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記的缺失看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態度

我因「誤入白虎堂」，方悟出胡適「新紅學」之妄，所寫《從日記的缺失看胡適的紅學》一文，承《內江師範學院學報》青睞，刊於2017年第1期。又因要弄清「新紅學」何以致妄，方觸及胡適的全人。通過新舊史料的剖析，發現胡適不僅「思想」可議，即從傳統觀念的「道德」「文章」，現代觀念的「理論」「道路」，都是大有可議的角色，又寫成這篇《從日記的缺失看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態度》，從胡適日記的「空白」入手，直面他對五四運動的態度，看他到底對日記「篩選」掉了什麼，亦即想對大眾隱瞞些什麼，識者正之。

居於五四時代中心位置的胡適，為什麼沒在日記中留下第一手記錄？——彷彿是為了回答後人的質疑，胡適在日記中多次申述：這段時間自己沒有寫過日記。如1930年12月1日寫道：

最可惜的是我在民國六，七，八，九年中未留有日記。若記了日記，中國近年思想史可添不少史料。

1939年9月10日又寫道：

整理我的日記，始知我回國後的三年多（1917-1921）雖然沒有日記，自從一九二一年四月起，直到今天，十七八年中，差不多每年總有一些日記，有些日記是很詳細的。

然核查全部日記，呈現出的實際情況是：「缺失」的是1917年7月11日至1919年7月9日兩年；1919年7月10日-8月23日有《雜記》，11月12日-12月23日有《日程與日記》，1920年1月8日-5月26日有《日程與日記》，8月27日-9月17日有《日程與日記》，所以，說「1917-1921年沒有日記」是不對的。一生喜歡寫日記的胡適，在這前後都有「很詳細」的日記，而最重要的1917年7月至1919年7月兩年，為何偏偏沒有日記，以便為「中國近年思想史添不少史料」呢？從1930年、1939年兩次表白推斷，他在這個時候動手將日記「處理」了。

有人說，歷史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五四運動無疑屬於這種「關鍵時刻」。那麼，胡適在五四中究竟做了什麼？日記固然已經不存，但他的「雪泥鴻爪」，仍然是可以捕捉到的。

暫且撇開經過「篩選」的史書，直接來看5月4日的新聞，也許能讓我們回到那風雲翻滾的現場。1919年5月5日《申報》專電，最及時地報道了事件的進程：

北京電：今日午後兩點，各校生五千人入使館界，執旗書「誓死爭青島」及「賣國賊曹、陸、章」字樣，後又擁至曹宅。初極文明，警察彈壓，激動公憤，有舉火燒宅者，警察遂逮捕，被捕甚眾。經錢派員慰喻，尚相持未散。東交民巷已戒嚴。（四日下午九時）

北京電：學生團已勸散，教部責成各校長約束，被捕者允釋回。曹宅之火，認為碰壞電燈走電，曹不欲深究。風潮漸平。（四日下午十時）

北京電：章宗祥在曹宅為學生毆傷，已入醫院，曹倉皇乘汽車奔赴使館界，避居六國飯店。（四日下午七時）

北京電：章宗祥斃，大學解散，教育長辭職。（五日下午五時）

北京電：被捕學生三十餘人，有「軍法從事」說，頃十四校長赴警廳保釋未允，又赴部赴院，蔡元培願以一人抵罪，各校齊罷課，風潮擴大。（五日下午六時）

北京電：津電章宗祥寓被毀。（五日下午六時）

北京電：陸使昨電告，自意總理離法京後，和會前途非常複雜，於我所提各案，亦甚有影響，至為焦慮。（五日上午十時）

《申報》同時發表了署名「冷」的時評：

青島問題至於今日，國人不能無一種表示之態度，此為各國常有之事，亦人類共有之性，無可遏也。惟表示者當計有益於國，勿自蹈隙，轉資人利耳。

政府對之，更當善為處置，不當專於壓抑。蓋壓抑將旁溢而橫決也。若如京電所傳，傷人罷課，解散大學，以及以軍法處置所捕學生等事，內自騷然，我恐今後患不特在外，而又入於蕭牆之內矣。

胡適當時不在北京，自然不處於運動的「中心位置」。然耿雲志《胡適年譜》載：「5月7日，在上海參加國民大會遊行。」張德旺則云：「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當天，他正在上海迎接來華講學的老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實驗主義哲學大師杜威。5月7日，胡適參加了上海學生及其他各界群眾在體育場舉行的反對巴黎和會關於中國山東問題無理決議和聲討親日賣國賊，聲援北京學生正義鬥爭的國民大會及會後遊行。」言下之意，胡適參加了上海集會、「全面介入五四愛國運動」。事實是否如此，《申報》關於上海國民大會的系列報道，讓我們有了驗證胡適言行的參照系。

先是5月7日的《申報》，在報頭左側醒目刊出《國民全體大會緊要通告》，中說：「茲為山東青島問題，關係國家存亡，定於本月國恥紀念日（即五月七日）午後一時，在西門外公共體育場開國民全體大會，務乞各界屆時踴躍惠臨，一致對外。」

接著5月8日的《申報》，又以《五月七日之國民大會》為題，以整版篇幅作了極其詳盡的報道。報載「因力爭山東青島問題，參預公共體育場國民大會的團體」有：促進和平會，聯義善會，國民學校全體，東吳大學，河南同鄉會，江北旅滬維持會，紹興旅滬學校，國民勵恥會，四川同鄉會，全國和平聯合會，全國自治禁煙會，上海公學全體，民義聯合會，華僑聯合會，全國平和期成會，安徽協會，上海和平期成會，山東同鄉會，復旦大學全體，湘事維持會，震旦大學全體，上海貧兒院，中華工業協會，五族少年保國會，南洋中學青年會，中學中國儒教遊說團，福建善後協會，全浙旅滬同鄉會，湖北善後公會，全國報界聯合會，南洋商業專門學校，滬江紳學全體，中國文學研究會，招商局公學浸會，明強中學，南洋路礦學校，留雲小學，中國體操學校，中國青年會，學生策進地方自治會，紹興萬國改良會，清正實業學校，東吳第二中學，聖約翰學校，上海留法儉學會，運輸公會，溫州同鄉會，金業私立各種學校，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學校，三育學校，育才學校，中國救濟會，正業院附屬第一二國民學校，中華採礦團，崇明代表等57團體，以及臨時加入者十餘團體，約計共有五六千人。

