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樹安：古代的選舉及考試製度
原始氏族社會的民主選舉和禪讓 一、民主選舉原則 原始氏族社會沒有階級，人和人是平等的，選拔推舉領袖人物的基本原則是民主原則，這在我們的歷史文獻中是有記載的。唐朝張守節《史記·五帝本紀》的《正義》引《帝王記》載：「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群臣造唐致禪。」這個記載印證了在原始氏族社會確實存在著民主選舉的階段，大意是摯是堯的哥哥，在他做部落聯盟的首領期間，政績不好，而堯的威望越來越高，各個部落都願意接受他領導。於是，摯按照傳統的做法，帶領手下人主動把首領的權力和地位轉交給堯。《淮南子·本經訓》也記載：「萬民皆喜，置堯為天子。」就是老百姓都擁護，把堯放到天子的位置上。《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堯的晚年對於自己的繼承人問題向四岳（四個部落的酋長）諮詢，四岳推舉舜，然後堯又對舜進行了一番考驗，考察他是不是有這個能力，最後舜表現很好，這樣舜就做了繼承人，這些都體現了民主選舉的原則。 這些民主選舉的原則具體怎麼進行？我們從文獻當中看出，推舉出的繼承人要通過兩個方面才能獲得權力和地位：一方面是事神，事神就是通過一定的祭祀儀式體現神的認可；另一方面就是事人，看他對於具體的社會問題能不能很好解決，如果能很好解決，就會得到人民的擁護。在這一點上《孟子·萬章》有記載：「薦之於天而天授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授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就是把他向天來推薦，祭祀的時候由他來主持，百神享受了你的祭品，那就是接受了你的祭祀了，這就是上天接受了。另外還要讓他去辦理部落聯盟當中的各種事物，看他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事情解決得很好，在群眾當中樹立了威望，得到了民眾的認可。這就是民主選舉原則具體體現的這兩個方面。《禮記·禮運》對這時期有這樣的闡述，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就是說當時是最理想的一個社會，人和人是處在一種和諧的狀態，沒有衝突、沒有暴力、沒有鬥爭。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大公無私的時代，在推選各級首領的時候，人們絲毫沒有私心。 二、王權世襲的萌芽 到了原始氏族社會晚期，民主選舉的原則開始受到衝擊，出現了首領的兒子具有優先繼承權，就是「王權世襲」。雖然是選舉，但選舉出來了放在那，先得讓他兒子來繼承權位，然後看大家擁護不擁護，要是擁護就罷了，不擁護再讓選舉出來的人做首領。這一點在《史記》中是有明確記載的，《五帝本紀》記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與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說堯死了以後，守喪三年，四岳雖然推舉了舜做首領，但是舜躲到了南河之南，讓堯的兒子丹朱先做首領，但是各部落不去找丹朱做首領而去找舜，雙方發生了爭執，讓首領來判斷，還是不找丹朱去找舜，大家在民歌中不讚美丹朱而去讚美舜，這個時候舜才說這是天意，登臨部落聯盟首領的位置。就歌頌這一點來說，中國古代有通過詩歌、通過民歌來表達大家內心的一種願望或者批評、讚揚首領、統治者的傳統。這個「中國」不是現在中國的概念，就是中原地區。 舜到了晚年怎麼樣，舜和禹的關係又怎麼樣？《史記·五帝本紀》也有記載，「舜乃預見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意思是舜在去世以前，經過四岳的選舉把禹向上天推薦，又過了十七年舜才去世，舉行了喪禮以後，禹讓舜的兒子商均先來做首領，就像舜讓堯的兒子那樣，但是諸侯都來歸順禹，禹才去做首領。