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 大外交

大外交

《大外交》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先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作者憑其致力於外交事務的親身體驗，以其豐富的歷史知識、智慧和幽默的文筆，展示了自黎塞留以來特別是二戰後幾十年世界外交政治的諸多重大事件，以其獨到見解分析了世界各國外交風格的差異，重點提示了美國外交風格的差異，重點提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思想實質。

著作介紹

《大外交》縱觀近三百年的歷史，從現代國家制度之父紅衣主教黎塞留，到羅斯福、斯大林；從德國的統一、德國的兩次戰敗，到戰後冷戰的開始與結束，本書旁徵博引地論述了權利的均衡與外交的藝術塑造了我們這個世界的格局。亨利·基辛格憑藉其致力於國際事務的經驗，運用豐富的歷史知識及智慧幽默的文筆，描述了世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分析了各國外交風格的差異，重點揭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思想淵源，是一部了解近代世界史的必讀之作。　

　《大外交》一書網羅古今，議論縱橫，從十七世紀歐洲的三十年戰爭，中經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人類浩劫，越南戰爭，直至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將幾百年間紛紜變幻的國際風雲盡收筆底，力圖從浩繁的世界歷史中引申出自身的外交哲學來。因此，它既是一部自十七世紀以迄於當代的國際關係史，又是一部探討國際政治的理論著作。基辛格以廣博精深的歷史知識，練達圓熟的外交經驗，解說國際關係領域中的治亂分合，行文之際，時時不忘做外交哲學上的理論提升，讓讀者在親瞻那些風雲人物言談風采，辨析不同國家外交風格差異的同時，領略其後蘊含的深邃的外交智慧。

　　《大外交》同時體現了那些對現代世界格局的形成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的各國領袖，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戴高樂、尼克松、毛澤東、周恩來、里根、戈爾巴喬夫等政治家的風采。

寫作手法

《大外交》完全採用了傳統方法，它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的是深入細微的政治—歷史描述追求的是對事物本質的直覺把握。

第一在風格上，這是一本揉和了理論演繹和個人實踐經驗總結的書。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著作多數是學者的產品，純理論色彩較強，往往力求通過演繹思維過程推導出概括性的結論。另有一大類則是著名政界人物的回憶錄，其特點是對個人的從政實踐進行經驗性的、歸納性的總結。而《大外交》的作者既曾是在哈佛大學的「象牙塔」中面壁苦讀20年的「學術隱士」，又曾是70年代叱吒國際外交舞颱風雲的政界高手，於是人們自然可以在閱讀這本著作的過程中，既領悟到邏輯的縝密，又體會到來自第一手實踐的「靈感」。

第二，從材料運用上看，這本書依據的事實主要是歐美的歷史經驗，非西方世界外交實踐的經驗沒有在其中得到應有的反映，這與一般的西方國際關係著作並無不同。但是，與其他美國作者相比，《大外交》顯然有更多的「歐洲特徵」。這不僅表現在書中論述歐洲外交的篇幅遠大於美國外交，而且表現在作者對歐洲外交傳統的認同上。

　　隨著戰後行為主義計量分析學派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興起，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在方法上分成了傳統主義者和科學論者兩大派。傳統學派（又稱「古典派」）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差異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界線無法截然分開，價值中立是很困難的。傳統主義者崇奉的歷史—政治依賴研究者個人的判斷。他們一般地單個事件感興趣，力圖對涉及該事件的所有變數進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細節的微妙之處，藉此來獲得對事物的整體「感覺」。

當然，傳統主義者也經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處進行對照和比較；他們偶爾也運用定量數據來說明一個論點。以省去推論的麻煩。但是，他們根本反對無視被測量的數字（即事例）在質上的差別的做法。比如，在有關戰爭的統計中，大國間的一場衝突與小國間的一場衝突可能同樣被當成一個統計數字來自理而實際上兩者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傳統主義者嘲笑科學論者迷信計量方法，往往通過煞費苦心的統計分析來論證通情達理的人們看來是顯而易見的結論。他們堅信，社會科學的精髓在於發現事物質的差別，這種精細和微妙的差別只能用一字一句來表達，而不能靠同一化的數量統計來說明。行為主義者的特點是在眾多的不同事例中找出相同的變數，並通過統計分析來考察各個變數之間的關係。依靠對統計學規律的探索，他們確實發現了一些事物間新的因果關係。

