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山農：林語堂的心術使南大走向成功

林語堂的心術使南大走向成功

余山農

以下是2015年12月5至2016年1月16日《新加坡文獻館》連續刊載的評論文章：

在中國現代文壇上，心術之不正者，莫過於林語堂（1895-1976）；品格之卑劣者，亦莫過於林語堂。他在1954年10月到南洋大學任影子校長大約六個月期間的所作所為，卑鄙無恥甚於市井無賴。

林語堂名義上是南洋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實際他被遣散時，南洋大學本科還未成立，先修班也還未開課。他只能算是個影子校長。

1936年，林語堂在美國寫的《吾國吾民》出版後，成為暢銷書，賺了好些錢。丁西林見到林語堂時說「你寫了一本很成功的書哪」。林語堂有些得意，即回答道：「只是為洋人看的」。丁西林又說：「你出賣吾國吾民得了不少錢吧？」這妙語雙關，一時傳遍士林。林語堂的《吾國吾民》的確是寫給洋人看的，儘力誇大中國人的醜陋一面，只是為了賣錢。他到南大來也正是為了撈錢。

林語堂是閩南漳州人。南洋華僑亦多閩南人，或知道這位老鄉的大名，但未必知道他的人品與文章。當時，南洋只有兩個人深知林語堂的道德與學識，一個是潘國渠（潘受，1911-1999），閩南南安人，另一個是林文慶（1869-1957），閩南海澄人。

廈門大學的第一任校長本是鄧萃英（1885-1972）。他是同盟會的成員，人品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跟林語堂有一點相似。他在1920年12月就任，1921年5月離職。他離開時，廈門大學本科還未成立，只有預科，就是先修班。他也只任了六個月的影子校長，隨即由林文慶接任。

鄧萃英和林語堂還有一點相似，就是越俎代庖。他要越過董事部掌控大學建校基金。這段往事陳六使先生非常清楚。他在1955年2月17日，南洋大學星加坡委員會會議討論林語堂的預算案時回憶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關於建設廈大情形，實際上系由陳嘉庚先生負責，雖一磚一石亦親自監工。初時請鄧萃英為校長，渠欲陳氏籌措五百萬元存在銀行，方肯就任。當時陳嘉庚先生謂：「我的生意尚在繼續經營，資金需要周轉，此事那能做到。」所以曾對吾等慨言：「賺錢難，開錢更難。」結果不得不改聘林文慶博士為校長，經過林博士苦心經營之後，終於奠下基礎。今之南大建校亦發生問題。本人實在有苦難言。

南大的問題和當初廈大的問題正相同。林語堂也學鄧萃英，要南大創辦人交兩千萬元建校基金給他保管，供他使用兩年。林語堂比鄧萃英要囂張而貪婪得多。

林文慶（1869-1957）在1921年7月4日接任廈大校長後，本科才得以設立。1926年，他請來閩南同鄉林語堂擔任文科主任。廈門大學當時已經發展起來，林語堂不敢那麽囂張。他只任一年便因與校內同事糾紛而離開了。

南大創辦時，南洋最瞭解林語堂的人便是林文慶。可惜在聘請林語堂當校長之前，沒有諮詢林文慶的意見。1992年，潘國渠先生在接受訪問時回憶了一段往事（見張曦娜《答客問》）：

這裡特別一提的是，林語堂的著作極盡滿足西方人優越感的能事，不惜如古人所諷刺的：「漢人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記得1950年陳嘉庚還在新加坡時的一個星期六晚上怡和軒俱樂部會餐前，林文慶將手裡一本書擲在本來的座位上然後入席，咀吧里自言自語道，語堂也太不成話了，把中國人說得這樣一錢不值，都沒有一些好的可說嗎？原來那本書就是林語堂英文的《吾國吾民》。他那種不屑的心態，也就可想而知。

林語堂在美國寫的《吾國吾民》之類書，只是揭中國人的陋習，討好美國人，並無可取。

連瀛洲在去美國和林語堂見面之前，要是諮詢林文慶的意見，結果必定大不一樣，南大也就不必經歷林語堂的災劫了。

林語堂最壞的是他的心術。所謂心術不正，正是林語堂為害南大的根源。

1956年，星洲日報記者劉君惠寫的《南洋大學創校概述》詳細記錄林語堂為害南大的經過，從中可以清楚看出林語堂的心術。其貪婪卑污，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教育史上，無人能出其右。

一　校長人選

1954年，南大創辦人打算物色一個有經驗的人來擔任校長，幫助大學發展。潘國渠先生回憶說（見張曦娜《答客問》）：

其實，開始的時候，我和李光前先生所建議的校長人選有兩位：一位是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1889-1962），另一位是林文慶的兒子林可勝（1897-1969）。林可勝是位聲譽遠揚的科學家，又是位行政功績卓著的人才。當時，梅貽琦旅居美國，而清華大學的不少講師、教授也散居美國各地；我們是覺得，如果梅貽琦能夠到南大來，必定也能引薦許多清華大學的講師、教授一起到南大來。記得當時我向李光前提出這兩個人選時，他也很贊同，覺得這樣的安排最好。我們也不是對林語堂有成見，而是就事論事，覺得梅貽琦和林可勝的確較林語堂更適合作為南大的校長。林語堂你說他是個作家可以，說是個學者還看不出有什麽出色的表現；說到辦教育，實在也沒有豐富的經驗；記得當時紐約的《聯合日報》的社論就曾形容林語堂的出任南大校長為「小丑扮演青衣」，這真是一針見血。就大學校長的人選而言，我們覺得作家不如學者，學者不如教育家，教育家不如教育事業家；一些國立大學的成績往往不如私立大學，原因就在私立大學的校長得慘澹經營，很自然的易於成為教育事業家。

另一方面，就為人處事而言，梅貽琦實事求是的作風也更適合南大。我個人在中國時和他有過接觸，瞭解他的為人，覺得他是個很恰當的人選。當時我沒有他的通訊位址，在徵得陳六使同意後，曾托旅居西雅圖的朋友設法查訪並試探梅貽琦的意向。朋友的回信說，梅貽琦想到吉隆坡探訪女兒，順道可以來星加坡看看，看有什麽事可以幫得上。從我的朋友的來信中可以看出，梅貽琦起初確實曾經考慮到南大來。但是不久之後，林語堂就在美國放出風聲，說要到星加坡辦一所大學，有意造成一個既成的實事。後來他在所開出的師資名單中，竟列林可勝為副校長。原本我們的意思是，如果梅貽琦來不成，我們就請林可勝來，沒想到林語堂竟將林可勝列為副校長。