這個記載比較簡單，在《孟子·萬章》中有詳細記載，就跟舜先迴避堯的兒子一樣。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看到，民主選舉制度在原始氏族社會的晚期已經發生了變化，首領的兒子有優先繼承權，而且不僅如此，甚至出現暴力奪權，在堯死之前，舜就搶班奪權了。《竹書紀年》記載：「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竹書紀年》的記載還是比較可靠的，西晉時在現在的河南汲縣發現戰國時期魏國魏安西王的墓，當時西晉人從墓里拉出40車魏安西王陪葬的竹簡，西晉有學者對這些竹簡進行整理，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是像編年史一樣，記載了堯舜時期的情況，後人把編年的這部分叫《竹書紀年》。這裡的記載跟我們通常看到的特別是儒家的經典記載很不一樣，說堯的威望衰落了，被舜關押起來了，而且把堯和他兒子分開關押起來，堯還沒死呢，舜就已經搶班奪權做了首領了，這是《竹書紀年》的記載。禹的情況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有記載，「禹以啟為吏，而勢重盡在啟也。」《史記·夏本紀》記載：「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伯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意思是，禹讓自己的兒子啟去負責許多工作，使他在民眾中樹立威信，當禹去世的時候，本來選舉的繼承人是伯益，伯益還按照老傳統躲開了讓啟來，他以為過一段時間大家還得把他請回來做首領，哪知道人家啟這首領就當定了，大家也不來找伯益，這時候伯益就不幹了，聯合了幾個部族跟啟就發生了一場戰爭，通過這場戰爭，啟最終取得了統治權建立了夏王朝，也可以說這是中國國家的開始。我們說它是國家的開始是有根據的，作為一個國家來說，它要有一套官僚機構，它要有軍隊、監獄等等，這些在文獻中都可以得到印證。 這些說明到了原始氏族社會晚期，堯舜禹的時候不是和平的交接權力，已經有了暴力奪權。我們的考古資料也證實了這些。 三、從考古新成果得到證實 我國2000年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這是由社科院中華文明研究中心挑頭，由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年代學家、物理學家參加的綜合性的大型國家科研項目，就是要看看我們中華文明最早的源頭到底是什麼時候。這個項目啟動到現在才10年多一點，已經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就，有很多新的突破，有很多新的觀念樹立起來。我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知道這些，所以請大家關注一下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的問題。今天我就介紹一些跟堯舜禹的禪讓有關係的資料。 堯舜時期主要活動的地點在山西襄汾，那裡有一個陶寺遺址，70年代我們進行過發掘。為了探尋堯舜時期的社會情況，2001年對70年代以來發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再次進行了深度發掘，發現當時的墓葬已經顯示出等級差別。那裡的墓很多，其中有9座大墓，大墓里陪葬品比較多，而有的墓陪葬品就很簡單，可見已經有了貧富差別。但是這9座大墓每個大墓里都有一個50多厘米、繪有龍形的大陶盤，這九個大墓就給人的印象是墓主人恐怕不一般，那麼到底會是什麼人？另外發現有一大墓下有坑，這個坑在主人的頭上端，兩邊各有三把玉鉞（鉞就是斧頭），玉鉞是那些部落首領或者部落聯盟的首領拿著來指揮大家的器具，逐漸成了首領的權力和地位的象徵。墓葬的主人頭上各放三把玉鉞，說明這個墓葬的主人可能是首領。