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薦書032 | 李文傑《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1861-1911）》
編按：敝友李文傑兄，從本科到博士階段皆求學於北大歷史系，師從茅海建教授，學問樸實，功力深厚，多年不見，竟已增添了不少白髮，讓人不由得感嘆學問之磨人與學人之艱辛。文傑天資卓犖，興趣廣泛，且勤於問學，在師友之間廣受讚譽。現其博士論文修訂成書，納入三聯哈佛-燕京叢書，可謂實至名歸。猶憶當年一同在北大上茅老師中國近代外交史料研讀課，課畢一同在農園蹭茅老師飯卡，當時往往暮色漸濃，偶爾回眸學林往事，不禁浮一大白。當年學侶如今已卓然自立，不亦快哉！學問之養成，須有同齡學術共同體之砥礪與聲援，世事或許不盡如人意，但願我們生於一九八零前後的一代，能以個性入學問，融家國進關懷，庶幾不辜負師友之期待也。
中國近代外交官群體的形成
（1861-1911）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作者：李文傑
定價：59元
ISBN：9787108056443
出版時間：2017-1
科舉制度如何產生外交官？
民國初年的外交官的從何處來？
關於本書
在以重大事件為線索的近代史研究領域，幾乎全部的重大事皆與外交問題相關，或側重於外交問題。我們從中國史學會編輯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目錄即可明顯地看到這一特點。這一叢書中涉及1911年前史事者，包括《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捻軍》《戊戌變法》《回民起義》《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洋務運動》《清末教案》《義和團》《辛亥革命》。探尋晚清民國外交的歷史真相，進而檢討其中的得失，是學術界常議常新的話題，也是學術界之外的讀者關注的熱點。
對清末民初外交的得與失進行反思，我們須首先回答一個問題，即近代中國外交官從何而來？再進一步追問，可細化為系列問題：在傳統的官僚系統之中，在推崇「君子不器」、淡化專業技能和職業分類的科舉制度下，外交官是如何被選拔出來的，這種選拔方式對外交實踐有怎樣的影響？中國的駐外外交官群體是如何產生，他們的實際權力與功能如何？科舉制度停廢之後，又如何選拔外交官？
本書就是為解答這些疑問而進行的嘗試。基本的思路是，將晚清總理衙門及由其改組而成的外務部官員，以及駐外使團成員這一龐大的外交人員群體作為考察的對象，通過發掘、搜尋、整理總理衙門大臣、章京，駐外公使、參贊、隨員、翻譯官，外務部大臣、丞、參議、司員的眾多履歷及生平史料，探究他們的來源、選任、遷擢、群體演進等諸多問題，論述近代外交官出現和初期成長的經過，為觀察清末民初的外交提供一個制度史的視角。
關於作者李文傑，1982年出生於湖北漢川，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2011年至今，先後任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員、歷史系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政治與外交的教學研究。目前研究興趣包括：晚清政治制度、早期中國國債、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地方關係。
目錄
導言
上編：總理衙門時期（1861-1901）
第一章 制度的淵源
一 禮部與理藩院
二 總督、巡撫與海關道
三 總理衙門
四 駐外使館
第二章 總理衙門大臣
一 權責與局限
二 職能
三 選任途徑
四 任職緣由
五 日常運作與權力更迭
六 任期與離署
第三章 總理衙門章京
一 權責與職能
二 考試與選拔
三 仕途、生計與保獎
四 升遷與去向
五 任期與身份背景
六 章京個案研究：楊宜治的故事
第四章 總理衙門翻譯官與吏員
一 總理衙門的翻譯官
二 總理衙門的吏員
附 總理衙門翻譯官題名考
第五章 駐外公使（上）
一 庚子前的使才保舉與公使選任
二 保舉之後各方權力的影響
三 各國使差的內在特點
四 庚子之前使臣的群體分析
五 升遷與去向
第六章 駐外外交人員（上）
一 參贊（上）
附 參贊題名考（上）
二 領事官（上）
三 翻譯官
四 隨員、供事與學生
