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抑或不幸,都是合謀
長大之後才發現,我們以前所掌握的歷史都是有選擇的歷史,都被書本或者傳說中有意刪掉了一些非常關鍵的細節,正如學者押沙龍所說:「那個時候我讀的書里,普希金不亂搞,一心跟反動勢力作鬥爭;牛頓不煉金,安安靜靜地煮懷錶;高爾基不溜須,只想爭做革命小海燕。」
我再補充一些:李清照沒改嫁,居里夫人也沒和有婦之夫搞婚外情……
第一次知道後者的故事尤令我震驚,因為在以往的歷史書中,居里夫人之所以永載科學史上最為光輝的一頁,就是因為她和皮埃爾·居里既是夫妻,又是一對事業的好伴侶。因為他們在放射性上的發現和研究,居里夫婦和亨利·貝克勒共同獲得了1903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居里夫人也因此成為了歷史上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
對居里去世後她的私人生活,我們知之甚少,連中文的居里夫人傳記,也沒有提到她曾經從她和居里的共同朋友——保羅·朗之萬那裡得到過情感的慰藉,將這段對於居里夫人來說極其重要、刻骨銘心的情感經歷一筆抹掉。
這是不應該的。作者大概是好意,不希望這段緋聞影響居里夫人的形象,動搖她在科學史上的偉大地位,但這恰恰是對居里夫人的傷害,她從不怕面對自己的感情,她曾經在給郎之萬的信中這樣寫:「萬事萬物,不都是從這樣的感情來的嗎?我認為這是我們所有一切的根源——和諧的工作關係、密切堅貞的友誼、生活的勇氣,甚至最美的愛情。」
他們之間的感情,並非是一時心血來潮的苟且,而是建立在對事業的高度熱愛,以及彼此之間的深刻同情與尊重之上。作為居里夫婦的摯友,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在皮埃爾去世後,郎之萬被指定成為皮埃爾在巴黎工業物理學和化學學校的繼任者。居里夫人——不,現在應該恢復為瑪麗·居里了,瑪麗非常欣賞郎之萬的出眾才智,他們互相幫助,坦誠相對,「是一個朋友,一個心有靈犀的夥伴,在科學上,他有可能取代皮埃爾的位置。」
「皮耶·居里去世幾年之後,這份(與瑪麗的)友誼,由於相互的傾慕而逐漸演變成愛情,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嗎?」緋聞事件60年後,郎之萬的長子安德瑞在為他父親寫傳記的時候,談到此事是如此心平氣和,對他們之間的感情有一份深刻的理解與同情。
因為郎之萬的子女與朋友都深深感覺到,這個男人的婚姻就是一場悲劇和鬧劇。
郎之萬出身於一個貧窮工人家庭,這個家庭除了給他一個聰慧的大腦,再沒有能力給予他更多資本。他是靠著獎學金才完成了自己的學業,22歲,他和同樣出身於工人家庭的珍妮結婚。珍妮一直和母親經營著一家小雜貨店,這種生計將她鍛煉得精明、潑辣、勤勞。
如果在郎之萬原本的階層,珍妮是一個很好的伴侶,她粗魯但能幹,一心圍著家庭、丈夫和孩子操勞,像一頭母獅子守護著她的領地。但很可惜,郎之萬逐漸在科學界嶄露頭角,他開始進入另外一個階層,一個更文明更受人矚目的體面行業——在大學教書,成為受人尊重的教授,而珍妮對郎之萬的工作完全無法理解,更無法體會他所從事的工作和意義。