另外還有若干遭到破壞的玉器、彩陶，但不是盜墓。因為要是盜墓者就會把這些東西都拿走，而這個就是破壞，甚至把棺材的板子都給拖走了，但東西還在那，所以我們叫它「擾坑」沒有叫它盜墓。這個擾坑看來就是在當時造成的，這種現象在一些中型的墓葬中也有發現。有一些考古學家就說可能是發生了革命，因為革命就是衝突鬥爭、暴力的鬥爭。這就是考古的文物資料和文獻記載都說明在原始氏族社會的晚期，就是堯舜禹時期已經不平靜了，已經不像我們原來想的原始社會人人平等，更不像儒家所美化的那樣堯到了晚年徵求四岳的意見推舉了舜，就把權力交給了舜，舜到晚年推舉了禹，舜死了以後就把權力交給了禹。 為什麼會出現儒家所美化的禪讓？這個應該說事出有因，孔子是生活在春秋晚期，春秋晚期周朝以來的制度破壞了，已經出現了大國吞併小國，野心膨脹，甚至想把周天子拉下馬自己統治天下。所以孔子對他的那個時代是很不滿意的，他就找了一個樣板，他說你看人家堯對於舜、舜對於禹多好，人家沒有暴力和平交接權力地位，道德非常高尚。當然後來孟子也是這樣來讚美的，把堯舜禹都說成聖人。特別是當西漢武帝的時候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作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不符合儒家的思想那些文獻，第一有些可能就被銷毀了沒有流傳下來，再有作為讀書人要想政治上有出路，他必須得讀儒家的經典，參加儒家的這種選拔考試，所以他也不能說《韓非子》里怎麼說的，他必須跟儒家保持一致。所以有關原始氏族社會晚期的暴力奪權的資料就越來越少，有一些沒能傳下來。但是畢竟或多或少還是傳下來一些給我們看到，得到了一定的證實。所以我就覺得，如果這些材料在這裡的話，我寧可相信，在堯還沒死的時候，舜就可能搶班奪權了，把堯就關押起來自己做首領了，因為他已經到了原始社會的晚期，不僅貧富分化，誰要掌握了權力誰在經濟上會有很多特權和好處，這種鬥爭應該是存在的或者說更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以後我們再說到禪讓的時候，那你就可以有兩個印象，一個是儒家的把堯舜禹美化成是聖人；另一個是歷史的真實性，真實性不是儒家說的禪讓，而是有了鬥爭、暴力。
奴隸社會的世卿世祿制 奴隸制社會選拔人才的基本原則，我們把它稱為世卿世祿制。因為奴隸制社會是講世襲的，奴隸主貴族的官職、爵位、俸祿在他死了以後，由他的兒子繼承，不用去選拔人才，所以就成為世卿世祿制。但是下級的一些做具體事務的頭目、首領也需要選拔。 一、夏商的王權世襲。 王權世襲是夏商的基本制度、基本原則。《禮記·禮運》記載：「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以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以子繼父為世，以弟繼兄為及。就是現在大公無私的那種社會已經隱沒、不存在了，誰做統治者就把天下看成是自己的私有財產，只把自己的親人當親人去親近，只把自己的兒子當作兒子去對待，自己的努力都是為自己。以子繼父為世，就是父親死了兒子繼承；以弟繼兄為襲，就是哥哥死了以後沒傳給兒子，是傳給弟弟，這種叫做襲，存在這麼兩種情況。總之，這是符合奴隸制社會的基本原則。 二、西周的選舉與考試。 到了西周時期就有一定的選拔人才了，這裡說的西周還是奴隸制社會，各級的奴隸主、社會貴族還是世襲的，底層有一些事務性的官職要選拔人去做，那就有一定的選舉和考試。西周確立的是「嫡長子繼承製」為中心的宗法制度，立嫡以長不以賢，就是嫡長子繼承王位，強調血緣關係上「親親」原則。 西周統治者也提倡「選賢任能」，但主要是對下級官吏，在基層實行所謂「鄉舉里選」，鄉就是都城以外百里之內叫鄉，鄉居住的主要是平民，有人身的權利，但不是奴隸主貴族也不是奴隸。地方的選士包括諸侯貢士和鄉的選士。諸侯有義務向周天子貢獻人才。「鄉舉里選」一方面包括鄉的選舉，還包括「諸侯共事」，分封的諸侯國要把他的土特產按一定的規矩貢獻給周王，這個土特產裡邊就包括人才，規定你必須把本地的人才送到周王那裡讓周天子來任用。