文章生動地記述了會議的盛況：

會場門前扎有白布一塊，上書「國民大會」四字，佐以國旗二方，門內設有招待辦事等處，場中兩邊各植木竿一枝，上懸白布，所書「開會秩序」、「遊行順序」等旗各一。演說台設在場西台上，設方桌三張，居中者為演說席，左右為書記席。旁置扶梯以便上落。會場中貼有各團體之提議案，如國民大會提議通函東洋停辦貨物，又致錢業公所不用鈔票，又致全國斷絕商業關係，又有中華國民策進永久和平會提議：（一）懲辦賣國賊段祺瑞、徐樹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二）打銷大借款；（三）收回青島；（四）釋放被捕學生。其會場秩序：（一）推定主席；（二）報告開會宗旨及經過情形；（三）宣布辦法：（甲）致電巴黎和會及我專使；（乙）要求懲辦賣國賊；（丙）要求釋放北京被拘學生；（四）演說；（五）遊行。於午後一時半舊鐘點開會，首由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登台演說，繼之者為王容實、葉剛久、汪憲章、朱隱清、光明甫等計共六人，演辭均極激昂，台下掌聲雷動。至二時半演說畢，遂公同決定按照規定遊行程序，同往外黃浦灘舊德國總會南北和會晉謁代表，要求照議辦理，其遲到各團體，則令在南北和會處取齊，以便一致進行決定後，當在場前排班出發。先以一人跨自動車開路，二人執團旗隨行。第一隊南洋公學，二人執行秩序，白布旗一面（五百人），第二隊中國體操學校（一百二十八人）……

報道還說：「午烈日如炙，炎威甚熾。西門外公共體育場之國民大會萬眾立於廣場中，不避驕陽，不畏炙熱，迨北排隊出行，尤能耐勞忍渴，其精神殊可驚。體育場門首原有『非國人不招待、六字，故數小時內，場中不見一外國人。」演說台前高揭』先後為序不得逾五分鐘『十字。登台演說者，咸以喇叭之傳聲筒大聲疾呼，台下掌聲起伏如沸鼎。」具體演說的內容是：

《救國日報》王兆榮君演說，有「爭山東不成，他事更難措手，青島亡則山東亡，山東亡則中國亦不能有」，「上海為萬國觀瞻所系，一方表示民氣，一方嚴守自治」等警語。同濟醫校代表葉君演說有「辦事宜有主旨，有系統」等警語。某君演說有「學生最大任務是為改良人心，不是干預政治，改良人心，必須有辦法，辦法何在？須有智識」等警語。主席提數要項，俱經大眾同聲讚許。乃由焦易堂君宣言，有「每隊須以一二人維持秩序，請以代表赴德國總會」等語。

遊行開始，各隊整列成行，其出發時所持狹長小旗，有布制者，有紙制者，有橫長似風旛者，有橫方似軟匾而以兩人並行夾持者。最先標明各隊各團體名遊行秩序之大白旗旁，即有一小白旗，上署「傷哉日也」四字，餘如南洋中學之「步我東林」，上海公學之「椎血誓日」，泉漳學校之「時日害喪」，聖約翰大學直書之「快來救國」，均稱特大。最最特別的是：「對此可驚可駭之多人之會議，除警察保持沿途秩序外，並未加班，絕無一兵一士蹤影，會場以內全由童子軍分任照料，並一警察而無之，誠為可感也。」

上海不愧中國最大的現代化城市，最大的產業中心，廣大市民表現出極大的組織精神，傳達出了中國人發自心底的最強音。在這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裡，胡適究竟作何表現呢？他寫的《我對於喪禮的改革》，無意中留下了真實的記錄：

今年四月底，我到上海歡迎杜威先生，過了幾天，便是五月七日的上海國民大會。那一天的天氣非常的熱，諸位大概總還有人記得。我到公共體育場去時，身上穿著布的夾袍，布的夾褲還是絨布里子的，上面套著線緞的馬褂。我要聽聽上海一班演說家，故擠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體。我脫下馬褂，聽完演說，跟著大隊去遊街，從西門一直走到大東門，走得我一身衣服從裡衣濕透到夾袍子。我回到一家同鄉店家，邀了一位同鄉帶我去買衣服更換，因為我從北京來，不預備久住，故不曾帶得單衣服。習慣的勢力還在，我自然到石路上小衣店裡去尋布衫子，羽紗馬褂，布套褲之類。我們尋來尋去，尋不出合用的衣褲，因為我一身濕汗，急於要換衣服，但是布衣服不曾下水是不能穿的。我們走完一條石路，仍舊是空手。我忽然問我自己道：「我為什麼一定要買布的衣服？因為我有服在身，穿了綢衣，人家要說話。我為什麼怕人家說我的閑話？」我問到這裡，自己不能回答。我打定主意，去買綢衣服，買了一件原當的府綢長衫，一件實地紗馬褂，一雙紗套褲，再借了一身襪衣褲，方才把衣服換了。

被譽為「五四旗手」的胡適，既沒有參與上海國民大會的策劃，也沒有發揮自己演說家的特長，上台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而是在台下當一名冷漠的看客。激憤的「青島亡則山東亡，山東亡則中國亦不能有」的呼聲，根本沒有觸動他的神經；倡導「我手寫我口」的新散文大家，絮絮地講自己馬褂夾袍，對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卻毫無感悟。他「故擠到台前」，不過「要聽聽上海一班演說家」，看看是不是夠得上水準。——這才是他對上海國民大會的態度！策劃這次大會的，除了報道提到的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還有《民國日報》邵力子，據朱仲華《五四運動在上海》，五月五日夜間十時半，復旦公學接到邵力子電話，始悉北京學生壯烈舉動。六日上午八時，邵先生到校，手裡夾著一卷報紙，向大眾報告了北京學生示威遊行，和北洋政府以軍警鎮壓的經過，以沉痛的語言說：「我們校里的同學對國事比較關心，現在北京的同學，已有這種壯烈舉動，我相信本校同學必有所表示以響應北京同學。」全體同學當場議決兩案：（1）聯合上海各學校通電全國營救北京的被捕學生；（2）從速組織上海學生聯合會。兩案當場一致通過後，同學即分頭出發，向各校接洽，直至夜間，始將電報發出。有人說胡適於5月7日與上海方面的黃炎培、沈恩孚、蔣夢麟等人，一起參與過聲勢浩大的國民大會，惜胡適日記不存，無法確認。尤為不公的是，歷史早將1818年3月組織「留日學生救國團」、同年5月領導留日學生救國團在北京進行「抗日拒約」宣傳活動、7月奔赴上海創辦《救國日報》、在大會上呼喊「青島亡則山東亡，山東亡則中國亦不能有」的王兆榮（1887－1968）忘卻，反將無動於衷的旁觀者胡適奉為「五四運動主帥」，未免有點滑稽了。

