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2015.4.24文匯學人21-上海外灘地區歷史景觀研究（二篇）（附照片）

圖1：1844至1849年洋行分年租地圖周振鶴 羅婧上海開埠以後，繁華之地從原來老城廂以南的董家渡至小東門一帶迅速轉移到上海的北郊和西郊。本文利用歷史地理學方法和前人忽視的材料，揭示外灘地區各洋行租地的具體位置與建設先後次序，並運用計算機技術模擬洋行建築的立體景觀，嘗試復原開埠初期外灘地區的面貌，以期讓讀者對這一地區的總體景觀變遷有直觀深刻的印象。上海城市景觀由傳統向現代的改變在時間節點上是從19世紀中葉開埠後起始，在地域方面則是由外灘地區起步。這一變化不但於上海城市的現代化有著關鍵性的意義，而且在中國城市景觀的現代化方面亦具有率先垂範的意義。更進一步而言，在世界範圍內，外灘地區景觀的變化也並不落後。須知，巴黎市區的現代化改造也是從1850年代才開始，當然此後的巴黎中心景觀即與今天無異。而上海外灘的景觀卻經過幾度變遷，目前所見沿黃浦江的建築群是將近百年前1920年代末才最終成型的。由於景觀變遷巨大，關於上海開埠之後的歷史研究不勝枚舉，但大部分研究將上海作為一個「點」來處理。然而，上海城市發展中的巨變，事實上不單包括上海作為現代城市的崛起，其實還包括上海城市功能區域的空間轉移，即繁華之地從原來老城廂以南的董家渡至小東門一帶迅速轉移到上海的北郊和西郊。上海的北郊和西郊在開埠以前是荒郊或田野，開埠以後，從原有舊城的北郊、進而西郊，迅速矗立起了一座新城。近年來，由於採用歷史地理方法對前人所忽視的資料加以深入研究，復原開埠前後上海城市景觀已經成為可能。本文利用這些資料，揭示各洋行租地的具體位置與建設先後次序，並運用計算機技術模擬洋行建築的立體景觀，嘗試復原開埠初期外灘地區的面貌，以期讓讀者對這一地區的總體景觀變遷有直觀深刻的印象。城市空間是城市景觀的載體，由建築、街道、廣場、公園與住宅區等組成。本文將逐項分析上述城市空間組成的變遷，並進一步注意到在景觀中活動的人。有必要說明的是，本文中的外灘地區不僅指沿黃浦江一線，而是與開埠初期英租界範圍大致相當，即以黃浦江為東界，南抵洋涇浜（今延安路高架），西至今山東路一帶，北達蘇州河。因此，下文行文時或以英租界的說法代之。文章以1845-1855年為研究時限，是因為1845年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頒布，確定了租界租地原則，下限則由於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洋涇浜以北》在立體復原景觀時具有重要價值，故而以此斷限。開埠初期道路系統復原城市道路系統是最直接、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建設載體，我們先藉由上海英租界道路系統發展來看看外灘地區是如何從最初的寥落之地逐步發展成為十里洋場的。1845年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確定了英人來滬租地的具體辦法，同時也規定了租界內城市建設、市政管理等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則。其中，關於城市道路的規定可視為英租界整個城市道路系統最早的規劃方案。章程中涉及道路的條款如下：楊涇浜以北，原有沿浦大路，系糧船纖道。後因坍沒，未及修理。現既出租，應行由各租戶將該路修補，以便往來。商人租定基地內，前議留出浦大路四條，自東至西共同行走。一在新關之北，一在打繩舊路，一在四分地之南，一在建館地之南。又原先寧波棧房西至，留南北路一條。……其新關之南，桂花浜及怡生碼頭之北，租定後，仍須酌留寬路兩條。議於浦江以西小河之上，北自軍工廠旁冰廠之南官路起，南至楊涇浜河邊厲壇西首止，另開二丈寬直路一條，公眾行走。……其軍工廠之南，東至頭擺渡口碼頭舊有官路一條，亦應開二丈寬，以便行走。「沿浦大路」即今中山東一路，作為糧船纖道的地位不言自明，需重點維護。東西走向主幹道為：「出浦大路四條」（由南至北分別是今漢口路、九江路、南京東路、北京東路），「新關之南，桂花浜及怡生碼頭之北」的兩條寬路（今福州路和廣東路）。另有一條南北向的道路「寧波棧房西至」。