所以古書記載：西周國百里之內為鄉，長官稱鄉大夫。《周禮·地官》之「鄉大夫」下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三年進行一次選拔性的人才考核，推舉出賢能之人。在這裡我還要強調國學教育，在周王朝朝廷設有最高學府，稱為國學。這個學府要選拔一些人來做學生，學習好了推舉去做官。《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就是周天子要發布詔令，讓各地區各鄉評論選拔出優秀的人才上報給司徒，選拔出來的這些人才叫選士，司徒對報上來的選士再選拔出最優秀的，讓他們到國學去接受教育，這批人叫俊士。還說，由大樂正將國學中成績突出者上報給司馬，稱他們為進士。我們要注意別一看見進士想到就是科舉，西周時期的進士跟科舉沒有關係。司馬根據這些進士的特長進行分類，然後上報給周王，讓周王批准後給他官職、爵位和經濟上的好處。然後周王通過射禮把社會地位分清楚，誰站在前頭誰站在後頭、誰應該服從誰，這就是奴隸社會的世卿世祿制度。 但是，世卿世祿制度也有特殊情況，比如伊尹、傅說都是奴隸，由於他們具有高超的才幹，被商湯和武丁破格提拔做了相，輔佐他們治理國家，為商朝的建立和中興做出重大貢獻。
封建社會初期選舉思想及制度的變革 按照現在來說，通常說戰國時期屬於封建社會的早期，但是層次比較低，屬於分裂割據形態的封建社會，在這個時期選拔人才又有變化。春秋和戰國這兩個銜接的歷史時代是社會大變革時期，奴隸制社會還在瓦解，新的封建制度要建立起來，政治上是一個大動蕩時期，反映在人們的思想上也非常的活躍，出現了諸子百家，在人才方面也有各自的主張。 一、各家學派的選舉思想 儒家主張舉賢才。孔子有一個學生叫仲弓，到季氏做大總管，他臨走的時候問孔子，說您告訴我我應該怎麼做這個工作，孔子就給他說了三條：「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就是你一定要給別人做模範做表率，別人有小的過錯你應該寬容，看見有能力的人要提拔他。所以孔子講要「學而優則仕」，學習好、有能力的人應該讓他做官，這一點反映了孔子的先進，突破了奴隸制。奴隸制度的教育是學在官府，也就是說教育由統治者掌握，只有奴隸主貴族和他們的子弟才能受教育，孔子說只要學習好、有文化、有能力，那就可以讓他做官，不是看他的地位和家庭出身。下邊這一段就更進一步解釋了孔子的思想：「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這個野人是在野之人，就是不掌權的那些人，意思是只有那些平民、沒有特權的人得先去學禮樂文化，為將來謀生找出路；君子（統治者、有地位的人）這些奴隸主貴族有地位，有世襲保證他的權力地位，所以他不用上來就開始學文化。如果要讓我來任用的話，我就要任用那些先進於禮樂的野人，因為他有真本事、有真才實學。這就是儒家的舉賢才思想，當然儒家也有局限性，比如強調等級制度、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 墨家主張尚賢。墨家在這方面跟儒家有所不同，他是不講等級的，認為誰有本事誰就做官。墨子說：「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意思是：不因為是自己家裡人我就結黨成派，不因為那人是有錢、有地位我就偏向他，不寵那種獻媚取寵、點頭哈腰的。有本事的我就推舉他，讓他有錢、讓他做官，沒本事的，就壓制他，廢除他的官職，還要降低他的社會地位，他讓去做體力勞動。「官無常貴、民無終賤」這句話很厲害，做官的不是永遠的高貴，老百姓也不是永遠的低賤，誰有本事誰干。這句話恐怕對當官的衝擊是很大的，所以墨家思想不受統治者的歡迎。 法家反對推舉賢才。法家的基本思想是要維護君主專制，怎樣有利於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地位就應該怎麼干，所以它不主張舉賢才。慎子說「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意思是你要立了國君，你又尊那個賢能的人，這個賢能的人的地位得到了保證，那推崇賢能之人就會使君主的威望受到威脅。