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羅志田：學問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評與被批評

編者按

1922年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中西文化的對比及思考，問題尖銳，對時賢的批評也尖銳，將章太炎、康有為、梁啟超、胡適統統打擊了一遍，後來又連帶張君勱、丁文江、吳鼎昌也罵了一通。關鍵是臧否如此直率，自己卻渾然不覺，對招來的「被批評」亦不回應，只是在新版默默修正觀點而已。中國問題何其複雜，而學者如有真性情，使天下事理不致「轉以意氣之蔽而迷晦」，則解決之途才更坦蕩吧。

學問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評與被批評

文 |羅志田

「五四」學生運動後，梁漱溟因演講並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而「暴得大名」，引起廣泛關注，包括不少批評。而他自己在書中也常點名批評前輩和同輩學人，不僅不留情面，還往往直斥以糊塗、不通、不懂等語。「受傷」的包括章太炎、康有為和梁啟超等當世高賢，以及早幾年 「暴得大名 」卻已名滿天下的胡適。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

太炎一門似乎沒人說什麼。梁啟超一邊則由張君勱和張東蓀聯手出擊，雖也點出梁書只能算「觀察」而不能算「研究」，甚至偶爾不點名地說出「沐猴而冠，既無所謂文，更無所謂化」的影射，大體語氣尚溫和，仍存君子相。後來陳序經則一面暗示梁漱溟抄襲譚嗣同，一面指出梁自己使用「販運來的一些東鱗西爪的材料」，以為「樣樣都好」；同時「又不甘從人，人家的意見，樣樣都是不好 」。

陳序經看到了梁漱溟論學的一個特點，即自我感覺不錯，對別人卻不那麼寬容。有意思的是，梁漱溟本人對此幾乎沒什麼感覺，常常指斥了他人而不自覺。他說自己「為人的真摯，有似於先父。在事情上認真，對待人也真誠 」。信然。

梁漱溟論學非常誠摯懇切，不喜歡論而不斷的含糊態度。如他曾對孔子研究提出正面三問題，便要求大家「一問一答，閃避不得」。他指責或駁斥別人不留餘地，也正因自己以一種誠摯的態度治學。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22）

李石岑就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部書許多地方是從「自己的特別遭遇或環境或研究弄成功的一種見解，自然不容易放下去依從他人」。於是 「說某人 『持客套的態度』，說『其實某公所說沒有一句是對的』；說『他們把孔子、墨子、釋迦、耶穌、西洋道理，亂講一氣；結果始終沒有認清哪個是哪個』」一類表述，「在書內不知道有多少」。李石岑是梁漱溟的朋友，他肯定了「梁君不肯輕易依傍人家」，是「一種可寶貴的態度」，但別人是否能接受這樣的誠懇，卻要打個問號。

梁漱溟在書中指責胡適，就是一例。先是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里引蔡元培所說「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並雲「仁就是理想的人道，盡人道即是仁」。梁漱溟以為兩皆無可非議，「但是這樣籠統空蕩蕩的說法，雖然表面上無可非議，然他的價值也只可到無可非議而止，並不能讓我們心裡明白，我們聽了仍舊莫名其妙」。然後放下狠話：這是「因為他根本就不明白孔子的道理，所以他就不能說出使我們明白 」。

他又引胡適說孔子 「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有的 」，而主張好德之心「可以培養得成，培養得純熟了自然流露」一段，指責「他這話危險的很」。人類社會正靠「這種善的本能」取得成功，胡適「不但不解孔子的道理而臆說，並且也不留意近來關於這個的意見之變遷，才說這樣話」。梁漱溟甚至說，胡適書中所講的老子、孔子、墨子、莊子的哲學，無多見地，只能 「供現代的大哲把玩解悶」。

寫中國哲學史的胡適竟然既不理解孔子的道理，又不知道相關意見的後來變遷，還隨口臆說，這哲學史的確沒多少存在的意義，真是只能「供現代的大哲把玩解悶」了。梁漱溟的打擊，不可謂不徹底。

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在學生集會上演講的胡適（來源：搜狐）

對梁漱溟的挑戰，胡適到一九二三年才回應，自稱「沉默了兩年，至今日開口」，可知早已注意到了。他的不滿，顯著表現在一小段話中就連用了五個「籠統」，說：梁先生的出發點就犯了籠統的毛病，籠統地斷定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籠統地斷定一種文化若能存在，必須翻身成為世界文化。他自己承認是「牢牢地把定一條線去走」的人，他就不知不覺地推想世界文化也是「把定一條線去走」的了。從那個籠統的出發點，自然生出一種很籠統的「文化哲學」。

