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大煥視界第46期:借三中全會普及政治經濟常識

大煥視界第46期

2013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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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借三中全會普及政治經濟常識】

童大煥—2013年11月16日～11月17日

國安委是集權還是削權機構？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5日全文發布，制度大框架上有土地改革，司法和紀委架構改革，國企改革等；具體環節有勞教制度廢除、高考改革廢除一考定終身、「單獨」（夫妻雙方一方為獨生子女）生二胎等等，不僅有路線圖，而且有明確時間表，到2020年取得關鍵性突破。著名歷史學者章立凡先生有享譽海內外的「五年看改，十年看埋」之說，看來當局者的危機感絲毫不在批評者之下。

對於「決定」，我還是一如既往地反對嚴控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決定」里的這一決定一如既往地錯誤，將來的事實還會證明這一決定是錯誤的。它改變不了大城市化潮流，卻會加劇此過程中的矛盾與衝突甚至是移民三代的城市騷亂。

除此之外，我對全會決定的總體評價正面樂觀，該決定：危機意識強烈，決心勇氣堅定，思路清晰果斷，目標方向明確，方法切中七寸，中國未來無限。這是新中國成立64年來第一次全面、完整界定私權利和公權力之間關係的全新施政綱領，堪稱中國回歸正常國家的一張世紀入場券！

本次會議，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設立兩大機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全會公報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很多長期致力於民主、憲政的朋友對決議頗感失望，他們認為決議對民主憲政著墨不多，尤其是國安委的設立，被不少人解讀為要大力強化集權。三中全會前，很多人在誇蔣經國用專制手段結束專制。三中全會後，普京+里根的影子基本呈現，很多人卻閉口不談蔣經國，而是哀聲一片說「蘇勃」了。我的判斷是大可不必如此悲觀。中國知識分子習慣宏大敘事，毀了很多基礎的一點一滴的細節構建，結果終至空談理想一事無成，社會成了這種高遠理想的殉葬。

強化集權的判斷只說對了一小半。由於缺乏深入腠理的經濟學思維，他們看不到另一大半甚至另外三分之二：的確要集權，但集權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削權，是為了還權於民，集權集的是從官僚諸侯手中集政治之權，還權還的是公民權利！國安委集中央政治權力，目的是為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還權於民、讓市場對資源起決定性支配作用！完成政府與市場、政治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法律界定才是導彈艇，國安委只是護衛艦啊！

有人認為必須先憲政後自由，沒有憲政就沒有自由。但是一群沒有自由和財產的奴才怎麼可能建立起憲政民主的現代國家？做夢吧！任何一次組織活動都是需要成本的、監督也是需要成本的，當所有資源都掌握在被監督者手裡的時候，如何監督和制約進而實現憲政？

還有人認為沒有言論自由，什麼都不容樂觀，分分秒秒可以倒退。言論自由當然很重要，但它不會比財產自由和市場自由更重要；再說，互聯網時代言論還能沒有縫隙？以言論為職業的人們往往過高評價言論的萬能。如果大家回顧一下改革開放史，就會清晰地發現言論自由始於市場的相對自由。沒有民營企業的發展，在計劃經濟時代，你不表態就不給你開飯的時代，到哪裡尋找言論自由？今天的言論環境是不是比那個時代寬鬆得多？！

當然，我這樣說並不等於我贊同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在個體的微觀層面上，是財產自由經濟自由會使人的思想和言論更自由。但在整體的社會層面上，未必如此。尤其是當大多數人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簡單理解為經濟富裕到一定程度，民主憲政就水到渠成自然到來的時候，更是牛頭不對馬嘴。事實上，在我接下來的論述中，將會論證一個問題：沒有私有財產和市場自由的保護，則不論是社會整體貧窮還是整體富裕，都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和憲政，並且也不會有真正的長遠的人民富裕與幸福。

有人問：社會既然可以賦予一個強大的集權體制去還權於民，這個強大的集權體制會不會反過來吞噬民眾的自由與權利？我的思路是這樣的：還權於民日積月累匯點滴成江海，當每一個民眾都成為強大的自由的個體的時候、但民營企業家等市場主體都成為社會進步和穩定的主要力量的時候、當下一輪下海潮重新發生，第一流人才在企業、第二流人才在學界、第三流人才在政界的時候，是政治權力把市場和民眾關進籠子更容易，還是民眾和市場把政治權力關進籠子更容易？