起初，看到名單的時候，陳六使還很高興，以為這次孔明請到了，龐統也請到了，真是兩全其美。但是，林語堂來了之後，由始至終我們都沒有林可勝任何消息或影子出現。其實，林可勝不來是意料中事，我們原想請他當校長的，林語堂卻發表說他是副校長。這樣一來，他又怎麽會來呢？

潘國渠先生的設想非常好，可是林語堂善於心術，工於心計，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把南大請校長的計畫徹底破壞了。

當時的校長人選，還考慮到胡適（1891-1962）。在1955年2月17日星加坡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陳六使先生回憶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南洋大學校長系請國際知名學者。最初系由王秘書致函胡適博士，不得回信。乃由何永佶先生致函梅貽琦博士，復函表示不能俯就，因此吾人感覺要請校長，非派人親身物色不可。一九五三年年底與林語堂博士接洽，已有頭緒，即由連瀛洲先生自備旅費前往美國禮聘。

胡適沒有回信，梅貽琦（1889-1962）回信婉拒，應都是聽到林語堂放出的風聲所致。胡適、梅貽琦、林可勝（1897-1969）、林語堂四個人之中，只有潘國渠先生見過梅貽琦，陳六使先生四個都沒見過。胡適、梅貽琦、林可勝，都很適合當校長，林語堂最不合適。可是，偏偏最後請來的卻是最爛的林語堂。

當時，胡適和梅貽琦二位都沒答應，林可勝尚未聯繫。

在林語堂與林可勝兩人中，論學術成就，林可勝很突出。他在當時是個很有貢獻的醫學家。他的學術成就遠非林語堂可比。當林可勝在二戰戰場上救死扶傷的時候，林語堂正在美國寫書討好美國人。無論研究與做人，林可勝都遠勝林語堂。

林語堂雖然有萊比錫大學的語言學博士學位，但在語言學研究方面，並無值得一提的成績。在文學方面，他也乏善可陳。他寫了些小說，但並無值得一提的作品。他寫得最多的是散文，但也沒有可選為模範的作品，遠不及魯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也不如梁實秋（1903-1987）、馮至（1905-1993）、冰心（1900-1999）等。正如李敖所說（見《探訪林語堂故居》，鳳凰衛視節目）：

今天我們蓋棺論定，……我必須說，林語堂他不是一個好的文學方面的創作者。林語堂寫了這麽多書，你李敖怎麽講這個話？我必須說他的書在創作方面，成績不好，……他自己寫這個《京華煙雲》，就是《瞬息京華》，基本的骨架是《紅樓夢》的，可是我必須這樣說，很不禮貌的這樣說，他的才力才具不夠，所以他要走《紅樓夢》的路線，反倒失敗了。……林語堂他說他學跨中西，他編的這部字典《漢英字典》，……他的晚年編的，……這個字典不是他一個人能編的，可是他要編成個，林語堂《漢英字典》，……這本書嚴格說起來，是個比較粗糙的一個字典，精神可嘉，可是失敗了。

林語堂唯一勝過林可勝的是在中國社會中的名氣。他的名氣大，一來是因為有博士學位，在當時是很稀罕的事，所以能在大學當教授；另一個原因是他辦雜誌，如《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又提倡「幽默」為噱頭，所以出名。他所寫的文章幾乎全都是生活雜說，無甚突出。他寫過《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可是他的品行，既無老子的智慧，也無孔子的智慧。說一套，做一套，德行卑劣，一無可取。

聘請南大校長，品德比學問更加重要，學問又比名氣重要。無論品德或學問，林語堂都不適合當南大校長。從他任職後的現世德行看來，無異於市井無賴，一心只想來撈錢，完全無視教育。以名取人，必定壞事。

當時在星加坡華人中，只有林文慶（1869-1957）有辦大學經驗。他在1921-1927年間任廈門大學校長。可惜南大創辦時，他已八十四歲，恐無精力管理大學了。

真是南大家門不幸，還沒聯繫林可勝就讓林語堂有機可乘。

二　林語堂走後門

林語堂又有什麽神通可以奪取校長聘書呢？他別無什麽神通，他靠的是心術：走後門。

在南大的創辦人中，連瀛洲先生是很重要的一位。他出錢又出力，為南大奔波。陳六使先生對他非常讚賞和感激。林語堂通過說客聯繫連瀛洲先生（見劉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表面上看起來，南大是主動地並且不嫌萬里求才而派執委連瀛洲到紐約去聘請，好像林語堂經不起連氏再三敦促懇求之下才肯勉強犧牲「豪華生活」和「一個字以美金一元計算」的優越條件而答應來星任職的。實際上主動要前來任職的卻是林語堂本人。南大執委會一方面慕其名，一方面要趕快請一校長主持校政，使早日開學，也就樂得與林語堂接洽。當連瀛洲尚未赴美之前，林語堂在紐約通過一位和連氏有親戚關係的女士懇請連氏向南大執委會示意提名，多方拜託，打通路線而由南大執委會正式提出聘請的。連氏於1953年12月銜命赴美，翌年一月與林語堂會見，一拍即合。南大既急於聘請校長前來，對林語堂所提各點也不大注意計較，只希望林氏大駕早日到臨主持開學大計。對於一些枝節問題，相信可在實際環境情形下獲得解決的，因為大家想林語堂到底是中國人，相信他會一心為僑胞做事，爭一口氣，何況僑胞創辦最高學府又是急不容緩的事，且又有無比堅韌毅力去完成的。

走後門是中國人的陋習，而林語堂卻精於此道。他拜託連瀛洲先生的親戚做說客，而南大委員會又急於聘請校長，林語堂就因此走後門得逞。

連瀛洲先生在親戚為林語堂說項後，便向陳六使先生推薦。陳六使先生也就同意由連瀛洲先生和林語堂接洽。聘請校長這麽重大的事，由連瀛洲先生一人洽談決定，實在過於草率。一人的識見畢竟有限，更何況林語堂一方面走後門，託人說項，把連瀛洲先生蒙蔽，一方面又放出風聲阻止別人應邀，左右事情的決定。

