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錢幣的歷史演變（網摘）兩漢是期

中國古錢幣的歷史演變

（二）兩漢時期的社會經濟與貨幣流通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經濟上採取了一些積極的、有效的措施：以秦京咸陽為中心，在全國修築馳道；通水路，大興水利工程；去險阻，發展交通；統一貨幣制度器具；大移民，開發落後地區；明確規定土地歸個人私有，從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一、西漢時期的社會經濟

秦亡以後，項羽與劉邦發生矛盾，雙方進行了長達四年的楚漢戰爭，最終以劉邦獲勝、項羽自刎於烏江而告結束。劉邦在秦王朝的廢墟上，建立起又一個新的封建王朝——西漢。

農業生產的發展 西漢時期鐵農具的使用已相當普及，考古發現有西漢鐵農具的地區遍及今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的各個省份和遼寧、福建等邊遠地區。鐵犁的發現證明我國使用此種農具的時間比歐洲早1000年左右。當時的耕作方式以牛耕為主，用二牛抬桿的形式耕地，也有馬耕。趙過總結和推廣的「代田法」和耬播技術是當時的一種先進的農業生產方法。《氾勝之書》詳細記錄了當時農業生產的經驗。

興修水利 西漢時開鑿了大量的水渠，其著名者有利用黃河水的漕渠、白渠等。還創造了井渠法。漢武帝時修治黃河也是一項重大功績。

手工業的發展 西漢一代的冶鐵業有很大的發展，到西漢後期，鐵器皿和鐵兵器基本上代替了銅器皿和銅兵器。鐵器品種很多，冶鐵技術有很大進步，發明了淬火技術。紡織業中以絲織業最為進步，有國營與民營之分，國營主要為皇室和官府織造服裝。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大量隨葬絲織品是當時織造技術水平的最好實證。西漢的漆器製造業也有很大成就。西漢政府在蜀、廣漢等郡設有工官，專門製造供王室、貴族使用的漆器。漆器製造工序繁多，技術複雜，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大量的漆器，反映了當時漆器製造工藝的最高水平。

商業的發展 西漢時期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十幾個大的經濟區。長安是關中地區的經濟中心。邯鄲、臨淄、陶（今山東定陶）、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南）、江陵（今湖北江陵）、吳（今江蘇蘇州）、壽春（今安徽壽縣）、番禺（今廣東廣州）、宛（今河南南陽）、洛陽、成都等地都是所在地區的經濟中心。這些城市對相應地區的經濟起著溝通有無、調劑多寡的作用。各大城市之間有大道和河渠通連。西漢時期商業經營的範圍極廣，商品種類繁多，據史書記載，當時市場陳列有幾十種商品。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中小城市的興起，交通運輸業也隨之發達起來。在南方考古發現中，經常可以看到木製或陶制船舶或車的明器。同時，考古發現中還經常見到玻璃、琥珀等物品，有的明顯是從海外輸入的，可見當時海外貿易也相當活躍。

漢高帝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在經濟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制度，提倡儉樸；招集官僚，使得官得田宅的滿意；壓抑商賈，不準著絲織衣服，賦比常人加倍。西漢初年到「文景之治」的60多年內，社會經濟不僅逐漸恢復，而且走向了發展，出現了一種繁榮富庶、國庫充足的景象。在農業方面，鐵制農具已推廣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區；兼用馬耕和牛耕，但主要是牛耕；農民已有「深耕溉種，立苗欲疏」的經驗；水利事業也很發達，開鑿了許多渠道，形成了一個水利網；全國有1200多萬戶，5950多萬人，墾田827多萬頃。當時已有較大規模的官營和私營手工業，農村的小手工業和家庭手工業已遍及全國，規模大的有煮鹽業、冶鐵業，朝廷擁有的手工業，製成品專供皇室用，有些地區民間手工業特別興盛。當時，官營商業規模巨大，以京城為中心建立起全國範圍的商業網，各地貨物得以大量流通，私營商業也有很大發展，國內商賈往來，不征關稅，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有無，各得所求。由於官營和私營商業的發展，全國出現了許多大城市，長安是全國的中心商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是各個地區的中心商市，當時對國外的貿易也有很大發展，對外貿易有陸海兩路，陸路貿易在邊境關市上進行，海路貿易多數從今廣東沿海出發。

二、東漢時期的社會經濟

東漢時期，由於官府比較重視改善社會狀況，解放奴婢，興修水利，社會秩序漸趨穩定，長期逃亡的人口多回到故鄉，重整家園，農業生產由恢復而發展，到漢明帝劉庄時為東漢時期最富庶、最安定的時期。