當前，在一個道統不存、知識分子大多淪陷（既淪陷於真知的缺乏，也淪陷於知識價值不能獨立下的各種媚權、媚錢和媚俗媚眾。而尋道守道衛道傳道原本是知識分子的基本使命。道者何也？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邏輯和規律也）、法統和政統不能統一（政/法令不出中南海），貧富差距極大、極左極右的激進思潮又擁有廣泛民意基礎的當下，一邊強化中央政治權力和權威，一邊利用這種權力和權威削減公共權力含金量，把本該屬於市場和百姓個體權利的還給他們，不正是一個清理、理性的選擇嗎？

政治的根本在於為公民權利和公共權力劃清楚河漢界

對於十八屆三中全會引人注目的兩大機構的成立，公民權利視角下的解讀和政治權力視角下的解讀大異其趣大相徑庭。前者注重深化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後者注重國家安全委到底是幹什麼的，是不是中央集權甚至是個人集權的表現。前者是點滴推進邏輯，後者是宏大敘事邏輯。以此觀「民主」，異曲同工。如果權利不回歸公民和市場，一張選票連廢紙都不如，因為面臨巨大的甚至得不償失的組織成本、信息不對稱成本和監督成本。廢紙可以直接扔垃圾桶，缺乏公民自有權利做基礎的政治選票反而耽誤人耽誤事。民主不是大家共同選一個奴隸主，而是每個人能夠自己做自己的主。

不少不假思索的人們認為民主就是多數人作主，就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萬能鑰匙。但請一定要記住：連財產自由、人身自由都沒有的一群奴才是絕對不可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國家的。民主是好東西，憲政也是好東西，關鍵是還要解決一個關鍵性的方法和路徑問題：怎麼民主？怎麼憲政？世界上便於實際操作的理想的國家議會都在500到700人，而且都是專職，且有很多助手，中國13.7億人口，一人一票選出500人，平均274萬人選一個代表，信息不對稱怎麼解決？如果資源都掌握在政治權力手裡，面對巨大的誘惑和其近乎無限的資源支配權力，你怎麼去監督他不腐敗？

早在17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已經提出：「權力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否則人類就進入災難之門」。他在《政府論》中詳細論述了三權歸屬和制衡理論。但今天的很多中國人還是認為只要人人都有一張自由自主的選票，政治權力就能公有，財產公有也沒有關係。未免太天真了！事實上，財產公有一定會導致政治權力私有，因為財產公有一定會導致少數人支配的短期行為和公地悲劇，而公民選舉投票的組織成本和公民監督的成本都將遠大於收益。

用成本—收益理論來論述政治民主與憲政，似乎很庸俗很渺小，但事實上政治本來就是世俗事務。民主憲政的目的不正是限制政府權力，讓政府權力不能伸到老百姓的私權領域嗎、讓政治權力盤子小一點公民權利盤子大一點嗎？！其前提，不正是「由市場決定」而不是由政府決定資源配置嗎？！權力主導一切的假民主遠不如公民有私域空間的真獨裁。而當代中國政治的根本矛盾並不在於公民有沒有選票，而在於政治權力和公民權利、黨政權力和市場自由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政治權力之手隨時隨地可以伸到公民的屋子裡、土地上乃至於市場自由和遷徙自由上。這個矛盾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幾千年來的基本矛盾，1949年以後尤甚。

洛克創立了公共權力制衡理論，盧梭發展了公民和政府之間的社會契約論，但僅此不夠，托克維爾創立了公民權利監督制約政治權力理論。但如果公民權利主體自身一無所有，監督與制約政治權力就要麼淪為空談、要麼成為暴戾的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殺戮與掠奪。而公有與集體所有正是把公民權利主體變得一無所有的工具。所以先奠定私權利才能縛住公權力。沒有私權域私生活的公共權力民主政治根本不值得期待，一如昨天的文革今天的村民民主。設想把集體所有制也引入城市業主委員會，可想而知比村裡多得多的城市財富會催生多少腐敗、全國業委會的政治權力爭奪中每天會有多少流血事件！

所以，民主和憲政的根本要義，不是人人都熱衷於直接參与政治生活，熱衷於投票和選舉，而是把本該屬於公民自己的私權利——財產權利、市場權利、自由遷徙等權利還給公民，由公民自己作主，而不是大家選一個人為大家的共同財產和市場自由、人身自由作主。

有人問：當市場扼制權力時，權力會不會反撲？拿什麼來保證權力不反撲？我的回答是：憲政首先緣於貴族和資本家限制國王徵稅權。當公民自己掌握的權利很大、當市場權利很大，財富大部分藏於民間時，國王求著資本家、求著公民呢，徵得太狠，資本家說我走人。如果沒有資本家的發展，你想想誰求誰？看看莫言的小說，沒飯吃的時候，半個饅頭可以誘姦最美的女人。人格尊嚴在飢餓面前屁都不是。

