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解讀《大敗局》6、鐵本，動了誰的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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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敗局》6、鐵本 來自曉書童頻道 00:0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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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大敗局》6、鐵本，動了誰的乳酪？

李義君他在解讀《大敗局》之前，就對我說，整本書當中他了解得最深入的就是今天要說的這個案例。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認識到準確評估自己能力的重要性；了解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的邊界在哪；體會到為什麼說大舍才能大得；以及在血與淚的教訓中，領悟什麼叫做「中國式商道」。

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每隔3、5年就會發生一次經濟上的大調整。每當此時，必定有宏觀調控政策出台，而每次宏觀調控的重點對象必定是民營資本。而中國的民營企業就是在這種政策邊緣化的狀況下艱難的成長起來的。今天我們要說的江蘇鐵本事件正是這一規則當中的典型案例，而這家企業的主人翁為我們演繹了一出，在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之間的玻璃牆上，撞得頭破血流的悲劇。

白手起家創鐵本

今天的主人翁叫戴國芳，他年紀和我們很多80後的父母相仿。是1964年出生的，12歲的時候，因家裡實在太貧窮，只好輟學去謀生。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撿些廢銅爛鐵拿去賣。改革開放後，在常州一帶辦起了很多中小型製造企業，戴國芳就每天去工廠附近去撿、去收購那些廢舊的銅鐵。

儘管沒有受到過太多的教育，可是戴國芳對經商似乎有著特別的天賦，稍稍積攢了一點錢後，他就去買了一輛手扶拖拉機，這樣一來，他的收購半徑一下子就擴大了很多。不久後，他又買回一台把碎鐵壓成鐵塊的機器，這樣的碎鐵塊可以賣出更高的價錢。

1984年，戴國芳辦起了一家鍊鋼作坊，開始承包一些瀕臨倒閉的國有鋼廠車間。那時的國有企業效率是極其低下的，經他的市場之手完成市場化改造後，這些鋼廠都變成了賺錢的機器。他名下的承包車間也慢慢的積累到了5家。

到了1996年，戴國芳成立了江蘇鐵本鑄鋼有限公司。4年後，公司成為了一家擁有1000多名工人，銷售收入超過1億元的鍊鋼企業。儘管如此，鐵本在行業內的規模依然偏小，技術水平也低，所能生產的還僅僅只是一些低等的次品。

為了讓鐵本從成千上萬家鍊鋼工廠中脫穎而出，戴國芳傾家蕩產上馬了高爐項目。3年後，高爐項目順利建成，鐵本實現銷售收入25億元。在當年度的《新財富》中國400富人榜上，戴國芳名列376位，個人資產為2.2億。

鋼鐵人的鋼鐵夢

2001年開始，隨著宏觀經濟的持續高速成長，鋼鐵成為最緊缺的物資。價格的普遍上漲，幾乎到了一天一價的地步。戴國芳判斷這股鋼鐵熱至少可以持續5到6年，他覺得這是鋼鐵人一生難遇的大行情，於是戴國芳開始了新工廠的建設。

新工廠的地址選在了武漢鋼鐵、九江鋼鐵、寶鋼集團這些「中國百強工業企業」國字型大小大佬的旁邊，鐵本的新建計劃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此時的鐵本已經是常州市的一個大企業，上繳稅收排名全市第二。面對鋼鐵這樣一個大投入、大產出的行業，鐵本的夢想一下子成為了常州市政府的夢想。

在常州的很多官員看來，戴國芳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他面龐消瘦，寡言。平生沒有任何愛好，只是整天窩在工廠里，和技術人員一起切磋。戴國芳是當地出了名的「五不老闆」，什麼叫「五不老闆」呢？就是不坐高級轎車、不進娛樂場所、不大吃大喝、不賭博甚至不住高級賓館，平日生活十分儉樸，家中所有的積蓄都投入到了工廠里。

縱使此時的戴國芳已經是一個身價上億的大老闆，然而，他們一家卻住在鋼鐵廠很簡陋的小房子里，這間屋子的一面牆還曾被輛大卡車撞出一了個口子。

剛開始，戴國芳只想建一個比現有產能大1倍多一點，總投資額為10億左右的新廠。但在有關人士的熱情推動下，鐵本項目一改再改，日漸膨脹，最終被定成了一個投資額為106億，超過原有計劃將近11倍的項目。

煙灰色的闖關之路

那個時候的鐵本固定資產只有12億，以這樣的資本規模要啟動一個超百億元的項目，無疑是小馬拉大車。但戴國芳對屬下說：「地方上這麼支持，上哪兒找這麼好的待遇？」也正是確認了政府支持的信息後，當地銀行對鐵本大膽放貸，於是鐵本一下子獲得了40多億的銀行授信。

問題也接踵而至，一家民營企業要啟動一個投資上百億元，佔地近萬畝的鋼鐵項目，是很難得到中央有關部門批准的。在中國，鋼鐵行業是一個有準入門檻的半壟斷行業。按有關規定，投資額在3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就必須報國家發改委審批。鐵本項目如果照實上報，不但審批流程曠日持久，而且獲準的機會也十分渺茫。