著作貢獻

《大外交》縱論古今，視接萬里，洋洋近70萬言誇張一點說，讀這本書可獲讀四本書的功效。

　　首先，這是一本國際關係史著作。時間跨度近400年，從17世紀初的歐洲"三十年戰爭」和法國紅衣主教黎塞留首開「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現代外交之先河，一直寫到20世紀末混沌不明的冷戰後世界秩序，讀者有如對近、現、當代的國際關係歷史進行全面通讀。

其次，這是一本美國外交史專著。在對20世紀前的美國外交進行一番簡單回顧之後，基辛格著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導致美國大規模捲入世界事務的威爾遜主義，以及此後近一個世紀的美國全球外交。在基辛格看來，威爾遜主義代表了美國外交思想的主流，其基本特徵就是：強調道德主義，把外交中的政治總是法律化，對美好人性和世界和諧充滿幻想。這種外交主流傳統，來源於美利堅民族獨特的歷史經驗和政治文化，而與世界其他人類（基辛格尤其著重於與舊大陸歐洲的比較——的現實政治權力均衡觀大相徑庭。20世紀美國外交的得失，以及深深打上美國烙印的本世紀全球政治的利弊，都與威爾遜總統所彰顯的這種道德主義外交緊密相關。

再次，這是一本政治學理論，尤其是國際政治方面的理論著作。本書的大量論述都超越了經驗層次，極富哲理。比如政治領袖在歷史上的作用，個人氣質與政府政策的關係，傳統體制和現代民主體制下公眾與領導人的不同相互影響模式，歷史經驗與各個國家外交思想之間的深刻刻關聯，權力均衡與觀念一致的內在聯繫，等等，所有這些方面的論斷都有其獨到的心得，給人以理論上的啟示。

史學價值

《大外交》是一部現實主義的著作，她是基於現實主義的基本理念和原則來闡述近現代國際關係史，基辛格先生所推崇的均勢政策與戰略在這本書中顯露無疑。儘管基辛格沒有像摩根索一樣建立一種盤大的理論體系，他主要通過歷史經驗分析來表現他的現實主義理論。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他對19世紀歐洲的均勢外交進行詳盡的分析，提出了均勢戰略的現代意義，因其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從而一舉成名。

基辛格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的代表人之一，但他的分析方法、研究路徑顯示出與其他現實主義學者不同之處。傳統現實主義的分析範疇中，個體是依附於國家而存在的，因為現實主義主要的分析單位是國家。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的經典著作就定名為《國家間政治》，重點分析國家如何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追求權力，與此相適應的手段為締結軍事和政治聯盟，實施均勢戰略，尋求地緣政治優勢等等。新現實主義大師肯尼思·沃爾茲的理論架構中，著重關注的是國際權力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重點分析的是國家的行為，而個人只是依附於國家單位的附庸。因此，很多學者表露出對國際關係研究中這種偏執的不滿：「國際關係中個人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常見的範疇」。

　　翻閱本書的目錄，就可以對基辛格所著力分析的大外交家略知一二，如西奧多·羅斯福、伍德羅·威爾遜、黎塞留、威廉一世、皮特、拿破崙三世與俾斯麥，以及20世紀主要的美國總統的外交政策思想、戰略思想都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同時包括對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斯大林、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進行點評。基辛格是一位多面手的學者，他集外交史家、政治家、政治學家和戰略家於一身。

　　基辛格不僅僅局限於歷史的描述，現實主義的思想和富有哲理的歷史思考同樣彰顯出其濃厚的理論色彩和深厚的歷史哲學功底。基辛格十分推崇均勢外交，這與他從19世紀的歐洲外交中所吸取的理論和實踐營養是分不開的。總之，不管是對歷史進行敘述，還是對理論與戰略的分析，他所依賴的一個重要層次或平台為外交家：主要外交家的戰略意識、領導才能、個人特性等等分析。國家行為和國際關係歷史的分析融入於對外交家的理論和對外實踐的評述中。可見，外交家在其分析議程中是居於中心地位。

　　外交家對國際關係的實踐作用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不同類型和個性、在不同的國際背景之下，主要的國家政治領導人和外交家所發揮的作用，對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推動大大地不同。讓我們以歷史實例來探窺《大外交》在歷史發展中的價值。