中國經濟根本矛盾不在利益集團而在行為短期化

當代中國每一次改革都是環境倒逼的結果。而倒逼的力量首先都是來自內部而不是外部。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計劃經濟使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到了崩潰邊緣，今天的大幅度全方位改革同樣是內部力量倒逼所致。從財政視角來觀察這個問題，非常清晰。很多人、包括不少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央政府只要一如既往地印鈔票就能維持經濟增長，因此沒有改革動力；因為改革要自己動官僚利益集團的乳酪，因此必然受到這個集團的強大阻力。

這樣的分析似是而非，根本沒有深入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和脈絡本身。事實上，從2011年開始，人們津津樂道引以為豪的「中國模式」或曰「中國經濟奇蹟」即已經開始日落西山。一直以來，我對所謂的「中國經濟模式」極度悲觀，反而對市場化改革一直樂觀。

2012年11月8日22:57，我在搜狐微博上發了【中國模式已經見底或者正在見底的路上】，對改革前景表示樂觀：「三十多年的『中國模式』已山窮水盡，不出兩年必將見底，現在是慣性拖著。因此，未來的改革沒有懸念。回想六十多年來，哪一次改革都在窮途末路上被迫進行。今天也不例外。」

2012年12月29日晚上，我在山西農大信息學院對學生講的《展望18大後的中國改革》專題中更是明確表示：我對中國的未來持謹慎樂觀態度。我期待並相信18大以後的新一屆領導人有望把中國帶進自由和平富強的國度，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中國從什麼時候開始真正站起來？我的看法是快則三五年慢則十內年應有大變革。但這個變革是循序漸進的，絕對不是一夜變成艷陽天。

2013年7月1日，我在微博上寫道：預測一下中國改革的先後次序：1、金融壟斷破除，2、土地改革；3、醫療壟斷破除；4、教育壟斷破除，從內容到形式回歸自由；5、壟斷性國企改革最難，幾乎到了這些國企日子又過不下去了才啟動真正的改革。」

2013年10月21日11:45，我在微博上寫道：「事物發展不是你我想怎樣就怎樣，也非他他他想怎樣就怎樣。這條路它自己走不下去，地方無度「請客」（借債）、中央買單，最後中央買不起單（不能無限超發貨幣）。最後就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紛紛移民，但我看民企好日子剛開始甚至還未正式開始。」

2013年11月7日寫的是：「中國往後退的路沒有，現有政府主導模式又走不下去，當然只能改。改的方向就是自由市場化法治化，發展的自由和權利還給民企和百姓。問題的焦點其實在於激進民主化還是漸進的自由市場化。激進民主化是災漸進市場化是福。不少人認為民主政治可以一夜變天，太天真了，沒有方法與路徑，空中樓閣矣！」

2013年11月9日，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幕當天，我寫的是：「沒有市場做基礎，欲求民主得民煮。千古悠悠斑斑淚，何以興亡百姓苦？不從個體自由起，一朝變天總辜負！市場權利還市場，法治護航且開路。透過迷霾看前途，自發秩序終有數。何妨笑談茶杯里，看遍毀譽與沉浮。」

2013年11月12日，連寫三條與改革有關的微博：

第一條：@王毅敏說「『中國的自由經濟運動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科斯）中國整個經濟發展都無法用西方政治經濟學理論解釋這也是很多經濟學家預測中國房價總是不靠譜的必然結果！」依我看中國經濟很好解釋：政府主導用房地產補貼工業招商引資，政府投資1元成本做成4元，想不「經濟奇蹟」都難。與此同時，GDP腐敗負債通脹兩極分化環境破壞與污染如影隨形高入雲端。這也是其不可持續的內因。至於民眾的自由度增加，是因為多個魔鬼打架（市場有了相對的自由，不只有政府一個僱主）勝於一個天使獨裁。

第二條：老是有人打雞血說什麼中國某年某年能夠「超英趕美」，中國當代史幾乎就是一部類似的宏大敘事史。到頭來卻不過是一部沉淪史。因為「前途總是光明道路總是沒有」！咱們能不能務實一點，不要只仰望星空，來一點腳踏實地，仔細研究一下什麼樣的道路不會一腳踏空，以微觀個體的權利自由保障點滴成江海？！有橋，跑著過走著過滾著過騎馬過開車過都能過，沒有橋，怎麼過河都是淹沒。過不了河的才拚命喊，過得了的早就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第三條：樓市的貨幣蓄水池泄洪功能越來越弱，因為大量三四及以下城市將越來越陷入鬼城陷阱。但上游的貨幣注水仍將長期持續（目的是為了化解地方債，但幅度會逐漸減輕），泄洪功能必將以廣袤的土地所取代。所以，土地制度三中全會後必改。但房價漲跌不取決於土地制度，而取決於樓市供應量和人聚財聚人散財散的城市化規律。