那怎麼辦呢？在地方政府的強烈支持下，鐵本的新項目被拆分成為了8個項目，鐵本相應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資公司。項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區經濟發展局更是在1天內，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項目。

鋼鐵行業在表面上看是一個大進大出的行業，所以這個行業贏利的秘密便是規模和成本控制的藝術。100多年前，卡內基在打造他的鋼鐵帝國時，天才的發現了這樣的準則。他說：「價格的低廉和生產的規模是成正比的，因此，生產規模越大，成本就越低。降低成本，搶佔市場，開足馬力，只要控制好成本，利益自然就來了。」

戴國芳沒有讀過卡內基的書，但他卻不折不扣的遵循了這個卡內基準則。106億投資規模的鐵本，已經足以讓這家民營企業躋身中國最大的鋼鐵公司的行列。

於是，在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之下，戴國芳將全部精力都傾注到了這個上。他聘用了很多頂級鋼鐵專家參與論證和定位，技術上又採用了國內最先進的設備，最後再加上民營企業天生具備的成本優勢。讓幾乎所有人都對這個項目抱以樂觀的態度，戴國芳本人也信心爆棚。他對前來採訪的媒體記者說：「鐵本要在3年內超過寶鋼，5年內追上浦項。」

要知道，寶鋼、浦項可分別是中國和韓國最大的兩家鋼鐵廠。寶鋼排行全球第五，浦項排行全球第三。

棋盤上的一枚棋子

當戴國芳豪言要超寶鋼、追浦項的時候，他的身邊其實已經瀰漫開了一場大霧。世局如棋，變幻無常，而不管戴國芳自己的企業有多大，對整體經濟環境來說，鐵本只是一枚只顧自己埋頭往前沖的棋子。

對中國所有的企業家來說，「政治是什麼？」始終是一個問題。在這個群體中，我們看到了太多熱情過度的人、視而不見的人、公然對抗的人、茫然無知的人，而一直到後來因此鋃鐺入獄，只有小學學歷的民營鋼鐵大王戴國芳都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又或者說，他甚至都從來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戴國芳的一句超過寶鋼，在一些人聽來就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為什麼這麼說呢？鋼鐵，對於一個現代化國家來說，曾經意味著一切。工業革命後，一個國家的鋼鐵生產能力幾乎是一個國家國力的象徵物。蘇聯著名領導人斯大林就曾提出「鋼鐵就是一切」的口號，毛澤東也提出過「以鋼為綱」的國家戰略。

1992年，中國的鋼鐵產量首次超過美國躍居全球第一。2001年後，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進一步造成了鋼材全面緊缺的現狀。大型國有鋼鐵公司紛紛宣布投入巨額資金開建新項目，地方的中小型鋼鐵工廠則更是如雨後春筍般的冒了出來。

我們在解讀《激蕩三十年》的時候為大家理清過脈絡。1998年前，國家針對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用的是「抓大放小」策略。國有企業從躺在政府懷抱中的狀態，改為你註冊我登記，你賺錢我收稅，你發財我高興，你違法我查處，你破產我同情。

我們國家為了能抓好所謂的「大」，找到了一個學習標杆——韓國大宇集團，形成了重點扶持寶鋼、海爾、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長虹，6家企業，力爭使他們進入世界五百強的戰略。放「小」即是，將所有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國有小企業徹底放手。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波「國退民進」。

局勢的轉移，發生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一個叫索羅斯的美國金融家攜他的量子基金來到亞洲，先後狙擊了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然後就是韓國。在這場狙擊戰中，韓國大宇集團轟然倒地，徹底擊碎了我們對日韓財團性企業的膜拜。

決策層開始重新思考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於是，一種全新的「國退民進」的戰略出現了，這第二波「國退民進」戰略的基本思路是這樣的：國有資產從完全競爭性領域中退出，我打不過你們，我就不打。我幹嘛，我全面撤退，退到哪裡？退到上游的能源型領域，形成強勢壟斷的格局。

這些行業包括鋼鐵、能源、航空、電信、電力、銀行、保險、媒體、大型機械和軍工。在這些領域，政府竭力排斥民間及國際資本的競爭，通過強化壟斷來保證國有企業的既得利益，作為國有資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減弱而是增強。這一國策的確定，對中國企業的成長邏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於是，到了後來的2004年，國家開始針對經濟過熱現象，實施宏觀調控。明確要求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三大行業進行清理檢查。鐵本所在的鋼鐵行業，可謂是首當其衝，悲劇的成為了這場宏觀調控中的犧牲品。

宏觀調控的 「祭旗者」

之前，我們說過鐵本新項目的巨額投資，勢必不會得到中央的同意，於是在常州市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新項目被拆分為了8個項目，躲過了中央高層的審批。所以鐵本的新項目，天生就是一個政策上的半灰色項目。因此，此輪宏觀調控中，鐵本很快被捲入了違規建設的漩渦之中。

