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有權不可任性」點贊

07-21

為「有權不可任性」點贊

安立志

據中國政府網2015年3月6日報道，李克強總理在向「兩會」代表、委員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要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引發代表、委員的熱烈掌聲。據報告起草組負責人透露，這句表述是李克強總理親自加入的。

「有權不可任性」之所以引起廣泛共鳴，因其順應了廣泛的民心，切中了當今的時弊，抓住了改革的樞機。目前我國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恰恰是因為一些官員有權太過任性造成的，且不說山西等地出現的大面積、塌方式的腐敗，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比如，借故拖延的結構調整，不計成本的盲目發展，貧富懸殊的分配結構，激化矛盾的血火強拆，殺雞取卵的強制收費、無視人權的暴力截訪等等，無不表現出權力的任性、恣意、放縱與驕橫。

權力之所以任性，與人類的慾望與權力的性質直接相關。英國歷史學家羅素指出：「動物的各種活動，是由生存與生殖兩個基本需要所引起的，而且也不出乎這兩個需求所迫切要求的範圍。」（《權力論》，商務印書館，2011年，P1）「人類的某些慾望跟動物的慾望不同，是根本無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全滿足的。」（同上）「在人的各種無限慾望中，主要的是權力欲與榮譽欲。」（同上，P3）

權力對於人類具有多大的誘惑作用，政治家和學者們有許多名言。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指出，權力是最好的春藥。羅素認為，「愛好權力，猶如好色。」（同上，P216）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指出，「在所有使人類腐化墮落和道德敗壞的因素中，權力是出現頻率最多和最活躍的因素」（《自由與權力》，譯林出版社。2011年，P294），「只要條件允許，每個人都喜歡得到更多的權力，並且沒有任何人願意投票贊成通過一項旨在要求個人自我剋制的條例。」（同上）

權力的確如同鴉片，一旦成癮，很難戒除。有了權就有了為人仰視，受人恭維，被人巴結，迫人行賄的快感；有了權就有了貴賓要客，警車開道，高接遠送，言出法隨的特權；有了權就有了錦衣美食，美人陪睡，養尊處優，驕奢淫逸的享受；有了權就有了俯視眾生，目空一切，吆五喝六，頤指氣使的威嚴。然而，這一切的表現形式，即使在當今世界殘留不多的君主政體和貴族政體的官員們也極為罕見。這種原本屬於剝削階級的權力生態與官場醜聞，即使在當今被稱為資本主義的國家裡，也是鳳毛麟角。問題出在哪裡呢？李克強總理的報告一經披露，就有論者聲稱，「有權就任性關鍵在於權力不透明」，這個看法不能說全無道理，我以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權為民所賦」、「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這兩項重要的政治要求尚未落到實處。

我國憲法第二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那麼，本來屬於人民的權力是如何轉移到官員手中的呢？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當然不可能人人管理國家，按照我國憲法，那就是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實行的權力委託制度，選舉政府官員履行管理職責。如果通過這一制度，人民群眾真正能夠充分行使民主權利，真正選出為人民所信任，為人民所擁護，為人民辦實事的各級官員，也是當今世界所有實行共和制和代議制的國家所通行的道路。想一想我國許多地方圖形式、走過場的民主選舉，不論是會前磋商、會場組織、選票設計、幕後運籌，所有選舉人都必須與某些領導者保持一致，正因如此，才會選出幾十年一貫制的「化石代表」，才會選出只會贊成的「投票機器」，才會使各級選舉機構淪為「花瓶機制」。而人民選舉出來的官員，未經人民同意，任期未滿隨意調離與提拔，更是司空見慣，一些政府機關疊床架屋，機構臃腫，人滿為患，十羊九牧，肆意揮霍民脂民膏，從而背離了馬克思早在《法蘭西內戰》中已經提出的「廉價政府」的要求，甚至出現了在政府選舉機制中落選，竟然在黨委系統中得到提升這種「人民不愛黨委愛」的扭曲現象。這樣的機制不出問題才是怪事，正是由於上述種種，「權為民所賦」的正確方針遭到了扭曲。

權力被委託了，被轉移了，不論什麼樣的國體與政體，權力是由人來行使的，由於人類自身的慾望，由於權力本身的特性，「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變的經驗。」（《論法的精神》，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3頁）「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自由與權力》，P294）這是一切權力存在和運行的普遍規律。孟德斯鳩急切地指出：「有權力的人直到把權用到極限方可休止。……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論法的精神》，P183）阿克頓平和地闡述道：「對權威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當一個政府受到有效的限制時，它才是合法的。」（《自由與權力》，P295）他進一步指出，「圍繞著是集權還是限權和分權所展開的鬥爭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同上）新一屆黨中央通曉當代政治學的基本原理，深諳我國權力運行中的弊端，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才提出了「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的政治要求。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0 年，P8）用盧梭這句話來描述周永康、徐才厚等曾經權傾朝野、掌控軍警的高官目前的際遇，那是再貼切不過。已經到幽冥地府報到的江西省原副省長鬍長清臨刑前懺悔：「我當上副省長後，就像小貓關進牛欄里，天馬行空，來去自由。」（2004年《中國司法》第4期）「假如江西的新聞媒體能自由些，他們能像美國記者曝光柯林頓一樣，敢於報道我的緋聞，我這個省委常委不至於落到死刑的地步。」（2007年10月9日東方網）這應當是「有權不可任性」的現身說法版，這個鏡鑒針對的不僅是我們的官員，也包括我們的制度，那就是必須建立一套切實有效的監督權力運行的制度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