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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理論如何與寫作實踐相結合（上）

劉夢芙

〔一〕

　　華夏民族幾千年來注重實踐而不務玄思，先秦雖有思想家老子、莊子，東漢以後從印度傳來佛教，但未能成為主流，儒家學說從兩漢到清末，始終起主導作用。儒學是積極入世之學，志在治國平天下，強調知行合一，道德要踐履於人倫日用之中，要求讀書人修身進德，成為君子，在社會以身作則，所謂「聽其言不如觀其行」，有了實際的功德，民眾才能信服。

　　儒家知識人士尊奉孔子的教誨，重視詩教「厚人倫、美風俗」的作用，「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餘事為詩，抒情言志。

　　在上古，詩為六藝之一，是國君與卿相士大夫子弟自幼必修的功課；經孔子刪訂的《詩三百》，成為歷代士人必讀的經典。唐代舉行科舉考試，以詩賦取進士；到清代乾隆年間接續唐代傳統考試帖詩（一種命題寫作的五言六韻至八韻的排律），帝王重視，推動了詩歌的興盛。但詩教主要在民間私塾和書院進行，朝廷雖用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但相關部門只起督導作用，詩以外更要考經書的義理（明清八股文）以及如何解決政事方面的實際問題（策論）。

　　詩是幼童必修的功課，教學方法是誦讀與習作相結合，老師批改作業，不空談理論，作詩的法度（各種體式的格律聲韻、詞藻典故如何運用）皆結合具體作品而言，因材施教，這同樣是知行合一。用功的學生在誦讀大量名家名作並大量寫作之後，自然能掌握寫作技巧，寫出像模像樣的詩篇，其中有才華者成為優秀的詩人。詩人有了切實的寫作體驗之後，才將讀詩作詩的心得寫成論文、著作（如詩話、詞話、序跋之類），歷代詩論家、詞論家極少不能作詩填詞。

　　這種理論必須結合寫作實踐才能行之有效的詩教傳統，一直延續到科舉廢除後的民國期間，當時南北高等學府中文院系大多開設詩詞寫作課，培養了許多人才。「文革」後在世的老一輩學者諸如繆鉞、王季思、徐震堮、唐圭璋、錢仲聯、周振甫、程千帆、霍松林、葉嘉瑩等等，兼為詩詞創作名家，他們的詩詞論著，成為學術典範。

　　錢仲聯先生說：「我終身孜孜不倦地探究追求詩歌藝術的最高境界，作詩填詞成為我生命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詩歌創作不僅是抒情言志的得心應手的工具，而且是文史研究尤其是我一直從事的詩集箋注工作的必要基本功夫。……陳衍曾批評鍾嶸不能為詩而妄評詩，因而語多謬悖，評次失當；陳柱也曾批評鄭玄雖精通古禮而不能作詩，故箋三百首不能無失。這些批評不能不說是擊中要害的。

　　相反，『往者錢牧齋以詩鳴一代，其箋注杜詩，論者謂多得少陵微旨，蓋知人論世而以意逆志，非詩人注詩莫能合而為一也。』同樣，『仲聯自造掐擢腎胃，不懈而及於古，並世勝流多稱之矣。以詩人而注公度詩，吾知其必有當也。』（馮振《人境廬詩草箋注序》）這也正是我差可自信之處。眼下有些人號稱鑒賞詩、注釋詩、研究詩而不通音律，不能為詩，甚至不辨平仄，致使其對詩歌的理解和闡說往往是霧裡看花，隔靴搔癢，有時還會鬧出常識性的笑話來。這樣的教訓是應該記取的。因此，我作詩填詞，為駢散文，終身不輟。」（《錢仲聯自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研究古典文學必須能作詩詞並寫文言文，是老輩學者如繆鉞、錢鍾書、程千帆、饒宗頤、霍松林、劉世南、葉嘉瑩諸先生的一致看法。當今知名學者陳永正、劉永翔、鄧小軍、龔鵬程等，青年學者徐晉如，都承續了治學兼能作詩的傳統。近年中山大學聯合全國高校成立詩教委員會，連續舉辦大學生詩詞賽，也在努力恢復這一中斷的傳統。

　　成為優秀的詩人詞家很難，需要許多條件，天賦的悟性、靈氣和後天的學養、作詩的工力、人生的閱歷都不可少。天才固然重要（當今著名詩人、學者陳永正教授說，作詩到二十歲還不成家，終身無望），但像王勃、李賀那樣的詩人畢竟極為罕見，中上之材經過後天的艱苦努力，同樣能名垂青史。

　　問題是在普遍追求物質、全民拜金的今天，詩詞寒不能為衣，飢不可為食，有多少人願為它嘔心瀝血？「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烏獸草木之名」，是從詩能陶冶氣質、增長學識和社會功用諸方面說，孔子的話到今天似乎已經過時。然而僅僅就實用這一點而言，作為從事古典詩歌專業的研究生，會寫詩詞總比不會好。

　　我曾主編「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安徽近百年詩詞名家叢書」、「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幾十種，在出版社排版後錯誤百出，需要校勘；出版社編輯都是研究生學歷，但繁體字、異體字、通假字認不全，文言文讀不通，更不知詩詞格律和典故，校對書稿不但缺乏鑒別作品優劣和改錯的能力，而且經常把正確的文字改為謬誤。因此每一部書我都要親自校勘多遍，否則印出來都是硬傷，成為笑話。如果研究生畢業後從事詩詞教學和研究，缺乏寫作方面的切實體驗，很難深入藝術之堂奧，人云亦云，沒有獨到的見解。