在陳六使先生和連瀛洲先生決定之前，至少應徵詢林文慶先生的意見。他當時年事已高，未擔任星加坡委員會委員，但之前在籌備委員會中。要是當時諮詢林文慶先生的意見，結果必定大不相同。這一次的草率決定是造成後來禍害的原因。

潘國渠先生對聘請林語堂當校長的程式也不以為然。他回憶說（見張曦娜《答客問》）：

在林語堂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我和李光前由於不敢苟同，有一度都不便過問南大的事，因為我們覺得應該把所邀請的三位校長人選，試探後的反應如何，都拿出來詳細研究，不可倉促草率。「急行無好步」，莫貽後悔。

1954年2月13日，在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連瀛洲先生報告洽談聘請林語堂當校長的事，但並沒有討論林語堂是否適合當校長。雖然表面上最後是陳六使先生決定的，實際連瀛洲先生出使回來時，已經決定了。這主要是想早些請來校長，幫助策劃發展南大。正是這樣的心理，讓林語堂有機可乘，倉促決定，造成禍害。

林語堂的為人狂妄囂張，他又為什麽肯走後門呢？他在美國真的是過「豪華生活」和領取「一個字以美金一元計算」的稿酬嗎？潘國渠先生回憶說（見張曦娜《答客問》）：

林語堂對南大的聘請，那樣一拍即合，那樣急急放出風聲，那樣怕一個大好機會落在別人手裡，是有兩個苦衷的：其一，他為了搞一個中文打字機，希望獲得發明專利，試了又試，改了又改，卻差不多花光了歷年可觀的積蓄，令他太太廖翠鳳時出怨言，渴望趕快回到東方來撈一筆。其二，林語堂原由他的美國朋友華爾希和賽珍珠夫婦鼓勵他用英文寫作的，並對他的作品不時提供「寶貴的意見」，所有英文作品都由華爾希的庄台公司初版。不料五十年代上半期林語堂才發覺庄台公司給他的版稅不公道。出版公司一本書原只應抽百分之十，庄台公司居然抽百分之五十。版權原應屬於作者，林語堂由庄台公司出版的書竟全部屬於庄台公司。一生崇洋如林語堂者，竟然上此洋當，難怪其大怒特怒，而終於和華、賽夫婦鬧翻了。

林語堂的這段歷史，李敖也說到（見《探訪林語堂故居》，鳳凰衛視節目）：

林語堂一輩子啊，……他老想解決中文的，這個輸入的問題，或輸出的問題，這裡面涉及了打字機，如何用中文可以打出來，……比照英文打字機的方法，來打出中文來，可是這裡面變成一個魔咒一樣，在林語堂的頭腦裡面，……在時機不到的時候，他始終沒有解釋出來，解決出來。……

他在一九三六年就跑到美國去，到美國去的原因最重要的，他認識了一個好朋友，這個好朋友後來翻臉了，他就是有名的，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叫賽珍珠。賽珍珠是美國人，幫助他，所以他在美國能夠站穩腳步，賽珍珠跟她先生，……他們辦了一個出版公司，給林語堂出書，所以前後在美國出了十三本書，後來可能，很可能是因為版稅的問題，雙方搞得不愉快，有點反目狀態。

由於這兩個原因，他千方百計走後門，又放出風聲，阻止可能有意來當校長的人，好讓自己奪取南大的聘書，到南大來撈錢。

三　重私利輕教育

閩南人有句俗諺說：「南洋客，無一千也有八百。」林語堂是閩南人，心中以為南洋華僑一定很有錢，想辦大學，趕快來撈一把。這就是他急於來南大的原因。正因此，他到南大之後，並不關心辦學，只一心設法撈錢，十分無恥。

在新加坡委員會於1955年2月17日舉行第五次會議上，陳錫九先生就這麽說：

吾人看了南大預算，誰都為之擔憂。……或者校長認為星馬富翁極多，有錢辦學亦未可知。

為了撈錢，林語堂假裝熱心華僑教育。連瀛洲先生1954年2月19日在星加坡委員會會議上報告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去年年底奉派赴美聘請校長。到紐約後，與林語堂博士懇談，並告以此間僑胞熱誠及創辦南大宗旨，因林博士見解與吾人不約而同，認為義不容辭，故答應吾人請求。林博士并力薦林可勝博士為南大副校長，且已開始物色著名教授來星。林博士表示除渠本人將兼任文學院院長，林可勝博士兼任理學院院長外，商學院院長及英文系主任將在美國物色適當人選，其他教授則擬在東方聘請以省費用。

林語堂講的這些話，跟他後來的所作所為完全不一致。他很顯然只是假裝迎合連瀛洲先生的意思，虛假贊成華僑節儉辦學的主張，騙過一時，奪得聘書。

1954年2月26日，陳六使先生髮聘書給林語堂。林語堂一家大小連同女婿，在8月1日從紐約出發。他不是直接來南大，而是一路到英國、歐洲大陸、再到埃及去遊玩，10月2日才到星加坡。這兩個月的旅遊費用，全由南大支付，而且是偷偷摸摸的（見劉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他把從紐約動身到蒞任而至1954年底為止期間的賬目，除送一份給執委會過目之外，卻要求不可發表，同時再三叮囑南大秘書絕對不能透露。這一著真教執委會啞子吃黃連一般，有苦說不出。

把一家人兩個月的旅遊費用都要南大支付。任何大學校長都不會這麽做。真是恬不知恥！

四　重政治輕教育

在出發之前，他在紐約高調錶明反共（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林語堂在來南大之前，對美國合眾國際新聞社說：「南洋大學將成為亞洲非共人士對抗共產主義鬥爭中之自由思想前哨」。又說：「吾人有甚多受高深教育之流亡學者……協助教育青年男女。」

