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方誌：它不只是文人的工具書，看完這篇文章，你會驚訝於它無處不在的社會價值

在浩瀚的中國歷史長河中，曾經有這樣一種典籍，它傳承了數千年，既記錄了遠古歷史，又記錄了古代區域地理、經濟、社會、文化、氣候、軍事、人物等各方面的情況，至今仍被人們經常查閱，並加以利用，對今天人們的生活仍產生著重要影響，它就是方誌。

關於方誌，我們可以將「方」與「志」分開來解釋。「方」，即地方、方域。「志」，按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注為「志者，記也」，《辭海》解釋為「記事的書或文章」。「志」，作名詞，是一種記述式的寫作文體；作動詞，則是利用文字記錄事物的行為。簡單來說，「志」就是客觀記錄事物的一種文體或書體。「方誌」，即「地方志」的簡稱，古代也叫「地誌」「志乘」「書契」。

在古代，方誌多作為史書。「方誌」一詞，最早見於戰國時成書的《周禮》第十六卷「司徒教官之屬」：「誦訓，掌道方誌，以詔觀事。」東漢經學大師鄭玄註解為「四方所識久遠之事」，意指記載各諸侯國歷史情況的典籍。清代方誌學家章學誠從「志為史體」的角度出發，認為春秋戰國時期那些記載地方史事的書籍，如晉之《乘》、楚之《禱杌》、魯之《春秋》等，應是最早的方誌。梁啟超也曾說：「最古之史，實為方誌。」由此可見，「最古之史」乃為方誌的雛形，亦可稱方誌之源。

時至東漢，會稽人袁康撰寫了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經典著作——《越絕書》。書中記錄了從山川湖泊到城郭郡縣、從夫差勾踐到范蠡西施等關於吳越兩地的種種歷史。這部書的內容、體例均已多類似日後的地方志，因此後世許多學者把此書視為中國地方志的鼻祖，堪稱在方誌編撰史上有開創之功的代表作，所謂「一方之志，始於《越絕》」。也可以說，《越絕書》是國內現存最早的地方志。還有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記載了公元4世紀中葉以前，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地理、人物，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比較完整的以志命名的地方志。此時的地方志，多是記載一方風土人物的「地記」，內容較簡略，體例也沒有形成固定模式，多因人而異，因此這一階段被學界稱為地方志發展史上的地記階段。

元和郡縣誌 (唐)李吉甫撰02

隋唐時期，天下一統，地方志也迎來了一個黃金髮展期，統治者曾以國家行政命令的手段頒布詔令，編寫地方志，此時多為中央編纂的全國性總志，如：隋代的《諸郡物產土俗記》《區宇圖志》《諸州圖經集》，唐代的《括地誌》《元和郡縣圖志》（後因圖佚，改名為《元和郡縣誌》）等。唐建中元年（780），朝廷又明文規定：各州郡每三年編選一次圖經報中央，後又改為五年一次，這種制度遂被之後的朝代所仿效。

這一階段的志書，主要是輿圖和說明文字相結合的圖經或圖記，一般採用一個行政區的疆域圖配上文字，以圖為主，以經為輔。宋代王應麟在《玉海》中稱：「圖則作繪之名，經則載言之訓。」從唐代《沙州圖經》《西川圖經》殘捲來看，唐代圖經的體例、類目劃分較為細緻，有區劃、官署、河流、驛道、學校、寺廟、古迹、歌謠等項，已形成一個較為完善的地方志體例，因此學界常稱此階段為地方志發展史上的圖經階段。

現存最早的全國性地方志，即最有代表性的圖經，是唐元和八年（813）李吉甫編的《元和郡縣圖志》，全書共四十卷，後有部分散失。它以唐代的四十七鎮為綱，每鎮一圖一志，詳細記載了全國各州縣的沿革、地理、戶口、貢賦等。

淮安府志（光緒） 府署圖

到了宋代，方誌體例日趨完備，此時也是地記、圖經向方誌過渡的重要時期，方誌記述的重點也開始從地理情況擴展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其內容也逐漸擴展為對一個地方全方面情況的記載，學界稱此階段為方誌階段。如《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吳郡圖經續記》，以及被稱為「臨安三志」的《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咸淳臨安志》，都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

北宋元豐七年（1084），學者朱長文將滄浪亭及蘇州其他地理風俗編成《吳郡圖經續記》，書中寫道：「蘇子美滄浪亭，在郡學東……子美買地作亭，號曰滄浪。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諸公多為之賦詩。」三卷本《吳郡圖經續記》，就像一部今天的城市指南，向世人描述了當年蘇州的景象。可惜的是，《吳郡圖經續記》中描寫的景象，在今天的蘇州已難覓蹤影。

吳郡圖經續記 (宋)朱長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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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追擊趙構未果，北撤之前，一把大火燒毀了蘇州的滿城園林。直到幾十年後，蘇州才漸漸恢復其水城園林的風貌。南宋紹熙三年（1192），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編修出版了蘇州新志書《吳郡志》。此時，蘇州有了新的景象。比起三卷本《吳郡圖經續記》，范成大的《吳郡志》更為豐富，全書分五十卷，列目三十九門。直至今日，人們仍能通過其中的文字，找尋無數的遺存。從小巷到民居，從河流到名勝，厚重呈現在城市的每一處角落。《吳郡志》也成為宋代方誌體例定型的代表作，對後世影響深遠。