這連續的五個 「籠統 」似乎還未讓胡適滿足，他繼續指出：「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極複雜，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個簡單的公式里，這便是籠統之至。公式越整齊，越簡單，他的籠統性也越大。」而梁的 「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尋一個簡單公式，而不知簡單公式絕不能籠罩一大系的文化，結果只有分析辨別的形式，而實在都是一堆籠統話 」。

一連串的 「籠統 」明顯表達出胡適的情緒，為梁漱溟所看出，遂致函胡適問道：「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原無嫌怨，曷為如此？」胡適很有禮貌地覆函致歉，但也指出，人若「認真太過，武斷太過，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東西文化》書中，此種因自信太過或武斷太過，而不覺流為刻薄的論調，亦復不少」。並舉出了自己「個人身受」的兩個例子。

梁漱溟這才明白是自己先得罪人，更寫一函，說「早在涵容，猶未自知」，「承教甚愧！」經此提醒，後來梁漱溟的朋友張申府半開玩笑地說梁和胡適「向來常常對壘互罵」，梁漱溟正式予以否定，再次說明「我於民國十年出版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批評到適之先生處不少，然適之先生之轉回批評我」，已在一年多之後，其間並無什麼「彼此互不相讓而急相對付的神情」，故張申府對雙方均屬「失言」。梁漱溟還特別提出：今日之中國問題實在複雜難解決，非平心靜氣以求之，必不能曲盡其理。若挾意氣說話，傷個人感情事小，誠恐天下事理轉以意氣之蔽而迷晦。

然而幾年後梁漱溟舊態復萌，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氣打擊了張君勱、丁文江、胡適和吳鼎昌等多位著名學者，說這些「雖有學問能出頭說話的先生，對社會問題」卻「缺欠研究精神」。他們提出的 「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或中國政治的出路」，「無在不現露其為一種主觀的要求、願望、夢想」；有些話「說了等於沒說，不說倒好些，說了更糊塗」。

這次李安宅對他提出了質疑，以為批評者的「責任是指明怎樣不對，錯誤在哪裡」，而不是簡單予以否定。但對梁漱溟而言，他或不過在就事論事，並未「挾意氣說話」。至於聽者是否感覺 「傷個人感情」，他可能真「沒往心裡去」，故此渾然不覺。

不過話說回來，當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反響熱烈。在眾多批評中，胡適的意見雖晚出，卻是梁漱溟唯一做出回應的。對其餘的批評，梁漱溟均未正式回應。這也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梁漱溟書《時刻自警》（來源：中國文化報）

丁偉志先生已注意到，各方評論意見中，「糾正其知識錯誤的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一觀察是準確的。當時就有人對梁漱溟予以全面否定，說他「對於東西文化的觀察有四點錯：一，對於中國文化說錯；二，對於佛法說錯；三，對於世界未來之文化說錯；四，對於我們今日應持的態度說錯」。

李石岑也說：「看完這部書之後，知道梁君是我們中國一個純粹的學者，我對於他這個人的佩服，比對於他這部書的佩服，更加十分。」這其實是一種和緩的批評，後來黃杲讀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即「李石岑說這書的作者比這書更可貴」。黃杲也覺得書中最精彩的是梁先生「貫徹全書」的一段「真情實感」，故李石岑「真不曾說錯」。換言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本身，反不那麼「可貴」。

一本廣受歡迎的書得到這樣的評價，作者的心情想必很複雜。除胡適外，梁漱溟未曾回應他人的批評，是因為他覺得別人的評論沒什麼啟發，同時他也對一些批評的隨意性不滿。

在其書《第三版自序》中，梁漱溟感謝了「許多位師友和未及識面的朋友給我以批評誨示」。但補充說，之所以「對大家的批評誨示自始至終一概沒有作答」，有「一半是為大家的批評誨示好像沒有能引起我作答的興味」。而且他「很少——自然不是絕沒有——能從這許多批評誨示里領取什麼益處或什麼啟發」。稍後他在給章士釗的信中再說，出書「兩年以來，批評之文，良亦不可計數，乃俱無所開益，只增否悶」。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三版自序（太平洋圖書公司出版，1960）

