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仁夫：美國的儒學之旅

美國的儒學之旅

朱仁夫

（湖南理工學院儒學研究所，湖南 岳陽 414006）

摘要：美國與中國的交往始於18世紀。19世紀初，美國「基督教差會」向中國派傳教士，通過傳教士，中國文化典籍大批輸入美國。19世紀70年代起，美國漢語教學和中國學研究蓬勃發展，美國商人和企業家紛紛設立基金會資助中國學研究。美國的儒學研究既全面又系統，如經學史研究、經學思想研究、孔子研究、孟子研究、荀子研究、宋明理學研究、清代儒學研究等，都有成批著作出版。

關鍵詞：中國文化；儒學；傳教士；漢學家；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1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7110（2009）02-0001-13

作者簡介：朱仁夫（1941—），男，湖南臨湘人，湖南理工學院儒學研究所教授，著有《儒學國際傳播追蹤》《中國古代書法史》《中國現代書法史》等。

美國立國時間短，加之與中國遠隔重洋，交往始於18世紀。1785年，紐約張貼第一張中國貨廣告，1839年至1942年費城開辦了第一個「中國展覽館」。19世紀初，美國「基督教差會」向中國派傳教士，《澳門月報》《美國東方學會雜誌》《美國東方學叢刊》《美國東方學翻譯叢刊》相繼出版，中國文化和儒學傳播速度超過了其它國家。通過傳教士，中國文化典籍大批輸入美國。據統計，中文古籍善本，美國各圖書館藏8000部40000餘卷。19世紀70年代起，美國漢語教學和中國學研究蓬勃發展，美國商人和企業家紛紛設立基金會資助中國學研究，杜威、賽珍珠、諾斯羅普、亨廷頓等文化精英傾情中國文化；費正清、史華慈、勒文森、芮沃壽、狄百瑞、史景遷、孟旦、陳榮捷、杜維明等漢學家譯介著述儒學。美國的儒學研究既全面又系統，如經學史研究、經學思想研究、孔子研究、孟子研究、荀子研究、宋明理學研究、清代儒學研究等，都有大批著作出版，使美國成了儒學研究的大國。

一、中國文化走向美國

1．18世紀起始

1785年春，美國紐約口岸張貼了美國立國（1783年）後第一張推銷中國貨的廣告：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即將從中國廣州載貨歸來，除茶葉外還有「各種瓷器，各種不同質地的……緞製品、絲織品……象牙雕刻和漆器」等中國工藝品。貨到之後即銷售一空。美利堅民族的先哲們除了從歐洲人的著作中了解中國及其文化外，那就是從歐洲人轉運到北美的中國茶葉、瓷器、絲綢等物品上來想像東方的文明古國。可見，輸美商品的社會意義遠遠超過了物質意義。正如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賓特在《舊中國貿易，美國人在廣州（1784—1843）》中所說的那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工藝品發揮了「大使」的作用，向美國人民介紹了中國文化。

隨著中國商品的交易，日益增多的美國人來到中國，對中國的建築（幽深典雅的園林、拔地而起的高塔、飛閣流丹的涼亭等）風格非常傾慕。美國人凡·勃拉姆於1796年在特拉華河西岸建造一幢「中國靜修所」，小塔、風鈴、嵌板窗、糊牆紙、中國傢具、藏書摟……等等，一應俱全。一位美國出版商這樣評價：「凡·勃拉姆先生住宅里的傢具、裝飾及其一切，使我們想起了中國。一旦你置身於栩栩如生的中國人當中並被他們的生活方式、習慣、作品及其藝術所包圍時，要使自己不會以為已身臨中國是不可能的。」1828年，美國費城地區建築了一座高達100英尺的中國式寶塔，一個中國式亭閣和花園，形成一處「渾然一體」的中國式園林建築。①美國人內森·鄧恩，集九年時間在中國收集了1200餘件物品，其中有美術工藝品、植物學標本、模擬塑像（如清廷大員、書生小姐、演員商人、犁田農夫等）、傢具和廟宇模型以及數百幅圖畫等，於1839年至1842年在費城開辦了一個「中國展覽館」。展覽開館後，傾慕而來者絡繹不絕，計有10多萬人參觀。展覽開始後的頭幾個月，就向觀眾售出了5萬份附有說明的分類目錄冊。當時，全世界只有3個博物館收藏中國物品可以與鄧恩的「中國展覽館」媲美：一個在荷蘭海牙，一個在英國倫敦，一個在美國撒冷。費城社會改革家愛諾希·韋恩斯說：「在他提供給公眾觀察的收藏品之中，鄧恩比其他任何人都做了更多的事情以糾正對一個民族的錯誤看法，並且為之傳播了真正的信息。這個民族的每一方面都值得那些研究國家繁榮和穩定原則的經濟學家學習。」美國科學家本傑明·西里曼說：「如果一位建築家想要檢查他在中國方面的科學，那麼他將會發現古老而雄偉的橋樑和長城的模式、畫出鮮艷奪目使人嘆為觀止的圖畫的美術家、擁有華麗絲綢的綢布商、瓷器的製作工藝等等，都是他偉大藝術的來源。」簽訂中美不平等《望廈條約》的美國外交代表顧盛說：「要否認中國具有高度文明是不可能的。雖然這種文明在許多方面和我們的不一樣；其帝國之廣大、政治機構之穩定、中國人在生活技巧方面取得的巨大進展、孜孜不倦的文學修養以及既實用又有裝飾意義的精心構思出來的物品」，都使中國在許多方面無愧於基督教國家所聲稱的文明。[1]

①J．高爾德斯坦《1682至1846年費城對華貿易》，第75—76頁。

2．基督教差會來華

19世紀初，美國創立了「基督教差會」，像西歐法、德、英等國一樣向中國派遣傳教士。1830年10月，美國第一個傳教士裨治文來到中國。爾後，衛三畏、雅裨理、布朗、晏瑪太、丁韙良、明恩溥、狄考文、樂靈生、穆德、衛斐烈等人相繼入華。到19世紀末，美國在華傳教士已達1500多人。傳教士來中國，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在美國形成又一次浪潮。1832年，裨治文創辦《澳門月報》，介紹中國的社會歷史及民風民俗。1842年，美國傳教士與美國外交官聯合成立「美國東方學會」，以傳布東方知識和研究中國文化為宗旨，先後出版了《美國東方學會雜誌》《美國東方學叢刊》《美國東方學翻譯叢刊》，建立了東方文獻圖書館。1848年，衛三畏出版兩卷本《中國總論》。1883年，傳教士李佳白來華，活動於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寧波等地，往返於中美傳播中國文化。在華近40年的傳教士山姆·威爾斯·威廉士返美後作了上百場演講，介紹中國的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並於1848年出版《中華帝國》一書。

3．中國文化典籍傳入美國

中國文化走向美國，一個重要內容是圖書資料的傳入。中國大批文獻和圖書資料輸入美國始於1869年。當時清政府指派恭親王挑選一批雕版印刷考究的中國典籍（其中有《皇清經解》366卷50函、《五禮通考》120卷12函、《欽定三禮》144卷18函、《性理大全》16卷2函、《駢字類編》120卷20函等）10種130函贈送美國，每套書上題寫：「贈美國政府——中國皇帝，1869年6月」。這批書後來成了美國圖書館中第一批中文古籍藏書。1878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美學生容閎，將其所藏中文圖書全部捐贈給了他就讀的耶魯大學。1907年至1910年，芝加哥3所圖書館趁美籍漢學家勞福到中國「考察」之機，搜集中國書籍萬餘冊。1904年至1908年，清政府第二次向美國贈書，這些書為美國最大的圖書館——國會圖書館所得。美國國會圖書館1879年從外交官顧順處獲得漢滿文書籍2500冊，1929年從天津搜購中國善本書2．2萬多冊。20世紀4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將原北平圖書館館藏善本資料2．1萬種運至美國，國會圖書館複製了北平圖書館館藏善本2．8萬種，120．5萬多卷，其中包括宋版書156種，元版書100種，明版書200種，碑文拓片7000種。20世紀60年代，美國各類圖書館有關中國文化的圖書資料成倍增加。從1958至1970年，美國用在中國研究上的公私撥款高達7000萬美元，美國90餘所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東亞圖書館的中文藏書達400餘萬冊。20世紀80年代，美國各地圖書館中文藏書達750萬冊，其中，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庫有中國藏書50萬冊，其中包括世界僅存的400餘冊手寫本《永樂大典》和100多種在中國已絕版的方誌。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收藏中國圖書40萬冊，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收藏20萬冊，藏書中有不少屬於中國12至17世紀的出版物，還有部分是 8至10世紀的出版物。據初步統計，僅中文古籍善本在美國各種圖書館有8000部4萬餘卷。①

4．美國設漢學教學和科研機構

19世紀70年代起，美國大學開始設立研究中國的教學和研究機構。1876年，耶魯大學成立美國第一個「漢語教學研究室」和東方學圖書館，主持人是傳教士衛三畏。該校出版了12冊系列漢語教材，被許多大學採用。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防部委託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華盛頓大學合作編寫《中國手冊》。1877年，哈佛大學籌集「漢學教席」啟動經費，1879年聘請中國寧波舉人戈鯤化前往任教。該校的「東亞地區研究課程」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該校的「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Institute）在美國漢學界久負盛名，與北京燕京大學（教會大學）合作招收研究生，在美國不定期出版《哈佛亞洲研究學報》，在中國出版《燕京學報》，編印《漢學引得叢刊》，均有很高的學術價值。1896年，加利福尼亞大學設立「阿加西東方語言文學教席」，由英國人傅蘭雅執教。該校「遠東研究中心」和「中國研究中心」著述頗豐。1902年，哥倫比亞大學設立「殿龍中文教席」，由德國漢學家夏德任第一任漢語教授。該校設「東亞研究所」。爾後，賓夕法尼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霍普金斯大學、密歇根大學、密執安大學、夏威夷大學等30餘所大學相繼效尤。20世紀70年代，開設漢語專業課程的美國大學已達260所，90年代增至486所，遍布39個州，漢語進修生人數超過1．7萬。②中國文化的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經濟、藝術、宗教、法律、農業、教育等一步步走入了美國。美國對中國文化的重視和研究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20世紀以來，一些美國商人和企業家設立各種基金會以資助對中國的研究，如1911年建立的紐約卡內基基金會，1913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1936年建立的福特基金會等，資助研究機構有「哈佛燕京學社」「太平洋學會美國委員會」「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美國中國語言文化教師協會」等90餘個。美國眾多的研究中國的教學和研究機構，近百年來，培養了一大批著名的漢學家，如：亨德、柔克文、賴德烈、斯特朗、拉鐵摩爾、費正清、卜德、芮沃壽、李文森、柯文、史華慈、江康湖、衛理、賓板橋、傅路德、狄百瑞、陳榮捷、畢漢斯、韋慕庭、陳綬頤、宓亨利、顧立雅、克雷克、賀凱、畢乃德、梅谷、劉澤前、普里查德等。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美國中國學手冊·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②熊文華《美國的漢學研究》（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四集）中華書局，2000年。

5．20世紀「新儒學」

20世紀中國出現了「新儒學」，一些代表人物紛紛來到美國，推涌了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在美國更加深入廣泛的傳播。

儒學的生長發展經過三個大的階段，首先是先秦孔孟原始儒學，爾後是以朱熹為代表的宋明理學，最後是20世紀的新儒學。「五四」以來，面對以科學主義為核心的現代西方文明的衝擊，中國出現了一批重新詮釋和弘揚傳統文化的學人，他們力圖重建儒家文化的價值系統，「以儒家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謀求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代化，他們的思想學說被稱為「現代新儒學」。現代新儒學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20至40年代為第一階段，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勵、馮友蘭；50至70年代為第二階段，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80年代以後為第三階段，代表人物有杜維明、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現代新儒學誕生於中國，結緣於美國，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道景觀。張君勵、馮友蘭、唐君毅曾先後赴美留學訪問或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張君勵晚年儒學巨著《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冊），系其50至60年代旅居美國10餘年心血凝成，以英文在美國出版。馮友蘭1919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在美國出版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兩卷本）。陳榮捷，20年代留美獲博士，回國後再度赴美，任達特茅斯學院中國哲學和文化教授，將中國哲學史上各個時期的代表作譯成英文在北美出版，1963年編譯出版《中國哲學資料彙編》。60至80年代《大英百科全書》中的中國哲學部分幾乎全為陳榮捷撰寫。新儒學在美國的傳播與發展有兩支隊伍：第一支隊伍是美籍華裔學者，如杜維明、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等人。他們的「中西學養精深，尤其在對西方當代主流哲學的理解和把握上為此前新儒家所不及，因此在中西哲學的會通上展示了更為開放的文化心態，逐漸形成了各自獨具特色的當代新儒學思想……他們在海外創辦刊物，組織團體，籌辦會議，廁身教壇，出版專著，利用各種機會，積極傳播新儒學。」[2]（P104—105）第二支隊伍是美國學者，他們將儒學作為純學術研究，通過出版著作和授課等形式擴大新儒學在美國的影響。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狄百瑞、赫大維、安樂哲、艾愷、史華慈、墨子刻、蒙羅、柯雄文等。安平秋、安樂哲主編的《北美漢學家辭典》一書就收集了北美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485名。

20世紀70年代以後，中美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中國的大批學子來到美國留學，中國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層面走向多元文化的美國。可以說，中國文化已經成為美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傳教士與儒學

19世紀20年代起，美國傳教士在廣州和澳門開堂禮拜。接著，美國各教會組織在中國各地建佈道站，設書局譯館，立教會學校（1914年，美基督教會在華開辦初級教會學校約2000所，招生4．5萬人，中高級教會學校約286所，招生2．3萬人），辦刊物（1827年11月，美國人吳特在廣州創辦英文刊物《澳門雜錄》，這是近代史上外國人在中國發行的第一家英文刊物，1843年遷至香港，改名《香港雜錄》；1832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創辦《中國叢報》，每月用英文在廣州和澳門出版；1868年，美國傳教士保靈在福州創辦《中國紀事和教務雜誌》，1874年遷上海改名《中國紀事》；1868年9月，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創辦《中國教會新報》，1874年改名為《萬國公報》；1895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曾常、衛三畏合辦《亞洲文會會刊》等等）。1860年至1895年，清政府解除對基督教傳教士在華自由旅行的禁令，西方傳教士大批湧入中國，其中三分之一是美國人。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在華的主要宗教團體有：長老會（南北美）、監理會海外佈道會、新教聖公會、美國海外佈道會、浸信會海外佈道會、南浸禮會海外佈道會、基督復臨安息會、監理公會佈道會、宣道會等，共有傳教士2192人，佈道站 203個。」[3]（P190—191）在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的過程中，美國傳教士是「後來居上」者，「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是美國漢學研究領域中的篳路藍縷開拓者」，是儒學傳播美國的「帶路人」。

