猖獗的清代地方集團性貪腐

乾隆時期官員貪腐呈現出很強的集團性

諷刺漫畫：王亶望私分救災銀

清代乾隆時期，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國力強盛，但也是官員腐敗案的高發期，乾隆皇帝的懲貪肅腐曾面臨艱難的局面。

從乾隆四十六年（1781）到四十九年（1784）間，清廷共查出了浙江嘉湖道王燧貪縱營私案、甘肅通省冒賑案、烏魯木齊冒銷帑銀案、山東巡撫國泰貪縱營私案、閩浙總督陳輝祖抽換侵盜入官貲財案和江西巡撫郝碩勒派屬員等六起集團性貪污賄賂大案，每起案件都涉及該省州縣以上官員數十人甚至上百人，且往往持續數年甚至二三十年後才被發現。在江西巡撫郝碩的案件中，除了巡撫和藩臬兩司外，還有71名地方官涉案。乾隆帝為了避免全省的行政癱瘓，不得不將涉案的這些官員「免其革任」，只能議罰了事。這些案件不僅牽涉的官員多，而且貪贓過程中官員們默契配合，甚至有組織行動，呈現出很強的集團性。其中又以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甘肅通省冒賑案最具代表性。

清代的甘肅地瘠民貧，但地處軍需要道，餉用浩繁，每年依賴中央協撥巨額銀兩採買糧食，賑恤災民，供應當地滿漢駐軍。乾隆二十五年（1760）為節省庫帑，清廷特准甘肅及外省商民，繳糧捐納監生，以解當地之需。凡捐糧達到一定數額者，可入國子監為監生，獲得步入仕途的機會。後因諸弊叢生，朝廷一度下令停止收捐監糧。乾隆三十九年（1774），陝甘總督勒爾錦再次奏請恢復捐監舊例。在中國古代社會，捐納常是國家用來快速獲得財政來源的一種手段，用于軍需、賑災之急需，但往往蠹害國政民生。乾隆帝對此事也異常小心，但在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于敏中的支持和運作下，乾隆帝終於批准此議，並派以擅長理財著稱的官員王亶望為甘肅布政使，在蘭州主持全省捐監，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亶望擢升浙江巡撫，王廷贊繼任甘肅布政使，接手繼續辦理通省捐監事宜。

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始，甘肅省連年報旱，請求賑捐。王亶望倚任蘭州知府蔣全迪，將全省各屬災賑捏開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同時，令各州縣捐監無需照例繳糧，而改折銀兩，不必買糧貯倉。凡折捐監生、報災分數經藩司議定後，道、府、直隸州照例加結，不得詳查阻止。如實遇災需賑恤時，各州縣除浮冒貪污之外，其實散之數，亦多系放銀抵糧。如此，各州縣浮開貪污所得多落入王亶望等腰包。王廷贊繼任甘肅布政使後，變本加厲，規定每名監生折收銀五十五兩，除另加辦公費四兩之外，再加「心紅紙張」費二兩。據王廷贊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二月二十八日摺奏，僅當年一年甘肅全省報捐監生共四萬七千零五十二名。①

最終，在王亶望、王廷贊主持捐監前後五六年間，甘肅收捐監生總計三十萬零四百六十一名，折收銀在一千五百萬以上②，超過全國地丁銀歲入之半，而地丁銀約佔國家歲入之六七成。此項巨款大半歸於捏災冒銷，被王亶望、勒爾錦、王廷贊及以下甘肅通省官員所貪污。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三十日，首犯王亶望處斬，勒爾錦賜令自盡，王廷贊於本年秋審時亦絞決伏法。其後陸續正法者共五十六犯，免死發遣者共四十六犯。一時間甘肅全省行政陷於癱瘓，當年的官員大計不得不暫停。之後，乾隆帝下令停止甘肅捐監，陝西、新疆收捐監糧一併停止。甘肅通省冒賑案涉案人數之多，涉案金額之大，令乾隆帝一再慨嘆此案系「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

甘肅冒賑案是一個典型的集團性腐敗案例，上有大學士于敏中、陝甘總督勒爾錦等人的庇護與暗中支持，下有甘肅通省府廳州縣官員的全力配合，操盤手王亶望等得以從容運作多年。如果不是乾隆帝足夠精明，恐怕仍然難以發現。其他貪腐案件雖然沒有像甘肅冒賑案這麼有典型的組織性，但每個案子都有大批官員涉案，集團性政治腐敗成為這些案件的一個共同特點。

至此人們不禁要問：如此驚天數額的貪腐，為什麼大清官場竟然沒有一人舉報而必須由皇帝自己去發現？清朝的監察系統哪裡去了？

清朝皇帝不重視監察官員在懲貪防腐中的作用，而是通過奏摺讓官員們互相監督

根據《清會典》記載，清代掌握監察大權的部門是都察院，負責掌司風紀，監察百官的政績與品德。都察院下設十五道監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分別對全國各省的刑名事務進行審核、監察，給事中則分別對口監察吏、戶、禮、兵、刑、工等中央各部院的事務。二者合成「科道」。

然而，清代的科道體制最大的變化有兩點：第一，御史作為監察官員，不但失去了自宋明以來巡視地方的權力，陷入到日益繁瑣的程序性事務，而且，科道官員通過「風聞奏事」的權力也幾乎喪失殆盡。言官動輒以風聞無憑獲咎、獲罪，不能隨意彈劾官員，且常以黨爭之嫌得罪。第二，給事中作為封駁官員，不但在管理上被劃入都察院，視同御史，而且在實際政務運行過程中，已沒有實際上的封駁權。