意義

　　第一，在觀念上，這是一本現實主義著作。一般認為，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可以大致劃分為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流派，兩者的基本差異來源於對人性本質的看法不同。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行為是由某些基本上無法發跡的因素決定的，首先即是人類行為的本質，其次則包括地理等因素。他們斷言人性惡，深負罪孽而貪婪，沒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變得完美無缺，有很多因素制約了用政治制度改良和教育來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類能夠做到的，只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類的衝突傾向和機會減少到最低限度。在國際政治層面，這就是符合勢力均衡原則的制度安排。由於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現代的現實主義信徒都深信，每個個人和國家對自我利益的追求，通過亞當·斯密在開竅市場規律時所說的那一隻「無形的手」，可以同時造福於全人類。現實主義者還認定，抽象的個人道德原則不能適用於國際行為上。他們強調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的不同，即前者沒有權威性的政治機構、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為準則，而處於相似於國內有序政治結構和完全的無政論狀態之間的某一點上。因此，代表國家利益行事的政治家必然體現一種獨特的行為準則，它與文明社會內的個人行為準則根本不同。與此相反，理想主義者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制度改良來加以改進的，在理論上看，還可能變得至善至美。

理想主義者對人性的樂觀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歷史淵源並對現實政治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康德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在人性可以達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實是一致的。在國際關係層面，理想主義者強調國際行為必須受到文明社會通行的道德規則的制約；通過國際法和國際組織，通過集體安全安排，人們可以拋棄冷酷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而實現永久和平。相對於現實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更強調內部政治結構與國際和平的關係，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滅戰爭的根本途徑。近年來倡行於西方的「民主和平論」就屬於典型的理想主義流派。基辛格是西方學界公認的現實主義理論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在《大外交》一書中，就是他在分析和評價任何歷史事件與人物時，都是從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出發的。在他看來，歷史上理想主義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而現實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只是因為其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

　　第二，在方法上，這是一本傳統學派的著作。隨著戰後行為主義計量分析學派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興起，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在方法上分成了傳統主義者和科學論者兩大派。傳統學派（又稱「古典派」）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差異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界線無法截然分開，價值中立是很困難的。傳統主義者崇奉的歷史—政治依賴研究者個人的判斷。他們一般地單個事件感興趣，力圖對涉及該事件的所有變數進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細節的微妙之處，藉此來獲得對事物的整體「感覺」。當然，傳統主義者也經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處進行對照和比較；他們偶爾也運用定量數據來說明一個論點。以省去推論的麻煩。但是，他們根本反對無視被測量的數字（即事例）在質上的差別的做法。

評論

　　基辛格其人其書一對於任何捲入現代國際關係的國家而言，對外事務在和平時期關乎利益的增減，而在戰爭時期則直接意味著生存與滅亡。套用中國古代的一句老話「兵者，國之大事」，我們現在可以說「外交，國之大事也」。經歷了18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今天的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與不斷擴展的世界經濟體系、與不斷加深相互依存關係的國際社會融為一體，中國內部的變化已經成為勢不可擋的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冷戰後的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複雜；

　　同時，作為一個上升中的大國，中國在現存世界體系中的現任和地位也正處於變化之中，中國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塑造自身的國際環境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現實呼喚中國外交要生髮出更多的戰略性理論思考。用基辛格博士的話來說，就是要有「外交哲學」，而不能僅限於把外交事務當作「行政問題」來處理。海南出版社此刻推出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書，可以說正值其時。享利·基辛格是本世紀最負盛名和傳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而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則是他的最新作品，凝聚著其長期從政經驗和理論思考的結晶，堪稱外交學或國際關係理論領域的經典之作。此書對中國國際問題學界的參考借鑒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介紹

亨利·基辛格於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紐倫堡附近費爾特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原名為海因茨·艾爾弗雷德·基辛可知，「享利」是移民美國之後才改的名字。基辛格成長的年代是德國歷史上極為動蕩不安的時期。整個20年代，德國社會都不斷交織著民族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在此期間，以希特勒為代表的法西斯勢力也像黴菌一樣迅速滋生起來。

