那麼對吉米·卡特的政治前景所產生可能性影響並無大礙。1979年秋季，吉米·卡特已經呈現出明顯的受挫跡象，他的民眾支持率依然低迷，有關他的連任競選，其政黨內部已經分化成兩派，可以說這位總統的政治命運已經終結在一系列事件之下，諸如他自己的錯誤、弱勢和壞運氣。無論如何，如果美聯儲的行動增加競選年份發生經濟衰退的可能性，那麼無疑只是這位總統面臨的一個新麻煩而已，針對這起改革而發動的政治攻擊也就無需以美聯儲作為目標，一次經濟衰退或許僅僅是為吉米·卡特沒有連任成功增加一個新的理由而已。

沿大理石台階拾級而上，是一間極其寬敞的會議大廳，金碧輝煌，極盡奢華，牆面鑲嵌的是淡金色大理石，像錦緞一樣光滑亮麗，大廳上方懸掛著巨大的枝形吊燈，地面鋪設著金色條紋地板，嵌有一群金鷹保衛巨大金幣的雕刻圖案。7位美聯儲主席和12位地區儲備銀行行長，連同其他幾位經濟專家，共同圍坐在壁爐前的會議桌旁。與這張巨大的會議桌相比，這些德高望重的關鍵人物看上去是那麼矮小和微不足道。

「我們被召集到華盛頓，卻沒有人知道正面臨一件絕密的大事件，」聖路易斯儲備銀行行長拉里·魯斯（Larry Roos）說道，「當我看到身旁所有同僚此刻表示絕對支持貨幣主義理論時，差點沒從椅子上掉下來，他們當中許多人可是曾對貨幣主義者嗤之以鼻的。」

這場發生在星期六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特別會議非同尋常，會議整整持續了一天，沃爾克及其他委員耐心地反覆解釋有關這次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決定的細節。身為美聯儲主席，沃爾克也不願做「出頭鳥」，他不願做那個提出質疑和問題，然後讓其他人向其發起攻擊的人。「保羅十分善於控制局勢，」弗雷德里克·舒爾茨說道，「我很清楚他正在做什麼。其他和他發生爭論的人最終也被他說服。這一天結束時，他已經成功讓全部人都信服於他。」

身在白宮的查爾斯·舒爾策仍沒有徹底死心。他再次致電沃爾克並做最後努力懇求沃爾克停止改革。「可以提高利率，如果你認為必須這樣做，但請不要將自己困死在一個死板的體系之下，從而引發經濟衰退。」然而這位總統顧問這次並沒有大聲咆哮，而是向沃爾克透露，如果沃爾克執意推行改革，白宮也不會公開表示反對。

這些改革意見的引進對於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委員來說再明顯不過，事實上他們即將產生的投票結果將把整個美國經濟推向緊縮。這正是他們期待看到的結果，但沃爾克本人也向同事們吐露了自己的悲觀情緒。

「其他人對我說：『好吧，你知道這會引起經濟衰退。』」科德韋爾說道，「然後我會告訴他們：『是的，我知道。但這是你必須為過度通貨膨脹付出的代價。』委員們所說的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本來就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當天傍晚，各大新聞媒體雲集美聯儲辦公大樓，這是一次對美國公眾秘而不宣的新聞發布會。美聯儲新聞發言人在這次發布會上全部採用專業經濟用語，這對於金融交易員來說並不難於理解，但對於普通民眾、甚至是大多數政治家來說卻毫無意義。發言人就美聯儲即將對美國經濟做出的改革並無實質性闡述，事實上，當有記者問沃爾克「減緩經濟發展速度和解決高失業率問題所產生的最可能後果是什麼」時，沃爾克有意迴避了重點，他並沒有透露其內心的實際願望。

「嗯，你可以換個角度去看待這個問題，」這位美聯儲主席這樣回答道，「我不認為這會產生什麼重要影響。我只能對這場改革的結果抱有樂觀態度……我想，身處這個極不穩定的世界之中，我現在所能做的最佳解釋就是讓這場改革能相對順利地付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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