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的神秘預言：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1995 年，新疆民豐縣尼雅1 號墓地8 號墓出土了漢晉（公元前3 世紀― 公元5 世紀）「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長18 . 5 厘米、寬12 . 5 厘米，呈長方形，圓角，四邊用白絹包緣，長邊各綴有三根黃絹帶。錦為藍、黃、綠、白、紅五組彩色經線和兩組緯線交織而成的經二重平紋織物。藍色為地，花紋主體為平行排列的孔雀、仙鶴、辟邪、夔龍和虎等祥禽瑞獸。以捲曲的植物蔓藤及兩蕾一花作間隔。在花紋中間織出隸書「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其形式和內容受到了陰陽五行學說的強烈影響，反映出了特殊的文化蘊含。在織錦紋樣中，星（行星中的金星、火星）、雲氣、動物花紋有序織出，表達著陰陽五行說中五星為五行之佐及動物紋四神、方位的概念和含義；織錦色經以五色見出，則真實地說明五種色彩的經線之配色與金、木、水、火、土五行所對應之五種顏色― 白、青、黑、赤、黃的密切關係。尤為能揭示這一點的，就是彩錦上所見的文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是我國古代天文星占學上的占辭用語，現存最早的記載見於《 史記沃官書》，記「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利；積於西方，外國用兵者利。」《 漢書》 、《 晉書》 、《 隋書》 等也見相同的內容。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緯星）。史籍中分別稱謂太白、歲（歲星）、辰星、熒惑、鎮星（填星）; 「東方」和「中國」是古代星占學中的一種分野法則或概念，古代稱中原為中國，與現在有很大不同。「五星出東方」則指五顆行星在一時期內同時出現於東方天域的天象，亦實指所謂「五星連珠」或「五星聚合」類現象之一；「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之辭，函義顯明，即出現五星共見東方之天象，則利於中國。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占辭，是我國古代先民觀察天象、審辨吉凶禍福的過程中，根據先秦― 秦漢時期產生、形成並趨體系化的陰陽五行學說，「天人合一」或謂「天人感應」思想及《易· 繫辭上》 「天垂象，見吉凶」思想，通過對五大行星的星占學考察，逐漸總結、歸納出來的。在我國古代星占學體系中，五大行星的星占最為重要，「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由於「五星失行，州國受殃」，加之人們能夠用數學方法準確地推算和描述它們的運行情況，因此人們對五星天象賦予了非常重要的星占學意義，通過五大行星的星占，判斷國家大事，尤其是有關戰爭勝負、王位安危、年成豐歉、水旱災害等政治及軍國大事。

《 漢書· 趙充國傳》 載，西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 年）命趙充國全權經略西羌軍事，趙因情況複雜，持兵緩進，引起宣帝不悅。在給趙充國增派兵力催促儘快再戰的同時，宣帝救書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卜· · … 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 … 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在我國古代，「天人感應」和「天垂象，見吉凶」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對「五星聚舍」天象及其星占學意義抱有特殊的感情。自從武帝通西域、伐大宛以後，漢使往來西域不絕，並屯田渠犁，而匈奴所置憧仆都尉，亦駐在西域焉有一帶，遂構成漢與匈奴對西域控制權的爭奪戰。兩方的使者與兵力，在西域一來一往，互為消長，形成一種拉鋸狀態，其情形至為複雜。昭帝元鳳四年，霍光特遣傅介子，誅殺樓蘭王、鄭吉破車師、降日逐王、呼韓邪單于來降、甘延壽、陳湯誅邱支、（始於漢武帝時的張鴦鑿空，霍去病開闢河西走廊，完成於漢宣帝時的建置西域都護。

漢宣帝時，諸羌從青海向北流動，又回居到涅水以北，逼近河西，時常騷擾邊境，和匈奴相應。漢宣帝於神爵元年（公元前六十一年） 遣趙充國往討伐羌亂。趙充國善於用兵，穩紮穩打，深入涅中，在涅水與大通河之間遍設屯田，置屯田士一萬人，以逼羌人。至神爵二年，先後俘降羌人二萬多人，羌亂乃完全平定。漢宣帝因置金城屬國以置降羌，這與鄭吉收降日逐王，置西域都護府是同一年。趙充國當時對於西羌，有一套政治軍事與經濟建設三方配合，剿撫兼施的戰略，成為漢宣帝時代一位大軍略家。平羌之時己七十六歲，是一位老將軍。自從趙充國平羌亂之後，西睡安定了十八年，到漢元帝永光二年，羌人再反，為馮奉世所平，以後一直到西漢之末，西羌沒有再亂。這伐匈奴、通西域與平羌戎，是一個歷經百年之戰的三面成功，也是確保絲綢之路得以暢通無阻的三個互為因果的勝利果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