下編：外務部時期（1901-1911）
第七章 外務部設置與外交改革
一 改革之議
二 外務部的成立與制度改革
三 外務部制度的完善
四 1907年駐外使館的改革
第八章 外務部官員
一 外務部大臣
二 丞與參議
三 司員的來源
四 司員的去向
第九章 駐外公使（下）
一 庚子後的保舉與選任
二 保舉之外的人為因素
三 庚子後使臣群體分析
四 公使成長的個案：以汪大燮為例
第十章 駐外外交人員（下）
一 參贊（下）
附 參贊題名考（下）
二 領事官（下）
三 通譯官
四 書記官
結論
後記
2000年9月的一天，在我進入大學後的第一節歷史課上，年輕的榮新江教授向我們介紹了中國史研究的四把鑰匙：職官制度、目錄學、年代學、歷史地理。他告訴我們，這是老系主任鄧廣銘先生的教導。十多年過去了，課堂上具體細節已然模糊，但這「四把鑰匙」卻牢牢地印在了腦海中。
與中國古代史領域不同的是，長期以來，近代史研究是以大事件作為下一級學科的劃分標準：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講起，到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終結。古代史學科內作為通代鑰匙的職官制度，在近代史的體系內是缺席的，以至於有諸如「兵部尚書李鴻章」（兵部尚書可作為直隸總督加銜）、「國民政府總統」之類的訛誤。在以重要人物和事件為關鍵詞的近代史學界，制度固然應對不了所有的疑問，但若少了制度，許多問題怕也無法得到清楚的解釋。制度是一個框架結構，結構造就相應的功能；制度又有邊界，邊界限制人的能動性；制度還有自己的理路，從而形成獨特的演進規律。這本小書，就是一個嘗試，講的是有關外交的職官制度。
在我們的學科內部，近代史因與當下距離太近，長期以來不被視作真學問，或至少是不那麼正常的學問。一方面，它時常遭遇社會的過度關注，被精心塗抹妝扮；另一方面，曲謹之士又往往繞而行之。我在北京大學求學和在華東師大工作的十五年間，見證了近代史研究的「正常化」。身邊諸多師長的努力，使得近代史慢慢歸於平淡，恢復到它的史學本真。有幸在自己的學術成長期置身其中，如蒙時雨春風。
初入史學門檻，經常聽到血氣方剛的同齡學子品評學問，喜歡將學者和學科排列「高下等第」——或巍立雲端，或墮入泥壤。史學界的列位前輩大師，儼然高峰兀立。在陳義甚高的評論間，泥壤自不屑貼近，高山卻又無法企及。學子身處其間，往往容易迷失原初的判斷，無法去看清方向與門徑，對學問也只能敬而遠之了。2005年8月的一天，導師茅海建吩咐還是碩士一年級的我，陪同來訪的政治大學唐啟華教授參觀遵化東陵。在咸豐帝定陵的長長甬道上，兩位老師海闊天空，講起各自的研究心得，談到國內與國外、前輩與當世學者的學問。我聽到最多的關鍵詞，是檔案、史料，是樸實、守拙。在老師那裡，我逐漸明白，學問有其高深處，但路徑卻並不複雜，是材料的、史實的、說明的。讀史料集、跑檔案館，從原始材料出發，由點滴解析入手，謹慎前行，持久用功，成為我努力去問學的基本方向。自信心也在細微的操作中，逐漸樹立了起來。
我是典型的「八〇後」，正是遭遇「讀小學時大學不要錢、讀大學時小學不要錢」的那群人。我們經歷著史無前例的社會劇變，讀著歷史又見證歷史。前輩們說，你們的環境前所未有地好；同輩們卻說，我們的壓力與日俱增。的確，我們身處的時代，競爭與機會共存、挑戰與壓力並長。物質條件逐漸充實、學術資源日益開放，然而「激勵」太多，人心也隨之蕩漾不定。單純地讀書作文、長久地安於其位，竟是那般不易。就我個人軌跡來看，從高中、大學本科、碩士、博士，到尋找教職、任教於高校，十多年一路走來，看似一步不曾耽誤，實際上卻多次遭遇險境，自認頗不輕鬆。稍有偏差，人生恐早已被拽向另外的軌道。我心裡明白，一路有幸得到諸多前輩師長或明或暗地提攜幫助，也幸有同輩友朋的鼓勵共勉，才得以維持至今。惟有化作綿綿動力，堅持不怠。
這本小書是在我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幅度變動很大，增加了一些章節，另一些則進行了重寫。這些工作，都是我在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聘期內完成的。那裡給年輕學人三年的時間專心研究，對學人干預之少、條件之寬鬆，在國內研究機構中恐僅此一例。這也是不得不說的。
2015年12月30日於華東師大閔行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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