元大德七年（1303），耗時近三十年的《大元大一統志》編纂完成，此書凡六百冊，一千三百卷，規制宏大，分為建置沿革、坊郭、鄉鎮、里至、山川、土產、風俗、形勝、古迹、宦跡、人物、仙釋等部類。所用資料，多來源於《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和宋、金、元舊志等，內容廣泛，包羅詳備，是中國古代收羅最詳的一部輿地書，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規模巨大的全國一統志，為明清兩代修纂大一統志提供了範例和模板。可惜，此書後因戰亂逐漸散佚，現僅存殘本四十四卷，尚不及原書百分之五，其中原卷還有不全或僅存二三頁者。

據目前收志較全的「中國數字方誌庫」統計，明代志書約有一千五百種，現存六百餘種。清代修志更盛，乾隆至嘉靖朝三修《大清一統志》，舉國上下形成修志高潮，政府還明令各省、府、州、縣六十年修志一次，各地專設修志機構，民間文人學者也紛紛加入編纂、輯錄方誌的工作，出現一大批著名的方誌學家和高質量的方誌，保存至今的清代方誌約七千種。

中國的地方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體例、內容逐漸完備，積累的數量也極多。因此，中國的地方志，有著世界各國史地資料所不具備的連續性、時代性、資料性、廣泛性和地方性。

吳郡志 (宋)范成大纂

一地之方誌，往往歷朝歷代不斷續修，傳承不絕。從第一次編撰就追根溯源，力盡詳細，之後續修之人，又不斷增添新內容，補前志之未及，可謂連續不斷，按時間順序記清其起源、發展變化，特別注重轉折性的變化和現狀，記述不間斷。方誌往往對當代當時的事件有詳細記述，故有「隔代修史，當代修志」之說。因此，方誌往往著眼於當代，更有時代特色。

地方志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資料書、工具書，記錄有大量的資料，力求以歷史的客觀實際來反映社會發展興衰起伏的因果關係，只提供資料，不加主觀評論，更反對宣傳、文藝色彩較濃的空話套話。因此，方誌多採用記敘文體，如實記述，述而不論。小到一邑，大到古今，有橫有縱，既記自然、地理，又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還記社會風土人情、人物，不僅是有關自然科學的「博物之書」，還是關於一地社會科學的「一方之全書」，可謂廣泛性與地方性並存的「地方百科全書」。

正因為地方志具有如上特性，所以其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正如當代著名學者黃燕生先生在《雄安新區歷代方誌叢編》序中所說：「唐宋以來，便有地方官赴任之初閱讀方誌的傳統。唐代文學家韓愈過韶州，宋代理學家朱熹知南康軍，都將調閱方誌作為首要之務。說明在交通和信息還不那麼暢達的年代，人們要了解和認識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方誌有類似地區通覽、指南的功用。當然，現代社會已是信息發達、交通便利的時代，人們獲取認知的途經更加多樣，但方誌的記載仍難以替代，因為歷代方誌還具有存史和資鑒的功用，對於……建設者來說，全面認識這一區域的環境變遷和歷史滄桑，方誌仍具有極其重要的文獻價值。」

大元大一統志 (元)孛蘭肸,(元)岳鉉等撰

由此，筆者想到2011年入夏，暴雨頻頻造訪中國各地，所到之處，汪洋一片。武漢、杭州、南昌、北京、長沙、成都等城市出現內澇，各種調侃隨之而生：到武大「游泳」，到西湖「看海」，到南昌街頭「垂釣」，到北京地鐵「觀瀑布」……然而，與之相反，也有很多城市經受住了考驗，比如江西贛州，幾次暴雨，最大降水量近百毫米，但贛州老城區卻沒有出現內澇，民眾生活大體如常，井然有序。如果問起是什麼護佑著這座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贛州人多半兒會自豪地說：因為我們有福壽溝。至今，福壽溝的地圖、修建緣起、建築構造、歷代修繕等情況，均詳細記錄在《贛州府志》《贛縣誌》中。正是通過方誌，人們了解了福壽溝的詳細情況，才使得這一千年工程得到了良好的維護，也因此護佑了贛州這座千年名城。

再如，淮安府衙是目前全國僅存的兩座府衙之一，其歷史文物價值頗高。然而歷經數百年的風雨，原有建築早已殘破不堪。為了保護古代建築，當地政府決定對其進行修繕。當地方志辦遍查文獻，最終決定參照光緒年間所修《淮安府志》的記載，利用其中的《淮安府署圖》，使這座殘垣斷壁的建築，得以恢復其原有風貌。可以說，正是由於有了方誌，才為今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遺存。

贛縣誌[同治] 福壽溝圖

時至今日，古老的方誌仍舊以它如地方百科全書般獨有的豐富內容，為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提供著巨大的借鑒作用，也同時將當今社會的每一個重要事件如實地記錄下來。筆者相信，經過歲月的磨礪，地方志必將如它不朽的過往一樣，伴隨著中華民族的燦爛文明和優秀文化永久傳承下去，並將依舊散發出奪目的光輝。

（供稿單位：北京市文津書店、北京籍古軒圖書數字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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