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人類文明共「進步」的羞辱懲罰

07-21

作為人類個體，受到他人羞辱往往是一件令人痛苦難忘的記憶，而這種記憶幾乎存在於任何現代人的生活體驗中。就連小學生也知道，被學校老師責令罰寫檢查是很「抬不起頭」的事。「寫檢查」並不只是未成年人的專利，和其他諸如「通報批評」、「民主生活會」等類似，所有這些活動中，「羞辱」是核心價值。這種看似簡單的社會群體懲罰，通過千變萬化的組織形式和歷史條件貫穿了整個人類歷史。與人類文明同時起步的羞辱懲罰「羞辱」首先是一種社會性行為。在距今100萬年至45萬年左右的直立人種群中，隨著大腦、牙齒的進化和對工具的掌握，原始人逐漸由採集食物為主的分散型群體發展至以捕獵為主的集中型群體。為避免矛盾衝突在人數急劇增加的群體內發生，原始族群發展出對內部個體關係嚴格的社會限制，把原本混亂的個體關係納入社會化的強制約束中去，並催生出最原始的族群禁忌——包括生產勞動時禁絕性生活、族外通婚和月經禁忌。這些原始性禁忌就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社會道德規範。然而並不是每一個原始人都樂意接受由集體統一標準的行為規範。為了維護內部秩序不被少數人破壞，始部落即開始採用「羞辱」個體的方式來維護道德藩籬，從而避免制度崩潰、族群瓦解。羞辱感是人類從生物性群體過渡為社會性群體而出現的獨有產物。原始族群中的生殖禁忌和財產式婚姻的確立催生了人類歷史上最「普適」的恥感：性羞恥。《聖經》有多處提到「不可露出下體」，印度的《摩奴法典》中也寫到「女性不允許與其他異性單獨接觸，否則視為犯法。」的記載，《古蘭經》則提倡用衣物遮蔽女性身體的絕大部分位置。直至今日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地區，對一個人生殖器的曝光仍舊被視作是對其最嚴重的羞辱。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刑罰人類文明史上最早的刑罰，即為對個體的羞辱。在原始社會中，部落首領為了守護內部秩序，可以對違反規矩的成員進行懲戒，具體做法是用笞杖擊打其身體，稱為「撲(攴)佚」。受此類罰的人既無性命之憂，基本也沒有肉體之痛。「撲佚」只是作為一種羞辱警告，讓當事人感到羞愧，接受教訓，不敢再犯，同時也警告和震懾其他族群成員的作用。《史記·五帝本紀》上著：「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即通過讓犯錯者穿上有別於群體普遍的衣物配飾，使之有別於大眾群體;西方的《漢穆拉比法典》也規定：如果自由民誹謗神姊或自由民之妻，他就應被「髡其鬢」。象刑、將人頭髮剃光的髡刑與強制剃除鬢毛鬍鬚的耐刑，都屬於人類早期歷史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羞辱懲罰。不過這些僅僅具有示眾作用的刑罰也是在人類此階段唯一僅有的懲罰措施。上古時期生產力低下，族群中每一個個體都是寶貴的勞動力，因此很難流通後世五花八門的肉刑和自由刑。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諸如墨刑、劓刑、刖刑、宮刑等將羞辱和肉體懲罰相結合的刑罰便陸續誕生。刺面、斷足、割鼻和毀壞生殖器等都帶有強烈的人身羞辱作用，示眾特性強烈。在當時儒家文明所倡導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文化背景下，遭受此類刑罰的個體將會感受到極為強烈的人格侮辱。西漢司馬遷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解而被處以宮刑，在被處刑後其曾哀嘆「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由此可見，很多時候羞辱刑罰對當事人帶來的痛苦和羞辱遠遠大於肉體刑罰。