　　到了30年代，基辛格一家也像其他德國猶太人一樣，開始被納粹的排猶主義魔影所籠罩，生活陷於恐鶥和苦難之中。童年心理中的巨大陰影使他對人性的本質和人生的痛苦有著比常人更悲觀的認識，因而更傾向於接受現實主義對世界的描述。為逃避納粹帶來的失業、貧困和死亡的威脅，1938年，在基辛格15歲的時候，他們全家移民到美國紐約。初到紐約喬治·華盛頓高中念書的基辛格，當時最大的抱負是投考紐約市立大學，畢業後「當一個會計師」。但是隨著美國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享利在1943年加入美軍並奔赴歐洲的德國戰場。1947年9月，他在退伍後，根據美國戰時的《士兵權利法案》，獲獎學金進入了哈佛大學。經過寒窗苦讀，基辛格以優異成績從哈佛大學政治系畢業，並立即轉入研究生課程。

　　195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5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57年任講師，1959年升為副教授，1962年任教授，1962年任教授，直至1969年離開哈佛進入尼克松政府任職。在哈佛期間，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建構，共發表了5部著作，分別是《核武器與外交》（1957年）；《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年）；《重建的世界——拿破綻侖之後的歐洲：革命時代的保守主義政治》（1964年，此書實際是他的博士論文）；《麻煩的夥伴，對大西洋聯盟的重新評價》（1965年）；《美國對外政策，論文三篇》（1969年）。這些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作者深受歐洲哲學和歷史經驗的影響。在哲學和歷史觀上，他尊崇施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而在政治理念上，他成了梅特涅的信徒。

　　1969年1月，基辛格出任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此後直到1977年初福特總統下台為止，在長達8年的兩屆總統任期內，基辛格作為白宮的外交智囊和國務院首腦（1973年9月22日起兼任國務卿），參與制訂美國外交政策，執掌外交大權，穿梭於世界各地，權傾朝野，名噪一時。全面推行以現實主義權力觀為基調的、「均勢」與「實力」相呼應的外交戰略。退出公職之後，他成立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諮詢公司，一面經商賺錢，一面縱論時政，既創造了個人年收入800萬美元的高效益，又出版了6本新著其中最新的一本就是《大外交》。

翻譯作者

　　顧涉馨，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談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從事翻譯二十年，譯作數十冊。近年主要作品有：《競爭大未來》、《與成功有約》、《反挫》。　　林添貴，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歷任企業高級主管，目前擔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譯作極豐，包括：《紐約時報》、《政商巨獻》、《步步為贏》等等。

目錄

第一章世界新秩序　　

第二章關鍵人物：西奧多.羅斯福或是伍德羅.威爾遜 　　

第三章由大一統到勢均力敵　　

第四章歐洲協調　　

第五章兩大革命家　　

第六章現實政治自食其果　　

第七章步向毀滅德政治機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外交 　　

第八章捲入戰爭旋渦　　

第九章外交新面貌　　

第十章勝利者的困惑　　

第十一章史特瑞斯曼與戰敗國的復興　　

第十二章假象破滅　　

第十三章斯大林待價而沽　　

第十四章蘇德協議　　

第十五章美國重回戰場　　

第十六章三種和平途徑　　

第十七章冷戰開始　　

第十八章遏制政策德成功與苦痛　　

第十九章遏制政策的困境：朝鮮戰爭　　

第二十章與共產黨人的談判：阿斐納，丘吉爾與艾森豪威爾 　　

第二十一章避開遏制政策：共伊士運河危機 　　

第二十二章匈牙利事件：歐洲的劇變　　

第二十三章赫魯曉夫的最後通牒：析林危機 　　

第二十四章西方聯盟的概念：麥克米倫、戴高樂、艾森豪威爾與肯尼迪 　　

第二十五章越南：陷入泥淖，杜魯門與艾森豪威爾 　　

第二十六章越南：走向絕望，肯尼迪與約翰遜 　　

第二十七章越南：解脫，尼克松　　

第二十八章地緣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 　　

第二十九章國際緊張關係的緩和與不滿緩和者 　　

第三十章冷戰的結束：里根與戈爾巴喬夫　　

第三十一章關於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

要給《大外交》在理論上定位，或者是說明此書與其他西方政治學和國際關係著作的異同，也要涉及四個方面：第一，在觀念上，這是一本現實主義著作。一般認為，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可以大致劃分為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大流派，兩者的基本差異來源於對人性本質的看法不同。