　　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和中華詩詞研究院合辦這次研討會，開設系列講座，旨在突破學科之間的壁壘，打通古今文學的鴻溝，對中國詩歌的古今演變進行貫通性的研究，是為了解決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也是一種新的嘗試。如何將詩詞理論和寫作實踐相結合？我願意和同學們交流切磋，錯誤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二〕

　　據我個人從寫作詩詞到研究詩詞幾十年的歷程，有幾點體驗：

　　1、詩歌創作是理論得以產生的根本，二者不是雞生蛋、蛋生雞的關係。世界上只有先出現詩歌作品，才有闡釋詩意、鑒賞詩美、總結創作方法和規律的理論，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研究作品的理論，有研究者引申、演繹的再創作成分，理論有一定的獨立性，但不能脫離作品的根本任意發揮、過度闡釋，成為「戲說」。而作家如果一味依照理論設計的公式生搬硬套地寫作，作品必然陷入某種窠臼，喪失其創造性。

　　2、理論需要密切結合創作實踐。研究古代詩詞，應該關注現當代詩詞，通古今之變。適時觀察現當代詩詞創作，知其流變與得失，理論才能起到批評引導的作用。

　　3、實踐出真知，有詩詞創作體驗者研究詩詞，必然較不能為詩者紮實深入，有獨到的見解，諸多詩人兼為學者的前輩名家的學術成果堪為明證。我個人從詩詞創作轉為理論研究，同時從事詩詞編選、校勘工作，業餘仍然堅持創作，未曾受過現代高校的研究生訓練，按傳統的方式作詩治學，雖然與前輩名家相差很遠，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

　　我現在收了幾位社會上的學生，不向他們空談理論，只是要求多讀古今名家詩詞，同時布置作業，針對習作中格律、語句的問題提出具體意見，並作修改，這樣方能落到實處，使學生打好基礎。

　　在當今功利社會，從事詩詞研究兼以創作，首先要明其宗旨。前文說過，儒家思想學說兩千多年來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導，在包括詩詞在內的文學方面有完整的理論體系。當今民族復興，弘揚國學，儒學理當引起高度重視，當然不能排斥儒家以外的諸子百家之學和外來思想學說，這裡只是就主體而言。儒家詩教的目標是要學子自幼通過誦詩習作，陶冶情操，變化氣質，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

　　「溫柔敦厚，詩教也」，旨在培養人具有仁慈寬厚之心，這是做人的根本；詩歌藝術風格要求雅正，同樣是引人向善，不入鄙俗下流之途。詩品取決於人品，詩人的德行十分重要，人品不端者詩史無其地位，詩風邪僻淫蕩庸鄙者每遭貶抑。詩詞是知識精英創造的高雅文化，高雅不與通俗對立，讀萬卷書後深入淺出、清新暢達的通俗絕非庸俗、粗俗（唐人絕句非不學之俗人可作），高雅文化、人文精神的對立面是流氓痞子精神，後者只會放縱慾望，糟蹋文化，無視道德底線，絕無向善之心。

　　「溫柔敦厚」指人的良性氣質，不是消減詩歌批判現實中黑暗腐敗的鋒芒，《詩經》里就有大量「變風變雅」之作，《離騷》同樣有強烈的怨憤，在衰亂之世，斥惡正是為了揚善，仁人志士無不明辨是非，愛憎鮮明。缺乏溫柔敦厚的仁者情懷，只會考慮私利，不可能憂國憂民，立德立言，抵制邪惡。因此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中包含了「詩可以怨」。

　　詩教並非要求人人成為優秀的詩人，前面說過，詩中名家、大家需要許多條件；胸襟、品格、學養、閱歷、見識、工力，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有天賦的才華，包括豐富的想像、靈妙的構思、用語言文字鑄造意象的敏感——美的直覺。三千年來中國詩史上被後世尊為典範的大家名家不過百數十人，屈原、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都是一等天才人物，寥寥可數，不可複製。

　　古人志在治國平天下，以詩為餘事，寄託懷抱，詩史上從無以詩為職業的詩人，視為帝王服務的宮廷作家若倡優，不入作者之林。今人學詩同樣要正其趨向，不必把成為大詩人作為人生首要目標，一沾功利，詩即不純不正。我們從事各種職業，只需讀詩以理解民族人文精神，培養高尚的審美情趣，有興緻時寫一些詩詞以抒情言志，「猶賢於博弈」。「腹有詩書氣自華」，在言談舉止方面彬彬儒雅，自覺地抵制庸俗氣味，進而行善立德，就接近儒家所說的君子了。

　　當然，能具備多方面條件，成為傑出的詩人，實至名歸，乃極佳之事，文化復興需要大詩人。但畢竟非人人可以幸致，愛詩也會作詩，就已經很難得了。就我個人而言，正是讀詩寫詩使我在心中有一塊凈土，長年坐冷板凳耐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對外面的花花世界無動於衷，精神世界十分充足。我認為，只要經濟上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身體平安，有時間讀書寫作，就是人生最大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