她只關心錢,因為她有四個孩子需要養大,如果受聘民營公司能令郎之萬帶回更多的錢,她毫不猶豫地勸說郎之萬辭掉大學的教席,「你可以賺四倍多的錢。」這是能令一個小市民出身的女人眼前一亮的數字,至於科學界的損失與她何干,因為那並不能帶來現錢。
郎之萬不同意,他覺得一個人的犧牲來換得科學的進步,是正當且合理的選擇,這讓珍妮非常生氣,覺得他只考慮自己,不關心她和孩子的死活。和所有普通家庭一樣,每逢夫妻為這些事情爭執不下的時候,他的岳母也會站在女兒一邊指責郎之萬。
夫妻之間的感情減去漸遠,面對郎之萬的冷淡,珍妮的脾氣更加暴躁,一次爭吵中,珍妮舉起花瓶砸向了丈夫,將郎之萬的頭打破——家有悍婦的郎之萬,在精神上有與蘇格拉底和林肯同樣的苦悶,後者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擁有悍妻的男人。
如果郎之萬是哲學家,他或許可以在妻子的蠻橫中經受精神的洗禮,就像林語堂說蘇格拉底的哲學成就是源於他妻子的功勞:「倘若蘇格拉底沉醉在一個疼愛他的妻子的溫柔懷抱里,恩愛纏綿,他絕不會遊盪街頭,拉住路人問一些令人困窘的問題了。」
他只是一個科學家,科學家的創造和靈感需要一個安穩的環境,整天為家庭瑣事和夫妻糾纏所困擾,這勢必會影響到他的工作。所幸,在與瑪麗的交往中,他找到了在家庭中得不到的精神鼓勵和支持,瑪麗深切了解他這顆偉大頭腦的價值所在,也只有瑪麗,能夠幫助他實現自己的科學抱負。
郎之萬對瑪麗傾訴自己的煩惱,珍妮也同樣對瑪麗訴苦,瑪麗批評郎之萬對妻子太無情,郎之萬露出自己頭上珍妮打破的傷口,瑪麗又轉而同情他,她覺得一個妻子不應該這樣對待自己的丈夫。就這樣,他們從心無旁騖的事業夥伴逐漸過渡成了一對熱烈的戀人。
他們在巴黎租下一小間公寓,並在那裡約會。他開始考慮離開妻子,只是顧及要與子女分離,一直猶豫不決——從現存的他們之間來往的書信來看,瑪麗也支持他的這一舉動。她寫道:「把我們倆拉合在一起的是一種強烈的本能。你覺不覺得,毀滅一份真摯而深刻的感情,像是令自己珍愛的孩子死去一般?我們眼看著那份感情滋長,有時候毀掉它比失去孩子更加不幸,不是嗎?」
瑪麗希望他能當機立斷,結束這令他和珍妮都很痛苦的婚姻,「我答應不再責難你,你可以相信我。我完全信任你的意向,可是我擔心無法預見的事情……如果她再懷孩子,我們就一定要分手了,因為我不能接受這份恥辱。」
這段感情在郎之萬的遲遲不決中,以猝不及防的粗暴方式被摧毀。郎之萬愚蠢地讓自己的妻子拿到了瑪麗寫給他的情書,這些情書最終被公布給了報社。公眾十分熱衷於「女性科學家小三」這種爭議十足的噱頭,將她描述為「波蘭蕩婦」,曾經以她為榮的法國科學界開始有人提議讓瑪麗離開法國,對瑪麗造成了極大傷害。
之後幾乎有三年的時間,瑪麗為了逃避這種強大的敵意,以斯克洛道斯卡女士的名字住進了由修女開辦的醫院,來求得身心的恢復。幸虧還有她所信仰的科學事業成為她生命的依託,她憑藉頑強的意志和異乎常人的工作熱情重新站了起來,繼續為法國和世界科學工作了22年,為人類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風波中,郎之萬卻倖免於苛責,沒有人更多抨擊他的出軌,在那時的法國,輿論普遍把這種行為看做是男人的本色,只要回歸家庭就能洗清一切錯誤。
愛因斯坦盛讚瑪麗是「惟一未受盛名腐化的人」。她一生都淡泊平和,也是個強悍和偉大的女權主義者。她曾冷靜地對自己的女兒說:「在由男性制訂規則的世界裡,他們認為,女人的功用就是性和生育。」
