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成西方中心主義受害者？黃燦然：漢語已變成小語種|詩歌的魔方|上海詩歌藝術節

07-21

鳳凰文化訊（徐鵬遠上海報道）「『詩歌的魔方』，魔方本質上是玩具，詩歌某種程度上也是把玩，把玩詞句、把玩結構、把玩意境。」12月2日，上海詩歌藝術節舉行了首場討論會，作為主持人的詩人胡續冬在開場時如是說到。

胡續冬

討論分四個部分展開，胡續冬笑稱這四個題目都是學院里苦哈哈的中青年學者為了各種課題申請才會擬的題目，但他相信在座的詩人們能用詩意的語言表達出詩意的見解。

詩人是沒有場所的場所里的建築師

金惠順

圍繞城市化與生產的空間，討論會進入第一個議題。韓國詩人金惠順首先發言，她將詩人稱作是在沒有場所的場所里建築的建築師，不過就算沒有詩歌，這種沒有場所的場所里的建築也會通過其它藝術完成。意在說明詩歌並不具有凌駕於其它藝術形式之上的獨特性。

中國詩人多多則認為，詩歌必須是超越的，詩歌會不會被都市化和當代種種所限制要看詩人，自己的詩就不會。多多還說，詩人之間的相遇應該是通過對彼此作品的閱讀來進行的。多多是北京人，當被問到北京的城市化時，他說如今的北京就像莫言說的，是一個無邊無際的大村莊，當北京剛開始變成今天的樣子時還在唏噓，現在已經不會了，因為那個北京已經徹底消失了。不過他說自己還是無限懷念北京，那是一座無比豐富的城市。

我們都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受害者

討論會的第二個議題是「非通用語言和『文學的世界共和國』」，在座詩人的母語全部都是非英語法語，因此這一部分進行得非常熱烈。緬甸詩人科科瑟同時用緬甸語和英語進行創作，他說詩人一開始就是從非常邊緣的地方開始的，本質上是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成功的詩人最後會成為主流，不過在這個過程中，詩人必須思考如何在主流中成為非主流，也要思考如何讓更多人閱讀到作品，如何適應全球化，又如何保持地域性。

納捷宛·達爾維什

巴勒斯坦詩人納捷宛·達爾維什覺得我們都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受害者，現在的知識分子都已經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傀儡了。他說西方中心主義是一種非常狹隘的世界觀，所有非通用語詩人都要在紐約、巴黎獲得認可，直到現在我們的交流想要自如進行還是通過通用語言。他還指出文學經過翻譯之後可能只有1%留下了。他希望有一天大家的交流不需要通過英語、法語完成。

主持人胡續冬說歐洲在法國1960年代思潮之下對世界文學的關注有所調整，增加了很多非西方的作品，但其實本質上依然屬於歐洲中心主義，因為對作品的選擇是由歐洲來掌握看到的領域和格局。

葡萄牙詩人費平樂自稱自己也是歐洲中心之外的詩人，因為葡萄牙在歐洲最西面。他認為非通用語與通用語是個平衡的關係，一方面我們想表達自己文學的訴求和細小差別，另一方面我們又別無選擇地想讓大家讀到自己的作品，而不光是自己民族、國家的人，所以只能通過英語法語。他說自己的孩子在學習普通話，他相信普通話將來會有一天成為全球語言。即便有很多人是為了做生意而學習普通話、葡萄牙語、阿拉伯語也是好的，至少可以通過學習來了解文化。

主持人胡續冬向韓國詩人金惠順提了一個問題，他說中國人對西方詩歌甚至阿拉伯詩歌可以很熟悉，卻對臨近的韓國詩歌十分陌生，不知韓國的情況如何。金惠順回答韓國也是對西方文學很了解，而對鄰國的文學翻譯得很少。胡續冬說，這種奇怪的現象也是歐洲中心主義對文學版圖的一種可怕的影響。

詩人歐陽江河認為在全球經濟的時代，詩歌有一種被拋出的歷史命運，他強調能不能在「原文」的意義上進行寫作是關鍵。他曾聽北島詩歌的英文翻譯說過兩句話：「所有詩歌在原文里都沒有結束，而是在翻譯成英語後結束的」，「就英語翻譯而言，再好的母語都沒有爛的英語好，因為那是葉芝、龐德書寫過的語言」，這兩句話對他的觸動非常大。

黃燦然

翻譯家黃燦然認為所謂「文學的世界共和國」跟權力世界的共和國是不一樣的。而且漢語是在100年的歷史中從「大」語種變成的「小」語種。青年詩人胡桑則認為，說「共和國」是不準確的，應該稱之為烏托邦，因為共和國是和民族國家聯繫的。他覺得西方中心主義和詩歌流通的背後都是資本問題，翻譯是為了把自己隱晦的部分以隱晦的方式傳遞給別的語言的人，而不是兌換。

共鳴和激發是詩歌的兩個源頭

「文化批評/文化多樣性及其在詩歌中的回聲」是討論的第三個議題。詩人多多首先說，作為漢語詩人，儘管受到過許多外國詩人的影響，但在外國人看來還是一個中國詩人，因為血液里天生的帶有了中國特質。他認為共鳴和激發是詩歌的兩個源頭，作為詩人，要讓自己更多地處於被動狀態。

詩人藍藍從自己的雙胞胎孩子說起，當兩個孩子起衝突的時候，她一開始是勸解，後來乾脆旁觀，兩個孩子反而不吵了。從這當中，她得到啟示，當你的自我強大時，別人的空間就會越來越小，衝突的界線就是從「我」的自由開始到他人的自由為止，不想當奴隸，就不要想去當奴隸主。她覺得詩歌的意義恰恰在於培養了人的敏感和想像力，敏感的人不會容忍傷害，而所謂的善良就是對他人痛苦的想像力。

來自中東巴勒斯坦的詩人納捷宛·達爾維什認為，「衝突」在當代已經被用濫了，他非常不認同「中東」的提法，包括文化力量、多樣性這些詞語都是強加在我們身上的，都是殖民的工具。他說民主於他而言只是一種媒介，而媒介是不能被一般化、神聖化的。

新媒體加速了垃圾的淘汰和遺忘

討論的最後一個議題圍繞「新媒體環境下的詩歌閱讀與寫作」展開。詩人茱萸指出自媒體時代，詩歌的發表、關注和出版都變得容易。同樣的情況在葡萄牙也存在，不過費平樂卻擔心這種方式無法使詩歌的質量得到保證。他強調現在的傳播就是在信息和知識之間的衝突，而知識是需要沉澱的。

胡續冬補充說，除了這種沉澱，還有一個傷害是成為詩人的「學徒期」沒有了，於是許多詩壇的小四都出來了。

相比於大部分詩人對新媒體的警惕和批評，青年詩人厄土卻有著不同的觀點。他提醒各位，新媒體在大量生產信息的同時，也在加速著垃圾的淘汰和遺忘，以前也許一個爛詩人要過幾十年才被遺忘，而現在只需要幾個月就被人拋棄了。此外，新媒體還推動了以內容為主的傳播，比如布羅茨基的《小於一》，沉寂了這麼多年，現在一下子大火，完全是新媒體基於優質內容的推動。因此對於新媒體不能一面倒的否定，還是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意義。

最後，與會詩人還輪流向彼此推薦了對自己影響深刻的五位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