由上述條款中的表述如「修補」、「留出」可知，這些道路在章程簽訂之前已初具規模，構成了租界的最初道路網路。章程規劃開闢的道路有「北自軍工廠旁冰廠之南官路起，南至楊涇浜河邊厲壇西首止」貫穿英租界南北的今四川北路，而「其軍工廠之南，東至頭擺渡口碼頭舊有官路（今香港路北段）」則需要拓寬以便行走。《土地章程》所記載的英租界道路信息雖較為詳細，然而章程並非單純的道路規劃文件，地理信息難免缺失。以「寧波棧房西至」為例，我們無法確定當時寧波棧房方位，因而無法考證該路的確切位置。所幸，文獻史料的不足可由更直觀反映歷史景觀的地圖來彌補。《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MapofShanghae April 1849Foreign Residences）現藏於哈佛大學圖書館，是筆者迄今為止所見最早的上海英國租界實測地圖。該圖利用分色套印細緻描繪了開埠之初的英租界景觀：河流以藍色表示；洋行地塊用黑色實線表示，並用數字標註相關租地號；道路用雙實線勾勒走向，部分路段以紅色填充，少數則未著色，筆者推測紅色填充處為已建成路段，而未著色處為未建成路段。《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作為工作底圖，利用Mapinfo軟體重新繪製，並提取其中道路信息（如圖1所示）。對照《土地章程》，可知章程所提及的道路到1849年基本建成，僅今四川中路和江西中路的福州路至洋涇浜路段仍未完成，因地圖中這兩條路未著紅色，可推測為規劃或在建中。然而，章程中未提及的天津路（河南中路至四川中路路段）和河南中路（北京東路至福州路路段）卻在地圖上用紅色表示，應當已修建完成。《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所反映的道路系統可以說是英租界最初的道路框架，對比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洋涇浜以北》（GrandPlan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atShanghai,North of theYangKingPangCanal）一圖便可知，此後的道路建設只是進一步往西和南北拓展，並沒有改變原始的道路體系。由圖1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開埠之初英租界採用的道路建設方式最普遍的棋盤式道路模式（grid）。雖然該地區中的道路由於受到河流等地形因素的影響，並沒有絕對地縱橫交錯，但其中大部分道路採用正交模式，或相互垂直，或垂直於黃浦江沿岸。英租界中的棋盤式道路模式並非如長安、北京等傳統中國城市那樣，體現的是「君權神授」的觀念，而是基於經濟的考慮。縱橫交錯的土地最易於丈量和出手，並且規整的地塊對建築技術要求較低，也方便洋行建造房屋。舊上海將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廣東路、四川路、江西路等道路統稱「棋盤街」，因縱橫軸線規範有序，與城內華界的道路形成鮮明對比，形似中國的棋盤而得名。流傳廣泛的晚清文獻《滬游雜記》更有「縱橫界畫似棋盤，世路紛壇一例看。東角秦樓西楚館，誰從局外作旁觀」的說法。英人是如何在沒有規劃師的情況下設計了租界的道路系統，並由此系統發展成城市框架的？這就需要關注當時上海城市建設的主要承擔者——洋行。開埠初期洋行分布復原首先需要將洋行稍加解釋，本文討論的在滬洋行並非單純實業性的洋商貿易實體，而是包括在滬銀行、商行、領事館及其他外國駐滬機構、市政機構、醫療機構、文化出版機構、工礦企業以及傳教士等。因此，洋行只是一個泛稱，概為當時各類在滬西人經營的各類實體。上文提及的《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不僅直觀反映了英租界的道路系統，更值得注意的是圖中的數字，這些數字表示的是道契租地分地號。道契即是洋人來滬租地時由上海道台簽發的土地憑證，蘊含了豐富的歷史地理信息。地圖上所記錄的是洋商租得土地的分地號（地籍圖上的排列序號，用Lot.表示），而非道契契證序號即在領事館註冊時候的編號（用No.表示）。