1．裨治文

裨治文(Elijah ColemanBridgman，1801—1861)，1829年畢業於安多弗神學院，受美國公理會之派，作為美國第一批傳教士於1830年抵達中國。裨治文來到中國的第三年，就創辦了《中國叢報》（TheChineseRepository），他在發刊詞中說：「要對外國人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籍進行評論，旨在注意已經發生的變化……關於社會關係方面，必須對社會結構詳細調查，在考察中國人的道德品質時，要求對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仔細地和長時間不間斷地觀察……我們對中國人的宗教特徵也感到興趣，將給予非常強烈的關注。」①《中國叢報》「譯介中國歷史、宗教、農業、儒家典籍和文學藝術」，這是對中國儒家文化的全方位關注。各國史學家都很看重這一刊物，1941年，日本丸善株式會社重新翻印出版了《中國叢報》前15卷。1841年，裨治文出版了《粵語漢集》，供來華的西方人學習漢語和粵語，全書長達728頁，除文選、英語翻譯外，還有自創的漢語拼音和注釋。1856年，上海外僑組織了一個學術性團體「上海文理學會」，推舉裨治文擔任第一任會長。這是西方人在上海建立的一個學術性團體，1858年改屬於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為該會的上海分會，中文名稱為「亞洲文會」（1871年由英國政府撥款在上海虎丘路建造永久會所。到1935年，該會擁有一個藏書1萬冊的圖書館和收藏中國博物的博物館，會員有852人），它的宗旨是考察中國的社會，包括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向歐美介紹研究中國的學術成果，接待各國學者的來訪或考察，出版學會年刊（Journal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Society），創辦圖書館和博物館等。1857年，裨治文在上海舉行了一次盛大招待會，以紀念英國傳教士、著名「中國學」家馬禮遜來華50周年。他發表長篇演說，讚揚馬禮遜一生研究中國文化和傳播儒學所作出的重大貢獻。[4]（P46—47）

①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5月，第1—5頁。

2．衛三畏

衛三畏（Samuel WellsWilliams，1812—1884），1833年10月到廣州，是美國來華的第一批傳教士之一，與裨治文、雅裨理交誼甚篤，擔任《中國叢報》的印刷者、發行人、編輯，參與了中美《望夏條約》的文字工作。衛氏1848年在《美國東方學會雜誌》上發表了代表作、著名的《中國總論》（兩卷本），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進行了總體的論述。他通過對中國社會和孔子思想的研究發現：「孔子的著作同希臘和羅馬哲人的訓言相比，它的總旨趣是良好的，在應用到它所處的社會和它優越的實用性質，則超出了西方的哲人……四書五經的實質與其他著作相比，不僅在文學上興味雋永，文字上引人入勝，而且還對千百萬人的思想施加了無可比擬的影響。由此看來，這些書所造成的勢力，除了《聖經》以外，是任何別種書都無法與之匹敵的。」[5]（P186—187）從「孔子或耶穌」轉到「孔子加耶穌」，這是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到19世紀70年代才得出的結論，他們把儒家學說與耶穌《聖經》一一加以對照，認為「儒教之所重者五倫，而吾教亦重五倫」，「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儒教君子三戒，與吾教上帝十誡，旨有相同者……是上帝十誡與君子三戒又合，不但重五倫五常與儒教合也」。1877年在華基督教傳教士舉行全國大會，統一了上述認識。也就在這一年，美國耶魯大學設置第一個中國學講座，衛三畏擔任第一位教授。他在對美國大學生的講演中十分強調利用儒家經典以開展在華的傳教事業，極力主張把孔子思想與耶穌思想結合起來。

3．李佳白

李佳白（GilbertReid，1857—1927），1882年畢業於紐約協和神學院，並受長老會差會派遣來中國。他在美國就開始學習和研究儒家經典，到中國後首先來曲阜參觀孔廟「登其堂而瞻仰聖容」，主張傳教士在中國活動應當「採用中國方法，講中國經書」。他一手拿《聖經》，一手捧《四書》，在山東傳教時，穿中國服裝，戴假辮子，「一如華人儀式，行中國禮節」，並用儒家經典附會基督教義，進行傳教。他認為：「既能通達中國之學，中國之禮，則能與中國儒士官紳接見，情誼交孚。」①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五四」運動興起，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李佳自卻竭力推崇孔子是「古聖人」，是「中國的至聖」，儒家的思想是「教民之本」，主張中國應以儒教立國，「環地球，五大洲數十百國……秉歷代賢聖師儒之教，民氣順良，惟上所命，問有如中國者乎？無有也」。他受聘擔任「孔教會」的高等顧問，認為「孔教為顛撲不破之道，合之古今中外而皆宜」，基督教與孔教要「互相和合，互相敬愛，互相勸勉，互相輔助」（李佳白：《孔教之窺見一斑》）。李佳白傳播儒家思想與中國文化的一大貢獻是籌辦「尚賢堂」（ChinaInternationalInstitute）。他來中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徵得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的支持，在英國人赫德的贊助和英國駐華公使竇納爾的扶助下，於1897年2月在北京成立了「尚賢堂」。他在《擬設尚賢堂章程序》中這樣表白：「余籍隸美國之紐約省，夙仰中國盛名，神遊久矣……乃決意創立尚賢堂，實事求是，以期培養人才，裨益全局」。他要把尚賢堂作為一個「中外教民底於和洽」，「趨於國際友善」之處，「東西人士會合之地」；「講一切濟世救人之法」，以「恢拓學者之志量」，「研煉儒者之才能」，把基督教和儒教緊密地結合起來，「砥礪德行，講求道藝」，以「擴充封建舊識和啟迪基督新知」。他親自擔任尚賢堂院長，在尚賢堂內「設一公所，專使中西上等人士，往來會面，締交既久，情誼亦親，中外一氣，獲益良多」②。1903年，李佳白在上海再設「尚賢堂」，出版月刊《尚賢堂紀事》，出版《萬國公報（》Reviewof theTimes）。李佳白，1927年卒於上海。他的著述有：《中國總攬》《中國：禁錮乎？自由乎？中國困境之研究》和《一個基督徒對異教之認識》等。

4．狄考文

狄考文（Calvin WilsonMateer，1836—1908），1862年畢業於美西神學院，第二年受美國長老會差會派遣來到中國山東。1864年，他在山東登州開辦蒙養學堂。蒙養學堂的教學內容，主要是講讀儒家通俗讀物《三字經》。作為一位傳教士，花氣力辦學校，授儒經以求真道，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弘揚。1876年起，狄考文又將蒙養學堂改稱文會館（WenHui Guan ofTengchow），由一般的小學升格為書院，分備齋、正齋兩個學部。備齋學制三年，設置的儒家課程有：第一年，《孟子（上）》《<詩經>選讀一、二》；第二年，《孟子（下）》《<詩經>選讀三、四》《唐詩選讀》；第三年，《書經一、二》《學庸》（即《大學》和《中庸》）。「正齋」學制六年，設置的儒家課程有：第一年，《<書經>三、四》《詩經》《論語》；第二年，《書經（全）》《<禮記>一、二》《孟子》；第三年，《<禮記>三、四》《詩經》《學庸》（即《大學》《中庸》）；第四年，《<禮記>一、二、三》《書經》《<左傳>一、二、三、四》；第五年，《<禮記>四》《<左傳>五、六》；第六年，《易經（全）》《繫辭》等。「本校重視這些論說，因是政府科舉考試所要求的，也是作為受尊敬的學者所必需的」③。1881年，狄考文向美國長老會差部提出將「文會館」擴建為大學，學制六年，包括「學習中國典籍」，「設置『四書』『五經』」。直到1908年逝世於煙台，狄考文一生與儒家文化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文會館辦學44年來，其畢業生有的參加了中國的科舉考試，有的在京師大學堂、山西大學堂、江南高等學堂、北洋大學、雲南法政學堂、保定和奉天陸軍學堂等執教，蜚聲中外。

①（美）李佳白《籌華芻言》，第34頁，上海商務印書館，清光緒三十年（1904）。

②於寶軒：《皇朝蓄艾文編》第79卷，雜纂3，第1—2頁，上海官書局，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

③（美）郭查理《山東基督教大學》（英文版），第31頁。

三、文化精英與儒學

20世紀以來，歐洲中心主義已過極盛時代。西方學者已經意識到，政治的擴張、經濟的掠奪已經不能主宰世界了，文化和文明的衝突與交融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一元，西方學者開始認為，要對中國傳統文化獲得真切的理解，就不能脫離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發展的時代背景，也不能脫離中國人歷來思考的課題。要重估、新銓中國傳統思想，全面認識中國文化。儒家作為中國文明這一巨大的人類成就的中心傳統，它是強有力的又是柔韌的信條，它的強有力足以使它把它的價值觀強加於世人，它的柔韌足以使它在長達兩千餘年間不斷自我調節而適應著不斷變化的形勢。它曾經使一些有作為的人物倍遭挫折，但是，它也提供了為人立極之學，使中國社會一再回歸於漫長的穩定時期和富有創造性的階段。正因如此，美國對中國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加深了。加德納（CharlesS．Gardner）在《美國漢學研究的未來》一文中指出：「我們對於自己國家的無知、狹隘和地方主義也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因此我們渴望得到啟迪並加深對中華文明的研究和了解；從表面上看它對於我們來說似乎是陌生的，但是其內在實質卻基本與我們的一致。未來對於那些會說中國話、會看中國書、能準確翻譯她在2500年發展史中留下卷帙浩繁的傳統文學遺產的人的要求，將是持久的，這一點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了。」[6]

1．杜威

杜威（JohnDewey，1859—1952），美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1932年當選為美國教育協會名譽主席，1938年當選為美國哲學協會終身名譽主席。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杜威應胡適等人的邀請到中國，分別赴北京、上海、山東等地講演，1920年北京晨報社出版發行《杜威五大講演》。杜威是這樣看待中國的：「她擁有廣大而又各不相同的土地，3億5千萬到4億之間的人口，眾多的語言，通訊又不方便，以及靠家庭體系和祖先崇拜而神化的強烈地方依附性，不能靠一個單一而又遙遠的中央來管理。中國依賴於一個由習慣而結合到一起的地方自願組織的網路。這一事實解釋了為什麼她所具有的無可比擬的穩定性以及她具有即使在過去10年里如此混亂的政治條件中也能向前發展的能力。我有時候認為，美國人具有輕視政治以及自然而然的依靠自助和地方組織的傳統，他們自然最容易理解中國的進程。」[7]（P196）杜威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遵循「重行動、重效果、重進取的基本哲學精神」，主張各種理論的價值「在於它們所能造就的結果中顯現出來的功效」。他看到了中國儒學是實踐哲學，與他的實用主義哲學有相近或相似的一面，即：重視理論學說的實用性、現實性，輕視與現實人生、社會生活無關的形而上學的思辯抽象，「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通經致用」，「經世致用」，他在儒學中真正找到了「共同的語言」。所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歡迎杜威的晚宴中致詞說：「孔子的理想與杜威博士的學說，很有相同的點，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杜威的中國弟子胡適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杜威的另一中國弟子、新儒家馮友蘭自述：「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梁啟超等人組織了一個尚志學會，約請了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和英國的哲學家當時是新實在論者的羅素到中國演講。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的時候，在這個大學中，恰好也有這兩個學派……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佔優勢，後來新實在論佔優勢。」[8]（P63—72）

2．賽珍珠

賽珍珠（PearlS．Buck，1892—1973），父母為長老會駐中國傳教士，她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一位家庭教師長期為她講解文學經典、儒家倫理和中國文明史。她除在美國上大學外，一生主要在中國度過，1934年才回美國定居。她的作品以中國農民生活為題材，代表作有《大地》三部曲、《母親》《兒子們》等。1931年，《大地》在紐約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譯本從1933年至1949年印刷了12次），引起轟動，獲普利策獎，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美國歷史上獲該獎的女作家。瑞典皇家學院頒獎主持人說，賽珍珠「通過自己質地精良的文學著作，使西方世界對於人類的一個偉大而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重視……使我們懂得如何在這人口眾多的群體中看到個人，並向我們展示了家庭的興衰變化，以及土地在構建家庭中的基礎作用……（賽珍珠）賦予了我們西方人一種中國精神，使我們意識到那些彌足珍貴的思想感情」[9]（P209）。美國總統尼克松稱頌賽珍珠是「一座溝通東西方文明的人橋」。賽珍珠晚年的著作《中國：過去和現在》，1972年在紐約出版，書中說：「在中國歷史的過去和今天，在上千上萬個偉大的名字中，孔子的名字使所有其他人黯然失色。孔先生（音譯）早就把這一事實告訴了我。因而，從孩提時代起，孔子就影響了我的思想，我的行為，我的個性。孔子是我的參考系。當我學習希臘哲學時，我認識到在柏拉圖的學說和最偉大的中國人的學說之間存在著相似性，但後者，作為高尚的道德和實踐的現實主義的結合，仍在我腦子中佔主導地位。」賽珍珠通過研究孔子和耶穌後說，二人「有著相似性，雖然孔子生活在耶穌前500年。孔子成長時不知自己的父親是誰，所以他稱自己是『人子』（Sonofman），耶穌後來也用這一詞。孔子也是四處周遊。他在每一個地方尋找他的追隨者。他是貧窮的，受到傲慢者和得勢者的攔截、嘲笑，但他不屈不撓，絕不改變他的信念。他的一些言論很奇怪地是基督教式的。是他第一個說出後來耶穌採用的金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用此告誡他的弟子。」賽珍珠對「五四」以來一些青年反對孔子的言論不以為然，她說「孔子的倫理已成為中國社會的基礎，儘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衝動的青年改革者和革命的否定。當革命過去之後，秩序恢復時，這一秩序總是基於孔子的教義和哲學之上。」賽珍珠作為一個文學家採用了這樣的視角：「中國的哲學思想總是人類生活的組織和它與自然的關係。甚至中國的法律也是基於與人性的和諧之上的，這與我們西方的法律系統相反，西方的法律系統是懲罰的，而不是人文主義的。和諧是中國文明的關鍵詞：一個人與他周圍的人、與自然相處和諧，自然，那麼這樣的人是有教養的人。它是智慧的哲學，富於和平和自我控制。」[7]（P209—216）