一個國家、一個時代，最驚心動魄的歷史是財政史。從財政視角觀察社會變遷，往往能夠像醫生診斷一樣，得出外人想像不到的結果。

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因為有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根據我財政視角的觀察來看，中國根本不存在鐵板一塊的既得利益集團，甚至中央和地方之間、中央和國企之間都在自身發展邏輯上存在深刻矛盾，這個矛盾就是：由於地方主政官員和國企領導都任期極其有限，由他們掌握社會大部分資源進而主導經濟發展，一定會導致只顧任期內官員短期利益、只顧無度擴張和借債，最後把各種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責任和債務都扔給中央並最終導致中央買不起單的結果。這種情形，就好比國企和地方政府都是浪蕩子敗家子，在外面亂花錢，生出一大堆兒子自己不養，全都交給爺爺養！

表現在整體的社會層面上，是政府的短期行為和公地悲劇與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長遠要求形成尖銳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就是中國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的深刻內在矛盾，它不在「利益集團」（每個「利益集團」內部的官員任期都極其有限，所以利益也極不穩定和持久），而在利益集團不像市場經濟國家一樣由企業家長期持有和穩定持有；經濟社會的基本矛盾就變成了短期行為和公地悲劇盛行，這就是貧富兩極分化、環境污染破壞、地方債失控、各種工業產能嚴重過剩、小城鎮大躍進導致空城、鬼城層出不窮的秘密所在。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得更高一點，考察1949年以來的經濟變遷，發會現不論是計劃經濟政府完全主導一切的時代，還是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但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導經濟的所謂「中國模式」和「中國經濟奇蹟」時代，我們會發現，不論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只要政府主導，只要市場權利和自由、財產權利和自由沒有回到民眾手中，則不僅經濟增長不可持續，而且民眾尤其是普通民眾的一富裕幸福更是如水中花、夢中月。

今天，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由市場決定性配置資源，它將使市場力量、個人自由和創造力一齊爆發。我在三中全會前說民企好日子剛開始甚至未開始。如今芝麻開門了。更早前我曾說中國發展速度只有低質高速（政府主導前期）低質低速（政府主導後期）和高質高速（市場主導）三種。高質高速的帷幕即將拉開！有人問我你怎麼這樣樂觀呢？我回答說：那是因為我對現行的經濟模式極度悲觀所以反而一直對真正的市場化改革樂觀啊。所謂倒逼是也。

我曾在著名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先生那兒，和郭玉閃等人討論改革會不會真正發生，我從財政視角認為必定發生。如今，「決定」全文公布，包括在公報出台時許多哀聲一片的人們，都開始承認有「乾貨」。這樣一份決定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包括我認為最難的國企，也提出了提高分紅到30%、競爭性領域放開的主張。

今天的國企改革的確很難，從攤子上看是巨無霸，民企很難直接購買或入股，一旦入股往往如捨身伺虎。也很難通過拆分或者股份化達到效果，因為管理層會通過各種管道讓優質資源流失、購買劣質資源，分到民眾手裡的股票到最後會變成了張廢紙。只有通過開放競爭性領域，讓民企在相關領域逐漸做大，讓國企在相關領域份額逐步減少。

改革是否依然政令不出中南海？（改革的知與行）

《決定》宣示的改革力度和廣度超出許多人的預期，但人們還是擔心，會不會像以往一樣「政令不出中南海」，高遠的價值從來被束之高閣、具體的建設點滴難以推進？

但我想說的是，這次真的有很大的不同，而根本的不同，並不在於「政令出不出中南海」，而是法律和政治組織制度框架將進行實質性的改良，將會把博弈的空間留給社會和市場本身，「政府的還給政府，市場的還給市場，社會的還給社會」。

通過改革政治、司法運行框架，通過一系列政治法律制度將財產權、市場權、司法權利逐漸還給民間和社會以後，傳統政治運行的邏輯發生了改變，走向現代政治運行邏輯，法律的運行，不再單純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命令，而是自下而上的公民個體和市場主體也可以通過司法活動等一系列手段啟動龐大的國家運行機器。這方面，由於答應了一家媒體的約稿，這裡只能簡單地點到為止。詳細論述，還請等個十天半月紙媒刊出以後我再放在這裡吧。

講真話，說真相，求真理（真正的道理）；

煞權貴，煞民粹，煞假道學。

思維決定命運，

不一樣的思維方式，得出不一樣的人生。

——大煥視界，

閑看春花，

笑對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