施耐庵筆中的林沖、武松和宋江等人被刺配受刑的故事又是另一例。刺配刑實際上是兩種刑罰合二為一，刺是指刺字，型似於上文中的墨刑，其中刺墨的位置有刺面、刺額角和刺耳後的區別，《宋史·刑法志》即記載：「凡犯盜, 刺環於耳後: 徒、流, 方;杖, 圓; 三犯杖, 移於面。徑不過五分。」;配是指發配，又稱流刑，即把罪犯流放至邊遠苦寒之地服勞役;《水滸傳》第八回「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豬林」中就寫道「就此日，府尹回來升廳，叫林沖，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而林所犯之事僅僅是「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當時宋代自太祖起推行以「決杖、流配、刺面」三種合用的刑罰替代赦免死罪的案犯，這其中除了「決仗」屬於肉體刑以外，刺字和流放都是帶有附加人格羞辱作用的刑罰。這種羞辱刑罰在當時被使用的如此寬泛，甚至連一國之君也在劫難逃。在「靖康之難」中淪為金國臣虜的徽、欽二帝，後被金王朝流徒至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最後客死異鄉。此後，刺配刑被歷朝統治者沿用至清代。《甄嬛傳》中的甄父因被人構陷而流配寧古塔，雖為文藝作品所虛構，但刺配作為中國古代的重要刑罰確確實實沿襲了近千年，直到清末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修改《大清律例》時才被徹底被廢除。同一個世界，同一種方法而儘管人種膚色和文化迥異，在羞辱懲罰的使用上，東西方几無二致。印度的《摩奴法論》中規定：與再生種姓女子通好的剎帝利，應用尿洗頭剃髮，即通過接觸排泄物而達到羞辱示眾的目的;古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里規定有「斷舌」、「切乳」、「剜眼」、「落齒」、「割耳」等刑罰，都是帶有羞辱作用的刑罰;今天我們熟悉的十字架本即是中古時期的刑罰工具。由古地中海文明發端的十字架刑後來被羅馬帝國熟稔掌握，這種將人釘死並懸掛在十字木樁之上的殘酷刑罰具有極佳的示眾性，對受刑者有著強烈的人格凌辱意味，大多被當時的統治者用來懲治極端犯罪和奴隸反抗等危害帝國傳統、破壞奴隸制度的案例，具有極強的警示作用。公元前73年，斯巴達克斯暴動遭到鎮壓，6000名奴隸戰俘被羅馬統帥克拉蘇釘在十字架上，掛滿屍體的十字架從羅馬城一路矗立到卡普亞。在西方歷史中最為著名的羞辱式懲罰誕生於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教皇英諾誠三世在1215年通過了中世紀嚴懲異端的綱領性決議，啟發了歐洲歷史上的宗教裁判所制度。被裁判所定罪的犯人不僅要受到各種人身肉體及宗教上的刑罰，還將接受永無止境的羞辱——必須佩帶「恥辱標」——一種十字架式的布條。在西班牙，囚犯則必須戴尖頂小丑帽，穿上縫了代表魔鬼和紅色烈焰圖形的黃色外套。無論何時何地，犯人一律都要佩帶，並終此一生。被定死罪的「異端分子」在接受行刑那天將被捆上繩索，穿著醒目的小丑帽和恥辱衣，在城鎮中心廣場上被成千上萬看熱鬧的群眾辱罵唾棄，而後在大眾狂歡般的節慶氣氛中被大火燒死。(電影《卡薩諾瓦》中的主角因「散布異端思想」而被裁判所裁定絞刑，行刑時人潮洶湧的聖馬可廣場很好的復刻了這一場景。)羞辱懲罰的新世紀進入近代工業化社會後，傳統律法中的肉體刑逐漸因西方人道主義、人本論思潮的興起而被視為落後野蠻的產物，逐漸被以自由刑為根本的近現代刑罰系統替代。與之相反的是，隨著無線電、照相和大眾傳播技術的發展，各種或為明文規定，或為潛規則默認的獨立羞辱刑罰卻得到了又一次的進化。