比如，由道契可知，在上海最早實現租地的是寶順洋行，1844年租得今九江路靠近黃浦江的第8分地，後換得道契第1號。我們在圖1中看到的「寶順8」，表示的是寶順洋行租到了第8分地，而不是指寶順洋行的道契契證為8號。需要說明的是，《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上只標註當時的分地號，而出租地具體對應的洋行名稱是筆者藉助道契資料考證後標於圖1上的，即上例中的「8」中是《1849年上海外國居留地地圖》上原本就有的，而8號分地租給了寶順洋行，這是道契資料告訴我們的。結合地圖和道契資料，我們可以繪出1844至1849年洋行分年租地圖，即圖1。由圖可知，當時洋行主要分布在今河南中路以東、北京東路以南、洋涇浜以北的區域，這一區塊後來發展成為英租界的核心區域，直至1860年代主要的洋行分布也沒有溢出這個範圍。利用道契資料梳理1844至1845年的租地洋行可知，這一階段基本上是一個「搶灘」的過程。雖然當時關於外人租地的條款並未正式出台，但這些打拚多年的洋行大班都清楚地知道黃浦江灘的重要性。繼寶順洋行之後，怡和洋行、和記洋行、仁記洋行、義記洋行都在1844年向本地農民租地，德記洋行、裕記洋行、李百里公司以及公平洋行則在1845年將九江路以北的外灘地塊瓜分殆盡。從地圖來看這兩年所有洋行的租地，僅公平洋行（第35分地，南京東路四川中路路口）一家的租地沒有臨河，其他租地或臨黃浦江、蘇州河，或臨次一級的小河，具有明顯沿河選擇的趨勢，可見當時交通運輸以水路為主。黃浦江連接著長江航線，蘇州河則溝通著太湖流域，兩者都溝通著廣闊的腹地，當然首選黃浦江次選蘇州河。1845年11月頒布的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規定將洋涇浜以北，李家場以南之地，准租與英國商人，以為建造房舍及居留之用，後修建界路（即河南路）為限。由於黃浦江灘基本被先到者佔據，僅豐裕洋行在1847年租得靠近洋涇浜的第50號分地，位地則在1849年租得靠近福州路的第13分地，其餘洋行的租地大多屬於插花式填充最初劃定的英租界範圍。然而《土地章程》關於洋人租地的條款似乎沒有起到限制作用。一方面，章程要求租地面積限制在10畝之內，但僅僅1846一年就有同珍洋行（租得第30號分地，面積15畝）、旗昌洋行（租得第34號分地，面積11畝）、寶順洋行大班皮爾（租得第57號分地，面積18畝）、麥都思（租得第61號分地，面積13畝）、怡和洋行大班打喇士（租得第64號分地，面積12畝）和長腳醫生（租得第65號分地，面積20畝）等六家洋行或洋商突破這一限制。另一方面，在1846年明確將今河南路作為英租界西界之後，仍不乏越界租地者。最先跨越界線的是麥都思，前後租用了今山東路附近的第61與第62分地，設立醫院，即為麥家圈的雛形。1847年廣隆洋行租下第74分地後與麥都思換單作英人墳地，還有娑爾租用了作為「戲玩處所」（FivesCourt）的第78分地。英國領事館則成為開埠以來最大越界租地的執行者，於1847年租用了越過當時北界的第582分地。到1848年，作為「公游之所」的跑馬場（第一跑馬場）第80分地的簽發將英租界擴張之前越界租地的做法推向了高潮。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越界租地的各分地功能分別為：醫院、墳地、娛樂、領事館，全部都是非實業性質。這一點此前一直是忽略的，總想當然地以為是洋商擴展，要求更廣泛的空間，繼而越界租地與築路，從而推動了一次又一次的租界擴張。現在看來，這些越界租地的洋行或洋人都並非實業性質。1848年英租界首次擴張，但是洋行的分布卻並沒有緊隨租界的擴張而擴張，依舊局限於河南中路以東之地，這是經濟人的理性考慮，將洋行選址在新辟租界界區內，商業尚未繁榮，具有一定風險。在城市空間擴張方面需要重視的是傳教士這一群體。上海自開埠以來，本土文化逐步受到西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傳播的影響。英國傳教士麥都思（Rev.DrMedhurst）作為最早到達上海的洋人之一，同時也是開埠最初的實施租地人之一，眼光獨到地將漢口路的第24分地納入囊中，為英國倫敦會的發展做好鋪墊。