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揚：重讀梁啟超《開明專制論》

王也揚：重讀梁啟超《開明專制論》 時間:2011年5月1日 作者：王也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來源:中華讀書報 關鍵詞:

梁啟超1906年初寫了篇文章《開明專制論》，後來成了批評他的一個符號。批評者眾口一詞地說梁宣揚「開明專制」就是維護專制，就是反對革命，就是反動。說梁反對革命不假，但「維護專制」、「反動」云云，卻是扣大帽子。近日筆者翻出梁的這篇舊文來重讀，深感過去那種政治化加簡單化的批評不可取。 梁啟超寫作此文的時代背景，是清政府在內外壓力下，終於同意朝立憲政治方向改革之時，1905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是年底，梁氏以海外政治流亡者的身份，私下應邀為政府憲政考察團代擬了考察報告。報告建議清政府赦免戊戌維新黨人，以孟德斯鳩所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鼎立之說「定國基」，「採用今世各文明國之立憲政體，更新百度，與民同治」。梁在《開明專制論》中明白地說，他寫作此文的目的並非是要維護專制，而是要推動專制政體朝著「開明」的方向走。所謂「開明專制」，並不是永久的，而是暫時的一個階段，「實立憲之過渡也，立憲之預備也」。「此時代不必太長，且不能太長，所過之後即進於立憲，此國家進步之大順序也。」當時的事情很清楚，既然清政府表示願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也認同了文明世界的共同之路——憲政，除孫中山等少數人仍以「我國今日為異族專制，故不能望君主立憲」為由，繼續進行屢起屢仆的暴力革命外，主流民意還是希冀國家能夠和平地實現政治變革。梁啟超特別說明「開明專制」一詞，是借用革命派烈士陳天華的說法。對於在中國實行憲政，需要有一個過渡階段，對此大家本來都無異議，革命派叫做「訓政」階段，或即陳天華所謂「開明專制」，因為從古代社會轉型進入現代社會，中國的確不可能一蹴而就。這期間首先社會不能亂，而且還要有效率地發展經濟、教育事業，提高人民文化程度和參政能力，建立與文明世界接軌的法律和施政系統，完成行政區劃及暢達道路交通等等。僅以民主選舉所必備的現代戶籍制度一項來說，全國從無到有就工程浩繁。所有這一系列工作，即便是「強有力之中央政府，網羅一國上才以集其間，急起直追，殫精竭慮，汲汲準備，而最速猶非十年乃至十五年不能至也。」所以梁啟超的意見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梁啟超在文章中，對「開明專制」的所謂「開明」，要求明確且十分強調，他指出：「法王路易第十四曰：『朕即國家也。』此語也，有代表野蠻專制之精神者也。普王腓力特列曰：『國王者，國家公僕之首長也。』此語也，則代表開明專制之精神者也。」即是說，國家權力的執掌者如果把政權當作私人囊中之物，只為自身及統治集團謀利益，便代表了一種野蠻專制的精神；反之，雖專制，但能夠把掌握政權作為服務廣大人民的領導者，則代表開明專制的精神。梁的這一要求是很高的。有言道：有了政權便有了一切，失去政權便失去一切。說明權力的核心，是一個利益問題。掌握了權力的人是為自己及小集團謀利益還是為百姓大眾謀利益，反映這個權力體制的本質特徵。如果一個尚無民主機制的國家政權，有了真正要為民眾謀利益的願望，那麼它必然要認同改革，認同訂立憲法，認同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否則，它的「愛民」之說就是假的、騙人的。那麼權力在手者怎樣才會具有「開明」的精神呢？一言以蔽之，乃外部壓力與自我覺悟使然。在利益讓步上，如果沒有足夠的外部壓力，被要求讓步者便難有覺悟，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梁啟超知道，清政府是在國內外巨大壓力之下，一步步走到「不能照舊統治下去」的地步的。這個統治集團的自我覺悟，也情況不一，光緒皇帝出於「不做亡國之君」的強烈意願，決心為此寧可捨棄個人權力，其認識程度可謂最高，可惜他處於人身不自由的狀態；慈禧太后及其他多數高官如劉坤一、袁世凱輩，則是意識到如不順從世界潮流和民眾要求，大廈便會一朝傾覆，到時候大家一起完蛋，所以不得不猶猶豫豫地選擇立憲，此等「覺悟」實屬被逼無奈。不過這也不要緊，有第一步，必有第二、第三步走下去。革命者們把清政府的宣布立憲叫做欺騙，其實真正的欺騙，應該是那種拒絕認同世界潮流和民眾要求，拒絕進行改革，還口口聲聲「愛民」者，而既然作出了立憲的承諾，就有步步成真的希望。梁啟超當時是清政府通緝犯，卻仍頻頻與端方等朝內高官書札往還，甚至為若輩代草憲政考察報告，後又發表《開明專制論》，鼓勵、引導清廷走和平變革之路，其所作所為、苦心孤詣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當年革命派主筆汪精衛指責梁啟超的思想觀點采自德國國家主義者波侖哈克學說，而波侖哈克是君主主權論者，梁辯解說自己「只是采其近於事實論者，未嘗絕對承認其君主主權論。」十年後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發動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終於以歷史事實證明了自己。同時，歷史事實也證明了梁在《開明專制論》中關於民主專制政體的觀點是大致不錯的。何為民主專制政體呢？乃是民主革命後建立的一種專政體制。「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傑，先假軍隊之力，以攬收一國實權」，「而芸芸億眾，不惜舉其所血淚易得之自由，一旦而委諸其手」，此者「無論為大統領、為帝王，而其實必出於專制。」「雖然，所謂責任者，亦憲法上一空文耳。夫既已永續世襲之最高權，委託之於彼，此後而欲糾問其責任，則亦惟視其力所能及，更破壞此憲法，而移置其主權耳。質而言之，則舍再革命，無他途也。」對於造成這樣一種連憲法最後也管不住革命領袖，惟有再行革命一途的情況，梁啟超說「則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後來許多批評梁啟超者把這段話掐頭去尾、斷章取義，反覆引用，說梁一味鼓吹開明專制，這有昧良心。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這場革命爆發的原因有多方面。清政府的改革停滯不前乃至倒退，光緒、慈禧亡故後，缺乏歷練的攝政王載灃及其皇族內閣在政治問題處理上僵化、愚拙，往改革的相反方向使勁，一次次地讓民眾的期望落空，最後連體制內的立憲派也絕望地參加了革命，是其一；革命派打「反滿」的民族牌，宣傳清統治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以發動民眾，是其二。辛亥革命的綱領無疑具有民主主義性質，但在中國百姓那裡，「驅除韃虜」比「建立民國」更讓人明白是怎麼回事，也更能使人熱血沸騰，即如元末農民起義的成功。西方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是孿生兄弟，但在東方，這種聯繫可以不那麼緊密。梁啟超一再提及中國歷史造就了劉邦、朱元璋式的人物，也造就了曹操、劉裕式的人物，但走馬燈般的改朝換代，並沒有使大眾逐步養成共和國民的資格，到頭來「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當然，辛亥革命不同於以往的那種革命，其推翻君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的進步業績彪炳千秋，然而梁啟超在《開明專制論》中所作的不少預言，畢竟也一一兌現，作為一份沉甸甸的代價，其豐富的歷史經驗教訓值得我們深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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