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大學與現代大學五大不同

一、校長是可以作主的

當年，蔡元培初任北大校長職，在《東方雜誌》上看到一篇長文《究元決疑論》，於是聘該文作者到北大教「印度哲學」。作者不敢應承，說自己只是初涉佛典，於「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校長於是反問：「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作者說不知道。於是蔡校長就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作者很感動，答應赴北大任教。這位作者就是梁漱溟。（梁漱溟：《我到北大任教》）

當年，蔡元培校長在北大正式招收女生，受到一些人質疑：「兼收女生是新法，為什麼不先請教育部核准？」蔡校長的回答是：「教育部的大學令，並沒有專收男生的規定；從前女生不來要求，所以沒有女生；現在女生來要求，而程度又夠得上，大學就沒有拒絕的理。」（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校長的想法是：文件未規定的，正好可以辦。

二、教授是可以治校的

當年，清華教師對學生之要求，是很嚴的。據說機械系劉仙洲老師所講課程，除期終考試外，至少一月一小考，或兩周一小考，甚或一周一小考，外加突然之「臨時測驗」。考試時劉仙洲與其助教吳仲華、郭世康三人前後監考，發現作弊即以「零」分處。交卷必須按時，遲交不收。某次有學生遲遲不交卷，待到監考人收完卷子跨出教室後才交，劉仙洲當場撕其卷。（黎詣遠：《劉仙洲與清華》）

當年，中國僅有的幾所工科大學，如北洋大學、南洋大學等，多延用洋教師，土教師亦大多自留洋歸來，教師用洋文，講課用洋語，否則就被視為「不夠程度」。劉仙洲先生看不慣，從一九一八年任教開始，就始終堅持用漢語授課，並發憤編寫中文教材。慨嘆：「長此以往，我國學術無法獨立，國將不國。」（黎詣遠：《劉仙洲與清華》）

當年，蔡元培辭北大校長職，又被教育部請回。到校後向全體學生髮表演講，說北大應效仿德國，組成健全之教授會，由教授會公舉校長及學長，徹底實現「教授治校」。（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當年，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職，到校就跟學生講：「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救國當謀文化之增進，而負此增進文化之責者，惟有青年學生。」後來，蔡元培重回北大復職，北大再度改組。以評論會為校中最高立法機構，會員由教授互選，教務長、總務長及各院院長為當然會員。評議會之職權為：制定各項規程、授予學位、維持學生風紀。北大自此走上「教授治校」之路，「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無畏追求真理」成為治校準則。（蔣夢麟：《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

當年，清華建立「教授治校」制度，為教育界所稱道。一九二八年後，清華有教授會，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評議會則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及各院院長組成。各院院長由教授提名二人，交校長擇其中一人任之，且每兩年改選一次，可連選連任，理論上校長之用人權，只限聘教務長與秘書長，故教務會議與評議會議中，代表校長一方面的，也許只有校長本人、教務長、秘書長三人。其餘均為教授會選出之代表，占絕對多數。此可保證教授會對於教務有絕對支配權，同時又對政府之干預起一定限制作用。（馮友蘭：《五四後的清華》）

當年，身在蘇州的錢穆收到北京大學所寄聘書，北上北大歷史系任教。時各學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在此辦公，有一助教常駐室中。上課前後，教授們在此休息。教授一到，即有校役捧上熱毛巾擦臉，又給泡上熱茶一杯。待到上課，早有人將粉筆盒送過去。下課之後，照樣是熱毛巾熱茶侍候。（錢穆：《北京大學雜憶》）

當年，西南聯大繼續堅持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教授治校」之優良傳統，並發揚光大之。從校長到校務委員會成員、教授會成員、教務長、總務長、訓導長，到各院院長、各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等，無一不由教授擔任（注意，不是先任公職，再利用公權當教授）。此為教授兼職，且兼職是不增加薪水的（兼職者不得減少授課量），純粹是「義務勞動」。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說：「教授是學校的主體，校長不過就率領職工給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趙瑞蕻：《紀念西南聯大六十周年》）

三、學生是可以「不聽話」的

當年，北大錄取新生有一項特別規定，照顧偏科者。入學考試時若有一門或兩門特別出色，但總成績不上線，仍可以錄取你。你盡可專註於你之所好，其他全可從簡。你可以英文年年考不及格，卻是國內研究金文的權威；你可以還沒有上「中西交通史」一課，就寫出大部頭的《中西交通史稿》交給教授。這是對「偏才」的鼓勵，也可以算是「北大模式」吧。

與之並行的就是「清華模式」，門門功課要求齊整，個個學生要求在水平線以上。你哪一科不行，一定拉你上來；你哪一科太強，一定拉你下來。每年的留學生考試，十年來科目之總成績，北大總不如清華。要求科科齊整，要求「全才」，可算是「清華模式」吧。（朱海濤：《北大與北大人》）

後來，「清華模式」佔了上風，取代「北大模式」，成為中國教育之主流模式。「偏才」沒有了，「怪才」沒有了，「大師」更沒有了。「清華模式」被糟蹋了，「北大模式」也玩完了！