林語堂先後講的話，道出他來南大的兩個目的：其一，謀取私利，其二，玩弄政治。這完全違背了南大創辦的宗旨。

1953年2月6日，陳六使先生在南大獲准註冊後，發表辦學宗旨，特彆強調這一點（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吾人認為，擔任南大校長，院長，教授，助教，講師，以至校丁者，應無政治作用及無政治關係之人士，吾人始予聘任；學生入學亦然。故此，被聘之教授及其他人員以及入學之學生，俱應認識此項宗旨。設沾有政治作用及有政治關係者，吾人不聘其任職，亦不允其入學。在學校內吾人絕不使染有政治色彩，只使之成為純粹研究學術文化之機關，有益地方及政府，提高文化水準，培養人才及技術人員，服務本邦而已。餘事先聲明，幸將來不致有既聘請者，或既入學者，有因不合上述宗旨而被擯出校外之事。

他後來每次講到南大創辦的宗旨時都一再強調這一點。林語堂想把政治帶進南大校園，當時南大可以馬上把他解聘。無奈他正在前來赴任，南大方面只能勸他別談政治。

這件事在星馬僑界引起極大反感，完全不信任他。星馬僑界原本轟轟烈烈為南大籌款的運動，在林語堂10月2日抵達之後就完全停止了。這對南大是無法補救的打擊。

林語堂的一生，看起來好像和政治無關，其實不然。他就是到了晚年仍然依靠政治來謀取私利。他和國民黨關係密切，就像李敖所說的（見鳳凰衛視《探訪林語堂故居》）：

林語堂回到台灣，首先一點就是，他要跟台灣的關係很好，換句話說，要跟蔣介石蔣宋美齡，他們的關係很好。林語堂是這樣子到了台灣。當時台灣言論控制得緊的不得了，可是由國民黨的中央社，他們的負責人叫做馬星野，拉攏林語堂，給他寫個開個專欄，就他可以寫個專欄，到處發表他的文章。

就因為他「跟蔣介石蔣宋美齡，他們的關係很好」，所以他要把南大作為「對抗共產主義鬥爭中之自由思想前哨」。這樣的想法，再加上他要在校舍建設中謀取私利，這就造成他和南大創辦人之間無法協調的衝突。

林語堂到了南大之後，做了些什麽呢？

五　從校舍中謀私利

南大在1953年3月開始設計校園，7月開始建設。林語堂在1954年10月抵達星加坡時，南大的建設工作已進行一年多了。

南大請林語堂來當校長。校長的職務是管理大學的日常事務，並不是請他來建校舍。林語堂在和連瀛洲先生面洽時，講得很清楚：「除渠本人將兼任文學院院長，林可勝博士兼任理學院院長外，商學院院長及英文系主任將在美國物色適當人選，其他教授則擬在東方聘請，以省費用。」可是，他所帶來的人之中，卻有「文學院院長熊式一，理工學院院長鬍博淵，及以私人資格應邀協助籌劃商學院事宜之伍啟元。」還不止此，他的女兒林太乙任校長秘書，他的女婿黎明任行政秘書；另外還有一個莫名其妙的「建築主任楊介眉」。南大的建築主任早就安排好了。建築並不是校長的職務，為什麽他要帶來一個「建築主任」呢？因為他要從大學建築中謀取私利（見石頭山人《紀念先賢陳六使先生》）：

潘受先生生前見告，林語堂和南大的衝突，主要在於利益。林語堂要在大學建築中謀私利。他當時還帶了一個從事建築的人來。

劉英瞬老師也曾對我們同學說：「林語堂當初以南大圖書館不實用為理由，要拆掉重建，要南大出錢。林語堂是校長，他有本事就應該自己籌錢來另外建一間。好好的建築為什麽要拆掉重建？」

林語堂心裡除了謀私利之外，便是玩政治，完全不是為了教育而來。

林語堂到南大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爭奪財政權。一方面他要南大把兩千萬元建校基金交給他管，由他支配，大學不得過問，一方面要抓住建設校舍的權力，從中謀利。他要抓住財政權的理由是：「建第一流大學」。潘國渠先生回憶說（見張曦娜《答客問》）：

林語堂一來就要南大把二千萬元建校基金交到他手中，又要董事會不得過問，學校什麽事都要他點頭，又對南大建築物諸多挑剔，甚至要把已建好的建築物拆掉重建。他說：圖書館是一項極壞的設計，光線很差，藏書的地方很少，又在另一場合說，圖書館僅能藏書五萬本，可是言猶在耳，他卻要圖書館立即於一九五五年購置九萬本書。……從他的種種言行看來，他根本就瞧不起南洋社會，以為南洋阿伯人人可欺。這種態度是非常可惡的。

林語堂一到星加坡來就揚言要建第一流大學。試問什麽是第一流大學？就以英國的牛津、劍橋大學、美國的哈佛、耶魯大學來說，都是一步一步，經過長時間的發展而成，久一點的經過千年，短的也要百年才發展起來，人家說羅馬城不是一天造成的就是這個道理。怎麽可能一來就說要辦個第一流大學？那是多麽不切實際。……印度太戈爾林下講學，遠近傾慕，成為有名的國際大學。他們但知學問道德之傳授薰陶，何嘗需要什麽堂皇的校舍。如果是真正要辦大學，什麽建築物都可以辦大學。我們在抗戰的時候，在佛廟道觀里都可以辦大學，為什麽要斤斤計較於校舍？何況我們當時的建築物和設備的確已經很不錯的了……林語堂的所謂「第一流大學」，應該是叫做「第一流高薪大學」，才算名符其實。

南洋華僑憨厚樸實，當時急於創辦一所大學傳承民族文化，以免被同化。林語堂看準這一點，標榜辦「第一流大學」，以為誘餌來撈錢。

林語堂在1954年2月28日給連瀛洲先生和陳六使先生的信中說（見陳漱渝《關於林語堂與南洋大學事件的有關信函》刊於南大站）：

愚意南大目的必使精神及物質上（即學術及設備上）俱稱第一流大學之名。第二流大學雖可辦，而弟個人則無興趣。

說這種話分明就是有意欺騙。無論什麽大學都是從小辦起，哪有一開始就是「第一流大學」的事？再說，林語堂就不是第一流的人物，何德何能要辦第一流大學？因為他存心不良，以辦「第一流大學」為誘餌，讓南大創辦人相信他志在辦教育，奪取聘書；就職之後，又以辦「第一流大學」為藉口，奪取財政權，從中謀取私利。這一點，陳六使先生就看出來了。他在新加坡委員會於1955年3月25日舉行的第六次會議上就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校長所要爭者系財政權而非辦學之權。