3．諾斯羅普

諾斯羅普（F．S．C．Northrop，1893—1992），美國耶魯大學哲學與法學教授、教育家。1949年墨西哥政府授予「阿茲台克之鷹」勳章，代表作有《科學與第一原理》《東西方的匯合》《科學與人文學的邏輯》《哲學人類學與現實政治》等。諾斯羅普的哲學思想深受黑格爾、懷特海及休謨等人的影響，在《東西方的匯合》一書中探討了東西方比較文明論、比較哲學這一重大課題，他認為：東方文明在其思維形態上更多地依賴於直觀性表象，因而帶有直覺特徵；而西方文明則更多地依賴於假設性概念，因而顯示出合規律性的特徵。他說：「在孔子的《論語》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對一般常識事物的專註，尤其是對其審美當下性（immediacy）的專註……然而，孔子也關心家庭以及更為廣泛的社會行為，尤其是它們的道德方面。但是，即便是這些問題，其探討也是由具體的細節一步一步地進行。『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學》）……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所有這些實際的道德箴言似乎都不過是對那種直接領悟到的東西的描述。很少用推理來證明它們的正當性，更沒有論辯。然而非常明顯的是，即使是僅僅對人類行為進行描述，也可以引導出極為不同的箴言。」諾斯羅普特彆強調對儒家學說的理解和把握，必須以漢語符號形式表達，不能「以西方的倫理學術語來表示這種儒學倫理」。對於儒學中的重要命題「仁」，諾斯羅普是這樣闡釋的：「正是『仁』這一詞語的確切意義，構成了全部儒家哲學的中心和統一原則（unifyingprinciple）。人們已經注意到，與確立良好社會相關的五倫關係都是以人類家庭中孝的關係作為基礎的。但是孔子教導說，這種關係又反過來成為個體自身本質中的某種直接感受到的因素。這種因素即是仁，即是『仁慈』的品格或者『人際關係』。因此，仁乃是其他一切東西的關鍵或先決條件……仁所指稱的是確然存在於人的本質中的一種因素……這種確切地存在於人的本質當中的因素既存在於作為整體的宇宙，也存在於人本身。正是在這一點上，儒學和另一種中國哲學——道教，以及佛教相互適應。」①諾斯羅普正是以西方哲學家的智慧，揭示了中國儒家文化的某些深層結構。

①選自F．S．C．Northrop：The Meeting of East West《東西方的匯合》，New York，TheMacmillan Company，1946，322—346頁。

4．亨廷頓

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哈佛大學阿爾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lbertJ．Weatherheadlll）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約翰·奧林戰略研究所主任，《外交政策》雜誌發起人與主編，美國政治學會會長。1993年，美國《外交》季刊夏季號刊發了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1996年，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出版，全世界陸續有20多種文字再版。中文版第一版是新華出版社1997年推出的，在2002年第三版的封面上印上了這樣的文字：「舉世震驚的美國『9·11』事件，使聲名赫赫的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1996年出版的這部大著急劇升溫，持續列《華盛頓郵報》圖書排行榜非小說類榜首」。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頓是西方最優秀的政治學家之一，他為理解下個世紀全球政治的現實提供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分析框架。」布熱津斯基認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一本理性的傑作」。當然，這本書也引起了中西學者的極大爭議，特別是中國學者對它的批評。亨廷頓在《中文版序言》中首先指出：「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國人對其文明的獨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識。中國學者因此十分自然地從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並且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具有各種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時是相互競爭的文明的世界……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他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亨廷頓指出：日本文明是一個獨特的文明，它是中國文明的後代）和印度……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那樣至關重要……因此，未來的世界和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調兩國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緊張狀態和對抗升級為更為激烈的衝突甚至暴力衝突的能力，而這些緊張狀態和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存在。」針對有些學者對他1993年書稿的批評，他再一次表白：「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10]亨廷頓從文明的衝突和對話中看到了世界秩序重建的必然性，從多元文化的格局中看到了美國和中國關係的重要性，特別是對中國和美國領導層互相「協調」提出了期望，這是一位美國學者的深邃洞見和殷殷之情。

四、漢學家與儒學

美國的漢學研究肇端於傳教士時代，興盛於高等學校對漢學紛紛設立講席和成立研究機構的時代。美國的漢學家人數，超過了西方其它國家，200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北美漢學家辭典》就收錄了500人。美國現有500多所大學開設了漢語專業課程。哈佛大學1877年起籌款設漢學講席，該校的東亞地區研究課程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該校哈佛燕京學社碩果累累，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費正清、史華慈、克利夫斯、杜維明等。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1871年率先開設中國文學課程，該校遠東出版部經常推出研究中國問題的書籍，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賴德烈、芮沃壽、喬治·亞歷山大·肯尼迪等。加利福尼亞大學1890年設阿加西東方語言文學教席，英國漢學家傅蘭雅擔任教職，1949年設遠東研究中心，該校國際研究所另設了「中國研究中心」。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彼得·亞歷克西斯·布德伯格、賓板橋、陳史祥、沃爾弗拉姆·埃伯哈德等。哥倫比亞大學1901年設中文教席，德國漢學家夏德曾任第一任漢語教授，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與英國漢學家翟理思曾來此講學，中國著名學者胡適、馬寅初、馮友蘭、吳文藻均在此留過學。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傅路德、陳榮捷、狄百瑞、畢漢斯等。芝加哥大學1928年設漢語口語課，1936年設東方語言系，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宓亨利、顧立雅、克雷克、查爾斯·賀凱等。夏威夷大學1920年設漢語、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課程，1922年設東方研究系（後更名東方學院），該校期刊《東西方哲學》經常發表中國哲學研究文章，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趙元任、蔣彝、成中英等。此外，康奈爾大學、華盛頓大學、斯坦福大學、亞利桑那大學等，漢語教學和漢學研究均有特色。

1．費正清

費正清（John KingFairbank，1907—1991），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漢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中國研讀、旅行、教學。20世紀50至70年代，擔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並擔任哈佛的希根森（FrancisLeeHigginson）歷史講座教席。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國與中國》《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觀察中國》及《中國：傳統與變遷》等。主編了著名的《劍橋中國史》。他的《美國與中國》一書，「已經是而且長遠是經典」，「它是有思想的人案頭必備之書」，「對於歷史學家，它是現代中國的最新歷史分析；對於學生，它是關於中國的權威指南；對於外交家和企業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兩國間難以捉摸而又最有影響的人類情感脈絡」，「一部恢宏、充滿大無畏精神的巨著，與其研究中國的先驅身份相匹配」。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第三章，專門論述了「孔孟之道」。他說：「只是膚淺地閱讀過儒家經籍的西方觀察者，早就讚佩其不可知論的重視現世精神，以及在倫理上重視私人關係之間應有正當行為的精神。從儒家思想作為人生哲學這一較廣的意義上講，西方學者一般認為它主張忍耐、和平以及妥協等美德；主張中庸之道；主張守舊和知足；主張尊崇祖先、老人和飽學之士；而最主要的是主張一種溫和的人本主義——以人而非上帝作為宇宙的中心。」[11]（P53）儒家主張以德治國，費正清說：「孔教靠這『仁政』理論博得重視，這是西方任何學說都無法與之相比擬的，而仁政理論的主要之點是『行為端正即為有德』的思想。以禮持約，這件事本身就能給人以道德地位或威望……在世界上大多數帝國統治者主要依靠宗教權威的時候，儒家給現政權的行使權威提供了一種理性上的和倫理上的依據。這是政治上的一大發明。」儒家思想有一套完整的經籍作為「典章」，在中國傳承了兩千多年，費正清向美國人作了這樣的介紹：「儒家學說是由經書傳授下來的，這些古書己經形成典章，其文字幾百年來一再被人闡釋，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這過程中，有時專為釋經而寫的較晚文本被奉為較古的書，而早先認為重要的一些書卻已被人遺忘。漢初常提及的經書有《易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及其註疏。哲學家孟子（約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的那本古書直到唐代才上升到經書的地位。其後逐漸積成《十三經》，連同其註疏，今己達120卷之多。為了簡化這些卷帙浩繁的經集，宋代學者選定了著名的四書（孔子的《論語》《孟子》《中庸》和《大學》），內容簡短，使任何書生都能掌握。」儒學發展到宋代，出現了新儒家學說——理學，「它比古代經傳更有系統和更為完整，並因其重新解釋古代經典著作而賦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內容。這種新形式的儒家思想，經過加工，提供了對生活問題的更多解答。主要從佛教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義的成分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儒家思想更為滿意，從而使16世紀基督教經海路傳入中國時所要填補的精神空隙，比以前少得多。」費正清在本書的最後告誡美國人，中國儒家文化雖然與美國文化不同，但是「我們將面臨一種繼續發生千變萬化的中美文化鬥爭和協調，這就足以保證我們繼續對中國抱有強烈的興趣。我們必須期望這兩大民族長期共存……我們己經到了一個有可能互相尊重的新起點。」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被美國權威雜誌《外交》列入「本世紀最偉大的書」。

2．史華慈

史華慈（Benjamin IsidoreSchwartz，1916—1999），1938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46年，在費正清教授支持下進入哈佛大學東亞課題組，研究近現代中國問題。1950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爾後在哈佛大學開設中國近代思想史講座。在他的一生學術生涯中，對儒學給予了特別的關註：1952年，對馬克斯·韋伯《宗教和中國：儒學和道教》一書發表書評《中國的宗教和人性》。1959年，發表論文《儒家思想中的某些對立面》。1964年發表專著《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1968年，撰寫論文《軸心時代》。1969年前後，在哈佛大學主講《中國古代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漢代儒學》《古代中國觀念：新儒學》《當代中國》《中國的文化遺產》《中國古代思想史》等課程。1975年，發表論文《超越的時代》《中國古代的超越》，並赴中國作學術訪問。1979年，主編《中國古典思想研究》。1985年，專著《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和論文集《中國的文化價值》出版，《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獲亞洲協會的列文森獎。1995年，發表論文《中國高層文化思想中的倫理和元倫理》。1996年，出版論文集《中國及其它》。1999年10月，逝世前發表最後一篇論文：《中國與當今千禧年——太陽底下的新鮮事》。①

①朱政惠《他鄉有夫子——史華慈生平和學術譜略》，載《世界漢學》第二期，世界漢學雜誌社，2003年。

史華慈對中國文化研究的代表作是《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他在《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中說：「和古希臘的思想一樣，中國古代思想並沒有對古代文明所提出的問題提供單一篇的回答。從各個軸心文明中湧現出來的並不是眾口同聲的響應，而是一些共享的問題意識。只有當我們從總括的文化導向的層面下降到問題意識層面，跨文化的比較才變得最令人興奮，也最具啟發性……也正是在這個層面，儘管更大的文化導向之間存在著更巨大的分歧從而造成無可爭辯的差距，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現某種普世性的屬於整個人類的論域。」①史華慈認為，孔子最重要的貢獻不在於闡發天的概念，而在予提出了「仁」的理念，從而把焦點集聚在道德精神生活的主觀的內在的層面。正是「這種向倫理的內在源頭的轉向——這種向內收攝的超越——使孔子足以和蘇格拉底媲美」②。

①引自（美）林同奇《史華慈史學思想初探》，載《世界漢學》第二期，2003年。

②「Ttanscendence in AncientChina」，Daedalus，Spring1975，63。

3．顧立雅

顧立雅（Creel，HerrleeGlessner1905—），1926至1929年，連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爾後任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研究員、哈佛燕京社研究員、洛克菲勒基金會研究員、遠東研究委員會委員、芝加哥大學遠東文明委員會主席、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馬丁·賴爾森講座名譽教授。顧立雅的「中國學」主要著作有：《中國的誕生》《中國初期文化研究》《孔夫子其人和神話》《中國思想：從孔夫子到毛澤東》《孔子和中國之道》《中國治國術的起源：第一卷，西周帝國》《道教和中國文化史的其他研究》《公元前第四世紀中國政治哲學家申不害》等。[12]（P59—60）哲學中關於「天道」和「人道」兩個命題，孔子把「天」看作是一種「非人格的道德力量」，把「命」看作是「生命的命而非命運的命，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命」，所以孔子重「人道」不重「天道」，將中國古典哲學賦予了人文主義基礎，顧立雅很稱頌這一點。顧認為，孔子以前文獻中的「道」指的是「道路」，很少涉及「人事行為」。但是，孔子所說的「道」，基本上都是關於人的「行為的道」，是個人和社會理想生活的途徑，它包括所有的道德，如「誠」「敬」「義」「仁」「禮」「樂」等等[13]。顧立雅對孔子的教育思想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對孔子教育的目的、對象、內容、方法及對後世的影響等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關於孔子的教育對象，顧立雅認為孔子為了要改革當時的社會政治，打破貴族壟斷教育的局面，便首創私學，招收非貴族出身的學生，從而開闢了以後私人講學的風氣，對當時和以後的政治改革、學術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關於孔子的教育目的，顧立雅認為孔子『基本上是一個革命者』，主張對當時的社會進行『不流血的革命』，孔子要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就是要讓他們去改良當時的社會。顧立雅認為，孔子教育的基本思想很簡單，就是要促進『社會合作』和『人民幸福』，這是孔子教育的最終目的。顧立雅認為孔子還賦予了『君子』以新的含義……君子的特點不在於他的出身，而是看他的道德品質和辦事能力。孔子強調『學而優則仕』，不論出身，有賢則舉，打破了當時世襲貴族的壟斷地位，使一般的民眾都有成賢的機會和參政的能力，這也反映了孔子進步的民主精神。關於孔子的教育內容，顧立雅認為孔子是偏重於道德和人事方面，對『人道』感興趣，而對宗教不感興趣……關於孔子的教育方法，顧立雅很強調孔子的啟發式教學形式，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因材施教……這種教學形式與方法在很多地方近似於現在西歐一些最進步的高等院校所推行的『導師制』——由指導教師對學生進行個別指導或主持集體討論的教學方法……顧立雅的孔子觀對現代歐美人士的孔子研究影響很大，1977年第15版《新不列顛百科全書》和1975年版的《美利堅百科全書》的編者，都把他的《孔子與中國之道》作為研究孔子與儒學的主要英文參考書。」[14]（P227—229）

4．狄百瑞

狄百瑞（Debary，WilliamTheodore1919—），1941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53年獲中國史博士學位，1955年任巴黎國際哲學和人類學研究委員會美國代表，1960年起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和日本史系教授、系主任，後任哥倫比亞學院東方研究委員會主席，哥倫比亞大學霍勒斯·卡彭蒂爾講座東方研究教授、學術副校長、大學院長，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亞洲委員會委員、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中國文化研究委員會委員、美國中國學協會會員，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特約委員會委員，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諮詢委員會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常務理事等。狄百瑞的主要著作有：《研究東方古典著作的途徑》《中國傳統的來源》《研究亞洲文明的途徑》《東方古典著作指南》《明代思想中的個人和社會》《道學與心學》《心學與道統》等。狄百瑞是新儒學在美國的代表人物，他在《道學與心學》一書中對宋明新儒學給予了新的詮釋：儒學對現代化不僅沒有危害，而且是東亞地區的一種文化資源。宋明理學對於日本明治維新的現代化運動大有貢獻，因為理學強調個人自立自主，不向強權低頭，並具有一種活生生的動力，力求以理性轉化現狀。這種解釋是向韋伯派和新韋伯派（美國以韋伯為代表的韋伯學派和以白魯恂為代表的新韋伯學派，都把孔子思想視為一種守舊不進的保守思想，認為這種思想不利於現代化，與民主自由格格不入）的一個挑戰①。對於儒學中的「心學」和「道學」，狄百瑞認為，新儒家包括理學、心學，心學是程朱正統中的重要成份。道學分為兩種，一種是「先知的」（依靠某種內在感應，或獨特的感悟能力，為人提供超出經書本身的洞見，以及求助於更高的真理，從而為某些文化價值或經典賦予新意義、重要性、急迫性的、通達真理的超常途徑和真理的啟示）；一種是「學者的」（依靠連續傳承下來的公認權威，以外在的或大家接收的東西作為正確性的標準）。以上是「狄百瑞最富於啟發性的觀點之一」。[15]（P273—277）