等回到北京，胡適的表現如何呢？沈尹默回憶說：「『五四』運動起來了，那時，胡適恰恰因事回到安徽家鄉去，並沒有參與這偉大事件的發動，等到他回來時學生正在罷課中。他一到就向我提出許多責難，一面說這是非常時期，『你們應該採取非常手段』——『革命』手段；一面又說這個時候學生不應該罷課，『我要勸他們立刻複課』。他要等學生開大會時去講話，阻攔他不住，終於到會講了話，但沒有人理睬他，討了個沒趣。」「激進」的革命，是胡適一貫反對的，所云「採取非常手段」，不過是一時的衝動，他真正的主張是停止罷課，立即複課。儘管理由冠冕堂皇，實際上是要讓運動半途而廢。更荒謬的是要師生簽名，放棄北大，撤到上海另建新校。總之，一是妥協，一是逃跑，全無良策。江勇振鉤稽胡適的心態道：蔡元培5月8日辭職，等杜威夫婦到了北京，胡適已是北大校務維持委員會裡的一員。6月4日早晨，胡適告訴杜威夫婦，北大已成為一座監獄，軍警的帳篷包圍了法科，貼了告示，說裡面關著擾亂公安、在街頭演講的學生。就在緊要當口，胡適萌生了去意。杜威夫人在6月初的家信里透露胡適有獨善其身、隱遁美國的想法：「胡適想要哥大的夏德（Friedrich Hirth）[註：胡適在哥大留學時的漢學老師，1917年退休]退休以後空出來的位子。不是今年，是明年。他擔心這種動蕩的局面會阻礙他專心作學問，久而久之，他會變得生疏。從他想為中國人奠定一個思想的基礎的角度來說，這算是哪門子的愛國的思想邏輯呢？」杜威的信里從「同情的了解」的角度，描摹了胡適所處的困境：

時局干擾他，使他治學不能專心，這讓他覺得很挫折；他想多做研究，多寫書。如果哥大聘他為中文教授——如果那位子還空著的話——我想他會接受，最少是去教一段時間。但我無法想像中國能夠沒有他。想來頗可悲的，有多少歸國留學生嚮往著美國的生活。然而，形勢比人強。許多事，對過客來說可以是感覺蠻新鮮的；可是，對他們來說意味就大不同了。

請看：這像是一位威振疆場、搴旗斬將的「領袖」的心態么？

作為歷史人物，不光要看他運動中的表現，更要看他日後對運動的認識。胡適1919年7月10日之後的日記，存有簡略的《雜記》與《日程與日記》，從中可以窺見對五四愛國運動的真實態度。

1920年5月4日的《日程與日記》：「女學界聯合會『五四紀念』，演說。」演說內容日記未提，然一年之後對五四運動的看法，可見於由胡適起草、和蔣夢麟聯名發表的《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文章表面上肯定五四運動有「加強學生主動負責的精神」、「激發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豐富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培養學生作文演說的能力」、「提高學生追求知識的慾望」等所謂「五大成效」，卻強調指出：「以罷課為武器進行鬥爭，對敵人毫無損害，對學生卻有三大危害」：第一，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卻躲在人群中吶喊，從而助長了依賴群眾的懦夫心理；第二，罷課時間一長，有些人就會養成逃課的習慣；第三，經過這場運動，有些人可能養成盲目從眾的行為模式。這番貌似替學生著想的意見，隻字不提運動的愛國主義性質，卻偷換概念，將帝國主義侵略說成「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說什麼「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從根本上抽掉五四運動的靈魂。

1920年9月10日日記：「民國六年（一九一八年）九月十日我到北京。今三年了。感念三年來所經歷，頗有傷感，想作一詩記之。匆匆中緒又不佳，遂不果。」三年來，東奔西突，斬獲甚夥，回首所經歷，居然會頗有傷感？想作一詩記之，緒又會不佳？這難道是五四主將的心緒？

1921年5月3日日記，就更妙了：

後日為「五四」後之第二周年，《晨報》與《半周刊》皆將出「紀念增刊」，他們要我做文章。我自公園回來，已九點半了，想出一個取巧的法子，做了一篇文章，章洛聲為我抄了一份。

轉瞬間「五四」已經二周年了，報刊要出「紀念增刊」，胡適作為北大名教授，人家要他做一篇文章，自在情理之中。怎奈胡適不感興趣，便「想出取巧的法子」敷衍過去。到底用了什麼法子？沒有說。總之，是迴避正面談論五四運動，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心得可言。

1922年7月24日日記：「早八時，監考國文。預科國文題兩種：一為作文題，《述五四以來青年所得的教訓》。有一個奉天高師附中的學生問我五四運動是個什麼東西，是哪一年的事！我大詫異，以為這大概是一個特殊的例外。不料我走出第一試場（共分十五個試場，凡1500人），遇見別位監考的人，他們說竟有十幾個人不知道五四運動是什麼的！有一個學生說運動是不用醫藥的衛生方法！」從所出考題《述五四以來青年所得的教訓》看，他是希望引出對五四的負面評價的；怎奈考生竟不知道五四運動是什麼東西，甚至問運動是不用醫藥的衛生方法？未免讓人啼笑皆非。

唐德剛一針見血地說：「胡適之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反對的當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縱的五四運動，而是他底及門弟子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一干人，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搖旗吶喊的那個五四運動。」唐德剛將「他小友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即周策縱《五四運動史》闡述的「『五四運動』是一個複雜現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工商界的罷市罷工、抵制日貨運動」），與「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搖旗吶喊的那個五四運動」區分開來，斷言胡適反對的是以救亡圖存為目標的五四運動，是說得不錯的。

問題的弔詭性在於，這位堅決反對「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搖旗吶喊的那個五四運動」的胡適，是怎麼與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攪在一塊，甚至被奉為「旗手」與「主帥」呢？

我們知道，對於紀念「五四」，胡適一向是不感興趣的。但到了1935年4月29日，卻寫了一篇《紀念「五四」》，刊於《獨立評論》第149號。那麼，在五四運動十六年之後，胡適為什麼會鄭重其事地寫這麼一篇大文章呢？因為在1935年這個年頭，中國歷史起了絕大的變化：