林語堂當初「力薦林可勝博士為南大副校長」也是誘餌。他根本就把林可勝排除了，所以林可勝一直都沒有出現。只因林可勝是南洋人，當初南大打算聘請他擔任校長，而林語堂走後門，一心只想當校長，便假意「力薦林可勝博士為南大副校長」來矇騙南大創辦人。其心術十分可惡。

林語堂挑剔南大的建築也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要掌握建築費，從中謀利。陳六使先生曾想委曲求全，但最後還是無法協調（見劉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林語堂和執委會間潛伏建築問題糾紛的暗流。演變下去，林語堂要求推翻已經進行的全都建築計劃，下令停止工作，簡直是要把已經完成的建築拆毀。有一次，陳六使等不得不往林的寓所「談判」這個問題了。林說：「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我們這一班人就決定不幹！」陳六使氏在這時候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事情一至如此，陳六使還是委曲求全，他最後遷就林語堂，允許他們另起建築計劃，至於已進行的繼續完成，南大不要，福建會館可要來辦水產學校。

之後，林語堂一班人知道陳六使內心的痛苦，如果真的捨棄現有校舍而不用，必會招僑眾的攻擊，因此改變步驟，根據已建築的加以修改，主張把圖書館門面改換另一個面目，樓高改低，文學院理學院原是橫列的硬要改成直列，把原有校路廢除，把教職員宿舍分布得更疏落些……。這些計劃事實上是很不通的，執委會認為原有的計劃也是有資格的建築技師所擬定且由政府批准的，不能隨意更改，就是更改簡直是勞民傷財，也不贊同林語堂的修改計劃，多方解釋，才使那班人似是而非地明白了些，校舍問題才不了了之地拖了下去。

單從這校舍問題就可以看出林語堂貪婪可惡的嘴臉。

1955年2月中旬，林語堂向陳六使主席送呈一份南大開辦費概算和一份經常費概算，導致他和南大勢同水火的衝突。

在林語堂的概算中，單單1955年1月至8月，這8個月間的建築費就高達二百二十四萬一千三百七十五（2,241,375.00）元。這筆建築費主要建設圖書館、文學院、理學院、女生宿舍、若干教職員宿舍，只大約相當於南大全部建築的一半。要是全部建成，將超過五百萬（5,000,000）元。

依據南大繪測師黃慶祥先生和建築主任柯進來先生的預算，南大全校樓房與道路建設不必三百萬（3,000,000）元。兩者相差甚大，有如天壤之別。

按照林語堂八個月的概算：2,241,375.00元，如果其中三分之一歸林語堂個人所得，他可以賺取六十餘萬元；就是百分之十歸林語堂個人所得，他也可以賺取二十餘萬元。這比他在美國的收入要多得多，而且輕而易舉。這就是林語堂要掌管建校基金的原因；這就是林語堂要掌管建築費的原因；這也就是林語堂未得到南大同意，就從美國帶來一個「建築主任」的原因。另外，購買各種設備，例如圖書和實驗室設備約二百八十萬元，他都可以從中牟利。他千方百計奪取南大聘書，原因就在於此。林語堂展現給世人的不是什麽「國際知名學者」，而是個窮凶極惡的無賴。

六　從預算中謀私利

林語堂在來星加坡之前對連瀛洲先生表示：「林博士表示除渠本人將兼任文學院院長，林可勝博士兼任理學院院長外，商學院院長及英文系主任將在美國物色適當人選，其他教授則擬在東方聘請以省費用。」這是徹頭徹尾的假話，心存欺騙。他的概算中，教授薪金比美國的還高（見劉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由1955年1月至8月，八個月當中開銷竟達四十八萬八千餘元，平均每個月六萬多，開學後當不只需加倍。四十八萬八千餘元中，最大的開銷又是薪金，計估去三十二萬二千餘元，自稱世界第一流大學的教職員，其薪金之高，比美英還要高，南大起碼講師年俸一萬零八百元，實際待遇比美國大學教授為優，教授年俸一萬九千多，比美國大學教授高出一倍。……林語堂心目中要執委會交出二千萬元奢言辦第一流大學就是這麽樣子的，他們無視星馬婆及各地僑胞的血汗錢，更無視僑胞刻苦辦學的宗旨。

概算桉中八個月的總費用是五百六十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點八九（5,611,131.89）元。照這樣的花費，兩千萬的建校基金將在兩年之內用完。南大除了停辦，別無它途。

陳六使先生在1955年2月17日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說：

猶憶當時連先生曾報告，除林語堂、林可勝兩位先生將分別兼任文理學院院長，另加聘一二知名學者外，其餘則將就近在遠東聘請，按部就班發展；又連先生曾謂在美所聘人員服務南大，仍照美國數額領薪，即在美國一千元，在新加坡亦為叻幣一千元，並不提高，吾人始敢安心聘請。

林語堂為了騙取南大聘書，對連瀛洲先生說的全都是假話。到了星加坡之後才原形畢露：一隻披著羊皮的狼，不止窮凶極惡，而且貪得無厭。

在這之前，1954年8月到10月，林語堂一家人到歐洲和中東遊玩兩個月的費用要南大支付，而且再三叮囑南大秘書絕對不能透露，南大也就沒有公佈。但是，林語堂的預算案影響太大了，南大不能不公佈。陳六使先生說：「南大乃眾人創辦之大學，如將眾人之錢隨便開消，實系罪人。」

南大把林語堂的預算桉公佈出來，一時輿論嘩然，指責之聲四起。林語堂大發脾氣（見劉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林語堂為什麽發這麽大的脾氣呢？不外是因為執委會把他們所提出的概算案發表了出來，各方意見又認不合，秘密揭穿，不能討價還價。因為1954年那筆賬被壓在檔案里未公諸社會周知，正使林語堂這班人大感得意的緣故。表面看來林語堂和執委會的衝突是因為發表概算案而起，實際上這是他以進為退的手法。這時候的林語堂情緒原已惡劣至極久矣。……他們一家人更疑神疑鬼，從東海岸路的寓所里搬到國泰五樓去，並且請了一個保鑣隨身，總之，這時期的林語堂一家人實在是身在星加坡而心在美國，林本人也無志於為南大服務了。他想擺脫，奈何又被他的同事拉住。