而且，從查辦各次大案來看，乾隆皇帝很少依賴於都察院，幾乎從不把貪腐大案交給監察系統處理，而主要由他自己察覺後，派專門的欽差大臣前往查核。所以，乾隆帝的懲貪力度不可謂不大，但並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對官員權力的制約、監察機制。受制度所限，監察官員難以在清代的懲貪反腐事務中有所作為。少了這層制度上的監督監察，僅僅依靠皇帝一己之力，並不能形成對官員權力的有效制約，也就無法阻止官場腐敗的泛濫。

清朝皇帝之所以不重視監察官員在懲貪防腐中的作用，是因為他們擔心這些官員乘機介入黨爭、重蹈明朝覆轍。而且，自康熙、雍正時形成的奏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監督官員的作用。在康、雍二帝看來，通過奏摺讓官員們互相監督，比將監察大權交給科道官員更為有效地防止黨爭，可以避免科道言官因介入黨爭而導致信息不準的弊病。

按照康、雍二帝的設想，奏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代督察院科道官員監察百官的職能，各省官員可以通過奏摺向皇帝密報任何人的任何事情，其嚴密程度遠超科道體制。然而，為什麼乾隆時期的諸多貪腐大案中，我們也很難看到奏摺制度的作用呢？

清代奏摺作用大打折扣，官員都不願意用奏摺去舉劾同僚

在甘肅冒賑特大貪污案中，奏摺的作用顯然已經大打折扣。甘肅布政使王亶望、王廷贊先後違規操作將近七年之久，本應該通過密折來舉報的督撫大員，卻全都緘默無言，其中幾個人不得不說。

首先是陝甘總督勒爾錦。勒爾錦主政陝甘，對王亶望冒賑之事一直給與保護和默許。乾隆三十九年（1774），向中央上奏請求開捐賑災的恰恰是勒爾錦。但勒爾錦並不知道王亶望用一種瞞天過海的手法，將捐本色糧谷，改成了捐折色銀兩。這是作為甘肅通省舞弊的首犯王亶望操盤甘肅冒賑案中一個最關鍵的步驟，這也是案發後審案官員和乾隆皇帝都難以理解的事情。偌大的總督，竟然對動靜這麼大的事情無法知覺、無所作為，可見要麼是極端昏聵，要麼就是被拉下了水。而王亶望是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據勒爾錦後來的供詞說：他也聽說了王亶望改收折色的事情，但風聞無據，不敢上報。他也曾派屬下四處打探，「怎奈委文官去，文官說沒有此事。委武官去，武官說也沒有此事。通省就把我蒙蔽起來，我想不出怎麼樣可以查他們的弊」。

第二是當時身任甘肅按察使的福寧。他和王亶望同列省級大員，按道理，他應該可以上折密奏。但福寧後來說，在捐賑過程中，王亶望很高明的一招就是讓蘭州府全權處理此事，蘭州知府蔣全迪是王亶望的親信，全省捐納都直接交給蘭州府收儲，並由蘭州府向捐納者發放「執照」。全省各州縣能夠收取多少捐納，發放多少執照，全由王亶望一個人決定，他人無從插手。得到捐納名額意味著可以將所收銀兩納入私囊，所以各州縣紛紛逢迎藩司王亶望，爭先恐後地給他送錢、送禮、蓋房子。各州縣在收取捐納後，上下級之間開具證明，以完結事項。不但從來無人告發，而且手續齊全，上下通同作弊，即使握著全省監察大權的臬司福寧，也無法以一人應付全省官員。

在其他很多大案中，為本省官員貪腐遮掩瞞報的現象屢屢出現，很多人都不願意用手中的奏摺去舉劾同僚。為什麼此時手握摺奏權的封疆大吏都不願舉劾同僚在經濟上的不法呢？這其中有一個奏摺性質改變，從密折逐漸常規化的因素。一是摺奏人的常規化，奏摺創立之初，摺奏人需要皇帝私相授受，得到這種權力的人被視為被皇帝信任有加，自然受寵若驚，無所不報。而到乾隆時期，有摺奏權的人已經固定化，被地方督撫大員等視為當然的權力，而已經不是特權；二是奏摺內容的常規化。康雍時期，奏摺的內容多源於皇帝的需要，皇帝常在奏摺中與某督撫專門討論某些問題，硃批常至數百字、千餘字之多。乾隆時期的奏摺皇帝仍在親閱親批，但多以「知道了」、「覽」、「該部議奏」等格式化內容為多。至於專門上諭，則由軍機處根據皇帝口授起草而成。也就是說，奏摺原來那種皇帝和大臣之間私人通信的性質逐漸淡化，公文色彩漸重。至於地方督撫大員列入奏摺的事項，也越來越多，凡人事、財政、軍事事務，大多都先以奏摺奏報，內容趨向固定化。

更重要的是，奏摺不再是密折，不再保密。乾隆執政時，已經開始把一些官員的奏摺交給軍機大臣討論，甚至轉發給其他官員閱看處理，這本身就有違當初康雍二帝設置奏摺的初衷。這對奏摺制度來說是一個質的轉變，在失去密折這層保護膜後，手握摺奏大權的地方督撫大員誰還願意去舉報、彈劾其他官員的貪瀆之事呢？

所以，清代集團性政治腐敗的案件頻頻出現，一個地方大員貪腐，其他官員不但不舉報，還百般為其遮掩，甚至默契配合，共同獲利。這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但監察系統的不作為，奏摺制度的常規化，使大清官場中的監控監督機制大大弱化，官員的權力愈發不受約束。

來源：《人民論壇》2015年2月20日

作者：劉文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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