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際行為是由某些基本上無法改變的因素決定的，首先即是人類行為的本質，其次則包括地理等因素。他們斷言，人性惡，深負罪孽而貪婪，沒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變得完美無缺，有很多因素制約了用政治制度改良和教育來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類能夠做到的，只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類的衝突傾向和機會減少到最低限度。在國際政治層面，這就是符合勢力均衡原則的制度安排。由於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現代的現實主義信徒都深信，每個個人和國家對自我利益的追求，通過亞當?斯密在形容市場規律時所說的那一隻「無形的手」，可以同時造福於全人類。現實主義者還認定，抽象的個人道德原則不能適用於國際行為上。他們強調國際社會與，國內社會的不同，即前者沒有權威性的政治機構、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為準則，而處於相似於國內有序政治結構和完全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某一點上。因此，代表國家利益行事的政治家必然體現一種獨特的行為準則，它與文明社會內的個人行為準則根本不同。

與此相反，理想主義者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制度改良來加以改進的，在理論上看，還可能變得至善至美。理想主義者對人性的樂觀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歷史淵源並對現實政治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康德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在人性可以達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實是一致的。在國際關係層面，理想主義者強調國際行為必須受到文明社會通行的道德規則的制約；通過國際法和國際組織，通過集體安全安排，人們可以拋棄冷酷的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而實現永久和平。相對於現實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更強調內部政治結構與國際和平的關係，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滅戰爭的根本途徑。近年來倡行於西方的「民主和平論」就屬於典型的理想主義流派。

基辛格是西方學界公認的現實主義理論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在《大外交》一書中，就是他在分析和評價任何歷史事件與人物時，都是從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出發的。在他看來，歷史上理想主義帶來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多得多，而現實主義者之所以犯錯誤只是因其偏離了現實政治的原則。

第二，在方法上，這是一本傳統學派的著作。隨著戰後行為主義計量分析學派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興起，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界在方法上分成了傳統主義者和科學論者兩大派。

傳統學派（又稱「古典派」）強調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存在著根本差異，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界線無法截然分開，價值中立是很困難的。傳統主義者崇奉的歷史一政治描述方法來源於哲學、歷史和法律學等傳統學科，其主要特點是明顯依賴研究者個人的判斷。他們一般對單個事件感興趣，力圖對涉及該事件的所有變數進行考察，深人理解其細節的微妙之處，藉此來獲得對事物的整體「感覺」。當然，傳統主義者也經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處進行對照和比較；他們偶爾也運用定量數據來說明一個論點，以省去推論的麻煩。但是，他們根本反對無視被測量的數字（即事例）在質上的差別的做法。比如，在有關戰爭的統計中，大國間的一場衝突與小國間的一場衝突可能同樣被當成一個統計數字來處理，而實際上兩者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傳統主義者嘲笑科學論者迷信計量方法，往往通過煞費苦心的統計分析來論證通情達理的人們看來是顯而易見的結論。他們堅信，社會科學的精髓在於發現事物質的差別，這種精細和微妙的差別只能用一字一句來表達，而不能靠同一化的數量統計來說明。

行為主義者的特點是在眾多的不同事例中找出相同的變數，並通過統計分析來考察各個變數之間的關係。依靠對統計學規律的探索，他們確實發現了一些事物間新的因果關係。

《大外交》完全採用了傳統方法，它對歷史事件和人物進行的是深人細微的政治一歷史描述，追求的是對事物本質的直覺把握。

第三，在風格上，這是一本揉和了理論演繹和個人實踐經驗總結的書。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著作多數是學者的產品，純理論色彩較強，往往力求通過演繹思維過程推導出概括性的結論。另有一大類則是著名政界人物的回憶錄，其特點是對個人的從政實踐進行經驗性的、歸納性的總結。而《大外交》的作者既曾是在哈佛大學的「象牙塔」中面壁苦讀20年的「學術隱士」，又曾是70年代叱吒國際外交舞颱風雲的政界高手，於是人們自然可以在閱讀這本著作的過程中，既領悟到邏輯的填密，又體會到來自第一手實踐的「靈感」。