這完全是心術不正的結果。照當時情形看來，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快刀斬亂麻，不要多說，讓林語堂等儘快離開。南大方面卻一再想說服林語堂，改變預算，希望圓滿解決問題。這無異於緣木求魚。即使林語堂改變預算，留下來，以後也不會有平安日子。

七　無恥遣散費

林語堂見事迹敗露，無法照原先的想法撈錢，留下來已沒有意思，也就沒有迴轉餘地了。於是，他找馬紹爾打官司，要控告南大執委會，可是馬紹爾支持南大，不願看到對簿公堂（見劉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2月18日事態嚴重化起來，林語堂費了一個寶貴的整天去找馬紹爾律師（現任星首席部長），要馬氏辦理訟訴手續，和執委會對簿公庭，說他們不執行協議，不交出二千萬元給他辦第一流大學，誘他來星，使他蒙受損失。另一方面，他把雙方來往函件油印影即之外，還起草了一篇洋洋數千字的聲明，準備即日下午五時發表。馬紹爾是南大的會員，他愛護這間人民創辦的大學，不忍任令發生丟盡人臉的事件，他拒絕林語堂的委託，而願出任調人，於是勸林語堂稍息勿噪，苦勸讓他安排第二天陳林直接會談的事宜。

其實，林語堂並不是真的想打官司，他只是虛張聲勢，威脅南大。要是真的打官司，他將立即被解僱，所得的錢不會太多，遠不及後來的遣散費。南大方面當然也不願意解僱他，只希望和解，把大學順利辦起來。林語堂就是看到這個弱點才更加囂張起來。

2月19日，馬紹爾安排在國泰大廈會談。陳六使連同連瀛洲，高德根，黃奕歡，王世熊，林慶年等六人出席。林語堂帶領黎明，楊介眉，胡博淵，嚴文郁，黎東方等六人出席。

林語堂並不是要會談，而是要南大接受他的條件。這樣的會談不會有結果是理所當然的。陳六使先生在3月25日，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回憶說：

接著校長便說本人失約背信，說我的不是處，十九皆系置本人於不利地位。校長說了相當時候，出一字條要我簽字，承認其中條件。當時本人未予一看，亦不敢看，不知其中所寫條件為何。本人告訴他，本人無權代表南大答應任何條件，但校長有任何意見或條件，宜以書面送達委員會。本人當即召集會議，只要大家同意通過，本人當然也沒有異議。所謂「談判」空氣是非常緊張的，兩方陣線亦極分明。「談判」一半，他們一批人在大廳里，本人及各委員則被請到另一個飯廳去，只由馬紹爾律師居間傳達。本人當時再三聲明南大是眾人的，本人並不能與人談判甚麼問題，尤其是當時校長採取惡意的態度。本人當時的處境和感觸自不言可喻。本人生平除在「昭南」時代被日軍拘去受過刑，受過辱之外，可以說並未曾有如是日之受人當面呵斥污辱者。本人極力壓制感情，為了南大只有忍耐。為避免正面衝突，乃於談判中途退出。本人身為南大主席，一切為了南大，只有忍辱負重，以求息事寧人。二月廿日校長在報上發表聲明，本人顧及南大局面，仍千忍萬忍，千求萬求，不以為恥。……本人嘗數次聲明，南大是神聖的學術機關，不受任何政治支配。在校內不論是校長抑是校丁，皆絕對不應有政治活動。本人提倡辦南大，宗旨鮮明才會得到各方擁護，而今生出許多煩惱，實為始料所不及。豈本人應自己責怨自己乎？

林語堂的態度十分惡劣。任何人面對態度如此惡劣的人都不可能談出結果來。陳六使先生「南大是神聖的學術機關，不受任何政治支配」的話是針對林語堂說的。他一開始就想把政治帶來南大。當天還有這一段情節（見劉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林語堂說：「你不要以為在星加坡你有勢力，要知道我也有我的國際勢力」，一個台灣島來的博士更插上一句「嚇，我們有台灣的勢力」。他們一班人簡直是要叫陳六使「投降」，聲色俱厲，大吵大嚷起來。高德根要看林語堂的字條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林語堂的愛婿黎明竟搬出大打出手的姿態，把高的手撥了開去。

林語堂一夥的態度跟黑幫實在沒有什麽差別。這樣的態度怎能談出結果？

林語堂指責陳六使先生「失約背信」，他的「證據」是1954年2月17日陳六使先生給他發聘書之前的一封信。信中說到籌募兩千萬元建校基金的事。林語堂來後，要求把兩千萬元交給他管，任他使用。不把錢交給他便是「失約背信」。這是信的原文（見陳漱渝《關於林語堂與南洋大學事件的有關信函》刊於南大站）：

　　語堂先生有道：

茲經南大執行委員會議決，聘請先生為本大學校長，聘書乙紙隨函奉上，尚乞早日命駕蒞止，擘劃一切，無任瞻依翹企之至！瀛洲兄攜來一月九日手教，同人環詠，感慰莫名。南大現正積極展開徵求會員運動，每名入會基金一千元，試以五千名為鵠，若能圓滿達到，當得五百萬元。此外，股戶特別捐以及宣傳性之各種遊藝募款概在加緊進行中，欲募足如先生面示瀛洲兄之數，諒無困難。蓋海外華裔切同根榮悴，懍處境孤危，愛國好義，久成天性。凡事關公益，一人奮臂，萬手扶持，未嘗折鼎復貽笑他族也。復念南大設立，在使海外華人教育能自有獨立完整體系，首尾相應，上下相承，外不俱摧殘，內不憂脫節。勉追時代以作育人材，遙護宗邦而弘揚文化……

弟陳六使啟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

　　整理者按：省略號以下文字極為模嘲，難以辨識，大意是：陳六使說自己「德薄能鮮」，「決奮赴之者，蓋恃有同人耳，恃有海外全體華籍同胞耳，恃有我蜚聲國際領袖士林之諸先知先覺大哲大賢，能降尊屈貴，不以南大作始之簡而見遺，不以南大禮遇未周而見絕耳」。「南大草創之局雖一時無法以物質建設與世界各名大學分庭抗禮，而精神得先生為之表率，固足以卓然立於天下矣。」