當年，民國政府行政院委派教務部政務次長段錫朋出任國立中央大學（簡稱中大，而非央大）代理校長，學生不服，群起而毆辱之，理由是「反對政客式人物來當校長」。最高當局震怒，下令解散中大，解聘教員，遣散學生。善後由行政院委派之整理委員會處置。（王運來：《羅家倫重建中大》）

四、大學是為「學術」而設的

當年，蔡元培就北大校長職，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講：「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蔡元培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乃是農、工、醫、葯、法、商等應用科學之基礎，這些應用科學之高端的研究，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故應有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其他應用各科，應以辦專科高等學校為宜，以示「學」與「術」之區別。（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當年，羅家倫到國立中央大學就校長職，以「中央大學之使命」為題發表就職演說，說國立大學對於民族國家之使命就是「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認為當日中國之危機，政治與社會之腐敗非為關鍵，最重要者在缺乏「足以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之文化。國立大學若不代表「民族的靈魂」，若不承擔起「創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不能成為「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便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王運來：《羅家倫重建中大》）

當年，北京大學開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課程，比如「梵文」，比如「佛學」。北大以之為「絕學」，願以最重禮遇、最高待遇聘請相關學者到校授課。一年只開一門，一星期只講一次，每次常只有一人聽課。經濟上不划算，但北大深知大學不可只算「經濟賬」，自己既然享有「中國最高學府」之美譽，此處不養「絕學」，則中國文化之某一「學」，豈不因此而「絕種」！（朱海濤：《北大與北大人》）

當年，無錫國專教室內外，不論早晚，總能聽到琅琅書聲，「四書」「五經」是要背誦的，《古文觀止》是要背誦的，唐詩宋詞是要背誦的。它就用「書塾式」的讀書方法，在「死記硬背」的譏誚中，以約三十年時間，培養出無數優秀學者：研究諸子群經之王瑗仲（蘧常）、研究詩詞駢文之錢仲聯（萼孫）、研究古文字之唐蘭、研究考古學之吳其昌、研究經學之畢壽頤、研究兩漢書之蔣庭曜、研究楚辭之蔣天樞、《星預詩鈔》之作者朱星預、史學家魏建猷、研究唐詩之馬茂元、研究詩文評述與古籍整理之周振甫、研究文史及圖書館學之鮑正鵠、研究紅學之馮其庸、研究近代史與經學史之湯志鈞……群星燦爛，馳名中外。（楊廷福、陳左高：《無錫國專雜憶》）

當年，北大的學術之門是向任何一個願意進來的人開放的，真正當得起「國立」二字。只要願意，你可以去聽任何一位先生的課，決不會有人查問你是否北大學生，更不會收你幾塊錢一學分的旁聽費。所有北大教授上課，都不會盤查你的來歷，都不怕你折他的台。你一個「偷聽生」，不但可以聽，且聽完可以馬上追上去向教授質疑問難，甚至寫出長篇大論反駁他。他不會拒收，一定老老實實帶回去，仔細閱讀不止一遍，下次上課時返回他的意見。假如他欣賞你的看法，一定會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表揚你。北大歡迎所有「肯思想」的，不管你是「正取生」，還是「偷聽生」。（朱海濤：《北大與北大人》）

五、一流不是「西化」化出來的

當年，西南聯大的教授們，生活很清苦。為避日機轟炸，他們散居各處，每天到校上課，來回至少要步行二十里，石子路上，皮鞋不幾天就要打掌。老教授負米數十里外，氣竭而不怨。一家四五口，吃的只是豆芽菜煮豆腐。上課時還需用心聽警報，聞響即得外奔，鬧得幾乎無法上課。然這樣艱苦的環境中，西南聯大卻培養出大批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政治家，出類拔萃者，比比皆是。（李鍾湘：《西南聯大始末記》）

遙想大學當年，那裡似乎有一條「到一流之路」，用「心靈」修成的一條路，用「精神」修成的一條路。這是一條「舊式的到一流之路」。

現在我們也在修一條「到一流之路」，用「金錢」在修，用「物質」在修。這是一條「新式的到一流之路」。

遙想大學當年，我們中華民族，在教育上，已經有一條腿邁入了「一流」，只差半步就能成了，如西南聯大，如無錫國專。這條「舊式的到一流之路」，我們為什麼不去取經呢？

沒有「大師」，沒有「一流」，一心「海外取經」乃是歧途。在中式教育「全盤西化」（自1912年民國政府取消中小學讀經課始）之前，我們是有「大師」，有「一流」的；在中式教育「全盤西化」之後，我們沒有「大師」，沒有「一流」了。這其中的因果關聯，難道我們還看不出！幻想通過「海外取經」而出「大師」，而成「一流」，是夢，是大夢，是噩夢！

路就在腳下，只看我們願不願意走，只看我們敢不敢走。

中華民族從來就是「大師」輩出的，中式教育從來就是世界「一流」的。怎麼到了現在，我們要「大師」，要「一流」的時候，還要花那麼多老百姓的血汗錢，送給外國人？

遙想大學當年，遙想三千年中國教育，面對現實，面對現在，惟有仰天長嘆，嗚呼哀哉！

本文內容摘自《民國大學：遙想大學當年》， 東方出版社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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