①肖欣義《美國研究儒家文化的幾個主流》，載《淡江講座叢書》，台北，1980年。

美國現代漢學家、中國學家中，對儒學研究卓有建樹的還有：勒文森（JosephR．Levenson）、芮沃壽（A．F．Wright）、芮瑪 麗（MaryWright）、史景遷（J．Spence）、孟旦（Donald J．Munro）、孟德衛（D．E．Mungello）、卜德（DerkBodde）、埃爾曼（Benjamin A．Elman）、亨德森（J．B．Henderson）等。一大批美籍華裔漢學家在儒學傳播美國的過程中更是不遺餘力，著述頗豐。他們中的佼佼者有：陳榮捷、張灝、杜維明、秦家懿、成中英、林毓生等。

五、20世紀儒學研究成果舉隅

儒學傳播世界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儒學著述以中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出版，其中以日文、英文最多，英文中又以20世紀以來的美國最多。也就是說，美國研究儒學的漢學家、中國學家多，出版的儒學著作也最多。因為，20世紀以來，美國投注了驚人的人力和物力研究中國，「漢學」發展的重心由歐洲移到美國。我們注意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漢學界多次召開「優先考慮資助中國研究」的會議，如1928年美國東方學會決定大力支持對中國、日本的研究，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Societies）召集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芝加哥、紐約、斯坦福、加利福尼亞、南加利福尼亞八所大學集會，作出了促進中國研究發展的決定。1929年，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決定在獎學金、學位授予、論著出版等方面給漢學以政策支持和經濟資助。這時，美國有四分之一的大學設有中國研究課程。20世紀50年代以來，受麥卡錫主義（JosephRaymondMccarthy）的影響，美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開始了由古典派漢學向現代派漢學的轉變，1959年成立全美現代中國研究委員會（Joint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1973年，美國召開促進漢學研究的發展基金會議（AmericaCouncil of LearnedSocie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Council），為古典派漢學和現代派漢學研究同時發展提供了政策和經濟上的巨大支持。中美恢復邦交正常化以來，美國的漢學和中國學研究取得了更加豐碩的成果。

同西方其他國家相比，20世紀美國漢學和中國學研究獲得了長足發展，儒學研究成果既系統又全面。下面就幾個專題列舉一二（資料主要來源於劉正著《海外漢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美國中國學手冊》）：

1．經學史研究

A．《中國思想西傳考》，卜德博士（Bodde Derke）著，1948年出版。

B．《儒家學說和中國文明》，芮沃壽博士（Wright ArthurF．）著，1964年出版。芮沃壽博士自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專心研究儒家經學史。

C．《儒學中國及其在現代中國的命運》（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Fate），列文森博士（Joseph RichmondLevenson）著，1958年出版。列文森是費正清的學生，但創立了另一個漢學學派，影響深遠。列文森認為：古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及其文化傳統是一種具有歷史價值和平和特點的思想體系，這就是「傳統」的東西。受近代社會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科學、戰爭等因素的「衝擊」，「傳統」不是在被「衝擊」之後產生「回應」，而是自此開始才進入「現代」。列文森以「傳統—現代」說（Tradition-Modern）作為解釋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發展的一個模式，以此和費正清博士著名的「衝擊—回應」說模式相對應。

D．《晚期中華帝國儒家傳統的解釋和應用》，威爾遜博士（T．A．Wilson）著，1995年出版。

2．經學思想研究

A．《行動中的儒教》，尼維森博士（Nivison DavidShepherd）和芮沃壽博士合著，1959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儒家思想中的實踐理性主義精神的專著。

B．《儒教信仰》，芮沃壽博士著，1960年出版。該書從宗教學角度上對儒家經學思想進行了系統介紹。

C．《儒教的性格》，芮沃壽博士著，1963年出版。該書對原始儒家思想進行了介紹。

D．《儒教和中國文化》，芮沃壽博士著，1964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儒家思想和中國古代文化史關係的專著。

E．《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孟旦博士著，1985年出版。此書對儒家和道教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進行了比較研究。

F．《宋代的易學》，史密斯博士（KidderSmith）等著，1991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宋代易學思想史的論文集。

3．《論語》和孔子研究

A．《孔子形象的起源和發展》，施瑞克博士（Shryock）著，1932年出版。施瑞克博士利用了太量的古代文獻資料，系統地研究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孔子的『神』的品格形象在歷代成立的過程。他否定儒家的宗教性存在，認為要分清作為國家利益角度上的孔子和作為學者角度上的孔子形象。在說到孔子形象形成的過程時，他用了近六章的篇幅系統地分析了漢代儒學的歷史發展過程。此書以後多次再版。

B．《孔子家語》（10卷本），克瑞墨博士（Robert PaulKramers）著，1950年出版。此書是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發展的重要著作。

C．《生活和傳奇中的孔子》，克萊恩博士（B．Kelen）著，1992年出版。

4．孟子研究

A．《孟子》，格若貝博士（W．Grube）著，1901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孟子》思想的註解體專著。

B．《詩韻體孟子的譯註》，羅斯博士（Ivan D．Ross）著，1922年出版。

C．《孟子的思想》，理查德博士（I．A．Richard）著，1964年出版。此書肯定了孟子的民本主義思想。

5．莊子研究

A．《莊子》，韋瑞博士（James Hamilton Ware）著，1973年出版。

B．《莊子之道》，墨頓博士（T．Merton）著，1992年出版。

C．《莊子》，威特遜博士（B．Watson）著，1996年出版。

D．《莊子的懷疑論、相對論和道德論》，克傑爾本格博士（P．Kjellbesg）著，1996年出版。此書以西方的邏輯學說對莊子的「齊物」思想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6．荀子研究

A．《荀子的著作》，德效騫博士（H．Dubs）著，1928年出版。

B．《荀子》（三卷本），考伯勞克博士（J．Knoblock）著，1988年出版。這是一部註解體專著。

C．《荀子的天道觀和自然觀》，麥施爾博士（E．J．Machle）著，1993年出版。此書以論述《荀子·天論篇》為主。

7．宋明理學研究

A．《朱熹的政治生涯》，宋代思想史專家希羅考爾博士（Conrad MaxSchirokauer）著，20世紀60年代出版。1973年，他還出版了《理學的反擊》一書。

B．《朱子及宋學概論》，布若克博士（Rev．Bruce）著，1920年出版。1922年，布若克博士又出版了《朱子的人性說》。

C．《人性說》，孟旦博士著，1988年出版。

D．《新儒學中的心法》，狄百瑞博士著，1989年出版。同年，狄百瑞博士又出版了《理學教育》（Neo-ConfucianEducation）一書。

E．《儒家的說教和朱子的優勢》，提爾曼博士（Hoyt ClevlandTillman）著，1992年出版。提爾曼博士還在1982年出版了《功利主義儒學》。提爾曼是狄百瑞博士的學生，研究的思路和領域是一致的。

F．《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狄百瑞博士著，1970年出版。此書肯定了宋明理學合理之價值。

G．《理學中兼收並蓄的信仰的思想背景》，海格博士（Haeger，John Wintproh）著，1982年出版。

H．《晚明時代的儒學和基督教》，斯坦達爾博士（F．T．Standaert）著，1984年出版。

8．清代儒學研究

A．《梁啟超和現代中國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China），列文森的博士論文，1953年出版。

B．《黃宗羲》，狄百瑞博士著，1954年出版。此書是研究清代儒家黃宗羲的著作。

C．《中國保守主義最後的防線》，瑞瑪麗博士（Mary Wright）著，1957年出版。

D．《從哲學到文獻學》，艾爾曼博士著，1985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清代乾嘉學派思想體系的專著。

E．《古典主義，政治和家族》，艾爾曼博士著，1986年出版。此書是研究清代經學思想和政治關係的專著。

F．《王夫之哲學思想中的人和自然》，布萊克博士（A．H．Black）著，1989年出版。

G．《李顒和儒家思想》，布迪沃斯特爾博士（A．D．Birdwhistell）著，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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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Studies in AmericaZHU Ren-fu

（Research Institute ofConfucianism，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414006， China）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19th century，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 sent missionaries to China，who spreada lot of Chinese classics into America． Since the1870s， Chineseteaching and studies of China had begun to flourish． Americanmerchants and entrepreneurs established foundations to sponsorthose studies．Confucian studies in America gradually grew comprehensive andsystematic and many academic books were published．

Key words：Chineseculture；Confucianism；missionary；sinologist；researchresult

轉載於《東方論壇》2009年第2期，第1—13頁。

儒學的美國之旅

朱仁夫湖南理工學院儒家研究所所長、教授

美國立國時間短，加之與中國遠隔重洋，交往始於18世紀。1785年，紐約張貼第一張中國貨廣告，1839年至1942年費城開辦了第一個「中國展覽館」。19世紀初，美國「基督教差會」向中國派傳教士，《澳門月報》《美國東方學會雜誌》《美國東方學叢刊》《美國東方學翻譯叢刊》相繼出版，中國文化和儒學傳播速度超過了其他國家。通過傳教士，中國文化典籍大批輸人美國。據統計，中文古籍善本，美國各圖書館藏8000部、40000餘卷。19世紀70年代起，美國漢語教學和中國學研究蓬勃發展，美國商人和企業家紛紛設立基金會資助中國學研究，杜威、賽珍珠、諾斯羅普、亨廷頓等文化精英傾情中國文化；費正清、史華慈、勒文森、芮沃壽、狄百瑞、史景遷、孟旦、陳榮捷、杜維明等漢學家譯介著述儒學。美國的儒學研究既全面又系統，如經學史研究、經學思想研究、孔子研究、孟子研究、荀子研究、宋明理學研究、清代儒學研究等，都有成批著作出版，美國成了儒學研究大國。

一、中國文化走向美國

中國與美國遠隔重洋，相距萬里之遙，且又各在地球的一邊，數千年來沒有交往。

18、19世紀

1785年春，美國紐約口岸張貼了美國立國（1783年）後第一張推銷中國貨的廣告：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即將從中國廣州載貨歸來，除茶葉外還有「各種瓷器，各種不同質地的……緞製品、絲織品……象牙雕刻和漆器」等中國工藝品。貨到之後即銷售一空。美利堅民族的先哲們除了從歐洲人的著作中了解中國及其文化外，那就是從歐洲人轉運到北美的中國茶葉、瓷器、絲綢等物品上來想像東方的文明古國。可見，輸美商品的社會意義遠遠超過了物質意義。正如一位美國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工藝品發揮了「大使」的作用、向美國人民介紹了中國文化。①

隨著中國商品的交易，日益增多的美國人來到中國，對中國的建築（幽深典雅的園林、拔地而起的高塔、飛閣流丹的涼亭等）風格非常傾慕。美國人凡·勃拉姆於1796年在特拉華河西岸建造一幢「中國靜修所」，小塔、風鈴、嵌板窗、糊牆紙、中國傢具、藏書摟……等等，一應俱全。一位美國出版商這樣評價：「凡·勃拉姆先生住宅里的傢具、裝飾及其一切，使我們想起了中國。一旦你置身於栩栩如生的中國人當中並被他們的生活方式、習慣、作品及其藝術所包圍時，要使自己不會以為已身臨中國是不可能的。」1828年，美國費城地區建築了一座高達一百英尺的中國式寶塔，一個中國式亭閣和花園，形成一處「渾然一體」的中國式園林建築。②美國人內森·鄧恩，集九年時間在中國收集了1200餘件物品，其中有美術工藝品、植物學標本、模擬塑像（如清廷大員、書生小姐、演員商人、犁田農夫等）、傢具和廟宇模型、數百幅圖畫等等，於1839年至1842年在費城開辦了一個「中國展覽館」。展覽開館後，傾慕而來者絡澤不絕，計有十多萬人參觀。展覽開始後的頭幾個月，就向觀眾售出了五萬份附有說明的分類目錄冊。當時，全世界只有三個博物館收藏中國物品可以與鄧恩的「中國展覽館」媲美：一個在荷蘭海牙，一個在英國倫敦，一個在美國撒冷。費城社會改革家愛諾希·韋恩斯說：「在他提供給公眾觀察的收藏品之中，鄧恩比其他任何人都做了更多的事情以糾正對一個民族的錯誤看法，並且為之傳播了真正的信息。這個民族的每一方面都值得那些研究國家繁榮和穩定原則的經濟學家學習。」美國科學家本傑明·西里曼說：「如果一位建築家想要檢查他在中國方面的科學，那麼他將會發現古老而雄偉的橋樑和長城的模式、畫出鮮艷奪目使人嘆為觀止的圖畫的美術家、擁有華麗絲綢的綢布商、瓷器的製作工藝等等，都是他偉大藝術的來源。」美國政府官員、簽訂中美不平等《望廈條約》（1844年7月3日）的美國外交代表顧盛說：「要否認中國具有高度文明是不可能的。雖然這種文明在許多方面和我們的不一樣；其帝國之廣大、政治機構之穩定、中國人在生活技巧方面取得的巨大進展、孜孜不倦的文學修養以及既實用又有裝飾意義的精心構思出來的物品」，都使中國在許多方面無愧於基督教國家所聲稱的文明。③

①Ｆ． Ｒ·卡爾賓特：《舊中國貿易，美國人在廣州（1784—1843）》（ＴｈｅＯｌｄ 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1784—1843），紐約，1976年版，第141頁。

②Ｊ．高爾德斯坦：《1682至1846年費城對華貿易》，第75—76頁。

③吳孟雪：《中國文化在早期美國的影響》，載《文史知識》1986年第7期。

基督教差會來華

19世紀初，美國創立了「基督教差會」，像西歐法、德、英等國一樣向中國派遣傳教士。1830年Ｋ）月，美國第一個傳教士裨治文來到中國。爾後，衛三畏、雅裨理、布朗、晏瑪太、丁韙良、明恩溥、狄考文、樂靈生、穆德、衛斐烈等人相繼人華。到19世紀末，美國在華傳教士已達一千五百多人。「我們對中國的普通消息，都來自這個巨大的傳教運動。」傳教士來中國，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在美國形成又一次浪潮。1832年，裨治文創辦《澳門月報》，介紹中國的社會歷史及民風民俗。1842年，美國傳教士與美國外交官聯合成立「美國東方學會」，以傳布東方知識和研究中國文化為宗旨，先後出版了《美國東方學會雜誌》《美國東方學叢刊》《美國東方學翻譯叢刊》，建立了東方文獻圖書館。1848年，衛三畏出版兩卷本《中國總論》。1883年，傳教士李佳白來華，活動於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寧波等地，往返於中美兩地，傳播中國文化。在華近四十年的傳教士山姆·威爾斯·威廉士，返美後作了上百場演講，介紹中國的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並於1848年出版《中華帝國》一書。①

