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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謝耶維奇 很多人講述的事件構成歷史

2015-10-15 劉子超 南方人物周刊

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很多人講述的事件構成歷史

本刊記者|劉子超 編輯|鄭廷鑫

「 如果說在歷史長河中,每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都被湮沒了,那麼當這些聲音聚集在一起就會顯得格外清晰 」

殺死觀念,留下人

當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白俄羅斯女作家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消息傳來時,國內社交媒體開始流傳一篇《阿列克謝耶維奇是誰》的文章。

阿列克謝耶維奇是誰?這個問題不僅中國讀者好奇,歐美文學界同樣好奇。實際上,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著作只有3本被翻譯成英文。在獲得諾獎之前,她最重要的認可來自於德國。2013年,她的新書《二手時代》獲得了德國書業和平獎,並被翻譯成德語,但這本書至今還沒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獲獎不免引來一些爭議。爭議首先來自於她的身份。她的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如今這兩個國家與俄羅斯的關係都挺糾結。阿列克謝耶維奇本人在前蘇聯長大,成為記者和作家,然而她的所有著作無一例外都在質疑過去。

她曾用5年時間寫成了《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採訪記錄了數百名參加過"二戰"的蘇聯女兵——她們經受的苦難,她們在戰後被忽視的現實。這本書在1981年出版,立即被定性為"給偉大的衛國戰爭抹黑",她本人也因此丟掉了工作。

她又寫了《鋅皮娃娃兵》,記錄1970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的10年。由100名參與過戰爭的士兵,以及他們的遺孀和母親的故事組成。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當年的年輕人被理想主義蠱惑,到阿富汗參加戰爭,然而現實卻是無比殘酷和醜陋的。他們拖著殘廢的肢體回到蘇聯,承受著周圍人的嘲笑,既沒錢,也沒房,與生活格格不入。

"你應該跟觀念作鬥爭,而不是跟人。觀念使我們的世界變得如此不友善和可怕。"這是阿列克謝耶維奇寫作時揮之不去的想法。

《鋅皮娃娃兵》同樣給阿列克謝耶維奇帶來很大的麻煩。她因此流亡海外多年。她在義大利、法國、德國和瑞典都旅居過。2013年,她冒險重回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定居,因為她覺得自己只能在祖國、在白俄羅斯寫作。

"在那兒,我能聽到街上、咖啡館裡和鄰居家人們所說的話。我總是在豎著我的天線聆聽,如果我不聽到這些聲音,我寫的書的調子就不對。"

記錄未來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國際聲譽奠定於1997年出版的《切爾諾貝利的祈禱:面向未來的紀事》。2005年,這本書在美國出版,當年獲得了全美書評人協會獎。她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炸後不久就趕到了現場,當時現場有幾十上百名記者聚集在那裡。

"這些人的書會很快寫出來,"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多年後的一次演講中回憶,而我知道,我的書要寫很多年。"

實際上,直到事故發生4年之後,阿列克謝耶維奇才開始動筆。這4年里,她的家人就生活在核污染地區。她的母親因此雙目失明,在這個地區長大的孩子中有近三百人得了甲狀腺癌。

寫作《切爾諾貝利的祈禱:面向未來的紀事》耗費了她10年時間。她一直試圖理解這場災難,她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自己正在記錄未來。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看來,切爾諾貝利的災難是比龐大的社會主義帝國坍塌更嚴重的災難。因為血液成分和遺傳密碼改變了,熟悉的風景消失了,而人類的視力和鼻子都還不能覺察到這個新敵人——核輻射。人們的言語和感受也未能調整來適應發生的事情。

切爾諾貝利改變人與時間的關係。人類以前所有關於大災難和小災難的概念都變得不足以描述──人類凝視宇宙的深坑。時間停頓在死寂的土地上,變成它一直是的東西——永恆。

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曾說,當人們還沉浸在事件的驚駭之中時,沒人能夠足夠理智而客觀地看待它。阿列克謝耶維奇則一直等到災難幾乎已被人遺忘時才拿出這本書,而正是這時間沉澱下來的冷靜,賦予了這本書不同尋常的光芒。

阿列克謝耶維奇始終自覺地記錄著宏大時代背景下的個人命運。她的最新著作《二手時代》便把目光聚焦在了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她依然沿用口述史的方式,講述蘇聯解體二十多年來,尤其是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生活。她寫到寡頭、銀行家的勝利,工人、勞動者的失敗,她寫到瀰漫在整個社會中的虛無氣氛。

在西方世界與俄羅斯交惡的今天,一些評論家認為阿列克謝耶維奇的獲獎不乏政治方面的考量,因為她的作品批判了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

實際上,在5位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中,只有肖洛霍夫與當局的關係相對融洽。其他4位獲獎者——蒲寧、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獲獎時不是正在流亡之中,就是被當局禁止參加斯德哥爾摩的頒獎。

在獲獎後的新聞發布會上,阿列克謝耶維奇直指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為"佔領",普京的新聞發言人隨後反駁說:"阿列克謝耶維奇顯然沒有足夠的信息來準確評判烏克蘭局勢。"

藝術不能理解很多關於人的事情

阿列克謝耶維奇是一名記者,也是一名非虛構作家。非虛構作家獲得諾獎並非沒有先例,如羅素、丘吉爾都曾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但那都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

在菲利普·羅斯、米蘭·昆德拉、村上春樹這樣的大牌小說家還在"陪跑"的情況下,將諾獎授予一個相對不知名的非虛構作家,出現爭論和質疑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

阿列克謝耶維奇曾說,如果在前蘇聯時代,她也會成為一名小說家。但是在今天,當人和世界變得如此多面和多樣,藝術中的文獻也變得越來越令人感興趣,而藝術本身則常常變得無能。

"文獻使我們更貼近現實,因為它捕捉並保存原原本本的東西。在與紀錄性材料打了20年交道,以及根據這些材料寫了5本書之後,我宣布,藝術不能理解很多關於人的事情。"阿列克謝耶維奇說。

她對尋找一種文學體裁的渴望,讓她捕捉到了身處歷史事件核心中的個人的生活和聲音。

"我一直在尋找一種足以匹配我對世界的看法、傳遞我的耳朵聽到的、眼睛看到的生活的文學體裁,"她說,"我進行著各種嘗試,最終選擇了一種可以讓人為自己發聲的體裁。"

每寫一本書,阿列克謝耶維奇都要花去至少三四年時間,接觸五百至七百個受訪者,記錄與這些人的談話。她的書常常覆蓋幾代人的故事:從那些募集1917年革命的個人回憶開始,貫穿歷次戰爭和斯大林主義的古拉格,一直到當今時代。

瑞典皇家科學院常務秘書長薩拉·丹尼斯說,阿列克謝耶維奇創作了"一部情感史——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它是一部靈魂史"。

阿列克謝耶維奇用一個個普通人的真實故事,構成了一部宏大的歷史敘事。如果說在歷史長河中,每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都被湮沒了,那麼當這些聲音聚集在一起就會顯得格外清晰。

"人與事件──他們能相等嗎?"阿列克謝耶維奇曾經自問,"一個人講述的事件構成他或她自己的生命,但很多人講述的事件構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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