1846年伊始，他再次租下界外的第61分地（今山東路、福州路一帶）十餘畝地，後來在這開設仁濟醫院，逐漸發展成著名的「麥家圈」。麥都思在滬的影響不僅限於佈道傳教，他設立醫院傳播西醫，創建墨海書院推動西學傳播，他對麥家圈附近的市政建設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麥都思因其社會名望，在1854年工部局董事會成立之際被聘為稅務與財務負責人，他藉由這一職位為麥家圈的發展爭取了很多有利條件，比如1855年麥都思堅決主張並主動承擔建設費用，要求將租界的排水管道鋪設到西人墳地（第74分地），1856年麥家圈東端需鋪設一條道路但存在洋行侵佔土地的現象，工部局處理此事時專門派人拜訪麥都思。正是在麥都思的引導下，原本處租界之外的麥家圈市政得到應有的發展，逐漸積聚商業，洋行開始入駐山東路一帶。麥都思只是開埠之初上海外僑的一個剪影，因地位特殊故而有較多史料可以挖掘，但並非所有外僑都有詳細的記載，有些或許僅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個名字。開埠初期上海僑民分析目前所見最早的上海僑民的統計出現於1850年，見於《北華捷報》(North ChinaHerald)創刊號即1850年8月3日第一版《上海僑民錄》（ListofForeign ResidentsinShanghae），共記載滬僑民157人（戶）。當時在上海的外僑多數是單身，但也有少數是挈家帶口而來，《僑名錄》中標記為「andfamily」，所以上述僑民總計數量以人(戶)為單位。其中攜眷的有31家，若一人只帶一配偶，則有外僑188人。如果平均一家以三口計，則有219人。所以大體上我們可以說，1850年時在上海的外僑有200人左右。1851年《北華捷報》再次刊出外僑名錄（1851年8月2日第53期第四版）時，總計有238人（戶），其中攜眷的有37家。按照上述的估算，1851年外僑人數則在300人上下。在這一年時間裡，上海在滬外僑人口迅猛增加，增加率大致在50%。闔家來滬的外僑中以傳教士最多，18人中有16人是挈家帶口的，僅倫敦會的偉烈亞力（Wylie,A.）和艾約瑟（Edkins,Josep）隻身來滬。這些傳教士分別屬於倫敦會（6人）、美國南方浸信會（4人）、美國聖公會（2人）、南方監理聖公會（2人）、安立甘會（2人，1851年Hobson,Revd.J.創聖三一教堂）、美國安息日教派（2人）。其他在滬的教派如美部會則見於1851年外僑名錄，美國長老會到1852年才見於名錄記載。舉家來滬最少的是在洋行任職的商人，僅8人。其他有兩位執業醫生、1位麵包師、1位木匠、1位店主（Store- keeper）等與其家庭偕來，另外英法領事和《北華捷報》創始人奚安門（HenryShearman）攜眷來滬。傳教士之所以攜眷比例最高，是因為他們多以上海為家，準備長期在此傳教。而洋行的商人卻多是總行的代理行，不負商業行為的風險，有隨時調動的可能，所以不隨帶家眷。來滬的外僑以洋行商人最為最多，共有129人，代表50家洋行。其中美國的森和洋行人數最多，有7人；其次英國公易洋行有6人；再次英國怡和、寶順、公平等洋行各有5人；英國和記、裕記、廣隆、名利、李百里洋行，美國旗昌洋行和帕西順章洋行，各有4人；英國沙遜、太平、客地利、義記、廣沅、祥泰、泰和、華記洋行，美國瓊記和同珍洋行，帕西復沅洋行，以及唯一一家法國在滬洋行利名，各有3人；英國仁記、浩昌、豐茂和麗如銀行，美國嘩地瑪和豐裕洋行，以及其他3家一兩年後不見於記載的洋行（F.G.Husun.,Huberston&Co.,James White），各有2人；餘下的則為1人的散商。洋行的外僑人數與洋行規模的大小並非線性關係，例如赫赫有名的沙遜洋行當時只有3人（當然他們也許僱傭了不少華人買辦）。從行業來看，除去以貿易為主的洋行外，當時滬上已有5位執業醫生，1位藥劑師和1家藥房，1家船舶商店，1家拍賣行，1家報社，1家麵包鋪，1位木匠，1位建築師，1位造船匠，1位手錶商人。到1851年時則又增加了1位會計師，1位工程師兼機械師，1位造船匠和1名屠夫。這些洋行涉及醫療、飲食、製造、新聞業等，都是外僑社會必不可少的行業。其中醫療方面相關人員占服務業比例最高，可見隨著洋人在滬的日益增加，西醫之存在十分必要。