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略：國民黨敗選，讓我們懷念一下「建豐同志」

11月29日，在台灣地區舉行的「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遭遇滑鐵盧，在全部22個縣市長選舉中輸掉了16席。看著那「綠化率」大大提高的台灣地圖，我相信許多關心中國統一大業的朋友都會冒出一堆問號：國民黨怎麼了？台灣怎麼了？

馬英九與王金平長期內鬥，嚴重損耗了國民黨的政治資源。

對於熟悉國民黨史的觀眾來說，國民黨這次表現並沒有太令人驚訝，這還是近代以來大家熟悉的那個不接地氣、脫離群眾、內鬥內行、外斗外行的國民黨。這次選舉中，國民黨推出的六都候選人里有三位都是政治世家子弟。在台中，國民黨大打「經濟牌」，這本無可厚非，但其拉上某大財閥助選，赤裸裸地用投資意向來向選民喊話，不免激發很多人的逆反心理。國民黨在選舉時大打「團結牌」，但王金平與馬英九的黨籍官司還在打，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情，即便兩人難得地同台出席助選活動，也是貌合神離。目前台灣行政權與立法權名義上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但王馬長期內鬥，即便沒有民進黨掣肘，馬英九的許多執政思路也無法付諸實施。沒有政績，馬政府民調長期走低，也就對整個國民黨形成拖累作用。而要追溯之前的內鬥對國民黨的削弱，只要舉宋楚瑜當年的出走即可——2000年「總統」大選，若非宋楚瑜分流連戰選票，陳水扁絕無上台的可能。

在二十世紀歷史中，脫離群眾與內鬥是國民黨的常態而非例外。同盟會本身就是一個內部派系複雜、內訌頻仍的組織，宋教仁組建國民黨，欲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遭到慘敗，然後有孫總理拉出部分黨內同志建立效忠於他個人的中華革命黨，其他同志側目以對。1923年，孫總理在蘇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其願望是打造出一個團結而堅強有力的革命政黨，但這事沒開始多久，孫總理就撒手人寰，還留下了棘手的繼承問題讓黨內亂作一團。蔣總司令火中取栗，實現了「槍指揮黨」，在1927年又發動「清共」，與汪精衛等各路勢力殺了幾十萬黨內革命青年，然後又將各路軍閥拉入黨內，於是黨內山頭林立，黨也淪為依靠權貴和財閥的黨，不僅蔣總司令久久建立不起權威，孫總理的「耕者有其田」綱領更沒有機會得到實施。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堅持孫總理「耕者有其田」的中共贏得民心，將國民黨趕下台。

「轉進台灣」後的國民黨有過一段黃金時期，那就是「建豐同志」（《北平無戰事》里鐵血救國會成員對蔣經國的稱謂）擔任「行政院長」和「總統」的時期那十幾年。「建豐同志」在台灣喪失聯合國中國席位代表權、「反攻大陸」口號變得日益空洞的情況下，深耕台灣經濟，利用台灣處於反共陣營前線的「冷戰紅利」，推動了台灣的經濟起飛，同時快速的經濟發展也沒有造成兩極分化，頗得孫總理「民生主義」之義。在蔣孝武因「江南案」而無法接班的情況之下，「建豐」同志很不情願地放開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但同時，「建豐同志」堅持「一個中國」也是很堅決的。這樣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建豐同志」可以說佔全了。但「建豐同志」之所以能有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還是得益於時勢：中共將國民黨趕到台灣，相當於幫助蔣氏父子消滅了許多軍閥派系，原來困擾國民黨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自然消解大半；國民黨帶到台灣的數百萬人與台灣本地地主沒有利益瓜葛，所以可以下狠手進行土地改革。蔣氏父子仿效中共對國民党進行整風，黨風也有所改善。然而，無論「建豐同志」自己的蘇共經歷是多麼厚實，國民黨從根本上還是一個官氣很重的建制黨，而不是與底層保持緊密聯繫的群眾黨，只不過這個建制黨在「建豐」同志領導之下更團結了一些而已。