農業生產的發展 東漢時鐵制農具的種類和西漢基本相同而略有增加，主要在器形方面有很大改進。比如鐵犁的鋒部角度縮小，刃部加寬，利於深耕、快耕、翻土和碎土。牛耕這時更為普遍，還出現了全鐵曲柄鋤頭和鐮等新農具。東漢時期官府與郡守縣令都比較重視水利設施的興修，對西漢後期以來長期失修的黃河和卞渠進行了修治，使黃河改道給下游造成災害的情況得到改善。各地還開鑿修復了一些渠道，對農田的灌溉和交通運輸都起到了很大作用。還利用水力進行生產，其中主要是水碓和水排，水碓為糧食加工工具，水排鼓風用以冶鍊鋼鐵。東漢末年還發明了翻車和渴烏，是很先進的汲水工具。

地主莊園 西漢後期以來，地主階級的上層，即豪強大地主，多以莊園的形式剝削壓迫農民，世代稱霸一方，稱為世族和豪族。至東漢時，他們又成為新貴族，瘋狂地侵佔土地，蓄養奴婢，其莊園佔有大量土地，莊園內的農民實為農奴，莊園的生產以滿足地主生活需要為主，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莊園修有塢堡，養有部曲家兵，這些私人武裝平時為豪強看家護院、巡警守衛，戰時則跟隨豪強打仗。崔實所寫的《四民月令》，詳細具體地反映了地主莊園的經營情況，大量的考古資料特別是在東漢晚期的墓葬中，也經常可以看到這種地主莊園或塢堡的模型。

手工業的發展 東漢時期重要的手工業有煮鹽、冶鐵、鑄銅、漆器、紡織、造紙等，大多以私營為主，生產技術均較西漢時有所進步。

冶鐵業，主要生產兵器、車馬器、農具、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南陽地區的冶鐵工匠發明了水力鼓風爐（即水排），利用河水衝力轉動機械，這種水力鼓風爐的發明，是冶鐵技術史上的一大進步。東漢冶鐵技術的另一重大成就，是低溫鍊鋼法的發明，這一技術的發明和推廣，使鋼的使用普遍化了。

鑄銅業，這時的鑄銅業仍有所發展，鑄銅作坊遍及全國，主要生產生活用具，製作精巧，還有鎏金、錯金銀等工藝的運用。

造紙業，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來看，造紙術的發明是在西漢。東漢和帝時，蔡倫總結前人的經驗，發明了用樹皮、麻頭、破布、舊漁網等作原料造紙，並在紙漿的化學處理和漂白等關鍵工藝上有重大突破，使造紙業得以廣泛推廣。

商業的發展，由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商品生產較多，但由於地主莊園的普遍存在，自然經濟特點突出，對商業的發展有所限制，所以東漢商業發展的特點是既發展卻又不很興盛。這時商品比西漢多，市場亦有所擴大，城市中都設有交易商品的市。商品交換關係的發展促進了交通事業的發達，中原地區的陸路和水路交通都有新的發展，中原與邊疆地區的交通也有所發展。南方地區也出現了新的經濟發展地區，太湖、錢塘江流域、鄱陽湖、洞庭湖周圍地區及成都平原一帶都成為新的商業發展地區。東漢時期，民族間和官方組織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商業交換，叫做「合市」或「互市」。合市在西漢已出現，東漢時漢與匈奴之間定期合市。

三、秦漢朝時期的貨幣流通情況

秦漢時期的貨幣流通情況最顯著的的特點是出現了貨幣貶值。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貨幣貶值現象，因為在秦漢時期，國家貨幣的單位價值與以前比較，有一段時間都是在下降，所以我們把它稱為「秦漢時期貨幣貶值現象」。