第四，從材料運用上看，這本書依據的事實主要是歐美的歷史經驗，非西方世界外交實踐的經驗沒有在其中得到應有的反映，這與一般的西方國際關係著作並無不同。但是，與其他美國作者相比，《大外交》顯然有更多的「歐洲特徵」。這不僅表現在書中論述歐洲外交的篇幅遠大於美國外交，而且表現在作者對歐洲外交傳統的認同上。

《大外交》是基辛格的又一部個人著作，它的全部特徵從根本上講來源於其作者的個人特徵。因此，對基辛格這個人物的了解有助於對《大外交》這部論著的理解。中國讀者都知道，基辛格曾在70年代初中美關係緩和的進程中發揮過重要作用，此後又一直與中國政府和各界人士保持經常往來與良好的關係，堪稱「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的一些著作在中國也曾得到廣泛傳播，比如世界知識出版社曾先後出版過他的《核武器與外交政策》（1959年）、《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景》（1962年）和《白宮歲月》（1980年）。關於他的傳記，三聯書店曾翻譯出版過馬文?卡爾布和伯納德?卡爾布兄弟所著的《基辛格》一書（1975年），而世界知識出版社則出版過陳有為編寫的《基辛格評傳》（1980年）。

總的來說，作為局勢動蕩多變的70年代中美國的頭號外交家，基辛格是美國外交史上一個獨特的人物，其外交思想與美國外交界的主流思想有很大差異。從觀念和從政作風看，他更像一個「歐洲人」，而不是典型的美國人。正是這位「歐洲型」的美國人成為了「多極化」理論的首倡者之一，並據此為美國設計了一套「均勢」外交政等，於是有了70年代的中美和解、從越南撤退、與蘇聯緩和等等一系列步驟。如果沒有這位亨利，或者沒有他在美國政壇的奇異擢升，中美兩國領導人跨越太平洋的「偉大握手」完全可能要推遲發生。

基辛格的生活經歷富有傳奇性，並對其思想形成有重大影響。他於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紐倫堡附近費爾特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原名為海因茨?艾爾弗雷德?基辛格，「亨利」是移民美國之後才改的名字。基辛格成長的年代是德國歷史上極為動蕩不安的時期。整個20年代，德國社會都不斷交織著民族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在此期間，以希特勒為代表的法西斯勢力也像黴菌一樣迅速滋生起來。到了30年代，基辛格一家也像其他德國猶太人一樣，開始被納粹的排猶主義魔影所籠罩，生活陷於恐懼和苦難之中。童年心理中的巨大陰影使他對人性的本質和人生的痛苦有著比常人更悲觀的認識，因而更傾向於接受現實主義對世界的描述。

為逃避納粹帶來的失業、貧困和死亡的威脅，1938年，在基辛格15歲的時候，他們全家移民到美國紐約。初到紐約喬治?華盛頓高中念書的基辛格，當時最大的抱負是投考紐約市立大學，畢業後「當一個會計師」。但是隨著美國投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亨利在1943年加人美軍並奔赴歐洲的德國戰場。1947年9月，他在退伍後，根據美國戰時的《士兵權利法案》，獲獎學金進人了哈佛大學。經過寒窗苦讀，基辛格以優異成績從哈佛大學政治系畢業，並立即轉人研究生課程。195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195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57年任講師，1959年升為副教授，1962年任教授，直至1969年離開哈佛進人尼克松政府任職。在哈佛期間，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建構，共發表了5部著作，分別是：《核武器與外交政策》（1957年）；《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的前景》（1961年）；《重建的世界—拿破崙之後的歐洲：革命時代的保守主義政治》（1964年，此書實際是他的博士論文）；《麻煩的夥伴，對大西洋聯盟的重新評價》（1965年）；《美國對外政策，論文三篇》（1969年）。這些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作者深受歐洲哲學和歷史經驗的影響。在哲學和歷史觀上，他尊崇施賓格勒、湯因比和康德；而在政治理念上，他成了梅特涅的信徒。

1969年1月，基辛格出任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此後直到1977年初福特總統下台為止，在長達8年的兩屆總統任期內，基辛格作為白宮的外交智囊和國務院首腦（1973年9月22日起兼任國務聊），參與制訂美國外交政策，執掌外交大權，穿梭於世界各地，權傾朝野，名噪一時。全面推行以現實主義權力觀為基調的、「均勢」與「實力」相呼應的外交戰略。