1928年1月，蔣介石為北伐軍總司令；6月，攻下北平；7月，祭奠孫中山；10月10日，就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929年，蔣桂戰爭爆發。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1931年，對紅軍發動軍事「圍剿」，1933年。平定「閩變」，1935年，紅軍長徵到了陝北，蔣介石的權力達到頂峰。而蔡元培作為光復會創始人，1905年併入同盟會被孫中山委任為上海分會負責人。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以專使身份赴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陰差陽錯成了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到了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經孫中山提名當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1927年3月，中央監察委員會策劃清黨，秘密會議主席就是蔡元培。「歸隊」的蔡元培，後任大學院院長、司法部長和監察院長，又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對於「五四運動領袖」之類虛名，自然毫不縈懷。胡適的政治性質卻大為不同。1925年2月參加北京善後會議，1926年赴英參加中英庚款委員會，都是在北洋政府旗下當差，根本沒有蔡元培的根基。1928年出任中國公學校長，1929年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無非擬充當「反對黨」以佔一席之地的挑戰，熟讀《水滸》的胡適，懂得「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的道理，雖一度為國民黨政府查禁，但經過一番磨合，1932年終於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成了名副其實的文化班頭。「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已於1932年10月15日被捕判刑，「久徒亦等於大辟」，三巨頭只剩下胡適一位，正是為自己樹立「新文化運動領袖」形象、並為華麗轉身創造的最佳時機。

《紀念「五四」》一文曾被多方解讀，奉為「經典文獻」。此文實可分為四大塊：第一塊，摘抄《每周評論》第二十一期的材料與第二十五期的記事，介紹五四運動的經過；第二塊，摘抄《每周評論》第二十三期署名「毅」的文章，概括五四運動的精神；第三塊，追敘五四運動的起源；第四塊，引孫中山評論「五四運動」的話來做結論。細讀這四大塊，處處可見此乃一篇千古奇文，不可小覷。

第一奇，就在以孫中山的話來為「五四運動」做結論。胡適明明知道，孫中山1920年1月給海外同志寫信，時距五四運動雖然只有八個月，如果承認孫中山所說是「不可磨滅的名言」，為什麼不在一周年、二周年紀念五四時痛快引用呢？1921年5月《晨報》《半周刊》將出「五四紀念增刊」，胡適「想出一個取巧的法子」，敷衍成一篇文章，試想，還有比照抄孫中山更「取巧的法子」嗎？可惜那時屁股還坐段琪瑞一邊，是不會贊成孫中山「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的話的。更為重要的是，「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以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文中的「學潮」「愛國」「革命」，都是他一貫深惡痛絕的。但十六年過去了，時過境遷，改天換地，被他鄙夷的孫中山，成了舉國尊奉的「國父」，遂不得不以孫中山之「是」為「是」，以孫中山之「非」為「非」，不但動手「閹割」自己的舊作，將表在《努力周報》對孫中山的「不敬」之語刪節，對於五四居然也學舌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將自己與國民黨混而為一了。文革中有「打著紅旗反紅旗」之說，胡適實堪為此道之祖師爺，而且他果然達到了目的。就在《紀念五四》發表六年之後，1941年12月15日美國《生活》雜誌載記者Ernest Hauser的專門報道《胡適大使》，是這樣介紹胡適的：「孫中山於1911年推翻滿清成立中華民國，但孫中山只給出了一個空的政治框架，這個框架一直等到胡適出來以後才在文字上、語言上和文化上有了一個新的意義。」豈不是終於將胡適凌孫中山而上之了嗎？

第二奇，就在對於「『五四』那天的經過」，完全照抄《每周評論》第二十一期的材料。第一段說：

「五四」是十六年前的一個可紀念的日子。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星期日）下午，北京的十幾個學校的幾千學生集會在天安門，人人手裡拿著一面白旗，寫著「還我青島」，「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日本人之孝子賢孫四大金剛三上將」等等字樣。他們整隊出中華門，前面兩面很大的國旗，中間夾著一付輓聯，上款是「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遺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學界淚挽」。他們沿路散了許多傳單，其中最重要的一張傳單是這樣寫的：

北京學界全體宣言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他們到東交民巷西口，被使館界巡警阻止不得通過，他們只能到美國使館遞了一個說帖，又舉了六個代表到英法意三國使館去遞說帖。因為是星期日，各國公使都不在使館，只有參贊出來接見，表示同情。

大隊退出東交民巷，經過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石大人衚衕，一直到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曹家的大門緊閉，大家齊喊「賣國賊呀！」曹宅周圍有一兩百警察，都站著不動。有些學生用旗杆搗下房上的瓦片，有幾個學生爬上牆去，跳進屋去，把大門打開，大家就擁進去了。這一天，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這屋裡，群眾人太多了，反尋不著這兩個人。他們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兒子，小老婆，都放了出去。他們打毀了不少的傢具。後來他們捉到了章宗祥（駐日公使），打了他一頓，打的頭破血流。這時候，有人放了火，火勢大了，學生才跑出去。警察總監吳炳湘帶隊趕到，大眾已散去了，只捉去了在路上落後的三十三個人。

文章第二段說：

這一天的怒潮引起了全國的波動。北京政府最初採用壓迫的手段，拘捕學生，封禁《益世報》，監視《晨報》《國民公報》，下令褒獎曹陸章三人的功績。學生被拘禁了四天，由各校校長保釋了。北京各校的學生天天組織露天講演隊，勸買國貨，宣傳對日本的經濟抵制。全國各地的學生也紛紛響應。日本政府來了幾次抗議，使中國青年格外憤慨。這樣鬧了一個多月，到六月三日，北京政府決心作大規模的壓迫，開始捉拿滿街講演的學生。六月四日，各校學生聯合會也決議更大規模的愛國講演。六月三四兩日被捉的學生約有兩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河沿北京大學法科。越捉越多，北大法科容不下了，馬神廟的北大理科也被圍作臨時監獄了。

五日的下午，各校派大隊出發講演，合計三千多人，分做三個大縱隊：從順治門到崇文門，從東單牌樓到西單牌樓，都有講演隊，捉也無從捉起了。政府才改變辦法：只趕跑聽眾，不拘捕學生了。

那兩天，兩千多學生被關在北大法科理科兩處，北河沿一帶扎了二十個帳棚，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駐紮圍守，從東華門直到北大法科，全是兵士帳棚。我們看六月四日警察廳致北京大學的公函，可以想像當日的情狀：