而在「建豐同志」之後，就沒有人能夠把國民黨緊密整合在一起了，裂變不斷地發生。先是有黨魁李登輝打壓國民黨非主流派，造成「新國民黨連線」的出走，李更是暗中支持反對黨，自己後來更是公開叛黨加入綠營；然後有宋楚瑜的出走，重創國民黨，造成民進黨的上台；而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又有馬英九、連戰與王金平的內訌。近二十多年來國民黨的不斷裂變，不禁讓人想起當年蔣介石與胡漢民、汪精衛等勢力長時期的內鬥。

而就執政能力來說，「建豐同志」之後，國民黨可以說一直在走下坡路，到了馬英九，可以說讓許多鐵杆黨員欲哭無淚。這位法學博士老想在一個分裂的社會裡做一個受全民歡迎的「總統」，但他並不是下功夫把自己的基本盤搞得多多，把對手搞得少少，而是偏離自己的基本盤，拚命向中間走，希望贏得多數人的喜歡。但實際的效果，卻是既得罪自己的基本盤，也爭取不到對手陣營的人。比如說，馬英九增加了發放給偏綠的老年農民群體的政府津貼，卻停掉了給軍、公、教人員的優惠存款利率與年終慰問金，這些優惠政策原來是對工資低微的軍、公、教人員的某種補償，而軍、公、教人員實際上是國民黨的基本盤。老農津貼花財政的錢，軍、公、教人員的優惠存款利率與年終慰問金也花財政的錢，財政緊張了就有個取捨的問題。有健全政治判斷力的領導人就應該會考慮這種取捨的黨派政治後果，儘可能地將自己黨派的基本盤搞大，將對方基本盤縮小。這當然不是只考慮黨派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而是認識到，在一個高度分裂的社會裡，對公共利益的認知本身就是高度黨派化的，千萬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別人的認識和你一樣。

但馬英九卻完全逆向操作。其結果是，挺綠的老農民繼續砸國民黨的鍋，而原本支持國民黨的軍、公、教人員，許多人疏離了國民黨。

因此，如果說黨魁李登輝是蓄意砸國民黨的鍋，黨魁馬英九就是在糊裡糊塗中砸了國民黨的鍋。黨魁砸鍋和一般幹部砸鍋後果不同，會直接讓很多基本群眾絕望。 對國民黨喪失信心的藍營選民當然也不會轉投綠營，很多人就選擇了不投票，於是國民黨就碰到了「催不出票」的問題，給選戰帶來極大的困擾。

國民黨這次遭遇慘敗，2016年的「總統」選舉，就有極大的可能發生政黨輪替。研究民主化的政治學者常說，發生過兩輪政黨輪替標誌著民主的鞏固。那麼發生第三次政黨輪替，大概表明民主更加鞏固了。我們相信民主會在台灣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正如我們相信民主在伊拉克、埃及、烏克蘭會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一樣。

馬英九曾說過，大陸遊客到台灣來最愛看的是選舉。他大概認為大陸遊客都是用仰慕的眼光看著台灣。但老實說，台灣現在對許多大陸遊客還有一些心理勢能，首先不是它有選舉政治，而在於它傳說中的富裕和發達，而台灣選舉之所以讓一些大陸人羨慕，是因為他們相信台灣的選舉與她傳說中的富裕/發達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寧可不富裕不發達也要選舉的大陸人是鳳毛麟角——否則大陸應該有很多印度粉絲、烏克蘭粉絲了。大陸現在很多村莊有高度競爭性的選舉，怎麼不見有多少城裡人拚命把自己戶口遷到村裡，以享受村民選舉呢？（還真有挖空心思想遷回去的，但那是沖著富裕村莊的土地和分紅去的。）事實上，許多大陸遊客到台北一看，發現台北看起來不過是大陸的一個二三線城市，對台灣的仰慕之情馬上煙消雲散了，看選舉的心態也就跟看婚喪嫁娶的民俗甚至耍馬戲一樣了。

要求選舉政治促進而非損害一個國家的繁榮，這其實是一種非常樸素和合理的期待。如果只是為了讓大家平等參與政治，抽籤其實是比選舉更合適的機制。大家之所以要搞票選，是要選賢任能；而選賢任能是要給大家辦事情的。但如果一個社會把精力都放在選的程序和形式上，卻沒有人在賢能的培養上下功夫，那麼選一千次一萬次也只能選出爛蘋果；或者，即便有賢者在位，也因為過度的掣肘而辦不了事情，無法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一個社會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隨著周邊的地區變得更加富裕，它曾經具有的光環也會變得黯淡。