但即使是這樣一位偉大堅強的女性依然難以超越人性的弱點和窠臼。她同情郎之萬,因他的痛苦而滋生了保護欲,想要把他從不幸的婚姻中拯救出來,進而產生了愛情。瑪麗曾對友人說:「他本是個天才!我們一定得救救他。他很軟弱……他需要了解,需要溫柔與熱情。」
她不知道的是,每個人都是自己命運的締造者,一個人把自己的生活過成什麼樣,和境遇有關,不過更關鍵的因素還在他自己身上。郎之萬不顧家庭的困窘,一味用錢無度,不加節制,尤其是他那「富有同情心」的美德,表現為對外人極為慷慨,卻忽視家庭的利益和感受。珍妮就是在這種整天需要蠅營狗苟算計著過日子的生活中,以及長期得不到丈夫的情感滋潤,而變得越來越粗俗、暴躁。
他們聯合創造了這個結果,卻又都以為自己是受害者。
胡因夢也曾經與有婦之夫相愛,她很快發現自己並非是他唯一的性伴侶,這個男人是希望「透過婚外情來打破自我設限的牢籠。」胡因夢是那種即使在最狂熱的感情中也能睜著一雙眼的人,她意識到,「如同無數的男女一樣,他以為婚姻就是他的枷鎖,他想一邊套著這個枷鎖,一邊擁有個人的自由,但結果也像無數的男女一樣,再怎麼尋覓,和他最有緣的人仍然是他的婚姻伴侶,而自我的枷鎖也還是套在頭上。」
郎之萬也沒有逃過這個隱秘的心理遊戲。緋聞事件後,珍妮向法院起訴分居,兩年之後,珍妮以同意郎之萬再擁有一個女秘書做情人為條件,成功挽回了他。郎之萬回歸家庭後,在珍妮的默許下,「他和自己原來的一個學生有了私生子。他請瑪麗為那個學生在她的實驗室里安排個位置,她答應了。」——事實證明,郎之萬並不一定需要像瑪麗那樣擁有偉大頭腦和胸懷的情人,他只是需要一個女人,哪怕是最普通的女人,來排解婚姻的苦惱,只為他自己懦弱到無法親手去解決問題。
這段感情好似瑪麗卓越人生中的一點墨跡,這處污濁並非因她介入了別人的家庭——這場婚姻早就變成了一場同床異夢的鬧劇,而是她錯誤地相信了一個男人的訴苦,以為自己可以拯救他走出人生的困境,結果他卻丟下她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環境中,這才是對瑪麗極大的羞辱和辜負。
前幾天有朋友在微博上對我講了個故事,「鄰居有個極品男,女的要上班賺錢還貸,男的天天窩在家裡用女的ipad看劇笑聲猙獰。女的隔三差五會吵架,說男的沒擔當沒責任感日子過不下去了要他走之類。男的就開始委曲求全說自己要找工作,完了繼續當蛀蟲,還跟其他異性曖昧。女的再吵、再擾民、再過日子。」他問對於這種婚姻關係該怎麼看。
我說,「這種關係中,從來都沒有無辜者。只不過公眾更願意同情那個看起來是弱者的女人,而譴責那個看起來更過分的男人。但作為一個成年人,她不離開這種男人,卻一遍遍經歷同樣的循環企圖驗證得到一個不一樣的結果,這說明她駕馭自己生活的能力太差了。他們半斤八兩,都是寄生在彼此的弱點上,無能的人。」
是的,所有的幸福抑或不幸,都是合謀。珍妮與郎之萬就是這樣一對寄生在彼此弱點之上的無能的人,他們本該相親相愛相生相殺到永久,不該拖瑪麗這樣善良的人下水。但願世間女子,再也不要重蹈瑪麗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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