這封信中說了些好聽的話，本來也很平常。中國人有句老話說：「禮多人不怪」，好話也不妨多說幾句。陳六使先生回憶當時情形說（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連瀛洲先生赴美與校長接洽，渠在美來函已公諸報端；吾人致校長之函，多系連先生返星後始寄發者，各函系由連瀛洲或黃奕歡諸先生囑人執筆，全無私人意見。所有函稿俱經數執委過目，每有經連先生加以修改。當時本人曾主張函文不必寫得太過好看，連氏總是認為普通函件並非契約，吾人一片熱誠聘請校長，多些褒獎之詞，自無傷大雅，何況南大又是眾人的事。連氏每次如是解釋，本人細思亦以為然，猶如吾人做生意，聘請經理，當然說好話，不但賦予全權，且年終有花紅；但經理既來，一味做虧本生意，資本日減，吾人豈可再賦以全權及給花紅乎？本人現在特別再聲明，所有給校長之函件並非本人單獨發出，十一位執委中每次總有半數以上審閱過。

這封信原本是由潘國渠先生起草的，後來寄出前修改了，他很不以為然（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去年二月十七日函是由本人執筆，但其中三點已被修改。第一點是說：「馬大有政府支持，南大則否，籌款極不容易」被改為籌款容易。第二點請校長來和我們同甘共苦，為當地華僑服務，造就人才。這點亦被修改不見了。第三點請校長先就文，理，商，三學院接收五百名至千名學生先行預算，等執委會討論後，再發聘書。亦被刪改掉。

潘國渠先生的原稿比較切實。如果沒有修改，林語堂接信後可能因為覺得沒面子而引起麻煩。潘國渠先生對現代文壇上的事十分了解，對林語堂的人品與學識也有所了解，所以才在原稿中提出三點要求。要是林語堂不答應，對南大實是好事，不是壞事。請他來才是壞事。

南大籌款容易不容易，並不是當時引起紛爭的問題。這封信之所以引起爭執，是因為林語堂要求南大把兩千萬元建校基金交給他管。可是，陳六使先生信中只是說會籌足兩千萬建校基金，但並沒有說要交給他管，任他揮霍，執委會不得過問，當然也就不會順從他的要求。

南大創辦人原本就在籌募建校基金，而且期望實高出兩千萬。籌募建校基金之多少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其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林語堂要控制建校基金，任由他揮霍，執委會不得過問。此種要求十分荒謬。沒有一家大學會把全部建校基金交給校長一人，任由他揮霍。

後來，4月7日，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洪永安先生便說得很清楚（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南大之天文數字預算案如付之實施，首二年即須破產。

2月19日談判破裂後，林語堂宣布那是「最後一次的談判」。言外之意是：只能接受他的條件，沒有轉彎餘地。他這顯然只是威脅，虛張聲勢。他所能做的，不外是辭職或打官司。無論辭職還是打官司，對他都沒有太大的好處。他最想要的是錢。辭職，他所得到的錢不會太多；打官司，南大可以馬上把他解僱，得到的錢也不會太多，而且沒面子。

南大執委會不通過林語堂的預算案，林語堂就什麽也不做，只是拖延時間，以退為進，等待南大執委會投降。

南大原本計劃在3月份開設進修班，可是林語堂毫無動靜。南大不能讓事情無限期拖延下去。於是，在3月25日的新加坡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議決（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舉出李俊承，李振殿，楊纘文，陳錫九，高敦厚，林慶年，江克武，陳炎林八位為全權代表。

全權代表將與林語堂商洽，委員會限定在二周內，如仍未能獲致協議，則將再行集會討論，加以解決。陳六使先生第二天，26日，致函林語堂，促從速籌備進修班開學事宜。這封信無異於最後通牒。林語堂顯然也意識到氣數已盡，但他還是想方法最後掙扎（見劉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25日會議之後，林語堂又心生一計，隔天突作檳城之行，專程拜訪林連登，想在林老先生身上打主意。林老先生對南大是寄予無限切望的。他希望事件能順利和解，并力主撙節開銷，符合刻苦興學的宗旨。林語堂預定在林府作三四日的貴賓，不料住了一宵，趕快摸著鼻子，匆匆奔回星洲了。

同時，他又致函陳禎祿爵士有所申述，也落沒趣。

陳六使於26日執行議案，函促校長對進修班早日開學，已到校教職員應盡量兼課，也沒有什麽反應。不但星馬一些僑眾開始不耐煩，喊出：林校長已無辦學誠意，最好自動下台，就是香港甚至台灣美國也指林語堂最好讓賢。

後來他發覺南大之病是在沒法籌足錢，於是搬出最後法寶來爭取人心了。他託人向陳六使獻議，是否可接受有把握的美援，好把南大辦成功。陳說「我們辦學有我們的把握和方針，你有美援可自進行申請建校，必要時我們可以幫助你。至於南大，我們還是一樣辦下去」。

林語堂掙扎著走了三步。

第一步，他在26日接到陳六使先生的最後通牒之後，第二天，27日（星期日），到檳城去拜見林連登先生。

林老先生非常支持南大。他捐了五十萬元建設圖書館，是當時馬來亞捐款最多的人。南大的圖書館是最有象徵性的建築，而林語堂卻說不能用，要拆掉重建。林老先生不可能幫他破壞南大。他的頭腦已經慌亂昏了。

第二步，他寫信給陳禎祿先生申訴。

陳禎祿先生也是很支持南大的人，不可能幫他破壞南大。他的信怎麽寫都必定是徒然無用的。

第三步，就是林語堂所說的「我也有我的國際勢力」。他向美國人求救（見張曦娜《答客問》）：

五十年代美國駐東南亞特務頭子約瑟史密斯(Joseph B. Smith) 根據他自我介紹，他的使命是負責收買特務和搞顛覆活動的。他曾在其著作《Portrait of a cold warrior — second thought of top CIA agent》寫道：林語堂當年在新加坡到 USIS 美國情報局找他的時候，特意將車子停在離他的辦公室隔美芝路一幢房子的萊佛士酒店的停車場。試問，林語堂為何與美國情報局掛鉤？又為何如此鬼鬼祟祟，把車子停到老遠去？說到底，究竟是林語堂因南大而被捲入「政治漩渦」，或是林語堂將南大捲入「政治漩渦」？