①唐任伍：《中華文化中的世界精神》，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頁。

中國文化典籍傳入美國

中國文化走向美國，一個重要內容是圖書資料的傳人。中國大批文獻和圖書資料輸入美國始於1869年。此時，美國南北戰爭已結束，美國通過其駐中國使節向清政府提出以種子交換清朝文獻的要求。清政府指派恭親王挑選一批雕版印刷考究的中國典籍（其中有《皇清經解》366卷50函、《五禮通考》120卷12函、《欽定三禮》144卷18函、《性理大全》16卷2函、《駢字類編》120卷20函等）10種130函贈送美國，每套書上題寫：「贈美國政府——中國皇帝，1869年6月」。這批書，後來成了美國圖書館中第一批中文古籍藏書。1878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美學生容閎，將其所藏中文圖書全部捐贈給了他就讀的耶魯大學。1907年至1910年，芝加哥三所圖書館趁美籍「漢學家」勞福到中國「考察」之機，搜集中國書籍3萬餘冊。1904年至1908年，清政府第二次向美國贈書，這些書為美國最大的圖書館——國會圖書館所得。美國國會圖書館1879年從外交官顧順處獲得漢滿文書籍2500冊，1929年從天津搜購中國善本書2．2萬多冊。20世紀4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將原北平圖書館館藏善本資料2．1萬種運至美國，國會圖書館複製了北平圖書館館藏善本2．8萬種，120．5萬多卷，其中包括宋版書156種，元版書100種，明版書200種，碑文拓片7000種。20世紀60年代，美國各類圖書館有關中國文化的圖書資料成倍增加。從1958至1970年，美國用在中國研究上的公私撥款高達7000萬美元，美國九十餘所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東亞圖書館的中文藏書達400餘萬冊。20世紀80年代，美國各地圖書館中文藏書達750萬冊，其中，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庫有中國藏書50萬冊，其中包括世界僅存的400餘冊手寫本《永樂大典》和100多種在中國已絕版的方誌。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收藏中國圖書40萬冊，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收藏20萬冊，藏書中有不少屬於中國12至17世紀的出版物，還有部分是8至10世紀的出版物。據初步統計，僅中文古籍善本在美國各種圖書館有8000部、4萬餘卷。①

美國設漢學教學和科研機構

19世紀70年代起，美國大學開始設立研究中國的教學和研究機構。1876年，耶魯大學成立美國第：個「漢語教學研究室」和東方學圖書館，主持人是傳教士衛三畏。該校出版了十二冊系列漢語教材，被許多大學採用。20世紀50年代，美國國防部委託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華盛頓大學合作編寫《中國手冊》。*1877年，哈佛大學籌集「漢學教席」啟動經費，1879年聘請中國寧波舉人戈鯤化前往任教。該校的「東亞地區研究課程」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該校的「哈佛燕京學社」（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在美國漢學界久負盛名，與北京燕京大學（教會大學）合作招收研究生，在美國不定期出版《哈佛亞洲研究學報》〗在中國出版《燕京學報》，編印《漢學引得叢刊》，均有很高的學術價值。1896年，加利福尼亞大學設立「阿加西東方語言文學教席」，由英國人傅蘭雅執教。該校「遠東研究中心」和「中國研究中心」著述頗豐。1902年，哥倫比亞大學設立「殿龍中文教席」，由德國漢學家夏德任第一任漢語教授。該校設「東亞研究所」。爾後，賓夕法尼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霍普金斯大學、密歇根大學、密執安大學、夏威夷大學等三十餘所大學相繼效尤。20世紀70年代，開設漢語專業課程的美國大學已達260所，90年代增至486所，遍布三十九個州，漢語進修生人數超過一萬七千人。②中國文化的語言、文學、歷史、哲學、經濟、藝術、宗教、法律、農業、教育等，一步步走人了美國。美國對中國文化的重視和研究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20世紀以來，一些美國商人和企業家設立各種基金會以資助對中國的研究，如1911年建立的紐約卡內基基金會，1913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1936年建立的福特基金會等，資助研究機構有「哈佛燕京學社」「太平洋學會美國委員會」「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美國中國語言文化教師協會」等九十餘個。美國眾多的研究中國的教學和研究機構，近百年來，培養了一大批世界著名的「漢學」「中國學」家，如：亨德、柔克文、賴德烈、斯特朗、拉鐵摩爾、費正清、卜德、芮沃壽、李文森、柯文、史華慈、江康湖、衛理、賓板橋、傅路德、狄百瑞、陳榮捷、畢漢斯、韋慕庭、陳緩頤、宓亨利、顧立雅、克雷克、賀凱、畢乃德、梅谷、劉澤前、普里查德等，真是群星璀璨。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美國中國學手冊·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②熊文華：《美國的漢學研究》，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四集，中華書局2000年版。

20世紀「新儒學」

20世紀中國出現了「新儒學」，一些代表人物紛紛來到美國，推動了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在美國更加深入廣泛的傳播。

儒學的生長發展經過三個大的階段，首先是先秦孔孟原始儒學，爾後是以朱熹為代表的宋明理學，最後是20世紀的新儒學。「五四」以來，面對以科學主義為核心的現代西方文明的衝擊，中國出現了一批重新詮釋和弘揚傳統文化的學人，他們力圖重建儒家文化的價值系統，「以儒家精神為體，以西洋文化為用」，謀求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現代化，他們的思想學說被稱為「現代新儒學」。現代新儒學經歷了三個階段：20世紀20至40年代為第一階段，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50至70年代為第二階段，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80年代以後為第三階段，代表人物有杜維明、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現代新儒學誕生於中國，結緣於美國，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道景觀。張君勱、馮友蘭、唐君毅曾先後赴美留學訪問或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張君勱晚年儒學巨著《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冊），系其50至60年代旅居美國十餘年心血凝成，以英文在美國出版。馮友蘭1919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在美國出版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兩卷本）。陳榮捷，20年代留美獲博士，回國後再度赴美，任達特茅斯學院中國哲學和文化教授，將中國哲學史上各個時期的代表作譯成英文在北美出版，1963年編譯出版鴻篇《中國哲學資料彙編》（856頁）。60至80年代《大英百科全書》中的中國哲學部分幾乎全為陳榮捷撰寫。新儒學在美國的傳播與發展有兩支隊伍：第一支隊伍是美籍華裔學者，如杜維明、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等人，他們都在港台受本科和碩士教育，然後赴美留學獲博士，畢業後留美任教。他們的「中西學養精深，尤其在對西方當代主流哲學的理解和把握上為此前新儒家所不及，因此在中西哲學的會通上展示了更為開放的文化心態，逐漸形成了各自獨具特色的當代新儒學思想……他們在海外創辦刊物，組織團體，籌辦會議，廁身教壇，出版專著，利用各種機會，積極傳播新儒學。」①第二支隊伍是美國學者，他們將儒學作為純學術研究，通過出版著作和授課等形式擴大新儒學在美國的影ｎ向。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狄百瑞、赫大維、安樂哲、艾愷、史華慈、墨子刻、蒙羅、柯雄文等。安平秋（中）、安樂哲（美）主編的《北美漢學家辭典》一書就收集了北美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485名，「這部書是中國全國高校（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與美國夏威夷大學合作的成果」。

①李喜所主編：《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五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105頁。

中美是世界的大國。20世紀70年代以後，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中國的大批學子來到美國留學，中國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層面走向多元移民文化的美國。可以說，中國文化已經成為美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傳教士與儒學

19世紀20年代起，美國傳教士在廣州和澳門開堂禮拜。接著，美國各教會組織在中國各地建佈道站，設書局譯館，立教會學校（1914年，美基督教會在華開辦初級教會學校約二千所，招生四萬五千人，中高級教會學校約286所，招生二萬三千人），辦刊物（1827年11月，美國人吳特在廣州創辦英文刊物《澳門雜錄》，這是近代史上外國人在中國發行的第一家英文刊物，1843年遷至香港，改名《香港雜錄》；1832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創辦《中國叢報》，每月用英文在廣州和澳門出版；1868年，美國傳敘士保靈在福州創辦《中國紀事和教務雜誌》，1874年遷上海改名《中國紀事》；1868年9月，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創辦《中國教會新報》，1874年改名為《萬國公報》；1895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曾常、衛三畏合辦《亞洲文會會刊》，等等）。1860年至1895年，清政府解除對基督教傳教士在華自由旅行的禁令，西方傳教士大批涌人中國，其中三分之一是美國人。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在華的主要宗教團體有：長老會（南北美）、監理會海外佈道會、新教聖公會、美國海外佈道會、浸信會海外佈道會、南浸禮會海外佈道會、基督復臨安息會、監理公會佈道會、宣道會等，共有傳教士2193人，佈道站203個。」①在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的過程中，美國傳教士是「後來居上」者，「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是美國漢學研究領域中的篳路藍縷開拓者」，是儒學傳播美國的「帶路人」。

①參見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191頁。

裨治文

禆治文（Ｅｌｉｊａｈ ＣｏｌｅｍａｎＢｒｉｄｇｍａｎ，1801—1861），1829年畢業於安多弗神學院，受美國公理會之派，作為美國第一批傳教士於1830年抵達中國。裨治文來到中國的第三年，就創辦了《中國叢報》（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他在發刊詞中說：「要對外國人出版的有關中國的書籍進行評論，旨在注意已經發生的變化……關於社會關係方面，必須對社會結構詳細調查，在考察中國人的道德品質時，要求對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仔細地和長時間不間斷地觀察……我們對中國人的宗教特徵也感到興趣，將給予非常強烈的關注。」①《中國叢報》「譯介中國歷史、宗教、農業、儒家典籍和文學藝術」，這是對中國儒家文化的全方位關注。各國史學家都很看重這一刊物，1941年，日本丸善株式會社重新翻印出版了《中國叢報》前十五卷。1841年，裨治文出版了《粵語漢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ｒｅｓｔｏｍａｔｈｙ ｉｎｔｈｅ ＣａｎｔｏｎＤｉａｌｅｃｔ），供來華的西方人學習漢語和粵語，全書長達七百二十八頁，除文選、英語翻譯外，還有自創的漢語拼音和注釋。1856年，上海外僑組織了一個學術性團體「上海文理學會」，推舉禆治文擔任第一任會長。這是西方人在上海建立的一個學術性團體，1858年改屬於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成為該會的上海分會，中文名稱為「亞洲文會」（1871年由英國政府撥款在上海虎丘路建造永久會所。到1935年，該會擁有一個藏書一萬冊的圖書館和收藏中國博物的博物館，會員有852人），它的宗旨是考察中國的社會，包括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向歐美介紹研究中國的學術成果，接待各國學者的來訪或考察，出版學會年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ｎｃｈ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ｙ），創辦圖書館和博物館等。1857年，裨治文在上海舉行了一次盛大招待會，以紀念英國傳教士、著名「中國學」家馬禮遜來華五十周年，他發表長篇演說，讚揚馬禮遜一生研究中國文化和傳播儒學所作出的重大貢獻。②

①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1832年5月，第1一5頁。

②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7頁。

衛三畏

衛三畏（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Ｗｉｌｌｉａｒａｓ，1812—1884），1833年10月到廣州，是美國來華的第一批傳教士之一，與禆治文、雅裨理交誼甚篤，擔任《中國叢報》（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的印刷者、發行人、編輯，參與了中美《望廈條約》的文字工作。衛氏1848年在《美國東方學會雜誌》上發表了代表作、著名的《中國總論》（兩卷本），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進行了總體的論述。他通過對中國社會和孔子思想的研究發現：「孔子的著作同希臘和羅馬哲人的訓言相比，它的總旨趣是良好的，在應用到它所處的社會和它優越的實用性質，則超出了西方的哲人……四書五經的實質與其他著作相比，不僅在文學上興味雋永，文字上引人入勝，而且還對千百萬人的思想施加了無可比擬的影響。由此看來，這些書所造成的勢力，除了《聖經》以外，是任何別種書都無法與之匹敵的。」①從「孔子或耶穌」轉到「孔子加耶穌」，這是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到19世紀70年代才得出的結論，他們把儒家學說與耶穌《聖經》一一加以對照，認為「儒教之所重者五倫，而吾教亦重五倫」，「儒教重五常，吾教亦重五常」，「儒教君子三戒，與吾教上帝十誡，旨有相同者……是上帝十誡與君子三戒又合，不但重五倫五常與儒教合也」②。1877年在華基督教傳教士舉行全國大會，統一了上述認識。也就在這一年，美國耶魯大學設置第一個中國學講座，衛三畏擔任第一位教授。他在對美國大學生的講演中十分強調利用儒家經典以開展在華的傳教事業，極力主張把孔子思想與耶穌思想結合起來。

李佳白

李佳白（ＧｉｌｂｅｒｔＲｅｉｄ，1857—1927），1882年畢業於紐約協和神學院，並受長老會差會派遣來中國。他在美國就開始學習和研究儒家經典，到中國後首先來曲阜參觀孔廟「登其堂而瞻仰聖容」，主張傳教士在中國活動應當「採用中國方法，講中國經書」。他一手拿《聖經》，一手捧《四書》，在山東傳教時，穿中國服裝，戴假辮子，「一如華人儀式，行中國禮節」，並用儒家經典附會基督教義，進行傳教。他認為：「既能通達中國之學，中國之禮，則能與中國儒士官紳接見，情誼交孚。」③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五四」運動興起，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李佳白卻竭力推崇孔子是「古聖人」，是「中國的至聖」，儒家的思想是「教民之本」，主張中國應以儒教立國，「環地球，五大洲數十百國……秉歷代賢聖師儒之教，民氣順良，惟上所命，問有如中國者乎？無有也」。他受聘擔任「孔教會」的高等顧問，認為「孔教為顛撲不破之道，合之古今中外而皆宜」，基督教與孔教要「亙相和合，互相敬愛，互相勸勉，互相輔助」④。

①[美]衛三畏《中國總論》第一卷，第663一64頁，轉引自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187頁。