這批大班先生們在上海的飲食十分奢華，並且外僑認為中國的蔬菜是不合衛生的，經常導致腹瀉、痢疾、肝病等病症（[美]霍塞：《出賣上海灘》），所以關乎生存和健康的醫生一職遂較早地進入到上海這片土地且發展迅速。在外事方面有英、法兩個領事館，其他國家雖不在滬開領事館，但亦以其他國家的領事兼任自己國家的領事，如英國副領事D.B.Robertson就兼任丹麥領事。以某些洋行商人作為其領事更普遍，如美國旗昌洋行的祁理蘊（J.N.A.Griswold）就兼任美國領事，英國寶順洋行的比利（T.C.Beale）就兼任葡萄牙領事與荷蘭的副領事。其實在此名錄註明之外，據費正清《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一書所云，他還擔任普魯士的副領事。而且據云此一時期美國領事幾乎都是旗昌洋行的股東。旗昌洋行的另一位大班金能亨（Cunningham，E.）就擔任過美國副領事，還兼任過瑞典與挪威的領事。又據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雲，廣隆洋行的大班霍格兄弟是漢堡、呂貝克與不來梅領事，可見上海開埠初期「商人領事」十分盛行。開埠初期景觀立體復原在梳理了外灘地區道路網路、洋行分布以及外僑名錄之後，對開埠之初這一區域應已有一定的概念，然後我們將利用圖像資料和計算機技術將原本見諸文字的景觀描述復原到立體的圖景（如圖2、圖3所示），以便讀者有清晰直觀的印象。在1855年《上海外國租界地圖：洋涇浜以北》的一份老地圖上方附有一幅題為《外灘，1849》的圖畫，這幅畫正是當年沿黃浦江一線的城市景觀的描繪，以這幅畫為參照，結合此前考證的洋行租地、圖像資料以及相關史料中對當時外灘建築的描寫，定製恰當的比例，可利用3dsMax軟體將其中主要建築進行建模復原。再利用GoogleSketchUp將3dsMax所建的模型重新定位於城市框架圖上，再次建模，以便建成一個直觀且易於操作的平台。至此，開埠初期外灘地區城市景觀已可復原至立體的圖景。由圖可知，經過數年建設，上海外灘地區的郊野之地基本上已轉化為城市用地，西式建築林立，倉儲用地遍布，泥濘的道路被現代棋盤式街道取而代之。福鈞在1843年初來上海時曾抱怨下雪天雪會積到床前，而等到第二次（1848年）來上海時不禁感嘆：「在破爛的中國小屋之地，在棉田及墳地之上，一座規模巨大的新城迅速建立起來。」美國記者霍塞（ErnestO.Hauser）在追溯1850年代上海英租界景觀更是描寫地淋漓盡致：「城外的那片泥灘上，一個雛形的租界已經漸漸的成形了。白人的房屋都建造在黃浦江的岸邊，當時所造的房子都是方形極其簡單的，左右都留出很大的空地，種植各種花樹。白人當時建造的房子，功能差不多是一致的：樓下大都是四間大房間，以供辦公和會客之用，樓上則做卧室；房子的前面，上下層都有洋台，以便傍晚時候可以閑坐著，喝喝威士忌，望望黃浦江的景緻。」（《出賣上海灘》）西人在感嘆上海變化之巨並享受著與母國無異的生活時，外灘地區的新建築景觀對中國人更是一個視覺衝擊，馬路的規整與建築物的高聳尤令人感到新奇。清人黃楙材細緻描繪了外灘繁華景觀：「自小東門弔橋外，迤北而西，延袤十餘里，為番商租地，俗稱夷場。洋樓聳峙，高入雲霄，八面窗欞，玻璃五色，鐵欄鉛瓦，玉扇銅環。其中街衢弄巷，縱橫交錯，久於其地者，亦易迷所向。」（《滬游脞記》）由於上海老城廂與城外的繁華地區街路都是不規整的，民房與商鋪都是平房或至多加一個閣樓，因此中國人對外灘街道的棋盤式街道與崇樓飛閣特別有感觸，即便當時外灘新式的建築大多是兩層樓的外廊式樓房，但於華人來說已是「高入雲霄」了。在開埠不到十年時間，原本「北關最寥落，迤西亦荒涼，人跡罕至」（王韜《瀛壖雜誌》）的上海北郊和西郊之地迅速發展起一座新城，外灘地區不僅完成了由郊野景觀向現代城市景觀的轉化，同時奠定了現代城市發展的基本格局，並最終取代老城廂成為了上海乃至全國的經濟中心。（羅婧為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博士後。全文來自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編號：14JJD77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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