所以法家反對，認為會帶來混亂。 道家崇尚無為，否定才智。道家認為你越有才幹越容易引出社會矛盾，所以老子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以上是各家各派人才選拔的思想。 二、春秋戰國時期選官制度的新變化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在制度上已經越來越多地否定了奴隸社會的世卿世祿制，逐漸建立了誰有本事誰來做官，做得好我給你獎賞，做得不好拉下馬甚至要受到懲罰等制度。戰國時期選拔人才主要有兩個途徑。 一是君公爵制。商鞅變法設立20等爵，利祿官爵均出於兵，那些地位和經濟上獲得的好處都是在戰場上見分曉，韓非子里記載斬一首者就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就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石」本來是糧食的計量單位，古代給官員發俸祿就借用這個來體現官員的地位高低，再後來就只表示官員地位的高低，而跟實際給他俸祿的糧食多少沒有直接關係。）殺一個敵人的首級就給一級爵位，殺兩個就給兩級，反正殺敵人越多給的官職越高。有人說我殺20個敵人就得最高的爵位，那也不行，另外規定到了第7級、第8級時，就不許再升了，可以把爵位留著，當你家裡別的人淪為奴隸的可以拿多出的爵位去贖，或者得到別的什麼好處，總之統治者也是把住這一關，不能誰都能得爵位做官。君公爵其實在東方六國都有實行，只不過秦國實行得最好，堅持下來，制度越來越嚴密，所以它發揮的作用也大，秦國的軍隊戰鬥力特強，因為殺了敵人對自己有好處。相對來說，東方六國執行得不力，效果就差了。 二是養士之風盛行。西漢漢文帝的學者賈誼在《過秦論》里就提到「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後面這三句話說的就是養士，這四君都是養士三千，這裡邊都有能人，大家都看過這方面的書，孟嘗君雞鳴狗盜之徒給他幫了大忙，信陵君手下也有人竊符救趙，這都是靠從養士里選拔了人才。「稷下學宮，延聘天下。」學者到這裡來講學論道，人才濟濟，極盛一時，這也是一種選拔人才的一個途徑。有很多成語從養士出來的，比如齊威王建稷下學宮，就是齊威王在都城臨淄的西門外建了一個大的學術會堂，讓各國的學者都到這裡來講學論道，盛況空前，而且氣氛非常好，沒有互相謾罵攻擊，齊國統治者也不干預，各自的觀點儘管互相闡述，可以有爭論，但是互相很尊重。總之，從春秋後期到戰國時期是人才興旺發達的時期，諸子百家、百家爭鳴。
西漢時期的察舉、徵辟等選舉途徑 一、漢代的察舉制度 兩漢時期選拔人才主要是察舉，察舉就是皇帝讓官員來考察自己勢力範圍下的官員或平民，發現人才可以向朝廷推薦。漢文帝時期察舉開始走向制度化，漢文帝是西漢第三個皇帝，下詔確定科目，就是根據選拔人才的偏重設定科目，還要指定薦舉人的範圍，不是隨便都來推舉，有的規定只有朝廷的人推舉，有的規定哪一部分地方給我推舉，而且皇帝親自策問，策問就是把問題寫在竹簡、木簡上，稱為簡策。回答問題就針對簡策的問題來回答，叫射策。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察舉就確定為制度了，所以董仲舒建議列候、郡守、二千石（部長級官員），各擇其利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每年貢獻給朝廷兩個人才）。這就說明已經有制度來規定，但是《史記·漢書》和《後漢書》並沒有死守每歲兩個人的數字，後來還有一些變通，根據人口多少來向朝廷推舉人才。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方針下，察舉的標準主要是以「儒術」為衡量標準。因為漢武帝在朝廷設立了五經博士，都是研究儒家經典的學者，所以你要想做官你就得鑽研儒家經典，這樣才能被官員推舉到朝廷。