退出公職之後，他成立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諮詢公司，一面經商賺錢，一面縱論時政。既創造了個人年收人800萬美元的高效益，又出版了6本新著，其中最新的一本就是《大外交》。《大外交》一書的內容極為豐富，每位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而闡釋出不同的意義來。比如，對於筆者而言，該書的這樣兩個觀點特別有價值：一是指出黎塞留和俾斯麥這類現實政治大師的成功本身，往往蘊涵著反效果；二是論證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是怎樣激發出美國民眾的道德熱情，使一個孤立主義的美國一步步卷人世界大戰，而老羅斯福的現實主義政策為什麼做不到這一點。

需要注意的是這樣兩個方面，首先是《大外交》在人物分析方面有獨到之處，應該多加品味；其次則是基辛格對權力關係的考察，主要不在於資源的配置（這是多數現實主義派學者喜歡多著墨的的地方），而是在於具體人物對事件和結果的控制，這有其值得借鑒之處。總之，《大外交》是當今信息泛濫時代里的值得深思靜覽的「精品」。唯願有更多的人讀它，並在掩卷之後不感到失望。(金燦榮)

這本書講述的是17世紀到20世紀的歐洲美國外交政策，適合對國際政治，世界歷史和軍事感興趣的讀者。對我而言，這是一本國際政治的啟蒙讀物，讀完此書，應可以從紛繁複雜的國際政治中得到自己的解讀。

　　本書從17世紀現實外交的鼻祖黎塞留講起，他的唯一宗旨就是採取一切手段，排除意識形態干擾，使法國變強，而弱化其鄰國。在他的努力下，法國成為17,18世紀首屈一指的大國。拿破崙使法國優勢走向頂峰，隨後，法國走向衰落。

　　歐洲列強於1815年在維也納舉辦和會，確立了歐洲均勢的政治框架，作者比較認可該框架，因為在此框架下，歐洲大體維持了整整100年的和平，直至1914年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接起法國接力棒的是19世紀上半葉的奧地利，法國戰敗後，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繼承了歐洲均勢思想，並發展與不同國家的同盟，其中最為著名的要算奧、普、俄的同盟，，基辛格博士以其豐富的國務卿經驗，詳細描述了各國的心態，使100多年前的歷史躍然紙上。

　　梅特涅走下政壇後，普魯士在其首相俾斯麥的領導下脫穎而出，俾斯麥是容克階級的代言人，其志向高遠，老謀深算，熟諳現實政治的一切伎倆。在其領導下，普魯士，而非奧地利最終走上領導德國統一之路。期間發動了幾場重要戰爭，在1870-71的普法戰爭中，德國取代法國成為歐洲第一大強國，並取得阿爾薩斯和洛林。隨後，俾斯麥採取防守策略，努力維持歐洲均勢，極力避免德的鄰國結為盟友。只是俾斯麥的政治框架體系過於複雜，完全依靠俾斯麥自身的雄才大略，及至威廉二世登台，一腳踢開俾斯麥，有野心卻缺乏策略，最終導致一戰的戰敗。

　　德國與戰國時的秦國有相似之處：即德國和秦國的強大，即使大陸其他國家聯合攻擊之亦未能取勝；不同的是，德國想維持歐洲的均勢，而秦則妄圖統一中國；德國以西，有法國、英，以東有俄，秦以北有匈奴，以東是三晉，燕，齊，以南則為楚，所不同的是，歐洲均勢中有一個強大的島國英國作為制衡，在20世紀，由美國制衡；而秦國在海上無強國可以與之制衡；另一個最大的不同就是當時歐洲各國均以均勢為統一的共識，以天主/正教作為統一的意識形態，而六國則在縱橫家遊說間失去方向，終被秦所滅。可見實現均勢有兩個條件，第一，有實力相似的諸強；第二，則是有相似的道德規範或意識形態框架框架。

大外交The Diaplomacy

當小布希以異於我們通常理解的外交行為和理念出現時，我們出於東方隱喻委婉的政治傳統，對他不知變通的政治手腕而驚訝。我們理解東西方政治哲學的差異，但即使在美國，政治主張也是需要的一定彈性和模糊空間的，更何況布希出身政治家家庭，其「大腦」卡爾.羅夫更是以精於算計聞名。

