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中國經濟的打怪升級路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會在各種主題宏大的場合，聽見一種口徑：「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這種成就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經濟的狂飆突進。進入2016年，上述籠而統之的口徑還在，但更多事實，正將中國經濟的面貌描繪得更具體入微。

無可爭辯，中國經濟已經走到又一個峽口。我們找到一位經濟學博士，他預測未來走向的方式，是往回看，回顧中國經濟曾經踏過的那些風口浪尖、留下的那些枯枝敗葉。

1988

八十年代，中國的價格體系是「雙軌制」，即同一種商品在體制內是一種價格，由國家調節，在體制外是另一種價格，由市場調節。

這一制度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實施。這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在價格體系改革上的權宜之計，為的是避免一次性改革可能造成的市場混亂。

雙軌制對當時中國經濟的轉型做出了一定貢獻。當年提出雙規制的幾位青年經濟學者，如今已是著名的經濟學家，包括華生、張維迎等。

不過，到了八十年代末，雙軌制的弊端逐漸顯現。比如「有關係」的人會從體制內以低廉的價格購入某樣產品，然後再到體制外的市場上以高價賣出，從中賺取差價，這些人被稱為「倒爺」或「官倒」。

1988年西安東大街上搬運新冰箱的男子

這種「倒買倒賣」的行為造成物價上漲、腐敗問題嚴重。所以高層在1988年8月15日到17日的北戴河會議上，決定採取進一步的改革措施解決問題，具體方法是除了繼續控制一小部分商品的價格外，其他商品放開價格管制，讓物價短期內快速升值到一定程度，預計升值幅度為30%到50%，這一措施被稱作「價格闖關」。

當時國際局勢已經發生變化，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開始鬆動，中國需要想辦法儘快解決國內問題，並保持政權穩定。解決倒買倒賣問題、理順價格體系是重中之重，因為物價上漲、腐敗問題都是人民能夠直接感受到的。

但是，讓高層意想不到的事情還是發生了。8月19日，也就是北戴河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布關於此次會議以及價格改革的報導。公眾並未對未來的改革增加信心，反而對物價上漲更加恐懼。

政府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發生了——搶購。百姓出於對物價上漲的預期，開始搶購商品，這使得本來就升高的物價變得更高，同時銀行也發生擠兌風潮，社會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此時中央只能決定，推遲價格闖關，全力穩定市場秩序。

當時的形勢很惡劣，物價飛漲。到第二年，來自國內外的雙重壓力，讓經濟局面雪上加霜。請看下面這張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貨膨脹程度，超過100就意味著當年的物價與去年相比發生增長。圖中可以看到，1988年和1989年兩年的物價水平升高幅度明顯高於往年，CPI都是比前一年增長18%左右，情況十分嚴重。

不過幸運的是，在之後一兩年的時間裡，高層改變了策略，採取了更加穩健的措施，逐步穩住物價，最終完成物價改革。

「價格闖關」是一次挺大的經濟波動。當時高層在經濟問題上的交鋒也相當激烈。

1997

這一年的難題是金融危機。始作俑者是至今仍然名氣飛上天的索羅斯。

但必須要說的是，東南亞一些國家當時的經濟增長，確實存在一定的泡沫成分。關於這場經濟危機的文章已經很多，我只簡單說一下。

1997年6月開始，索羅斯先後進攻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的金融市場，造成整個亞洲的混亂。隨後在十月，他瞄準香港開始發動進攻，涉及股市、期貨、匯率等多個領域，主戰場是香港股市。

國際金融炒家要把恒生指數打壓下去，方法就是大量拋售股票，還有賣空港幣。而香港政府就是要守住各條戰線，保持股票指數、匯率穩定，方法就是拿錢托市。最後香港拿出了1000多億港幣，成功阻擊國際炒家的進攻。

危機發生時，香港剛剛回歸3個月。據說，中央政府曾給香港政府承諾，你們只管拿錢跟索羅斯火拚，錢不夠了中央政府會給你們補上。在金融市場上，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好像當時香港政府動用自己的資金就度過了危機，但當時得到這樣一個承諾，其實比什麼都重要。

1994

以下兩個事件沒有像前面兩個經濟波動一樣，造成那麼大的直接影響，但其長期帶來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第一個是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

稅收這種事情一般都由地方政府去做，地方政府收到錢後再按規定上繳。中央政府雖然負責制定稅收政策，但需要給地方政府留點財政收入，否則後者沒有錢，就沒辦法開展工作，這實際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問題。

1949年後，中央政府擁有很大的財政權力。改革開放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了很多財政管理權，地方政府享有了更自主的的權力。

當時稅收主要分三類：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地方政府僅需每年向中央交納定額的財政稅收，其餘的錢可以留下來自己花。這就是所謂的「財政包干」制度。