到了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的時候又有四科取人，就是四個標準，這些我們不細說了。 察舉科目很多：賢良方正、賢良文學、孝悌力田、茂才異等、孝廉、直言極諫等。也有舉薦勇武而熟知兵法者。其中孝廉是重要的科目，據統計，從漢武帝元光元年一直到漢獻帝東漢末年一共舉了7.4萬多人，社會影響還是很大的。而且漢朝在推舉做官的時候，被選取的人先有一年試用期，如果不勝任，不但這個人要被撤職，而且推舉他的人也要受到處罰。察舉有考試，漢武帝的時候就更普遍，根據難易程度分為甲科、乙科。在這裡我又要說明一下，很多數據講分科考試就是科舉制度，這是不對的，漢朝的察舉也分科考試，但它肯定不是科舉制度。 二、漢代的征僻制度 漢朝選拔人才不全由皇帝掌握，還有徵僻制度。由皇帝直接聘請人來朝廷做官叫「征」、「徵召」。由高級官員聘請人來任下屬官員叫「僻」或者「僻出」。漢朝的高級官員還有聘請人到我這來做我的下署官員的權力，這就說明漢朝在選拔人才上中央集權的程度還不夠，還有一部分分散給地方官員。隋唐時期就不一樣，朝廷加強中央集權，所有任命官員、選拔人才最後都是由朝廷來決定。 三、漢代的任子制度 任子制度也是漢朝的一個特點，二千石以上的官員，就是部長級、省長級的官員任職滿三年，可舉子弟一名為郎，就是他的兒子、兄弟不用考試、不用別人推薦，就憑著他父親、哥哥做大官就可以上報朝廷到皇帝身邊去做郎。實際上我們看到的也並不都是滿三年，有的滿一年也實現了，也不一定就是一個人做郎，比如蘇武兄弟倆，他的父親做過太守，兄弟倆都做了郎。所以這並不嚴格，但是體現了高級官員的政治特權。這一點在當時就有人反對，說這樣導致有些品行不好或者沒有文化的人去做官，但是還是一直實行下來。到了漢朝以後，各個朝代都有任子制度，實際上就是封建官僚的一種特權制度。 四、東漢末年的鄉閭評議 地方的一些豪門大族看他自己範圍內有沒有什麼人才，或者對人才進行評論，這就叫鄉閭評議。他們評議的往往是一些高級官員的子弟，和任子制度相結合，他們在地方上有社會地位，在朝廷可能又有比較高的官職，就形成了一批門閥士族。比如袁紹家四代有五個人做三公，三公是最高的官員。 五、察舉等制度的社會影響 漢代以察舉為主體的選舉制度對社會產生消極和積極兩方面作用：一面強化了儒學的社會地位，提高了官吏的文化素質，中央集權得到加強，也提倡了清廉的社會風尚。但是也造就了一些巧飾虛偽，獵取名利的小人。范曄在《後漢書·方術列傳》的《論》里提到「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聲價」，就是裝成個樣子給別人看來抬高自己的身價。比如晉文經、黃子艾為了謀官到了洛陽，讓別人在外邊給他們放風說這倆人了不起，怎麼怎麼有本事，可是這倆人閉門不出，有人來想見見他們也不見，越是見不著，外頭人越好奇，名聲就越高，都這樣抬高身價。在這種情況下，選拔人才就不一定能把有真學實才的人選拔出來。所以當時有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於時懸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就是舉出來的秀才不認識字，察出的孝廉跟他父親分開住，清廉與貪濁混淆不清，高高在上的武將膽怯的像雞一樣。官爵就好象排列的商店，明碼標價而賣，好象是集市上的人一樣，說明了社會吏制的黑暗。
三國時期選任人才的大較量 三國時期選拔人才沒有什麼更新的制度，但是這個時期是人才輩出的時期，所謂「武將如雲，謀臣如雨」。這個時期，不僅是人才之間的角斗紛爭，更是政治家之間在發現人才、籠絡人才、任用人才方面的大較量。曹操、劉備、孫權誰能把人才抓到自己的麾下，能夠很好的任用他們，那對誰才最有利，才能夠有力量。 劉備在用人方面比諸葛亮要高明，例如劉備早就告訴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馬謖這個人好發表議論，但是缺少打戰的經驗，因此不能重用。但是諸葛亮聽不進去，第一次出祁山攻打曹魏就任用馬謖為先鋒，很快潰敗下來。劉備早就有話在先看準了，諸葛亮還是看得不準。