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保守主義的文化立場

中國的近現代知識分子喜歡用現代啟蒙主義解構一切古典的東西，但這種解構變成了完全的顛覆，在徹底摧毀古典之後，現代化並沒有在古典的廢墟上建構起來，反而變成了徹底的反智主義運動，這是對100年來現代化努力的嘲諷。　　　　以現代啟蒙理念的名義否定中國傳統是各種形形色色啟蒙者孜孜不倦的事業。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文化傳統與現代政治文明的關係呢？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現代化與傳統並不是矛盾的，反而為傳統留足了足夠的空間，因為我們的理性都來源於我們對傳統的繼承。傳統其實人們趨利避害，選擇的結果，實質是隱性和顯性規則的集合，作為被社會大部分人所認可的傳統，給人們的社會交往提供了一個可以明確的預期，因此降低了社會的協調成本，而且傳統的穩定性使人們自動的遵循這些規則，降低了社會的學習成本和制度變遷的信息成本。只要不是人為的設置制度限制，傳統就會為制度和規則演化提供一種路徑依賴，緩慢而穩定的發展下去，而這種制度變遷過程中，社會自然將會慢慢淘汰一些已經不合適宜的傳統習慣，好的習慣仍然會保存下來，所以如保守自由主義對傳統文化都是持一種樂觀其成的態度。　　　　　　從政治自由主義的角度看，我們即需要英美經驗理性主義對消極自由的堅守---尊重公民的私域空間，也需要康德---羅爾斯的契約自由主義對積極自由的爭取----在公共政治領域建構共和法統，為全社會制定一個普遍公正的遊戲規則，用我們老祖宗的話說就是為萬世開太平。立憲主義政治解決的就是公共領域的制度建構，保障的是人的自由權利，傳統文化是屬於個人私域的價值觀和審美，兩者並不矛盾。　　當然，政治自由主義在道德文化層面是持價值中立態度，但我們要注意的是文化價值不僅只是公民的私域，我們並不能完全把文化價值從公共政治領域剝離開來，很多時候也會成為公共事務，施密特說的民主的同構性問題在這裡依然存在，政治背後也是文化的分歧和衝突，這本身就是政治。　　正當優先於善這種政治自由主義原則在激烈的文化衝突中會顯得蒼白無力，有時甚至是一種虛幻的概念，在這裡，我沒有否定這個原則的意思。我們需要追問的是正當的優先性真的可以通過抽離善的價值觀念來預設嗎？普遍正義原則真的可以來裁定不同文化中的善的觀念嗎？比如同性戀婚姻問題，比如換妻問題，克隆人問題等等，政治自由主義的道德中立問題，將使全社會的道德底線屢屢被擊穿，步步退守，最終陷入道德虛無主義，這將導致文明的終結。所以現代的自由憲政制度雖然解決了人的信仰自由問題，人的權利保障保障問題，但也為人的墮落打開了方便之門。　　政治公共領域的制度解決不了人的彼岸問題，人的靈魂，審美，道德，價值觀這些東西只有這個民族的歷史文化底蘊才能賦予，在英美就是新教倫理，在西班牙等就是天主教傳統，在中日韓就是儒化的本土傳統。在保守主義立場來看政治的正當性包括了國家的倫理，或者說是國家的價值理念，而這個國家價值理念就是融合了普世價值觀的中國歷史傳統。　　放在整個現代政治文明的視野來看，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在文化層面是一個比較妥善的解決方案，是持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的，也就是尊重中國傳統文化，整合我們的道德和價值基礎，解決現代性所帶來的價值危機，這是一種厚的自由主義概念。孫先生認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我們政治、哲學知識中獨有的寶貝。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些固有的道德和國粹要發揚光大。但三民主義不是復古主義，孫先生認為對於傳統文化，好的保存，不好的放棄，這是他的文化立場。這種保守主義的文化態度也將成為未來中國憲政政府的道統問題和政治正當性的基礎。那種否定我們傳統的歷史虛無主義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捍衛我們的傳統，正是將中國未來的憲政運動回歸到道統上來，徹底否定摧毀我們傳統的反智主義政治　　　　一個真正的大國乃在於對人類價值觀的貢獻，這種基本的政治智慧和常識，我們的老祖宗在幾千年之前就有了，所以我們的華夷之辨從來都是以文明教化作為判斷依據，雖然近現代我們面臨一個文化全面的轉型問題，也就是如何實現普世價值與中華傳統的結合，但我們依然是對自己的文明充滿自信，尤以KMT人有這種遠見卓識，既不因循守舊，也不盲目西化，可惜這種開放的文明理念因政治鬥爭的失敗，導致我們的文明理念和政治智慧一退到底，徹底的物化，只能停留在一個器物層面來看待文明，我們成了一群沒有精神內核和靈魂的利益生物。 　　　　中華文化的復興和轉型，取決於未來憲政體制的建構，我們應該意識到憲法框架提供的是一個政治領域普遍公度的價值權威，儘可能最大限度的在文化價值多元的社會贏得全體最廣泛的認可和遵從，是重疊共識，這個重疊共識是每種文化群體都認可的，是大家的交往規則。但這些只是屬於公共政治領域的價值，而作為整個中國社會的文化信仰及公民的私域，卻是以儒文化為主體和其它如伊斯蘭文化，藏文化等並存的多元社會，我們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理性交往，凝聚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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