也就是說，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變得更加靈活，經濟發展好的省份財政收入會相當可觀，所以客觀上能提高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

但另一方面，中央的收入是按照一定比例從地方收取的。其結果就是中央政府的錢不夠花，甚至還發生過向地方政府借錢的情況。

1994年，中國開始實施分稅制改革，重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重新劃分以上提到的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的範圍，把歸中央的稅，比例提高一些，歸地方的就降低一些，中央要把更多的稅收拿到自己這邊來。

但是，想讓地方政府放棄一些收入，當然不容易。朱鎔基親自主導改革，他在全國各地奔波，在各省與當地領導會談，最終一一說服各省。

不過在這場博弈中，中央也做出了妥協，比如同意將土地出讓金的收入歸為地方政府所有，這就為日後「土地財政」埋下了隱患。

1998年武漢，勞作的農民

分稅制的效果相當明顯，1994年中央政府收入提高了200%，但同時帶來了很大問題。改革過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約是6：4，但財政支出的比例卻是4：6。

這就導致財權與事權的不統一。所以，地方政府必須想辦法獲得更多收入，一是發展經濟，管理地方社會，二是官員升遷需要。

一個提高收入的快捷方法就是賣地蓋房，即「土地財政」。由於土地是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所以地方政府可以通過低廉的價格徵得土地，然後高價賣給開發商，開發商蓋好房子之後再以更高的價格賣給百姓。

作為地方政府，一是能從開發商賣房的收入中收取部分稅收，二是蓋房的過程需要幾十個行業共同參與，如水泥、鋼鐵等，都包含著稅收收入，三是這個過程來來回回能提高GDP。

我們不能簡單的就認定分稅制是如今高房價的罪魁禍首，但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對房價上漲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1998

國有企業在中國的地位，是由經濟體制決定的。80年代以來，政府推進過好幾次的國有企業改革，一直到今天國企改革依然是政府的工作重點。

但截至目前，唯有1998年那次規模最大、影響最廣泛、引發的爭議也最大。

前面提到過80年代末的「價格闖關」失敗後，到90年代初，中國經濟開始逐步走上正軌，1992年鄧小平南巡更是帶動了一輪投資高潮。

在1996年前後，全國有大批國企實現上市，國企內部歡欣鼓舞，一些企業還給職工發行了原始股的股票（是不是原始股我忘了，但是有股票的）。

但這都無法解決國企內部的問題。1997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國內的經濟沒有受到正面衝擊，但海外需求萎靡直接影響到出口，中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

國內大量企業由於產能過剩，紛紛陷入困境，很多國有企業本來內部的問題（如債務問題）進一步暴露出來。所以在1998年，高層決定對國有企業實行改革。

政府的目標是「去產能」，對於國有企業的具體措施包括淘汰落後產能，兼并和淘汰落後企業，減員增效，下崗職工實行分流。

這次改革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兩個最直接也是我們感受最明顯的問題：一是部分地區經濟受到重創，二是下崗潮的影響。

受重創的地區，主要是以國有工業企業為支柱的地區，比如東北、四川。東北曾是中國的工業中心，集中了最重要、最大數量的國有企業群體。那場國企改革，直接導致大量東北國企倒閉破產，東北經濟開始走上下坡路。

2013年夏天瀋陽街頭一景

我個人認為，東北的衰退可以用「路徑依賴」來解釋，即在計劃經濟時代發展得很繁榮的生產模式，對經濟環境的變化反應遲緩，建國初期建立的「老工業基地」在改革開放後，或者是對新形勢估計不足，或者是利益集團固化，總之是錯過了改革的最好時期。

在中國對外開放市場之後，這種因為路徑依賴錯過而結構轉型窗口的後果完全顯現出來，東北就這樣在市場經濟競爭面前敗下陣來。

我想，東北的衰退會讓東北人五味雜陳，一方面年輕人可能在家鄉的工作機會少，很多都遠離家鄉到外地工作生活。另一方面，東北的復興也正是要靠年輕人，特別是懷念故土的東北本地人。我想政府應該想辦法把嚴重流失的人才再吸引回來。

隨著國企倒閉，「買斷工齡」、「內退」、「下崗」等辭彙也成了當時社會的寫照。據說1998年之後的幾年，全國有超過2000萬（具體數字我不確定）的國企職工被解除勞務合同。很多職工為國企工作幾十年，最後拿著很少的錢離開企業，自此與企業再無聯繫。

對於那一代生在國企、長在國企、整個工作生活圈子都在單位的人來說，這種離別帶來的、海量的「失望」、「悲傷」和「憤怒」，也只好被包裹進歷史課本的寥寥數語中。

文章來自知乎，凱迪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