徑啟者：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學校學生一二千人在各街市遊行演說，當經本廳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總統命令，派出員警儘力制止，百般勸解，該學生等終不服從，猶復強行演說。當時地方秩序頗形擾亂，本廳商承警備總司令部，為維持公安計，不得已將各校學生分送北京大學法科及理科，酌派軍警監護，另案呈請政府，聽候解決。惟各該校人數眾多，所有飲食用具，應請貴校速予籌備，以資應用。除函達教育部外，相應函達查照辦理。此致北京大學。八年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上海天津得著北京大拘捕學生的電報，各地人民都很憤激，學生都罷課了，上海商人一致宣布罷市三天。天津商人也宣布罷市了。上海罷市消息轉到北京，政府才驚慌了，五日下午，北河沿的軍隊悄悄的撤退了，二十個帳棚也撤掉了。

這回學生奮鬥一個月的結果，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免職，二是中國出席和會的代表不敢在斷送山東的和約上簽字。政府屈服了，青年勝利了。

如果是真正的鬥士，對於那段崢嶸歲月難道真的沒有讓自己激動過的親身經歷需要回顧嗎？為什麼要用直錄《每周評論》來搪塞呢？表面的理由似乎是「那時我在上海」，對北京的事不能妄加推斷；但上海的集會難道不是五四運動的組成部分？縱然沒有了日記，但記憶不是還存在腦子裡么？寫了出來，不是也可為中國近年思想史添不少史料么？拒絕回憶自己的親歷，本質上是不敢觸碰自己原先的觀念。因為十幾個學校的幾千學生集會在天安門，人人手裡拿著一面白旗，寫著「還我青島」，「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學潮，是胡適所不贊成的。在他以往的文章里，從來沒有肯定過這些東西；但在當前形勢逼迫下，又必須裝做「擁護」這些東西的樣子。可笑的是，《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是他得意的門生羅家倫所寫，如今卻裝做不知道的樣子，也許是生怕揭明真相，讓人誤以為他是贊成「激進革命」的吧？

第二奇，就在為「五四運動」下定義，又是借用他人的觀點：

「五四運動」一個名詞，最早見於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評論》（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記得是誰的筆名了，——在那一期里寫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抄在這裡的：

什麼叫做「五四運動」呢？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高壓的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創舉，是中國教育界的創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創舉。大家不可忘了！……這次運動里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中國民族的存亡。

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犧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學生奮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鬥，……這樣的犧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元素。

第二，是社會裁製的精神。……這次學生雖然沒有把他們（賣國賊）一個一個的打死，但是把他們在社會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後的社會裁製更要多哩！……

第三，是民族自決的精神。……這次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團表示，是中國民族對外自決的第一聲。不求政府，直接懲辦賣國賊，是對內自決的第一聲。……

這篇文章發表在「五四運動」收到實際政治的效果之前，這裡的三個評判是很公道的估計。

如果是真正的思想家，對於五四難道不能作出獨立的概括，還得借用當年《每周評論》的文章？《每周評論》前25期雖由陳獨秀主編，但作為《每周評論》的主撰，胡適不會不記得署名「毅」者，是羅家倫的筆名。以「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來概括五四運動的精神，雖然未必為胡適所喜，但這個時候完全可以揭開這層秘密：說《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五四運動的精神》，是羅家倫受到我的影響寫出來的，那不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成了五四運動的領袖了嗎？然而，他要的不是激進革命的虛名，而是實實在在的「新文化運動領袖」的桂冠。

第四奇，就奇在「追敘這個運動的起源」的奇特邏輯。長達六千字文章中，只有這三千字是胡適自己的，而這才是文章的精髓。為省篇幅，逐層剖析於後：

第一層：「我們現在追敘這個運動的起源，當然不能不回想到那個在蔡元培先生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為什麼追溯五四運動的起源要扯上蔡元培？因為：「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兩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點研究學術和自由思想的風氣。」這班青年教授中的佼佼者，則非胡適莫屬。

第二層：「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學術』的宗旨，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會注意的是陳獨秀先生主辦的《新青年》雜誌，最初反對孔教，後來提倡白話文學，公然主張文學革命，漸漸向舊禮教舊文化挑戰了。」——暫且把蔡元培撇開，再突出陳獨秀的《新青年》，再突出「提倡白話文學」；而「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也。

第三層：「當時在北方的新勢力中心只有一個北京大學。當時安福政權的護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腦筋是徐樹錚。徐樹錚是林紓的門生，頗自居於『衛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擊舊文學與舊禮教，引起了林紓的反攻；林紓著了幾篇短篇小說，登在上海新《申報》上，其中《荊生》一篇，很明顯的攻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三人。」——給人扣政治帽子，看來也是胡適的擅長：段祺瑞的腦筋是徐樹錚，徐樹錚是林紓的門生，林紓代表舊勢力攻擊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則陳獨秀、胡適、錢玄同便是新勢力的代表了。但林紓的門生徐樹錚，並沒能阻止北洋政府教育部廢除文言文，而胡適正是作出這一決定的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核心成員。胡適還不應該忘記：1924年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要求「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自己即是段祺瑞「善後會議」與之對抗八十六人之一，到底誰是「『衛道君子』之流」呢？

第四層：「在歐戰終了（七年十一月十一）的消息傳來的時候，……蔡先生的興緻最高，他在那三天慶祝之後，還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約我們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對民眾的『演說大會』。……我們在十六七年後回頭重讀這篇偉大的演說，我們不承認蔡先生的樂觀完全失敗了。……若沒有那種樂觀，青年不會有信心，也決不會有『五四—六三』的壯烈運動起來。」——又扯上了蔡元培，而且終算和五四沾了一點邊，意思是由於蔡元培錯誤的「樂觀情緒」，讓青年感到失望，所以才從反面促成了「五四—六三」的壯烈運動

第五層：「天安門演說之後，不多幾天，我因母親死了，奔喪南下。我走之後，獨秀、守常先生更忍不住要談政治了，他們就發起《每周評論》，用白話來做政治的評論。」——終於扯到五四那天的情形：雖然自己奔喪南下，但獨秀、守常用他所提倡的白話，在《每周評論》上做政治評論，宣揚「主張公理，反對強權」，「一般天真爛漫的青年學生也跟著他們渴望那奇蹟的來臨」，不想巴黎的電報傳來，「日本人自由支配山東半島的要求居然到手了！這個大打擊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們的熱血濆涌了，他們赤手空拳的做出一個壯烈的愛國運動，替國家民族爭回了不少的權利」。