很不幸，台灣現在就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下行通道。

競爭性選舉，比爛容易，比好太難。挖對方黑材料容易，自己不怎麼費腦子，廣大群眾也容易理解；認真搞政綱和政策難，自己費腦子不說，廣大群眾還可能理解不了。看看這次連勝文和柯哲文的競選，到底有多少精力是花在政策上，多少精力花在相互扒糞上？

撕裂社會傷口容易，彌合社會對立難。民進黨過去大打省籍牌族群牌，這次國民黨也打起了省籍牌族群牌。傷口就在那裡，你還天天扒拉，它好得了么？

在野者發動杯葛讓在朝者辦不成事情、出不了政績容易，獻計獻策和在朝者合作辦成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情，難，難上加難！想想核四電站，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在朝時候都想建，但反對黨都是死活拖住不讓建。屁股一變，立場馬上變。 比如服貿協議，民進黨的大佬們會不知道它對台灣產業保持活力的重要性么？會不知道台灣閉關鎖島的經濟後果么？但是，即便明白也得裝糊塗，並拖住國民黨的步伐。

而在馬英九領導下，因為國民黨的內訌，居然出現了同一黨控制的行政和立法「左右互搏」的局面，不待反對黨杯葛，就能讓很多事情胎死腹中，也是醉了。

當然可以自我安慰，民主是「最不壞的政體」，至少在這裡不會發生當年蔣介石白色恐怖下的屠殺和清洗。確實，現在這個政體幹不了一眼就可以直接看明白的大壞事，但長期的不作為，卻可以帶來那些一眼看不明白，要用腦子才會想明白的大壞事，比如說，產業的落後乃至被淘汰。全球化如火如荼推進，許多領域市場競爭激烈，別人產業升級比你快，你造的東西又貴又不好使，那麼在國際競爭中就要落敗。後面就有一系列連鎖反應：工廠倒閉，工人失業，財政收入減少，公共服務水平下降、治安水平下降 ……

該作為而不作為，在任何政體里都是壞事。所謂民主政體和專制政體的區別僅僅在於，在專制政體里你能找到一個具體的人或組織對這個不作為負責，而在因為相互否決而無法做事所謂民主政體里，你常常找不到哪個具體的人或組織負責。能找到負責人，你還可以敦促他有所作為；找不到負責人，你面對的是一個無物之陣，更加不知道該如何改變現狀。

這並不是說，台灣應該放棄現在的選主政體，回歸到「建豐同志」或他老爹管的那個「威權政體」。筆者的觀點很簡單：沒有什麼政府形式能夠一勞永逸地保障良好的國家治理。採用選主政體的，有治理得好的，也有治理得不好的，同一個國家，可能這段時間治理得好，下一段時間就治理壞了；採用非選主政體的，也是一樣，比如說同樣是國民黨統治，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和「建豐同志」在台灣的統治可算得上同一個政體形式，但很明顯，「建豐同志」就做得更成功。所以治理得好不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採用了不同的政府形式，治理不作為的問題，可能就需要不同的藥方。比如說，在選主政體下，選舉充其量只是提供一個挑選人才的平台，但社會、政府和政黨必須先有相應的機制，源源不斷地培養出勝任治國的政治人才，把它們推倒這個平台上待選。而當賢能在位時候，一方面要防止他干不該乾的事情，但同時也要保障他干該乾的事情。但首先，不能諱疾忌醫，不能人家一批評，就覺得侮辱了偉大光榮正確的民主政體，覺得別人是被專制洗腦還沒被啟蒙。到底誰還「蒙」著，這事這麼難看明白嗎？

要治台灣的病，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思路。它需要突破政體決定論，破除選主政體必然會帶來好的國家治理的迷信，承認選主政體是有可能在國家治理上失敗的。當然，它同時也承認非選主政體面對同樣的問題。因此，重點應當放到國家治理的實質上，探討如何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並思考如何在不同的政體形式下滿足這一實質需要，為不同的社會開出不同的方子。這樣的理論探索，中國大陸早已經開始了，只是「民主世界」的理論家還在沾沾自喜，不願意去看而已。

在全球化時代，台灣已經封閉太久了。現在需要的是破除政體迷信，實事求是，推進改革開放。

（韓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