②美國傳教士林樂知語，載1869年12月、1870年1月《教會新報》。

③[美]李佳白《籌華芻言》，上海商務印書館，清光緒三十年（1904）版，第34頁。

④李佳白：《孔教之窺見一斑》。

李佳白傳播儒家思想與中國文化的一大貢獻是籌辦「尚賢堂」（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他來中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徵得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的支持，在英國人赫德的贊助和英國駐華公使竇納爾的扶助下，於1897年2月在北京成立了「尚賢堂」（英文名是「中國國際學會」）。他在《擬設尚賢堂章程序》中這樣表白：「余籍隸美國之紐約省，夙仰中國盛名，神遊久矣。……乃決意創立尚賢堂，實事求是，以期培養人才，禆益全局。」①他要把尚賢堂作為一個「中外教民底於和洽」，「趨於國際友善」之處，「東西人士會合之地」；「講一切濟世救人之法」，以「恢拓學者之志量」，「研煉儒者之才能」，把基督教和儒教緊密地結合起來，「砥糲德行，講求道藝」，以「擴充封建舊識和啟迪基督新知」。他親自擔任尚賢堂院長，在尚賢堂內「設一公所，專使中西上等人士，往來會面，締交既久，情誼亦親，中外一氣，獲益良多」②。1903年，李佳白在上海再設「尚賢堂」，出版月刊《尚賢堂紀事》，出版《萬國公報》（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Ｔｉｍｅｓ）。李佳白，1927年卒於上海。李佳白的著述有：《中國總攬》（ＧｌａｎｃｅｓａｔＣｈｉｎａ）、《中國：禁錮乎·自由乎·中國困境之研究》（Ｃｈｉｎａ，Ｃａｐｔｉｖｅｏｒ Ｆｒｅｅ．ＡＳｔｕｄｙ 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ｍｅｎｔｓ，1920年）和《一個基督徒對異教之認識》（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Ｏｔｈｅｒ Ｆａｉｔｈｓ，1921年）等。

①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6頁。

②於寶軒：《皇朝蓄艾文編》第七十九卷，雜纂三，上海官書局，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版，第1一2頁。

狄考文

狄考文（Ｃａｌｖｉｎ ＷｉｌｓｏｎＭａｔｅｅｒ，1836—1908），1862年畢業於美西神學院，第二年受美國長老會差會派遣來到中國山東。1864年，他在山東登州開辦蒙養學堂，「招集天性未漓之兒童，培之以真道，啟之以實學，更復潔以恩義，以其學成致用」。蒙養學堂的教學內容，主要是講讀儒家通俗讀物《三字經》。作為一位傳教士，花氣力辦學校，授儒經以求真道，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弘揚。1876年起，狄考文又將蒙養學堂改稱文會館（ＷｅｎＨｕｉ Ｇｕａｎ ｏｆＴｅｎｇｃｈｏｗ）、由一般的小學升格為書院，分備齋、正齋兩個學部，備齋學制三年，正齋學制六年，其課程仍然將儒家典籍的學習「置於重要的地位」，以便「談起諸子百家來，也可以頭頭是道」，因為中國是以儒家思想為支柱的。狄考文執掌的文會館「備齋」三年制，設置的儒家課程有：第一年，《孟子（上）》《〈詩經〉選讀一、二》；第二年，《孟子（下）》《〈詩經〉選讀三、四》《唐詩選讀》；第三年，《書經一、二》《學庸》（即《大學》和《中庸》）。「正齋」六年制，設置的儒家課程有：第一年，《〈書經〉三、四》《詩經》《論語》；第二年，《書經（全）》《〈禮記〉一、二》《孟子》；第三年，《〈禮記〉三、四》《詩經》《學庸》（即《大學》《中庸》）；第四年，《〈禮記〉一、二、三》《書經》《〈左傳〉一、二、三、四》；第五年，《〈禮記〉四》《〈左傳〉五、六》；第六年，《易經（全）》《繫辭》等。「本校重視這些論說，因是政府科舉考試所要求的，也是作為受尊敬的學者所必需的」①。1881年，狄考文向美國長老會差部提出將「文會館」擴建為大學，學制六年，包括「學習中國典籍」，「設置『四書』『五經』"。直到1908年逝世煙台，狄考文一生與儒家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文會館辦學四十四年，畢業生有的參加了中國的科舉考試，有的在京師大學堂、山西大學堂、江南高等學堂、北洋大學、雲南法政學堂、保定和奉天陸軍學堂執教，蜚聲中外。

三、文化精英與儒學

20世紀以來，歐洲中心主義已過極盛時代。西方學者已經意識到，政治的擴張、經濟的掠奪已經不能主宰世界了，文化和文明的衝突與交融的時代已經到來。中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一元，西方學者開始認為，要對中國傳統文化獲得真切的理解，就不能脫離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發展的時代背景，也不能脫離中國人歷來思考的課題。要重估、新銓中國傳統思想，全面認識中國文化。儒家作為中國文明這一巨大的人類成就的中心傳統，它是強有力的又是柔韌的信條，它的強有力足以使它把它的價值觀強加於世人，它的柔韌足以使它在長達兩千餘年間不斷自我調節而適應著不斷變化的形勢。它曾經使一些有作為的人物備遭挫折，但是，它也提供了為人立極之學，使中國社會一再回歸於漫長的穩定時期和富有創造性的階段。正因如此，美國對中國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研究加深了。加德納（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Ｇａｒｄｎｅｒ）在《美國漢學研究的未來》一文中指出：「我們對於自己國家的無知、狹隘和地方主義也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因此我們渴望得到啟迪並加深對中華文明的研究和了解；從表面上看它對於我們來說似乎是陌生的，但是其內在實質卻基本與我們的一致。未來對於那些會說中國話、會看中國書、能準確翻譯她在二千五百年發展史中留下卷帙浩繁的傳統文學遺產的人的要求，將是持久的，這一點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了。」②我們注意到，美國的哲學界和文學界普遍關注中國文化與儒學。

①[美]郭查理《山東基督教大學》（英文版），第31頁。

②參見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Ｇａｒｄｎｅｒ，ｐｐ．36—37，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Ｖｏｌ12 Ｎｏ．1，1944年。

杜威

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1859—1952），美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1932年當選為美國教育協會名譽主席，1938年當選為美國哲學協會終身名譽主席。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杜威應胡適等人的邀請到中國，分別赴北京、上海、山東等地講演，1920年北京晨報社出版發行《杜威五大講演》。杜威是這樣看待中國的：「她擁有廣大而又各不相同的土地，三億五千萬到四億之間的人口，眾多的語言，通訊又不方便，以及靠家庭體系和祖先崇拜而神化的強烈地方依附性，不能靠一個單一而又遙遠的中央來管理。中國依賴於一個由習慣而結合到一起的地方自願組織的網路。這一事實解釋了為什麼她所具有的無可比擬的穩定性以及她具有即使在過去十年里如此混亂的政治條件中也能向前發展的能力。我有時候認為，美國人具有輕視政治以及自然而然的依靠自助和地方組織的傳統，他們自然最容易理解中國的進程。」①杜威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遵循「重行動、重效果、重進取的基本哲學精神」，主張各種理論的價值「在於它們所能造就的結果中顯現出來的功效」。他看到了中國儒學是實踐哲學，與他的實用主義哲學有相近或相似的一面，即：重視理論學說的實用性、現實性，輕視與現實人生、社會生活無關的形而上學的思辯抽象，「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通經致用」，「經世致用」，他在儒學中真正找到了「共同的語言」。所以，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歡迎杜威的晚宴中致詞說：「孔子的理想與杜威博士的學說，很有相同的點，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杜威的中國弟子胡適在當時的日記中寫道：「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杜威的另一中國弟子、新儒家馮友蘭自述：「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梁啟超等人組織了一個尚志學會，約請了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和英國的哲學家當時是新實在論者的羅素到中國演講。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的時候，在這個大學中，恰好也有這兩個學派……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是實用主義佔優勢，後來新實在論佔優勢。」②

①引自何兆武、柳卸林主編《中國印象》（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頁。

②引自李喜所主編：《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四卷，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63—72頁。

賽珍珠

賽珍珠（ＰｅａｒｌＳ．Ｂｕｃｋ，1892—1973），父母為長老會駐中國傳教士，她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一位家庭教師長期為她講解文學經典、儒家倫理和中國幾千年文明史。她除在美國上大學和讀碩士外，一生主要在中國度過，1934年才回美國定居。她的作品以中國農民生活為題材，代表作有《大地》三部曲、《母親》《兒子們》等。1931年，《大地》在紐約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中譯本從1933年至1949年印刷了十二次），引起轟動，獲普利策獎，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美國歷史上獲該獎的女作家，享譽世界文壇。瑞典皇家學院頒獎主持人說，賽珍珠「通過自己質地精良的文學著作，使西方世界對於人類的一個偉大而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重視……使我們懂得如何在這人口眾多的群體中看到個人，並向我們展示了家庭的興衰變化，以及土地在構建家庭中的基礎作用……（賽珍珠）賦予了我們西方人一種中國精神，使我們意識到那些彌足珍貴的思想感情」①。美國總統尼克松稱頌賽珍珠是「一座溝通東西方文明的人橋」。賽珍珠晚年的著作是《中國：過去和現在》（Ｃｈｉｎａ：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1972年在紐約出版，書中說：「在中國歷史的過去和今天，在上千上萬個偉大的名字中，孔子的名字使所有其他人黯然失色。孔先生（注，音譯）早就把這一事實告訴了我。因而，從孩提時代起，孔子就影響了我的思想，我的行為，我的個性。孔子是我的參考系。當我學習希臘哲學時，我認識到在柏拉圖的學說和最偉大的中國人的學說之間存在著相似性，但後者，作為高尚的道德和實踐的現實主義的結合，仍在我腦子中佔主導地位。」賽珍珠通過研究孔子和耶穌後說，二人「有著相似性，雖然孔子生活在耶穌前五百年。孔子成長時不知自己的父親是誰，所以他稱自己是『人子』（Ｓｏｎｏｆｍａｎ），耶穌後來也用這一詞。孔子也是四處周遊。他在每一個地方尋找他的追隨者。他是貧窮的，受到傲慢者和得勢者的攔截、嘲笑，但他不屈不撓，絕不改變他的信念。他的一些言論很奇怪地是基督教式的。是他第一個說出後來耶穌採用的金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用此告誡他的弟子。」賽珍珠對「五四」以來一些青年反對孔子的言論不以為然，她說：「孔子的倫理已成為中國社會的基礎，儘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衝動的青年改革者和革命的否定。當革命過去之後，秩序恢復時，這一秩序總是基於孔子的教義和哲學之上。」對中國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哲學來一個總體觀照，賽珍珠作為一個文學家採用了這樣的視角：「中國的哲學思想總是人類生活的組織和它與自然的關係。甚至中國的法律也是基於與人性的和諧之上的，這與我們西方的法律系統相反，西方的法律系統是懲罰的，而不是人文主義的。和諧是中國文明的關鍵詞：一個人與他周圍的人、與自然相釭和諧，自然，那麼這樣的人是有教養的人。它是智慧的哲學，富於和平和自我控制。」②賽珍珠真是「一語中的」：和諧是中國文明的關鍵詞。

①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Ｃｒｏｌｌ：Ｗｉｓｅ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ｄ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Ｗｏｍｅｎ Ｗｒｉｔｅｒ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ｎｄｏｒａ，1989，Ｐ．2090

②何兆武、柳卸林主編：《中國印象》（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216頁。

諾斯羅普

諾斯羅普（Ｆ．Ｓ．Ｃ．Ｎｏｒｔｈｒｏｐ，1893—1992），美國耶魯大學哲學與法學教授、教育家。1949年墨西哥政府授予「阿茲台克之鷹」勳章，代表作有《科學與第一原理》《東西方的匯合》《科學與人文學的邏輯》《哲學人類學與現實政治》等。諾斯羅普的哲學思想深受黑格爾、懷特海及休謨等人的影響，在《東西方的匯合》一書中探討了東西方比較文明論、比較哲學這一重大課題，他認為：東方文明在其思維形態上更多地依賴於直觀性表象，因而帶有直覺特徵；而西方文明則更多地依賴於假設性概念，因而顯示出合規律性的特徵。他說：「在孔子的《論語》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對一般常識事物的專註，尤其是對其審美當下性（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的專註……然而，孔子也關心家庭以及更為廣泛的社會行為，尤其是它們的道德方面。但是，即便是這些問題，其探討也是由具體的細節一步一步地進行。『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①，『……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②……『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④。所有這些實際的道德箴言似乎都不過是對那種直接領悟到的東西的描述。很少用推理來證明它們的正當性，更沒有論辯。然而非常明顯的是，即使是僅僅對人類行為進行描述，也可以引導出極為不同的箴言。」諾斯羅普特彆強調對儒家學說的理解和把握，必須以漢語符號形式表達，不能「以西方的倫理學術語來表示這種儒學倫理」。對於儒學中的重要命題「仁」，諾斯羅普是這樣闡釋的：「正是『仁』這一詞語的確切意義，構成了全部儒家哲學的中心和統一原則（ｕｎｉｆｙ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人們已經注意到，與確立良好社會相關的五倫關係都是以人類家庭中孝的關係作為基礎的。但是孔子教導說，這種關係又反過來成為個體自身本質中的某種直接感受到的因素。這種因素即是仁，即是『仁慈』的品格或者『人際關係』。因此，仁乃是其他一切東西的關鍵或先決條件……仁所指稱的是確然存在於人的本質中的一種因素……這種確切地存在於人的本質當中的因素既存在於作為整體的宇宙，也存在於人本身。正是在這一點上，儒學和另一種中國哲學——道教，以及佛教相互適應。」⑤諾斯羅普正是以西方哲學家的智慧，揭示了中國儒家文化的某些深層結構。

①《大學》。

②《論語·泰伯》。

③《論語·陽貨》。

④《論語·學而》。

⑤選自Ｆ．Ｓ．Ｃ．Ｎｏｒｔｈｒｏｐ：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1946，322—-346頁。

亨廷頓

亨廷頓（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哈佛太學阿爾伯特·魏斯赫德三世（ＡｌｂｅｒｔＪ．ＷｅａｔｈｅｒｈｅａｄⅢ）學院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約翰·奧林戰略研賽所主任，《外交政策》雜誌發起人與主編，美國政治學會會長。1993年，美國《外交》季刊夏季號刊發了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1996年，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ＴｈｅＣｌａｓｈ 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ｔｈｅ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ｏｆ 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一書出版，全世界陸續有二十多種文字再版。中文版第一版是新華出版社1997年推出的，在2002年第三版的封面上印上了這樣幾行漢字：「舉世震驚的美國『911』事件，使聲名赫赫的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1996年出版的這部大著急劇升溫，持續列《華盛頓郵報》圖書排行榜非小說類榜首。」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頓是西方最優秀的政治學家之一，他為理解下個世紀全球政治的現實提供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分析框架。」布熱津斯基認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一本理性的傑作」。當然，這本書也引起了中西學者的極大爭議，特別是中國學者對它的批評。任何創新之論，都會引來讚譽和批評。亨廷頓在《中文版序言》中首先指出：「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國人對其文明的獨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識。中國學者因此十分自然地從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並且把世界看作是一個具有各種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時是相互競爭的文明的世界……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他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亨廷頓指出：日本文明是一個獨特的文明，它是中國文明的後代）和印度……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係都沒有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那樣至關重要……因此，未來的世界和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於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協調兩國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緊張狀態和對抗升級為更為激烈的衝突甚至暴力衝突的能力，而這些緊張狀態和對抗將不可避免地存在。」針對有些學者對他1993年書稿的批評，他再一次表白：「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①亨廷頓從文明的衝突和對話中看到了世界秩序重建的必然性，從多元文化的格局中看到了美國和中國關係的重要性，特別是對中國和美國領導層互相「協調」提出了期望，這是一位美國學者的深邃洞見和殷殷之情。