在所有現代意義上的羞辱懲罰中，「示眾」懲罰最為普遍。在1938年3月的第三次「莫斯科公審」中，曾經的蘇聯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主要領導布哈林、人民委員會主席阿列克謝·李可夫等21名原蘇共領導人被指控成「托洛茨基和右派反黨集團」，成了侵害黨(蘇共)和蘇聯人民利益的「國家公敵」。通過公開審理、集中宣判的庭審模式，被告們在法庭上痛心疾首承認罪狀的形象被蘇聯當局的宣傳機器和西方旁聽者們傳播至全世界，審判結論在國內外幾乎沒有像樣的反對聲和質疑聲。前後歷時近兩年，共計三次的「莫斯科公審」連同更大範圍的政治整肅活動一同，通過當眾展示的方式貶損反對勢力人格、震懾廣大群眾，極大的加強了當時蘇共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的個人權威，而這種利用大眾傳媒傳播影響力的「示眾」模式，則在其中功不可沒。莫斯科公審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第一次集中公審公判，卻具有里程碑式的示範效應。有意思的是在二戰結束後，戰勝國們在紐倫堡和東京對軸心國的戰犯展開的國際審判，亦是採用了這類模式。審判過程通過電波傳送，使戰敗國民眾在第一時間知獲了自己國家民族的深重罪孽。德國民眾的深刻反省如此乾脆利落，以至於當納粹的三名被告人被紐倫堡法庭宣告無罪時，柏林有25萬名工人舉行罷工以示抗議。儘管相距十年間的這兩次審判，在公平正義性上具有天壤之別，但這種帶有羞辱示眾、震懾宣告作用的集中公審模式還是生生不息，被不同時空地域的統治階層所沿襲並發揚。自民主革命時期開始，包括遊街、群眾性批鬥、集中公審公判等示眾性羞辱懲罰也伴隨了我國曆次的社會發展進程，作為20世紀中國獨特的廣場化司法，構成了大眾性參與的公共事件——此類活動在文革時期發展到了最高潮，「戴高帽」、「剃鬼頭」、「澆墨汁」和「掛黑牌」等羞辱手段都是此階段發展至極端的標誌。改革開放後，示眾懲罰逐漸式微，1983年的「嚴打」成了其最後一次全國範圍內的集中應用。此後官方屢次依託成文的形式，否決了依靠公權強制力進行的羞辱懲罰。1988年兩高一部《關於堅決制止將已決犯、未決犯遊街示眾的通知》申明，「不但對死刑罪犯不準遊街示眾，對其他已決犯、未決犯以及一切違法的人也一律不準遊街示眾。」， 2003年的高院又重申了此類決定。但是現實往往同司法理想有著巨大落差，據統計僅在2008至2011年，各縣級以上地方經媒體公開的集中公捕公判等示眾執法就達到了近200起。延續了數千年的羞辱性懲罰並未完全喪失其生命力。如同古代五刑中的流刑曾經以「下放勞動改造」的名義起死復生過一樣，各種存在於新世紀的羞辱懲罰及其變種還是在不斷的綿延更迭。不同利益取向下的大眾傳媒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13年3月，造成湄公河「10·5」慘案的糯康集團4名主犯在雲南被執行死刑，全程被中央電視台實況直播;2014年起，多名被查出「黃賭毒」問題的演藝明星、社會名人輪番上電視作懺悔直播。隨著此類節目的增多，這類帶有羞辱性懲罰意味的環節引起了社會上特別是知識界的各種爭議。不管採取何種形式，也無論是官方成文的恥辱刑，還是在民間生活中種類更多、覆蓋更廣泛的群眾性羞辱活動，其本質仍屬於一種社會性的集體道德審判。通過對破壞規則和制度的個體進行懲罰，其目的還是約束個體，威懾群體，並最終維護現有社會的規則和秩序。但縱觀歷史，在蒙昧閉塞的一元社會中興起的羞辱懲罰體系，到了社會價值觀及道德評價標準日趨多元的今天是否還具有上述的功效，受辱當事人是否還能夠一如往昔、發自內心的「紅紅臉、出出汗」，旁觀大眾是否還能受到警示教化的作用，則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