繞來繞去，終於說到問題核心的「白話」了。要問五四運動是什麼，就要問那天學生為什麼上街？是白話戰勝文言嗎？完全不是。提倡白話文與五四愛國運動，純粹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事。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惲代英，運動前夕仍堅信古文的價值，反對片面誇大白話文的作用。請看他1917年9月的三篇日記。

25日寫道：

前與予強弟言，詩文乃至雕刻、繪畫，皆多少為精神方面之學問，確有可意會不可言傳者。即有大巧人能言傳者，究終或不如意會之恰切也。昔有觀舞劍而悟書法者，精神相合也。教詩文者口乾唇敝而無益，精神不相合也。欲精神相合，以多讀文為要。多讀則漸得古人之精神，而有以成就我之精神。故文不在熟讀而在多讀也。

26日寫道：

陶履恭言，一國之文字為一國之精華，故一國之文，非他國之文所能翻譯。然按之各國之所謂文學，固有不可強同之處，蓋文學直接由文字而生，文字異，文學自不能同也。至其他學術，由思想或事實來，不自文字來者。在文字缺乏之國，有文字不能形容之苦，若以為不能翻譯，則絕對無此理也。

27日寫道：

《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說，我意中國文學乃為一種美術。古文、駢賦、詩詞乃至八股，皆有其價值，而文詩詞尤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則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學是文學，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詆文學，亦過甚也。又言中國小說，不合於少年閱覽，因謂中國無一本好小說。究之《紅樓夢》，雖不宜於少年讀之，而其結構之妙，必認為一種奇文，不可誣也。故此亦一種過論。

惲代英認為對於古文，「多讀則漸得古人之精神，而有以成就我之精神」。他贊同陶履恭（陶孟和）「一國之文字為一國之精華」的意見，肯定古文是國家精華的載體。他不認同《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說」，以為「古文、駢賦、詩詞乃至八股，皆有其價值」。1918年4月27日，在致吳政覺書中寫道：「新文學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舊文學亦自有不廢的價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廢的價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國民耳。」信中還特彆強調小兒幼時聞說古訓古事的重要：

小兒幼時聞說古訓古事，至十三四歲彼之切實的向上心逐漸發達，此等古訓古事常能復現於腦中，故彼幼時腦中多善觀念者，十三四歲縱受若干外誘，不待教諭亦恆能自省悟，惟患外誘之力過大，雖醒悟不能更振拔耳。觀念復現之事，聰穎之小兒尤著，蓋其觀念本在潛意識中。腦筋健全，此觀念受向上心的驅策，須復現顯意識中，審判之，重複組織之，然後再歸潛意識。故吾人苟知此理，於小兒幼時與以多量善觀念，又於觀念復現之時與以助力，使抵抗外誘，因醒悟而得振拔，其完成人之品格甚易也。每見聰穎少年於此等年齡自然立志，知必有觀念復現之作用於中。

當時有一位旅居山東的美人蔣斯鮑爾，觀察自1919年5月到7月「五四」的高潮之後的形勢，在美國《獨立周報》1919年9月20日發表看法說：「中國今日之主人，其為學生乎？彼等無絲毫政治權之可言，然於三月之間，能使一交通總長、一駐日公使、一幣制局總裁退職；使一內閣完全傾覆；使徐大總統辭職；使巴黎和會之中國專使拒絕簽字；使列強驚訝。何由其力之雄偉如是！此無他，彼等有正當之理由故也。此正常之理由，即欲取還德人昔日在山東之權利是也。山東為孔予孟子生長之地，為東方之阿爾薩斯、勞蘭。動山東如動中國人之眼珠，未有不動中國人全體之公憤者也。」這位美國人，不是看到傳統文化在促使中國人國家民族意識覺醒中所起的作用嗎？

事實就是這樣：承認舊文學有不廢價值的惲代英，積極投身於五四愛國運動；而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卻對「激進」的五四運動持反對態度。胡適從來沒有說要「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也根本不曾以胡適為領軍人物。胡適晚年時還說：「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在胡適眼中，「五四運動」竟是對他倡導的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干擾」，史家還有什麼理由說「新文化運動是政治變革在文化領域的投影，它和五四運動是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沒有白話文運動，五四運動不會有那樣的規模和影響，沒有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也不可能在社會上取得如此迅速，徹底的成功」呢？

然而從胡適的角度講，就在1935年的《紀念五四》發表前後，他發現了日記中關於「五四」的記載與評論，與自己享有的「五四運動的核心人物」、「新文化運動旗手」絕不相容，為了避免「五四旗手」反「五四運動」的尷尬，維護在知識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地位，只好將1917年7月11日至1919年7月9日兩年的日記毀棄。安徽績溪人章希呂，曾就讀於上海南洋公學、復旦公學，後任上海亞東圖書館編輯，1933年－1937年間，被亞東圖書館派往北京胡適家中，協助抄寫整理文稿。他1934年2月2日日記寫道：「《藏暉室札記》因抄得太壞，整理吃力，現決計從卷六起重抄，帶抄帶整理，尚有十二卷約二十餘萬字，每日抄四千字計算，大約兩個月可整理完。」7月4日日記寫道：「《藏暉室札記》十七卷今天抄畢。此書約四十萬字，足足弄了半年以上的功夫。把這個艱難工作做好心稍放寬。」（《胡適研究叢錄》，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52、258頁）可惜章希呂沒有說明，胡適的留學日記中，1911年10月31日至1912年9月24日近十一個月，是原來所缺，還是後來抽毀。有了抄寫整理的成功經歷，胡適想讓章希呂幫助整理後來的日記。1936年4月27日，章希呂日記寫道：「適兄日記從十年四月記起，到去年共十五年，但中間斷絕的亦很多，不能天天都有。擬從頭翻閱一遍，以便編一部《嘗試集》第二集及散文集。」可見，胡適當時交給章希呂的日記，就是從1921年4月27日開頭的：

高夢旦先生來談。他這一次來京，屢次來談，力勸我辭去北京大學的事，到商務印書館去辦編輯部。他是那邊的編輯主任，因為近來時勢所趨，他覺得不能勝任，故要我去幫他的忙（他說的是要我代他的位置．但那話大概是客氣的話）。他說，「我們那邊缺少一個眼睛，我們盼望你來做我們的眼睛。」