①[美]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

四、漢學家與儒學

美國的漢學研究肇端於傳教士時代，興盛於高等學校對漢學紛紛設立講席和成立研究機構的時代。美國的漢學家人數，超過了西方其他國家，200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北美漢學家辭典》就收錄了五百人。美國現有五百多所大學開設了漢語專業課程，「中國通（Ｃｈｉｎ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的人數已達三千多」。哈佛大學（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1877年起籌款設漢學講席，該校的東亞地區研究課程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該校哈佛燕京學社碩果累累，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費正清、史華慈、克利夫斯、杜維明等。耶魯大學（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1871年率先開設中國文學課程，該校遠東出版部經常推出研究中國問題的書籍，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賴德烈、芮沃壽、喬治．亞歷山大．肯尼迪等。加利福尼亞大學（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1890年設阿加西東方語言文學教席，英國漢學家傅蘭雅擔任教職，1949年設遠東研究中心，該校國際研究所另設了「中國研究中心」，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彼得·亞歷克西斯·布德伯格、賓板橋、陳史祥、沃爾弗拉姆·埃伯哈德等。哥倫比亞大學（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1901年設中文教席，德國漢學家夏德曾任第一任漢語教授，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與英國漢學家翟理思曾來此講學，中國著名學者胡適、馬寅初、馮友蘭、吳文藻均在此留過學，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傅路德、陳榮捷、狄百瑞、畢漢斯等。芝加哥大學（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1928年設漢語口語課，1936年設東方語言系，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宓亨利、顧立雅、克雷克、查爾斯·賀凱等。夏威夷大學（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Ｈａｗａｉｉ）1920年設漢語、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課程，1922年設東方研究系（後更名東方學院），該校期刊《東西方哲學》經常發表中國哲學研究文章，該校著名漢學教授有趙元任、蔣彝、成中英等。此外，康奈爾大學、華盛頓大學、斯坦福大學、亞利桑那大學等，漢語教學和漢學研究均有特色。①

①熊文華：《美國的漢學研究》，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四集，中華書局2000年版。

費正清

費正清（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Ｆａｉｒｂａｎｋ，1907—1991），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漢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中國研讀、旅行、教學。20世紀50至70年代，擔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並擔任哈佛的希根森（ＦｒａｎｃｉｓＬｅｅ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歷史講座教席。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國與中國》（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ｈｉｎａ）、《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一1985年）》（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1800一1985）、《觀察中國》（ＣｈｉｎａＷａｔｃｈ）及《中國：傳統與變遷》（Ｃｈｉｎａ：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等。主編了著名的《劍橋中國史》（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他的《美國與中國》一書（1948年第一版，1958年第二版，1971年第三版，1983年第四版），「已經是而且長遠是經典」，「它是有思想的人案頭必備之書」（中美正式建交前夕，兩國高層領導人案頭擺放的就是此書），「對於歷史學家，它是現代中國的最新歷史分析；對於學生，它是關於中國的權威指南；對於外交家和企業家，它成功探索了中美兩國間難以捉摸而又最有影響的人類情感脈絡」，「一部恢宏、充滿大無畏精神的巨著，與其研究中國的先驅身份相匹配……」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的第三章，專門論述了「孔孟之道」，他說：「只是膚淺地閱讀過儒家經籍的西方觀察者，早就讚佩其不可知論的重視現世精神，以及在倫理上重視私人關係之間應有正當行為的精神。從儒家思想作為人生哲學這一較廣的意義上講，西方學者一般認為它主張忍耐、和平以及妥協等美德；主張中庸之道；主張守舊和知足；主張尊崇祖先、老人和飽學之士；而最主要的是主張一種溫和的人本主義——以人而非上帝作為宇宙的中心。」①儒家主張以德威治國，費正清說：「孔教靠這『仁政』理論博得重視，這是西方任何學說都無法與之相比擬的，而仁政理論的主要之點是『行為端正即為有德』的思想。以禮持約，這件事本身就能給人以道德地位或威望……在世界上大多數帝國統治者主要依靠宗教權威的時候，儒家給現政權的行使權威提供了一種理性上的和倫理上的依據。這是政治上的一大發明。」儒家思想有一套完整的經籍作為「典章」，在中國傳承了兩千多年，費正清向美國人作了這樣的介紹：「儒家學說是由經書傳授下來的，這些古書己經形成典章，其文字幾百年來一再被人闡釋，這是可以理解的事。在這過程中，有時專為釋經而寫的較晚文本被奉為較古的書，而早先認為重要的一些書卻已被人遺忘。漢初常提及的經書有《易經》（用於占卜）、《書經》《詩經》《禮記》《春秋》（孔子家鄉魯國即今山東的編年史）及其註疏。哲學家孟子（約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的那本古書直到唐代才上升到經書的地位。其後逐漸積成《十三經》，連同其註疏，今巳達一百二十卷之多。為了簡化這些卷帙浩繁的經集，宋代學者選定了著名的四書（《論語》《孟子》《中庸》和《大學》），內容簡短，使任何書生都能掌握。」儒學發展到宋代，出現了新儒家學說——「理學」，「它比古代經傳更有系統和更為完整，並因其重新解釋古代經典著作而賦予儒家思想以更多推理的內容。這種新形式的儒家思想，經過加工，提供了對生活問題的更多解答。主要從佛教中吸收了肯定是唯心主義的成分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儒家思想更為滿意，從而使16世紀基督教經海路傳人中國時所要填補的精神空隙，比以前少得多。」費正清在本書的最後告誡美國人，中國儒家文化雖然與美國文化不同，但是「我們將面臨一種繼續發生千變萬化的中美文化鬥爭和協調，這就足以保證我們繼續對中國抱有強烈的興趣。我們必須期望這兩大民族長期共存……我們己經到了一個有可能互相尊重的新起點。」正因如此，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被美國權威雜誌《外交》列入「本世紀最偉大的書」。

①[美]費正清著、張理京譯：《美國與中國》（第四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頁。

史華慈

史華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ｓｉｄｏｒｅＳｃｈｗａｒｔｚ，1916一1999），1938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46年，在費正清教授支持下進人哈佛大學東亞課題組，研究近現代中國問題，年屆而立。1950年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爾後在哈佛大學開設中國近代思想史講座。在他的一生學術生涯中，對儒學給予了特別的關註：1952年，對馬克斯·韋伯《宗教和中國：儒學和道教》一書發表書評《中國的宗教和人性》（載《新共和》雜誌）。1959年，發表論文《儒家思想中的某些對立面》。1964年發表專著《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68年，撰寫論文《軸心時代》，「這是繼雅斯貝斯之後的又一重要闡述」。1969年前後，在哈佛大學主講《中國古代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漢代儒學》《古代中國觀念：新儒學》《當代中國》《中國的文化遺產》《中國古代思想史》等課程。1975年，發表論文《超越的時代》《中國古代的超越》，並赴中國作學術訪問。1979年，主編《中國古典思想研究》。1985年，專著《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主要內容：早期文化導向——問題與思考；早期周代思想——連續性與突破；孔子——《論語》的遠景理想；墨子的挑戰；共同論域的出現——幾個關鍵詞；道家之道；孔子信念的捍衛——孟子和荀子；法家——行為哲學；天人相應的宇宙觀——陰陽家；「五經」等）、論文集《中國的文化價值》出版，《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獲亞洲協會的列文森獎。1995年，發表論文《中國高層文化思想中的倫理和元倫理》。1996年，出版論文集《中國及其他》。1999年10月，逝世前發表最後一篇論文：《中國與當今千禧年——太陽底下的新鮮事》。①

①朱政惠《他鄉有夫子——史華慈生平和學術譜略》，載《世界漢學》第2期，世界漢學雜誌社2003年。

史華慈對中國文化研究的代表作是《中國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崛起》《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從現代到近代再到古代；從政治史到思想史，再到比較思想史；從毛澤東到嚴復，再到先秦諸子，是這位具有深沉人文情懷，強烈思想追求，和廣闊思想視野的漢學家史華慈幾乎註定要選擇的學術生涯的歸向！史華慈認為，世界各大文明，到了軸心時代（約在公元前七八百年）就出現了一批傑出的思想家或先知，他們往往由於強烈感受到人們的現實行為和大家公認的規範之間的巨大鴻溝，開始對於作為未明言之預設的文化導向作出比較全面的、帶有根本性的反思並提出新的「理想遠景」（ｖｉｓｉｏｎ），出現了「超越的突破」（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於是圍繞古老的文化導向展開了激烈爭論，在中國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他在《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中說：「和古希臘的思想一樣，中國古代思想並沒有對古代文明所提出的問題提供單一篇的回答。從各個軸心文明中湧現出來的並不是眾口同聲的響應，而是一些共享的問題意識。只有當我們從總括的文化導向的層面下降到問題意識層面，跨文化的比較才變得最令人興奮，也最具啟發性……也正是在這個層面，儘管更大的文化導向之間存在著更巨大的分歧從而造成無可爭辯的差距，我們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現某種普世性的屬於整個人類的論域。」①這是「下降到問題意識層面」，進行「文化比較」，這是一個「普世性的屬於整個人類的論域」。在這裡，我們幾乎隨時可以聽到孔子和蘇格拉底、墨子和霍布士（Ｈｏｂｂｅｓ）、老子和《奧義書》、孟子和盧梭、荀子和柏拉圖、韓非子和馬基雅維利等等之間的對話。史華慈認為，孔子最重要的貢獻不在於闡發天的概念，「而在於提出了仁」的理念，從而把焦點集聚在道德精神生活的主觀的內在的層面。正是「這種向倫理的內在源頭的轉向——這種向內收攝的超越￣使孔子足以和蘇格拉底媲美」②。史華慈是他的中文名，具體體現了儒家價值觀：史（歷史），華（中國），慈（仁慈），他是一位仁慈的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專家，「他的努力使中國的聲音遍布英語世界」（杜維明語）。

①引自[美]林同奇《史華慈史學思想初探》，載《世界漢學》第2期，2003年。

②「Ｔｔ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Ｄａｅｄａｌｕｓ，Ｓｐｒｉｎｇ 1975，63。

顧立雅

顧立雅（Ｈｅｒｒｌｅｅ Ｇｌｅｓｓｎｅｒ Ｃｒｅｅｌ，1905），1926至1929年，連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學士、碩士、博士。爾後，任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研究員、哈佛燕京社研究員、洛克菲勒基金會研究員、遠東研究委員會委員、芝加哥大學遠東文明委員會主席、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馬丁·賴爾森講座名譽教授。顧立雅的「中國學」主要著作有：《中國的誕生》（Ｂｉｒｔｈ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ｇａｒ，1936，1961）、《中國初期文化研究》（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ａｖｅｒｌｙ，1937，1948）、《孔夫子其人和神話》（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ｔｈ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ｙｔｈ，1949）、《中國思想：從孔夫子到毛澤東》（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ｒｏｍ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ｔｏ ＭａｏＴｓｅ-ｔｕｎｇ，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1959）、《孔子和中國之道》（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ａｎｄ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ａｒｐｅｒ＆Ｒｏｗ，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1960）、《中國治國術的起源：第一卷，西周帝國》（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Ｓｔａｔｅ ｃｒａｆ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Ｉ，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ｏｕＥｍｐｉｒｅ，1970）、《道教和中國文化史的其他研究》（Ｗｈａｔｉｓ Ｔａｏｉｓｍ·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1970）、《公元前第四世紀中國政治哲學家申不害》（ＳｈｅｎＰｕ-ｈａｉ，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Ｃ．，Ｕｎｉｖ．Ｃｈｉｃａｇｏ，1974）等等。①哲學中關於「天道」和「人道」兩個命題，孔子把「天"看作是一種「非人格的道德力量」，把「命」看作是「生命的命而非命運的命，是人力所能控制的命」，所以孔子重「人道」不重「天道」，將中國古典哲學賦予了人文主義基礎，顧立雅很稱頌這一點。顧認為，孔子以前文獻中的「道」指的是「道路」，很少涉及「人事行為」。但是，孔子所說的「道」，基本上都是關於人的「行為的道」，是個人和社會理想生活的途徑，它包括所有的道德，如「誠」「敬」「義」「仁」「禮」「樂」等等②。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美國中國學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0頁。

②陳景磐：《西方學者孟錄、顧立雅等論孔子的教育思想》，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

顧立雅對孔子的教育思想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對孔子教育的目的、對象、內容、方法及對後世的影響等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關於孔子的教育對象，顧立雅認為孔子為了要改革當時的社會政治，打破貴族壟斷教育的局面，便首創私學，招收非貴族出身的學生，從而開闢了以後私人講學的風氣，對當時和以後的政治改革/學術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關於孔子的教育目的，顧立雅認為孔子『基本上是一個革命者』，主張對當時的社會進行『不流血的革命』，孔子要培養學生成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就是要讓他們去改良當時的社會。顧立雅認為，孔子教育的基本思想很簡單，就是要促進『社會合作』和『人民幸福』，這是孔子教育的最終目的。顧立雅認為孔子還賦予了『君子』以新的含義……君子的特點不在於他的出身，而是看他的道德品質和辦事能力。孔子強調『學而優則仕』，不論出身，有賢則舉，打破了當時世襲貴族的壟斷地位，使一般的民眾都有成賢的機會和參政的能力，這也反映了孔子進步的民主精神。關於孔子的教育內容，顧立雅認為孔子是偏重於道德和人事方面，對『人道』感興趣，而對宗教不感興趣……關於孔子的教育方法，顧立雅很強調孔子的啟發式教學形式，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因材施教……這種教學形式與方法在很多地方近似於現在西歐一些最進步的高等院校所推行的『導師制』——由指導教師對學生進行個別指導或主持集體討論的教學方法……顧立雅的孔子觀對現代歐美人士的孔子研究影響很大，1977年第15版《新不列顛百科全書》和1975年版的《美利堅百科全書》的編者，都把他的《孔子與中國之道》作為研究孔子與儒學的主要英文參考書。」①