約瑟史密斯又曾透露：林語堂在決定離開新加坡時向他說過的話：「我和我的太太要回到紐約去，這兒，對我們來說是太多中國人了。」身為「中國人」而向「美國人」，尤其是美國情報局的特務頭子說出這一番話，林語堂的心態和所認同的對象不能不令人驚疑！

這就是他向陳六使先生提出「有把握的美援」的原因。是不是真的「有把握」，也只有他才知道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的品行何其卑劣！

面對最後通牒，掙扎著走了三步之後，像泄了氣的氣球，林語堂終於倒下。他的心地不善，德行卑鄙無恥。他的倒下無人同情。正相反，大家額手稱慶。南大可以從此走向光明。

3月31日，由李俊承先生與林語堂私人談判，以為談商基礎。

4月1日，星嘉坡委員會所委派之八位全權代表與林語堂商談後，大局已定。林語堂和所帶來的人將集體辭職，只要求遣散費。

4月4日，雙方擬就聯合聲明，並已簽字。

4月6日，全權代表團在校長室與林語堂及各教授見面，辦理髮給遣散費手續。除已付薪金外，另外付三十萬伍千弍百另三（305,203）元遣散費。隨後向報界發表聯合聲明，由南洋大學主席陳六使和校長林語堂簽署。

接下來便是林語堂和他帶來的人卸卻職務後，辦理移交檔案及器材各項手續。至此，因預算案而與執委會發生的糾紛，僵持月餘，終於了結。

八　如期開學

4月7日，南洋大學新加坡委員會於下午三時舉行第七次會議。陳六使先生在會上宣佈（見劉君惠《南洋大學創校概述》）：

在會議上，主席陳六使重申信心，決如期完成開學。他即席掏出一張支票，說：「卅萬零五千零二百零三元遺散費既不是薪金亦不是抵償什麽代價，純粹是一筆無價值支出。為此，兄弟除前認獻五百萬元外，再捐出卅萬零五千零二百零三元交南大財政處，俾免浪費公帑，而抵遣散費之支出。」陳氏愛護南大的熱忱使會場的掌聲歷久不息。陳氏並勉勵現在糾紛已完全解決，事件經告一段落，今後大家更應戮力同心，共同負起任務，出力出錢，使南大開辦計劃如期完成。

陳六使先生為南大盡心儘力，操勞不息，足為全體華人的楷模。隨即設立校長遴聘委員會，由陳六使，庄竹林，高德根，林慶年，陳錫九，楊纘文，潘國渠七位為遴聘委員會委員，負責聘請人選，並儘速籌划進修班開學的事。

4月17日下午，林語堂在星馬、香港、台灣、美國各地一片指責聲中飛機離星加坡，前往法國。

陳六使先生雖受林語堂一再威脅和侮辱，依然遵守「君子絕交不出惡聲」的古訓，在林語堂離開時，親到機場送行，與他握別，好來好去，顯示出他豁達的胸懷，非凡的智慧。他便是以這樣的豁達與智慧發展自己的事業，並以這樣的豁達與智慧創辦南洋大學。

林語堂到了法國坎城之後，隨即攻擊星加坡華文學校（見《南洋大學創校史》）：

根據廿三日美聯電訊，渠抵坎城之日，即肆意攻擊星洲華校，妄指全星華校均由共產黨把持，並捏造事實，謂近數周來共黨方殺死一學校之校長，傷及另一校長，並以硫酸淋一名反共之女教師云云。

林氏此種言論傳至本坡時，當地政府有關當局及各華校負責人，於受記者訪詢時均表憤慨，一致予以駁斥，認林氏之指本坡所有華校皆受共黨把持，誠為胡說八道，毫無根據。……

據四月廿七日美聯社電訊報導，林語堂復在美國生活雜誌撰文，對南大更肆意破壞，語無倫次；對南大組織及當地僑胞肆加誣衊，竟向政府獻議驅逐六十餘名學生及一著名僑領，其狂妄無恥之態，誠所罕見。……

南洋大學執行委員會主席陳六使氏，以林語堂辭職領了七萬餘元遣散費離星後，還失約背信，在五月二日美國紐約出版的生活雜誌發表「共產黨恐怖如何破壞我的大學」謬論，公開破壞南洋大學，誣衊星馬華僑，並造謠惑眾，妄指陳嘉庚與南洋大學有關，特於五五年五月廿六日下午在丹戎禹俱樂部接見記者，打破沉默，發表南大糾紛解決後第一次有關南大之談話，痛斥林語堂是人格卑鄙，無真才實學，更無資格辦大學的喪心病狂文棍。

林語堂到南大來只是為了撈錢，完全不是為了教育。一離開便出惡聲，誣陷星加坡華文學校都受共產黨控制，還呼籲英國政府把李光前等僑領驅逐出境。其行卑鄙，其心惡毒。

林語堂誣衊華文教育，雖荒唐無稽，卻是跟稍後的李光耀一模一樣。幸虧林語堂早走，要是他留下來繼續當南大校長，跟李光耀朋比為奸，裡應外合，便可以在一夜之間把南大毀滅。

正如俗話所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創辦南大的人從林語堂的禍害中吸取教訓，發奮圖強，終於把南大辦起來，而且，十分出色。潘國渠先生回憶說（見張曦娜《答客問》）：

林語堂走後，陳六使振臂一呼，再接再厲，重整旗鼓，比林語堂的陣容更加像樣，所有院長，教授都是中國各名大學成名已久的有學識、有經驗的人士，不像林語堂徒竊虛聲。而且都是異口同聲說是為奔赴南大偉大的號召而來。林語堂一群人糟蹋了南大大半年寶貴的時間，浪費了南洋華人許多寶貴的血汗金錢，開學老是那麽遙遙無期。而我們終於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即林語堂一群人離去短短大半年後，喜獲麟兒，光榮地宣佈南大正式開學了。記得陳六使主持開學儀式時，張開雙臂，大聲說「今天是我們海外華人教育史上最光榮的日子」。那天出席的來賓、執委、全體師生都望著冉冉升起的校旗，三呼南大萬歲、萬歲、萬萬歲。

林語堂來了是壞事，走了是好事。他心術不正，帶來禍害，卻讓大家從禍害中吸取教訓，求取進步。從此，「自強不息，力求上進」成為南大和南大人的明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