面對聲勢浩大的調查，從來沒有應付過大場面的戴國芳方寸大亂。他們一開始天真的認為，這麼大的項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罰款，不可能拆掉。然後戴國芳和他的謀士們開始計劃用花錢來擺平此事，他們向上級呈遞了一份「自查報告」。

這份報告里的大概內容就是說：我們公司在自查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的違規行為。什麼行為呢？就是我們在像其他公司收購廢舊鋼鐵的時候，虛開了將近兩億元的發票，抵扣了兩千萬的稅款，現在我們發現了，是我們管理疏忽，我們決定把這筆錢上繳給有關部門。

這樣一份「花錢消災」的自查報告，是戴國芳為挽救鐵本而做的最後努力，他迅速將抵扣稅款補繳至當地的國稅局。但世局變換的方向，已經超出了他的預料。更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份示弱的自查報告，盡成為了檢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證據。

2004年的4月，一個由九部委組成的專項檢查組趕赴常州，對鐵本項目進行全面檢查。當月，戴國芳、以及他的妻子和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帶走，原因是「涉嫌偷稅漏稅，且數目可能很巨大。」

九部委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向溫家寶總理彙報查處情況，鐵本事件被定性為是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嚴重失職、企業涉嫌違法的重大案件。早時對鐵本項目推波助瀾的地方政府官員，也沒有能從此事件中倖免。常州市委書記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常州市人大副主席等7位高級官員，分別被處以罷免和撤職處分。

鐵本之死與建龍之活

鐵本公司被高調處理，成為了2004年宏觀調控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此後，眾多民營企業在鋼鐵、電解鋁及水泥等行業的投資項目紛紛擱淺。其中，上海復星集團郭廣昌的建龍項目、四川希望集團劉永行的三門峽電解鋁項目均被勒令中止。郭廣昌顯然要比戴國芳幸運很多。郭廣昌手中的建龍項目後來被杭鋼集團收編重組，成為了寧波鋼鐵有限公司。郭廣昌以犧牲控股權為代價，從此輪宏觀調控中死裡逃生。

我們還是說回鐵本。最開始的時候，外界認為，鐵本項目這麼輕易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肯定又是一個官商結合的典型，但隨著調查的不斷深入，一直沒有發現腐敗的跡象。這時看來，除了鋼鐵，草根十足的戴國芳好像人情不通、政治不懂。兩年前曾鐵齒銅牙般認定鐵本的罪名竟沒有一個受到指控。

令人意外的法罪錯位

最終，鐵本案就戴國芳為了花錢消災而上遞的自查報告，定為了「虛開抵扣稅款發票罪」。改革開放後，企業家落馬無數，喊冤申屈之聲不絕於耳。細細品讀這些案例，會發現一個很奇異而很少為人關注到的事實：一些被定罪的企業家往往犯事於東，卻獲罪於西，產生了特色的法罪錯位現象。鐵本之後，中國企業家法罪錯位的名單上，又多了一個顯赫名字——他就是，戴國芳。

在鐵本案的結果公布後，北京大學的教授周其仁曾表示：「人們，尤其是地方官員和民營企業家們，都知道這次鐵本絕不是因為財務稅款才犯事，但是輪到辦的時候，卻以涉稅案為罪名。」周教授另耐人尋味的說：「回頭看歷史，戴國芳要慶幸我們國家正在向著法治國家的方向走。」

任何一場改革都無先例可循。因而，在一個變革的年代，很多改革行為在一開始都是對現有體制的突破，因而天生就帶有違法、違規的特質。這使得改革者必須冒極大的風險。而當其變革行動受到質疑的時候，一些當政者往往不願意正面回應。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企業家的原罪是這個改革時代的原罪。

企業家該離政治有多遠

企業家應該離政治有多遠？或說應該有多近？邊界在哪裡？這是中國式商道中值得每個企業家深思的一個問題。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曾表達了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民營資本從來都是國有資本的附屬或補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麼遠離國有資本的壟斷領域，偏安一隅，做點小買賣，積極行善，修路架橋；要麼與國有資本合作或合資，形成混合經濟的格局，在以自身的專業能力與嚴格管理為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同時，使民營資本獲得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認可，創造一個相對安全的發展環境。

今後，隨著和諧社會的建立和發展，民營資本將以數量多、規模小、就業廣、人數多為特徵，其生存空間將被局限在與國有資本絕無衝突或者國有資本主動讓出的領域。面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只有始終堅持合作而不競爭、補充而不替代、附屬而不僭越的立場，才能進退自如，持續發展。

歷史可以回頭看，戴國芳卻再也走不回去了。對企業家來說，成功的結局會有很多種，而失敗的下場永遠只有一個。戴國芳入獄，鐵本死去，一個鋼鐵夢想在飄搖迷離的江南煙雨中最終化為了一道濃烈而哀怨的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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