首先，從秦王朝末年到漢高祖劉邦當權的這二十多年期間里，出現了貨幣貶值現象。秦朝末年（公元前210—前190年左右），統治階級不惜億萬資財，徵用幾十萬民工，為皇帝修建了一座又一座窮工極巧的地上宮殿和地下宮殿（陵墓）。為了削刮民財，當時秦朝徵收的賦稅，相當於春秋戰國前的二十倍，派給農奴階級的徭役，相當於春秋戰國前的三十倍：農奴們不僅要向皇室繳納糧食，捐獻貢物，就連農民收穫的稻草(禾桿)政府也規定了繳納的數額。除此之外，統治階級抽調民工修長城、修直道、修馳道，配備上萬輛車馬供皇室使用，所有這些人吃馬喂的糧食、草料，都是由全國各地的農奴階級轉送來的：窮苦到了極點的老百姓，不是出糧，就是出工，弄得整個社會十室九空，家貧如洗，社會上處處是一片愁苦和哀鳴聲。當時的秦朝，真像一個殘酷的人間地獄。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激發了農民起義。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舉起了反抗的義旗，接著又暴發了楚漢相爭的長期戰亂，這個時期全國人口急劇減少，農業、手工業日趨萎縮，商業日益凋敝，全國各地物資奇缺，搶購之風日盛，物價也一天一天地上漲。據史書記載，當時市場上一石(擔)米售價一萬錢，而在此之前只不過一百錢左右；一匹馬售價一百萬錢，而在此之前只不過一萬錢左右。據說西漢初年皇室用馬也很困難，皇帝出行都不能用四匹同色的馬來駕車；將相和大臣，有的只好乘坐牛車。造成秦末漢初貨幣貶值的原因，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分析主要有兩條：一是統治階級由於追求荒淫腐朽的生活，再加上連年的戰爭，使政府的支出成番論倍地增加，而從老百姓那裡能壓榨出來的稅收，卻遠遠滿足不了政府支出增加的需要；二是貨幣鑄造泛濫，朝廷、軍閥、大商賈都在鑄造貨幣，從而出現了在貨幣需求量不變的情況下，貨幣的供給增加過多、過猛。

其次，王莽篡位代漢時期出現了貨幣貶值現象。從公元9年到公元24年這段時間裡，王莽為了樹立新朝的威望，否定西漢劉氏政權所推行的政策和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改制復古的措施。據《資治通鑒》記載，王莽認為漢朝劉氏政權是由「卯、金、刀」構成的，於是下詔，凡「正月剛卯」(是漢朝在正月卯日用金、玉、桃木做成的一種飾物)和金刀錢幣不準再通行，並廢除錯刀幣、謬刀幣及五銖錢。王莽代漢期間，幣制經常改動。改一次幣制，過去鑄造的貨幣就不能再在市場流通，這時，受苦受損失最大的是農村的農民和城市裡的小工商業者，他們損失一批貨幣之後，就要破產和失業，所以每當王莽改變一次幣制，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就要破產和失業一次。據史書記載，王莽篡位15年，先後五次改變幣制，在這五次幣制變動中，全國城鄉老百姓的損失該是多麼之大!當時王莽對借貸也有一些規定：凡平民祭祀喪葬缺錢，政府給予無息貸款，祭祀十天後、喪事辦完三個月後歸還；經營生產缺錢，政府也給貸款，然後按經營的純收入收息，息率為10％；農民荒廢田地和園圃要加倍納稅，無業游民要特別納稅，不交稅的，罰服勞役。據《通鑒紀事本未》記載，當時糧谷價格非常昂貴，邊防士兵二十萬人，依賴朝廷供給衣食。五原、代郡受害尤其嚴重，人民紛紛起來結夥搶劫。當時荊州牧允費興向王莽報告，打算公開宣布讓盜賊回家務農，借貸給他們耕牛、種子、糧食、稅賦，遭到王莽責罵並被免職。公元17年，全國有不少地方鬧饑荒，憤怒的農民責問：今天我們挖野菜填肚子，明天野菜挖光了怎麼辦?懂事一點的農民說：是誰害得我們無衣無食?是誰奪走了我們的糧食布帛?是王莽，他一會兒搞什麼王田制，一會兒又改錢幣，結果我們受苦，大家起來吧!打倒他!造成王莽代漢期間貨幣貶值的原因主要是對貨幣管理、貨幣制度不嚴肅。五次改變幣制的結果，事實上變成五種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並存。這有點類似我們今天講的貨幣「複本位制」。「五種貨幣並存制」也好，或者「複本位制」也好，都是一種不穩定的貨幣制度。這是因為貨幣有排它性，五種貨幣同時作為本位貨幣，不符合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貨幣)要固定在一種商品(貨幣)上的客觀要求：在這五種貨幣制度下，一種貨物(商品)會出現五種價格。由於法定比價與市場比價的一致，必然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人們在五種貨幣的差異之間，不斷倒手轉賣，投機取巧，從而激化了社會矛盾，加劇了統治機構的垮台。