狄百瑞

狄百瑞（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Ｄｅｂａｒｙ，1919一），1941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1953年獲中國史博士，1955年任巴黎國際哲學和人類學研究委員會美國代表，Ｉ960年起任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史和日本史系教授、系主任，後任哥倫比亞學院東方研究委員會主席，哥倫比亞大學霍勒斯·卡彭蒂爾講座東方研究教授、學術副校長、大學院長，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亞洲委員會委員、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中國文化研究委員會委員、美國中國學協會會員，哈佛大學東亞研究特約委員會委員，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諮詢委員會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常務理事，等等。狄百瑞的主要著作有：《研究東方古典著作的途徑》（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ｃｓ，1959）、《中國傳統的來源》（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1960）、《研究亞洲文明的途徑》（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 Ａｓｉ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1964）、《東方古典著作指南》（ＡＧｕｉｄｅｔｏ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ｃｓ，1964）、《明代思想中的個人和社會》（Ｓｅｌｆ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 Ｍ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1970）、《道學與心學》（Ｍｉｎｄ ａｎｄＨｅａｒｔ，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1981）、《心學與道統》（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ｉｎ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1989）等。狄百瑞是新儒學在美國的代表人物，他在《道學與心學》一書中對宋明新儒學給予了新的詮釋：儒學對現代化不僅沒有危害，而且是東亞地區的一種文化資源。宋明理學（新儒學）對於日本明治維新的現代化運動大有貢獻，因為理學強調個人自立自主，不向強權低頭，並具有一種活生生的動力，力求以理性轉化現狀。這種解釋是向韋伯派和新韋伯派（美國以韋伯為代表的韋伯學派和以白魯恂為代表的新韋伯學派，都把孔子思想視為一種守舊不進的保守思想，認為這種思想不利於現代化，與民主自由格格不人）的一個挑戰②。

①楊煥英編著：《孔子思想在國外的傳播與影響》，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229頁。

②肖欣義：《美國研究儒家文化的幾個主流》，載《淡江講座叢書》，台北，1980年。

對於儒學中的「心學」和「道學」，狄百瑞認為，新儒家包括理學、心學，心學是程朱正統中的重要成分。道學分為兩種，一種是「先知的」（依靠某種內在感應，或獨特的感悟能力，為人提供超出經書本身的洞見，以及求助於更高的真理，從而為某些文化價值或經典賦予新意義、重要性、急迫性的、通達真理的超常途徑和真理的啟示）；一種是「學者的」（依靠連續傳承下來的公認權威，以外在的或大家接收的東西作為正確性的標準）。以上是「狄百瑞最富於啟發性的觀點之一」①。

美國現代漢學家、中國學家中，對儒學研究卓有建樹的還有：勒文森（ＪｏｓｅｐｈＲ．Ｌｅｖｅｎｓｏｎ）、芮沃壽（Ａ．Ｆ．Ｗｒｉｇｈｔ）、芮瑪麗（Ｍａｒｙ　Ｗｒｉｇｈｔ）、史景遷（Ｊ．Ｓｐｅｎｃｅ）、孟旦（ＤｏｎａｌｄＪ．Ｍｕｎｒｏ）、孟德衛（Ｄ．Ｅ．Ｍｕｎｇｅｌｌｏ）、卜德（ＤｅｒｋＢｏｄｄｅ）、埃爾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Ａ．Ｅｌｍａｎ）、亨德森（Ｊ．Ｂ．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等。

一大批美籍華裔漢學家，他們在儒學傳播美國的過程中更是不遺餘力，著述頗豐。他們中的佼佼者有：陳榮捷、張灝、杜維明、秦家懿、成中英、林毓生等。

五、20世紀儒學研究成果舉隅

儒學傳播世界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儒學著述以中文以外的其他文字出版，其中以日文、英文最多，英文中又以20世紀以來的美國最多。也就是說，美國研究儒學的漢學家、中國學家多，出版的儒學著作也最多。因為，20世紀以來，美國投注了驚人的人力和物力研究中國，「漢學」發展的重心由歐洲移到美國。我們注意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漢學界多次召開「優先考慮資助中國研究」的會議，如1928年美國東方學會決定大力支持對中國、日本的研究，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召集哈佛、耶魯、哥倫比亞、芝加哥、紐約、斯坦福、加利福尼亞、南加利福尼亞八所大學集會，作出了促進中國研究發展（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Ｐｒｏｎｉｏ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的決定。1929年，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決定在獎學金、學位授予、論著出版等方面給漢學以政策支持和經濟資助。這時，美國有四分之一的大學設有中國研究課程。20世紀50年代以來，受麥卡錫主義（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ｙｍｏｎｄＭｃｃａｒｔｈｙ）的影響，美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開始了由古典派漢學向現代派漢學的轉變，1959年成立全美現代中國研究委員會（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1973年，美國召開促進漢學研究的發展基金會議（Ａｍｅｒｉｃａ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Ｌｅａｒｎ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ｍｍｃｉｌ），為古典派漢學和現代派漢學研究同時發展提供了政策和經濟上的巨大支持。②20世紀80年代中美恢復邦交正常化以來，美國的漢學和中國學研究取得了更加豐碩的成果。

①李學勤主編：《國際漢學著作提要》，1996年版，江西教育出版社，第273—277頁。

②劉正：《海外漢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頁。

同西方其他國家比，20世紀美國漢學和中國學研究獲得了長足發展，儒學研究成果掛滿了枝頭，成果既系統又全面。下面就幾個專題列舉一二（資料主要來源於劉正著《海外漢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美國中國學手冊》）：

經學史研究

1．《中國思想西傳考》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ｉｆｔｓｔｏ ｔｈｅＷｅｓｔ），卜德博士（ＢｏｄｄｅＤｅｒｋｅ）著，1948年出版。

2．《儒家學說和中國文明》（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芮沃壽博士（ＷｒｉｇｈｔＡｒｔｈｕｒＦ．）著，1964年出版。芮沃壽博士自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專心研究儒家經學史。

3．《儒學中國及其在現代中國的命運》（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Ｍｏｄｅｒｎ Ｆａｔｅ），列文森博士（ＪｏｓｅｐｈＲｉｃｈｍｏｎｄＬｅｖｅｎｓｏｎ）著，1958年出版。列文森是費正清的學生，但創立了另一個漢學學派，影響深遠。列文森認為：古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及其文化傳統是一種具有歷史價值和平和特點的思想體系，這就是「傳統」的東西。受近代社會中西方文化和思想、科學、戰爭等因素的「衝擊」，「傳統」不是在被「衝擊」之後產生「回應」，而是自此開始才進入「現代」。列文森以「傳統一現代」說（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作為解釋近代中國社會思想發展的一個模式，以此和費正清博士著名的「衝擊一回應」說模式相對應。①

①劉正：《海外漢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頁。

4．《晚期中華帝國儒家傳統的解釋和應用》（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ｉｎ 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威爾遜博士（Ｔ．Ａ>Ｗｉｌｓｏｎ）著，1995年出版。

經學思想研究

1．《行動中的儒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Ａｃｔｉｏｎ），尼維森博士（ＮｉｖｉｓｏｎＤａｖｉｄＳｈｅｐｈｅｒｄ）和芮沃壽博士合著，1959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儒家思想中的實踐理性主義精神的專著。

2．《儒教信仰》（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兩沃壽博士著，1960年出版。該書從宗教學角度上對儒家經學思想進行了系統介紹。

3．《儒教的性格》（Ｃｏｎｆｉｉｃｉａ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兩沃壽博士著，1963年出版。該書對原始儒家思想進行了介紹。

4．《儒教和中國文明》（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芮沃壽博士著，1964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儒家思想和中國古代文化史關係的專著。

5．《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Ｉｎｄｉｕｉｄｖ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Ｈｏｌｉｓｍ），盂旦博士著，1985年出版。此書對儒家和道教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進行了比較研究。

6．《宋代的易學》（Ｓｕ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ｈｉｎｇ），史密斯博士（ＫｉｄｄｅｒＳｍｉｔｈ）等著，1991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宋代易學思想史的論文集，「以書以蘇軾、二程、朱子、邵雍的易學思想為中心，分析了易學在宋代理學中的意義和價值，代表了美國漢學界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水平」。

《論語》和孔子研究

1．《孔子形象的起源和發展》（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ｕｌｔ 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施瑞克博士（Ｓｈｒｙｏｃｋ）著，1932年出版。施瑞克博士「利用了大量的古代文獻資料，系統地研究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孔子的『神』的品格形象在歷代成立的過程。他否定儒家的宗教性存在，認為要分清作為國家利益角度上的孔子和作為學者角度上的孔子形象。在說到孔子形象形成的過程時，他用了近六章的篇幅系統地分析了漢代儒學的歷史發展過程。此書以後多次再版。」

2．《孔子家語》（Ｋ』ｕｎｇ-Ｔｚｕ ＣｈｉａＹｕ：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ａｙｉｎｇ 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十卷本），克瑞墨博士（ＲｏｂｅｒｔＰａｕｌＫｒａｍｅｒｓ）著，1950年出版。此書是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發展的重要著作。

3．《生活和傳奇中的孔子》（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ｉｎ Ｌｉｆｅａｎｄ Ｌｅｇｅｎｄ），克萊恩博士（Ｂ．Ｋｅｌｅｎ）著，1992年出版。

孟子研究

1．《孟子》（Ｍａｎｄｓｃｈｕ），格若貝博士（Ｗ．Ｇｒｕｂｅ）著，1901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孟子》思想的註解體專著。

2．《詩韻體孟子的譯註》（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Ｍｅｎｃｉｕｓ），羅斯博士（ＩｖａｎＤ．Ｒｏｓｓ）著，1922年出版。

3．《孟子的思想》（ＭｅｎｃｉｕｓｏｎｔｈｅＭｉｎｄ），理查德博士（ＬＡＲｉｃｈａｒｄ）著，1964年出版。此書肯定了孟子的民本主義思想。

莊子研究

1．《莊子》（Ｃｈｕａｎｇ Ｔｚｕ），韋瑞博士 （Ｊａｍｅｓ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Ｗａｒｅ）著，1973年出版。

2．《莊子之道》（Ｔｈｅ Ｗａｙｏｆ ＣｈｕａｎｇＴｚｕ），墨頓博士（Ｔ．Ｍｅｒｔｏｎ）著，1992年出版。

3．《莊子》（ＣｈｕａｎｇＴｚｕ），威特遜博士（Ｂ．Ｗａｔｓｏｎ）著，1996年出版。

4．《莊子的懷疑論、相對論和道德論》（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Ｒｅｌａｔｉｕｉｓｍ，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ＺｈｕａｎｇＺｉ），克傑爾本格博士（Ｐ．Ｋｊｅｌｌｂｅｓｇ）著，1996年出版。此書以西方的邏輯學說對莊子的「齊物」思想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荀子研究

1．《荀子的著作》（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ｏｆ ＨｓｕｎＴｚｅ），德效賽博士（Ｈ．Ｄｕｂｓ）著，1928年出版。

2．《荀子》（ＸｕｍＺｉ）（三卷本），考伯勞克博士（Ｊ．Ｋｎｏｂｌｏｃｋ）著，1988年出版。這是一部註解體專著。

3．《荀子的天道觀和自然觀》（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Ｈｅａｕｅｎ ｉｎ ｔｈｅＸｕｎＺｉ），麥施爾博士（Ｅ．Ｊ．Ｍａｃｈｌｅ）著，1993年出版。此書以論述《荀子·天論篇》為主。

宋明理學研究

1．《朱熹的政治生涯》（Ｃｈｕ Ｈｓ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ｅｅｒ），宋代思想史專家希羅考爾博士（ＣｏｎｒａｄＭａｘＳｃｈｉｒｏｋａｕｅｒ）著，20世紀60年代出版。1973年，他還出版了《理學的反擊》（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ｕｎｄｅｒ Ａｔｔａｃｋ）一書。

2．《朱子及宋學概論》（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ｈｕ Ｈｓｉ ａｎｄｔｈｅ ＳｕｎｇＳｃｈｏｏｌ），布若克博士（Ｒｅｖ．Ｂｒｕｃｅ）著，1920年出版。1922年，布若克博士又出版了《朱子的人性說》（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ｂｙ Ｃｈｕ Ｈｓｉ）

3．《人性說》（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Ｈｕ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孟旦博士著，1988年出版。

4．《新儒學中的心法》（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ａｉｎ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狄百瑞博士著，1989年出版。同年，狄百瑞博士又出版了《理學教育》（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書。

5．《儒家的說教和朱子的優勢》（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ＣｈｕＨｓｉ』ｓ 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ｙ），提爾曼博士（ＨｏｙｔＣｌｅｖｌａｎｄＴｉｌｌｍａｎ）著，1992年出版。提爾曼博士還在1982年出版了《功利主義儒學》（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提爾曼是狄百瑞博士的學生，研究的思路和領域是一致的。

6．《明代思想中的自我和社會》（Ｓｅｌｆ 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Ｍ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狄百瑞博士著，1970年串版。此書肯定了宋明理學合理之價值。

7．《理學中兼收並蓄的信仰的思想背景》（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海格博士（Ｈａｅｇｅｒ ＪｏｈｎＷｉｎｔｐｒｏｈ）著』1982年出版。

8．《晚明時代的儒學和基督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ｉｎＬａｔｅ 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ａ），斯坦達爾博士（Ｆ．Ｔ．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著，1984年出版。

清代儒學研究

1．《梁啟超和現代中國思想》（Ｌｉａｎｇ Ｃｈｉ-Ｃｈａｏ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列文森的博士論文，1953年出版。

　　2．《黃宗羲》（ＨｕａｎｇＴｓｕｎｇ-Ｈｓｉ），狄百瑞博士著，Ｗ54年出版。此書是研究清代儒家黃宗羲的名著。

　　3．《中國保守主義最後的防線》（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ｔａ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ｅｒａａｔｉｓｍ），瑞瑪麗博士（Ｍａｒｙ　　Ｗｒｉｇｈｔ）著，1957年出版。

　　4．《從哲學到文獻學》，艾爾曼博士著，1985年出版。這是一部研究清代乾嘉學派思想體系的專著。

　　5．《古典主義，政治和家族》（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ｓ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Ｋｉｎｓｈｉｐ），艾爾曼博士著，1986年出版。此書是研究清代經學思想和政治關係的專著。

　　6．《王夫之哲學思想中的人和自然》（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Ｗａｎｇ　Ｆｕ-Ｃｈｉｈ），布萊克博士（Ａ．Ｈ．Ｂｌａｃｋ）著，1989年出版。

　　7．《李顒和儒家思想》（Ｌｉ　Ｙｏｎｇ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布迪沃斯特爾博士（Ａ．Ｄ．Ｂｉｒｄｗｈｉｓｔｅｌｌ）著，1996年出版。

　　美國是一個政治大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也是一個「漢學研究大國」。以上的例舉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在現階段美國漢學研究的方法上，還表現出對於國內外學術新成果的充分利用，以及跨學科、多平面、多視角的綜合研究方法的應用等諸多特點。」①　　①熊文華：《美國的漢學研究》，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四集，中華書局2000年版。

轉載於《第一屆世界儒學大會學術論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第118—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