還有大將魏延，魏延是軍中小校，劉備一路帶著他建立了蜀政權，劉備取得了荊州以後派關羽去守荊州，大家認為這很自然，因為關羽是劉備最信任的兄弟，又有一定的本事。後來劉備取得漢中讓誰去守？三國志說張飛以心自許，心裡覺得該我了，大家也認為應該是張飛了，但是劉備沒任用張飛去守漢中，而是找的魏延去守。魏延在那守得很好，比關羽還強，因為關羽最後把荊州丟了走麥城，而魏延沒有。可是諸葛亮對魏延總有幾分不信任，他死了還定下一個計，讓長史楊儀最後以魏延要謀反的名義把他給殺了，殺了以後蜀漢大傷元氣，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 孫權也有他的高明之處，當初他的哥哥孫策把權力交給他的時候，沒有把權力交給自己的兒子，說「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三國志》）意思就是打仗你比不了我，舉賢任能我比不了你，你能團結人，在穩定局面我比不了你，所以我把權力地位給了你。我們看孫權從來沒有自己帶兵去打仗，但是他能籠絡人才、任用人才，所以他能取得成就，最突出的就是赤壁之戰，曹操20萬大軍臨江壓境，大部分的官員都認為應該投降，哪怕假投降也要避過這個鋒芒，但是周瑜、魯肅是主戰派，給分析一二三四說我們有什麼優勢，孫權就看準了任用周瑜去打這個仗，臨走的時候孫權跟周瑜說：「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我當與孟德決之。」（三國志）。就是這仗你能夠去打，那你自己作主去打，假如你不順利你回來找我，我去跟曹操打仗。一般的人不會這樣說，一般的人得跟周瑜說，勝敗在此一戰，你這戰非得打勝了不可，打不勝你提著腦袋見我，那樣周瑜心裡得有壓力，這個不但沒有壓力，還體現了孫權非常信任他，周瑜聽了這個話能不去努力把這個仗打勝嗎？這是孫權會用人、看得准。孫權還鼓勵呂蒙學文化，呂蒙是一介武夫，但是在孫權的督促下，自己學文化進步很快，所以後來魯肅有一次路過呂蒙那，跟他談起話來，說「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已經不是當初的那個阿蒙了，而且臨別的時候，呂蒙給魯肅出了三條計策守江下，史書里沒有記載，也不知道這三條是什麼，但是說魯肅非常佩服，可見呂蒙在孫權的善於用人的指導下，不斷地提高的。 曹操更是了，官渡之戰曹操那時候力量很小，面對著10倍於自己的袁紹聯軍，這仗打基本上就是只有打敗了，沒話可說，當然了曹操這個人，他是用奇兵，出奇制勝，把袁紹的糧草給燒了，袁紹的軍中大亂，然後用輕騎一衝把袁紹的聯軍沖敗了，繳獲了一個小箱子，小箱子里都是戰爭之前曹操手下的人私通袁紹的信，只要打開箱子一看，誰的信就漏餡了，命沒了，但曹操不看，把它燒了。《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袁紹軍敗，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本來這仗就基本上就應該是敗的，這一燒不但這些人一塊石頭落地了，而且他會想曹操夠朋友，打心裡頭願意為他賣命，這些都是籠絡人才、任用人才的高明之處。 所以三國時期的人才問題很值得我們去總結，這是一份很寶貴的文化遺產，值得我們今天借鑒。因為一講歷史講到三國，往往強調是分裂割據，影響了經濟發展、破壞了文化，它是有消極的一面，但是它也有積極的一面，我們不能簡單地都予以否定。
魏晉南北朝實行九品中正制 魏晉南北朝主要是九品中正制，人分九品，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歷史書一開始就把它作為說明吏制黑暗的反面教材給否定了，其實它一開始還是有積極的作用，是後來發生了變化。 一、九品中正制的產生和變化 曹操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政治上比較開明，在選拔人才上提出「唯才是舉，以備錄用」的方針，在這個方針指導下，他的兒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後制定的九品中正制，也叫九品官人法，把人分九品。