基辛格新作的《大外交》則恰恰給我們揭示我們美國的外交傳統，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分野。美國是有著理想主義傳統的國家，如基辛格所言,「美國的領袖總把自身的理想視作理所當然，很少認識到這些價對旁人而言是多麼離經叛道，多麼的令人的寢食難安」。因為美國的領袖們一直堅信他們的制度是世界的楷模，他們肩負維護和推廣美國的價值觀的職責。但是在實現的途徑上，美國歷史上兩位偉大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和威爾遜構建了兩種不同的美國政治哲學。前者是以國家利益為目標的現實功利的外交思想，認為國際外交實質是以實力作後盾，追求國家利益的角力，後者則更側重道德層面的共同價值觀和契約，通過國際組織來協調國際矛盾。

《大外交》回顧了十七世紀法國紅衣主教黎賽留開啟國家利益至上的外交理念，現代外交由之發軔，維也納會議梅涅特構建歐洲協調體制，卑斯麥的現實外交和英國的均勢外交傳統，一戰後之凡爾賽體系和威爾遜理想主義啟迪，凡爾賽體系破滅，二戰爆發，到在二戰廢墟上建立的冷戰體系，中美蘇開始的三角外交，並對冷戰後多邊體系和美國角色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大外交》將歷史上各種外交思想一一解析，並揭示了各種外交歷史的真實，其對於俄國（蘇聯）的外交傳統的解析更是精妙，關於二戰期間德、蘇的外交歷史，也是我們所難以得知的。

儘管《大外交》是本著客觀的原則闡述這些歷史的，儘管基辛格也非常認同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精神，但在具體行為上，他認為國際外交實際上就是基於國家利益的，是必須要跨越歷史、文化、價值觀差異，調和利用用國家利益的微妙差異和共同趨向，實現最大的外交主動和彈性。此種觀念，近於卑斯麥和黎賽留，區別或許僅在於內心驅動的價值觀上。

基辛格曾用一個小故事描述了尼克松的政治哲學：當作為慣例，挑選自己最喜歡的歷屆總統畫像時，尼克松選擇了威爾遜，但是他卻是十足的西奧多.羅斯福的現實主義作風，「尼克松深信他知道美國的使命所在，而威爾遜主義和現實政治要合而為一」。中美的對話之開啟，更是淋漓盡致的體現了此種外交思想。從價值觀上，他們仍然是敵視共產主義的，但是從地緣上講，中美對話使美在與中蘇三角外交中最具主動。概括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就是現實的理想主義者，內心堅持美國的民主理想，在手段上，卻是務實靈活的運用地緣、均勢。

只是，在美國這麼具有道德傳統的國家，如此明顯的馬基雅維利的作風，必然不討喜。而喬治.W.布希則是帶著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屢遭挫折，仍然孤獨前行。事實上，很多支持者並不是支持布希的政治主張，而是欽佩其勇氣和原則，理想主義風格。理想主義的主張並不奇怪，但這麼理想主義的方法就難得可貴了。

只是現在的力量格局卻是前所未有的複雜。俄、中、日本、歐洲、印度，甚至是伊斯蘭國家都有著自己的利益訴求，並擁有不可忽視的實力。而對現在和外交格局，沒有類似的歷史可以借鑒，也難說有明確有效的指導思想，基辛格洋洋洒洒萬言，實際上也沒能提出一個解決之道。但作為民主價值觀的傳教者，而且是最為強大的，美國有道德上的義務來構建基於共同價值觀的世界平衡，在這一點上，不管基辛格、布希或者歷屆美國總統，都有著相同的觀念，那是源於深深的自豪。協調多種文化和歷史，構建共同價值觀，需要持久的努力，「美國的理想實踐必須靠耐心積累許多小成就來完成」。而自以為是的傳道者，則往往陷入道德的自我束縛，自我膨脹的亂境，或者是欲速不達的困境。因此對於如何平衡這種強烈的責任感和現實的困境，如何自我剋制和自我實現，這對美國領導人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強大的理想驅動結合強大的國家實力，這是幸運的，也是危險的，而當今世界，能領導建立新秩序的非美國莫屬，能毀掉的，也非美國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