寫日記是需要毅力的，有人時斷時續，往往會抱「有時間再補」的心理，於是一拖再拖，乃至中斷。讓他後來發憤的動因，或是佳節，或遇喜慶，才會重整旗鼓。看胡適這天的日記，既非一年甚至一月的開頭，也未遇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不像是中斷多年重新開始的模樣，分明是人為將前文掐斷。當然，他不好明說前面的日記已被截沒，只能以「從十年四月記起」來搪塞了。他1930年12月1日與1939年9月10日日記，反覆表白「我在民國六，七，八，九年中未留有日記」、「回國後的三年多（1917-1921）雖然沒有日記」，實出自「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心虛耳。終生寫日記的托爾斯泰，將日記的避而不談說成「否定的撒謊」，胡適將已成的日記抽毀，那隻能說是毀滅證據了。

順帶要說的是，惲代英寫了十多年日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是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1917年1月-1919年12月的日記，幾乎一天不缺，顯示了他的坦蕩胸懷與好學上進，與有意處置日記的胡適相比，他才配稱「寫日記者的絕佳榜樣」。

自從1979年「重新發現胡適」以來，由胡適本人定調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史」觀，已成為大陸學術界的主旋律。文學史家敘述的微妙處，是將胡適倡導的「廢除文言，使用白話」的運動、青年學生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愛國運動、北洋政府的「國民學校改國文為語體文」的法令，都裝進一個籃子，統統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分。

以理而論，海峽兩岸的胡適研究，既然同以胡適為研究之對象，故無論出於何時、何地、何人之手，「胡適學術觀」應該具有相同的一極；但由於兩岸相隔太久，社會背景、政治立場、價值取向截然不同，研究者學術功力、志趣導向千差萬別，資料掌握與成果問世嚴重失衡，「異」的一極也不可避免存在。最最令人詫異的是，兩岸秉持的是非褒貶，竟然呈現出違背常理的趨向。如胡適的政治態度，季羨林一再表白他並不反共，聲言要「還胡適以本來面目」；而蔣廷黻卻堅持認為：「適之先生是反共的急先鋒」，「是從根本上反共」的。他的「新紅學」，大陸雖在1954年進行了批判，如今天多數紅學家都是他的忠實信徒；而台灣紅學家潘重規，早就「否定他全部的學說」，潘氏弟子是當今台灣紅學界的主流，大都不贊同胡適的「自傳說」。關於胡適在五四運動的地位與作用，台灣方面學術界的看法如何？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由汪榮祖主編的紀念五四六十周年的《五四研究論文集》，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資訊，值得一讀。

「中研院」院士張玉法，在《民初政局與五四》中說：「『五四』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就政治方面而言，是以反軍閥和反帝國主義為核心，所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不僅為民國八年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口號，也代表在五四時期關心國是者的心聲。『外爭主權』，指向帝國主義爭回所喪失的國家主權而言，包括日本自德國手中所攫取的山東利權；『內除國賊』不僅要除掉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條約的章宗祥、陸宗輿、曹汝霖，而且要除掉依帝國主義為靠山的軍閥。」沒有提及胡適的「廢除文言，使用白話」。

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胡適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呂實強，在《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生》中說：「所謂五四運動，應該是指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以及其前後全國同胞的一項愛國運動。往遠處說，至少可追溯其源流自鴉片戰爭而後，中國在外力侵逼之下，知識分子以及一般社會大眾，所從事的雪恥圖強與救亡圖存的所有活動。這些活勤的基本動力是因受列強的壓迫，而產生的國家民族意識。它的特徵之一為：國家民族的危機愈為深重，其表現愈是熾烈堅強。自民國以來，由於人謀的不臧，內憂外患，有加無已。好不容易有歐戰數年的機會，使國人更體會到國家民族獨立自由的重要，再加上中國既已參加協約，站在戰勝的一方，美總統威爾遜復有國際間平等自由共維世界和平的號召，大家滿以為巴黎和會會實現掙脫自晚清以來列強不斷所加耠我們的各種枷鎖，而獲得其應有的獨立與自由，結果竟使人如此的失望，連僅僅對日本一個國家中的一個問題——山東問題，都至於完全失敗。誰能不深感正義何在？真理何存？誰可與謀？誰可倚信？化悲憤為力量，由自立自強而雪恥圖存，已經為惟一的也是最後的途徑了。因此，可以推論，有新文化運動，『五四』固然會發生，沒有也會發生，只不過開始的方式，也許會略有不同而已。誰可與謀？誰可倚信？化悲憤為力量，由自立自強而雪恥圖存，已經為惟一的也是最後的途徑了。因此，可以推論，有新文化運動，『五四』固然會發生，沒有也會發生，只不過開始的方式，也許會略有不同而已。」雖然涉及胡適的「廢除文言，使用白話」，卻強調「有新文化運動，『五四』固然會發生，沒有也會發生」。

與以上兩位不同，唐德剛是聽得進胡適「這個真能為中華民族『再造文明』，但是卻被迫半途而廢的新文化運動，事實上便是他在紐約當學生時代所策動的新文學運動的擴大和延伸；而新文學運動又是他那《文學改良芻議》一篇文章芻出來的。因而在中國近數十年來深入群眾的各項激進文化和政治運動，歸根結底都與他這篇文章有關」的說詞的，但卻清醒地看到：胡適是反對讓紐約華美協進社退休社長孟治「曾在中國被捕坐牢」的五四運動的。唐德剛說：「胡適為什麼反對五四運動呢？他說因為這個『運動』是對他和一批朋友們——蔡元培、陳獨秀、錢玄同等人——所正在進行中的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政治干擾』!新文化運動據他說，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症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唯一道路。不幸的是羅家倫把宣言一貼；傅斯年大旗一搖；孟治坐起牢來，『新文化運動』這部列車，被這批小夥計扳錯了方向盤，就沖橫直撞起來，結果『目的熟，方向盲』，列車出了軌、翻了車，弄得傷亡遍野。可憐的老胡適也被弄得教授當不成，新文化運動前功盡棄，而跑到紐約來落草。所以他反對五四運動。」

我在台灣還讀到一本李守孔的《中國近代史》，屬於「三民大學用書」系列，其第三章《毀法與護法》之第二節，題《外患之煎逼與民族自覺》，講的就是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