最初它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社會是動亂之中，所以沈約在《宋書》的《恩幸傳序》中提到：「概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看人才的水平高低，不是看家庭出身、社會地位的高低去評判人、選拔人才。曹操去世以前多次下令，只要有才幹就用，哪怕道德差都沒關係，到了後來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貫徹了一段不長的時間。因為司馬氏通過政變推翻曹魏政權建立了西晉王朝，西晉王朝沒有經過農民起義的打擊，一開始就維護大官僚、大貴族的政治、經濟利益，九品中正制就轉化變質了，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反而為豪門世族操縱品評、把持選官大權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 二、九品中正制的內容 當時行政上在地方有州，州裡邊包含若干郡，郡裡邊包含若干縣，共有州、郡、縣三級。州有大中正，也稱之為州都，就管品評人，來看我這範圍裡面什麼人怎麼品評；郡有郡的中正，在他的範圍裡邊，他有一個等級。一般來說中正都是以朝廷現任官員兼任，並且品第上需是二品。九品中正制沒有第一品，因為太高了誰也擔當不起，最高的就是二品，他就成為上品。對於二品里的優秀者，一般的史書就叫「二品灼然」，表示道德才能顯著，沒有虛誇。所以在史書的記述中常以「灼然」代表二品，其他的哪怕三品都叫做卑品。 中正官品評人物主要是從這個人的家世出身、言行表現來評論，最後確定品級。朝廷吏部在選拔、任命官員時，要向中正官徵詢被選任者的家世、行狀、品級。家世就是家庭，祖輩資歷、做官情況、爵位高低等。行狀就是他的言行表現、道德才幹。最後做出總評語，確定品級。品評的評語都很簡單，一般的就一兩句話，比如天才英博、亮拔不群、德優能少等等。也有品的品級和行狀不一致的情況，那是因為家庭出身決定了，有的家庭很高、品行低但是級別還是高的，也有的家庭低品行高但是品的級別低。評了品級不等於就做了官，品級要報到朝廷吏部去任命官職，要做官還要給他推薦，推薦就要有科目，一般就是孝廉和秀才兩個科目，孝廉側重於品行，秀才突出文學寫作的能力。在南朝還有一種明經的科目，就是那些祖上沒有人做過大官的、家庭出身低一點的人可以報這個科，給這些人一個做官的門路。南朝死守家庭出身帶來很多弊病，門閥士族控制了選舉大權，一來九品中正的官常常由他們來擔當，擔當他就向著自己，再有就是他的子弟做官也自然就要做高官，做了高官就要走向反面，你小官不當、武官不當，到了後來農民起義，他手裡一點武裝力量沒有，實權也沒有，所以有些門閥士族最後餓死了，別人都逃跑了，他都不知道該怎麼餵飽自己的肚子。因為家庭出身如此重要帶來了假造家譜的問題，有些人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就假造家譜，家譜學就是這時候興起的。 南朝宋、齊、梁、陳四個王朝的皇帝都不是門閥士族，他掌握著武力奪取政權，門閥士族的制度動搖了，選拔人才的制度也就很難存在了。改革首先在西魏、北周推行，接受過去的教訓，不強調家庭出身，打破全憑家世門第選拔人才的風尚，有利於任用具備真才實學的人，從而加強封建朝廷的統治。與此同時，南朝的選官大權依然被門閥士族頑固地把持著。對比之下，北朝的政治優於南朝，這就是北朝最早統一了中國重要原因之一。本來北朝是北魏統一的北方，北魏後來分裂成西魏和東魏，後來西魏又改變成了北周，東魏改成北齊，北周的一位貴族將軍楊堅消滅了北齊，最後又消滅了南朝，統一了中國，建立隋朝。隋朝的建立從政治上找原因的話，最早在選拔人才方面是北周打破了過去的僅憑出身門第選拔人才的舊制度，使得它政治上有所活躍，一些真正有才幹的人吸收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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