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目光四射的史學大家吳天墀先生(2)

　　不過，這樣一種平民社會的完全確立，或真要到明中葉以後，即蒙先生注意到的，明世宗時乃正式確認有一個非官非民的「紳」之階級存在。不論這「紳」的含義更多是經濟的（與土地、財富的關聯）還是文化的（即後來日漸顯著的紳與士的關聯），這都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故兩先生的論述可以互補，對我們理解幾千年的中國文化與社會，有極大的啟發。　　現在回想，有這樣寬宏學術器局的學人，不論有多麼強的經世意願，恐怕總會想著回到學術，去完成這一構思已經成熟、僅待寫出的宏大史學傑構。在先生心中，很可能有著持之以恆的強烈學術召喚，去走完他已經起步的征程。要理解吳先生為什麼在實際政治中屢進屢出，或許這是另一重要因素。　　也只有理解了吳先生心中早有對整個中世（中唐以下三百年）和近世（宋仁宗慶曆以後）一套基本清晰的構思，他那些處處閃現著靈光的早年和晚年論文，看似意義自足的具體題目，彷彿信手拈來，其實背後有著宏闊的綱維，可以藉此貫串起來。此即昔人所謂如網在綱、綱舉目張乎？　　先生中年的代表作，就是那本享譽中外的《西夏史稿》。那也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品。在先生以吳浦帆之名拉車度日之時，一九五四年某日，徐中舒先生忽到訪，不遇，囑先生往見。後謁見於徐府，告知已與蒙文通先生議，不能坐看先生廢其學，決定由二先生每月資助三十元（那時此數略可養家），讓這位已不年輕的學生回歸學問（後來王恩洋先生聞知，也參與資助）。在那個時代，這不僅是經費的問題，出資者還要承擔相當的政治風險。有這樣的老師，寧非幸事！人生有時真是需要貴人援手的，先生無此轉折，或許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旅途了。　　且徐、蒙二老連研究的題目也替吳先生想好了，就是西夏史。這是老先生們體貼入微而又深思熟慮的選擇，一方面照顧了吳先生從中學時代開始關注西部邊疆的治學心路，歷史時段又在先生用功較多的中古，同時也有迴避當時學問「主流」、不與他人爭鋒的意思。蓋以吳先生當時的身份，無業而兼「歷史反革命」，若所做題目太「預流」，難保不生枝節。而西夏史又確是一塊需要填補的空白，其自身的價值不言而喻。　　與一般民族史、區域史的研究不同，吳先生的西夏史立意高遠。各族環繞之中的西夏，本身就是一個多民族的政治實體，常以諸「蕃族」的代表自居，在很長的時間裡維持了西域的局部統一。從後來的中國版圖看，當時的宋、遼以及後來的金，也都是局部統一而已。各政權雖分疆而治，政治上對立（對立也是一種關聯），而經濟文化等則有合作互補的一面。先生延續其關於中世、近世社會構建的思路，特別注意考證道路、商路、市場的情況。即在政治空間分裂之時，文化空間和經濟空間卻從未斷絕，仍相聯貫。正是文化、經濟網路對國家的維繫作用，將「中國」確立在超越單一民族國家的層次。　　天墀先生是胸懷天下的士人，又有明顯的四川地方特色。他素負經世之志，在國難時曾投筆從政，服務鄉邦。這些經歷給他帶來很多生活的坎坷，也使他的學問更為通透。其論著的共性在於，既重視廣土眾民的國家裡各區域、各民族發展的不平衡及其獨自特性，更強調基層社會構建，以及民間的文化、經濟網路對維繫國家的重要作用。這眾多面相的關聯互動，凸顯出多民族中國那多元豐富的內涵。　　在劉咸炘的《推十書》影印再版時，吳先生追述其學術，曾引釋迦牟尼「一指入水，四大海水皆動」的話，以為該書的再版「是值得高興的善因，必會招來善果」。如今《吳天墀文史存稿》將出增補本，借先生自己的話，相信這一善因也必會招來善果。　　（《吳天墀文史存稿》〔增補本〕，吳天墀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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