十多年後，批評梁漱溟的陳序經也說，「十餘年來之解釋及批評梁先生者頗不乏人，然平情來說，他們好像看不出梁先生的病症所在」，所作多是「枝葉的批評」。陳序經的意思是只有他真正看出了梁漱溟的病症所在，但他的觀察也大體應和了梁氏自己的觀感，應可算其「知音」。且此評論已在十餘年之後，若所說大致不差，則類似的狀況至少十多年未見改變。

不過，對於梁漱溟的沉默，也有見仁見智的不同看法。如王德周就說：「梁先生去年曾被人罵的緘口不言。」在唯一答覆胡適批評的那次演講里，梁漱溟解釋了自己沉默的原因，即「大家讀我的書，大概都像看北京《晨報》一樣，匆匆五分鐘便看完了。作者確曾下過一番心的地方，他並沒有在心裡過一道，就在這五分鐘後便提筆下批評。這種批評叫我如何答？實在不高興作答！」

那種匆匆一看「便提筆下批評」的現象的確存在，如署名「惡石」的評論者，一面讚揚這書「確是新文化裡面第一部有價值的著作」，卻坦承「昨天用一天的工夫看完了，今天便要來評」。他知道「梁先生費多少年心血所得的結果，梁先生全副思想底結晶，我隨隨便便看一遍，就輕易拿起筆來評」，顯得過於「大膽」，可能引起旁人「笑話」。

另一對梁漱溟比較同情的年輕人袁家驊也承認，他到寫書評的「前幾天」才把梁書「略讀一遍」，對於這書「非常敬愛，但不妨把一時直感而得的」幾點意見「敘說出來」。一個「但」字，表明作者也知道對「非常敬愛」的書本應採取更加慎重嚴謹的態度才對。

梁漱溟常以己律人，他覺得自己的演講和著述是非常認真且有體會的，別人似乎很少注意及此。他反對大家像看報紙一樣讀他的書，簡單看看就要評論，實際等於要求別人也認真詳細地與他進行長篇討論。真正做到梁漱溟所要求的只有楊明齋，他是唯一以專書形式來回應梁漱溟的（全書還包括反駁梁啟超和章士釗的內容，關於梁著的部分有一百多頁）。

楊明齋（1882-1938）

據其朋友說，楊明齋之所以寫出長篇的批評，就是因為梁漱溟在那次回應胡適的演說中，「說了一大堆」話，以「人家看不懂他的書 」作為他不回應的理由。楊明齋聽時便「生了氣，回到家裡就作他的《評中西文化觀》的稿子」，很快就寫成出版了。

這一批評的長度應當符合梁漱溟的要求，但他仍無回應。有可能是同樣不滿意，因為在梁漱溟 「下過一番心的地方」，楊明齋是否也曾 「在心裡過一道」，看不太出來。另一種可能是楊書出版於一九二四年，那時梁漱溟正處於煩悶思索之中，關注的「問題」已有所不同，興趣也開始轉向了。不過從前引陳序經的事後總結看，或許楊明齋也仍然沒有看出梁漱溟的 「病症所在」。

可知梁漱溟對他人批評基本不曾回應，可能真是感覺連反駁的必要都沒有。不過，梁漱溟在《第三版自序》中也說，他「雖沒能從諸師友處得著啟發」，自己卻「有許多悔悟」，於是對其中「兩個重要地方」做出了新的解釋。從新版的「新解釋」看，梁漱溟觀念上的修正，恰是被人指出過的問題，想來他是仔細看過那些批評的。

這或許是為人實誠的梁漱溟唯一顯得有些不誠懇的地方，或許如他自己所說，自從進入北大，「參入知識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勝之心」。不過，還有一種可能，即梁漱溟自信太強，別人的「啟發」經其消化，無意中當成了自己的「悔悟」。我自己傾向於後一種可能。前引他明知中國問題當「平心靜氣以求之」，而仍說出很「傷個人感情」的話，又渾然不覺是在「挾意氣說話」，便最能體現梁漱溟的學問真性情，因為他一向就有「始終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主體意識，而較少為他人設身處地。

1986年6月10日，93歲高齡的梁漱溟先生出席在北師大召開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研討會（來源：中新社，任晨鳴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