先是民國六、七年間，北京文化界感於國家內憂外患之嚴重，學術思想之落後，愛國精神之不振，紛紛創辦刊物，從事救亡圖存之鼓吹。其著者若《新青年》、《新潮》等，領導人物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與教授胡適，學生傅斯年等。及歐戰結束，國人因受威爾遜所倡和平十四原則所影響，渴望「公理戰勝強權」之奇蹟出現。及聞巴黎和會中國際現實政治之妥協主義代替威爾遜之和平理想，擅將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利權明白規定於對德和約之中，驟失所望，情緒激憤，乃走上干涉政治之途徑。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學界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為口號，初集會於天安門，旋往東交民巷外國公使館投遞請願書，要求各國主持正義，最後至東坡趙家樓，焚外交次長曹汝霖住宅，毆辱駐日公使章宗祥，事後警察逮捕落隊學生三十餘人。北京總統徐世昌初用高壓手段，繼續拘留街頭演說學生，而學生益憤激，宣傳抗日更力。全國各界紛紛響應，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商人羣起罷市支援。相持至六月，北京政府以眾怒難犯，不得已將曹汝霖、章宗祥，並一年來經手向日本借款之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免職，釋放被捕學生，此一運動始告一段落。

「五四運動」之重大意義，系學生犧牲精神，社會制裁精神，以及民族自決精神之表現。為國人思想啟一新變化，為國民外交造一新趨勢，促成以後國民革命軍北伐之成功。

敘五四運動的經過，大體按胡適所定調子，如突出對「公理戰勝強權」奇蹟的失望，講「五四運動」之重大意義，不去強調反帝反封建，而強調學生犧牲精神，社會制裁精神，以及民族自決精神，基本上都是胡適的觀念。最妙的是在第一節，用了「先是」二字，倒敘出民國六、七年間，北京文化界感於國家內憂外患之嚴重，學術思想之落後，愛國精神之不振，紛紛創辦刊物，從事救亡圖存之鼓吹。其著者若《新青年》、《新潮》等，領導人物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與教授胡適，學生傅斯年等。但著眼點卻有兩大不同：一是北京文化界有感的是「國家內憂外患之嚴重，學術思想之落後，愛國精神之不振」，創辦刊物的「從事救亡圖存之鼓吹」，所謂「啟蒙」不同，更沒有提「推行白話文」；二是領導人物有蔡元培、胡適、傅斯年，而無陳獨秀。蔡元培當然缺不得，沒有了他，怎能引出胡適來呢？

除了這本大學用書，在台灣還讀到兩本兒童讀物。一本是」九年一貫最佳輔助教材「注音版《中國歷史一本通》，金鼎獎得主幼福公司發行，教育部師鐸獎尹老師推薦。其《五四愛國運動》云：

西元1912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成功，雖然結束清朝的封建統治，但中國卻陷入了軍閥混戰的局面。

西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隔年一月，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討論締結對德和約，並處理戰後問題。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當時執政的北洋軍閥政府代表在巴黎的會議上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廢除二十一條等要求，但是，操縱會議的英、法、美等國，無視中國為戰勝國，竟在對德和約上規定，把原來德國在山東一切權利轉給日本。

中國的要求遭到拒絕的消息傳來，民心激憤，抗議聲浪不斷。同年五月四日，北京三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發表宣言，揭露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為，舉行示威遊行。他們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一致要求懲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北洋政府出動軍警鎮壓愛國學生，逮捕了三十多名學生。第二天，北京學生舉行總罷課，陳獨秀、李大釗在北京領導學生抗爭，積極設法營救被捕學生。

北京學生愛國行動的消息傳開以後，各地學生紛紛響應。

六月三日以後，上海工人罷工，支援學生的愛國抗爭；接著，唐山、長辛店等地的工人也相繼罷工。在全國人民愛運動高潮的影響下，上海等城市的工商業者也舉行罷市。

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迫使北洋政府釋放被捕的學生，撤銷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賣國賊的罵名，並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五四愛國運動取得了初步的勝利。

五四愛國運動，是一次徹底的愛國運動，同時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一本是方洲主編的《中國歷史全知道》，由風車圖書出版。其《五四運動》云：

中華民國成立後，北洋軍閥竊取了政權。西元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戰勝國在巴黎召開一次「分贓會議」——巴黎和會。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應該有權把曾被德國佔領的中國土地收回。可是日本人競然無恥的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所有特權及一切財產，應該歸日本。令人吃驚的是，這樣無理的要求，北洋軍閥政府還準備簽字承認。這種賣國的行為傳回國以後，蘭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

五月三日晚上，北京大學法科禮堂擠滿了學生，學生代表鄧中夏站在講台上激動的說：「同學們，國家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政府已經成了日本的走狗，我們不能再這樣等下去了。明天下午—點，我們到天安門廣埸集合，舉行示威大遊行，阻止政府簽約。」

聽了這一席話，同學們情緒激昂，有人咬破了手指，在白手巾上用血寫了「還我青島」四個字。一部分學生約好要狠狠的痛打三個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有人甚至寫好了遺書，準備好以身殉國。

五月四日下午，北京大學等十三所大專院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彙集在天安門廣場，像潮水般湧向外國使館區，他們一路高呼：「還我山東！」「保我主權！」「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口號。當遊行隊伍被使館區的警察阻攔時，同學們的情緒越來越激動這時候，隊伍中有人高聲喊道：「大家找曹汝霖那老賊算帳去！」這一建議，得到全體同學的響應，隊伍立刻改變了路線，向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走去。

很快的，趙家樓的曹公館被同學們包圍得水泄不通。「殺了賣國賊」的吼聲震天動 地。章宗祥和曹汝霖正好在家中，他們聽到這吼聲，個個嚇得面如土色，哆哆嗦嗦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正在他們發愁的時候學生們已經快要衡進來了，曹汝霖一時慌了手腳，想翻牆又翻不過去，急得幾乎掉下眼淚。這時候，他突然看見牆角落有一隻箱子，便急忙躲了進去。章宗祥嚇得擠進了又小又黑的鍋爐房。學生們衝進曹家，到處都找不到曹汝霖，就砸了門窗和一些擺設。不知是誰發現了章宗祥，同學們上前一把揪住他，痛打起來，打得章宗祥跪在地上，連連求饒。學生痛打章宗祥後，心中還是十分氣憤，就一把火把趙家樓燒了。學生的愛國行為，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從此，全國各地都開展爭了愛國運動來支持北京的學生，這就是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它掀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

兩本兒童讀物所表述的五四運動，體現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救亡圖存精神的本來意義上的五四運動。得到彰揚的歷史人物，不是蔡元培、胡適、傅斯年，而是陳獨秀、李大釗、鄧中夏。《中國歷史全知道》的插圖，甚至有鄧中夏的身影，的確是有點出乎意料。毛澤東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李守孔的《中國近代史》說五四運動「促成以後國民革命軍北伐之成功」，固已囊括在內；而兩本兒童讀物所示，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實更為準確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