到了東漢初期，也出現了貨幣貶值現象。公元25年，東漢光武皇帝登基，這時全國貧富兩極分化加劇，窮的越窮，富的越富。幫助光武皇帝打下江山的首席功臣鄧禹，財富和奴婢之多，被稱為東漢一代最顯貴的家族；被劉秀皇帝稱為「北道主人」的耿棄一家，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四方莫與為比。據史書記載，東漢時，士孫奮有錢一億七千餘萬，折國有錢二億，奴隸八百人，錢比西漢時增加了一倍。這時全國城鄉廣大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由於光武皇帝連年用兵，削平赤眉、漁陽、齊、隴蜀，致使市場糧食價格還是萬錢一石(擔)，甚至出現了「黃金一斤，易豆五升」的駭人聽聞情況。當時有一種詩體，叫做樂府，收集了一部分民間歌謠，在《戰城南》一篇中，有這樣幾句：「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鳥可食。」在《悲歌》一篇中，也有這樣幾句：「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可見當時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若大眾，由於貨幣貶值，生活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造成當時貨幣貶值的原因，用歷史的眼光來分析，主要有兩條：一是東漢光武皇帝當時正忙於各地的戰爭，還沒有拿出精力來考慮當時的社會經濟生活，因此沒有馬上採取行政命令辦法發行(鑄造)一種新的貨幣，來替換回購王莽篡位時期鑄造的舊幣，以便達到通過行政手段強制縮減市場上貨幣的流通量，從而解決當時貨幣貶值的問題；二是東漢光武皇帝沒有也不可能總結一下春秋戰國時期貨幣泛濫的經驗教訓，即像管仲那樣，對市場上的個別商品和物資，由國家專賣，分配供應，從而達到緩解當時貨幣貶值問題的目的。

公元前後二十多年的這個時期里，正是我國漢朝統治的時期，當時政治統一，經濟文化發達，武力強大，是一個擁有五六千萬人口的東方強國。這個時期的世界，在西方，羅馬的屋大維建立了元首制，羅馬共和國轉為帝國，在東方，朝鮮半島北部出現了高句麗奴隸制國家。這時，我國漢朝高度發達的經濟和文化，強烈地吸引著四鄰諸族，他們迫切要求與我國漢朝建立密切的政治關係和經濟通商關係。當時這些四鄰部族和我國漢朝比較，經濟文化比較落後，但又想藉助漢朝的經濟文化來促使它們從落後狀態中加速社會的前進，所以這些部族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文化上，都和漢朝不斷發生聯繫：有的在政治上臣服於漢朝，由漢朝皇帝封侯、封爵；有的在經過多次戰爭之後，被漢朝制服，同意年年朝貢，而被漢朝皇帝封侯、封爵；有的則是一會兒臣服，一會兒反叛，處於「和和打打」狀態。不管屬於哪一種情況，總是人民要進步，社會要發展，因此，當時漢朝的四鄰諸侯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文化上和漢朝的聯繫，總是切不斷，止不住，你來我往，交流頻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漢朝製造的貨幣也就源源不斷地流向這些國家了。

在秦漢時期，社會上還存在著貨幣借貸情況。據史書記載，漢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朝廷派出博士(官名)六人，巡視全國各地，發現有鰥寡病殘，生活無依靠的，政府就發放貸款救濟。而《史記·貨殖列傳》也有這樣一段記述：「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這件事說的是當時的「子錢家」（即今天的錢莊或銀行的老闆）和元鹽二家，一個膽小不貸，一個審時度拋果斷借貸；結果一個發了大財，一個眼看著失去機會沒有發財。當時「子錢家」認為，列侯封地在關東吳楚七國力量控制區，平叛能否成功很難預測，發放貸款風險太大，儘管利息奇高也沒有貸給；而無鹽氏則作出正確估計，大膽發放貸款，本息全部收回，沒有遇到風險，發了大財。這件事情從今天看來，既有經驗，也有教訓。

在我國歷史上，就有政府給老百姓發放貸款，使貨幣生息增值的情況，這在西漢時期非常盛行。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王莽擔任太傅、安漢公。當年天旱，百姓生活困苦。為了收買人心，為篡奪漢朝政權創造條件，在賑災時，王莽決定廢漢皇室的呼池苑，改設安民縣，由官府借貸給百姓，解決口糧、種子和耕牛的困難。王莽篡權之後，公元10年，頒布了「六完」的詔令，規定由國家從事控制物價的貿易與信貸，讓老百姓低利借貸，享受公平交易。王莽政權的借貸規定：凡平民祭祀喪葬缺錢，政府給予無息貸款，祭祀十天後，喪葬三個月之後歸還；經營商業或者從事農業手工業生產缺錢，政府給予貸款，然後按所得純收入收取利息，利息是年利率不超過百分之十。

到了東漢，「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稅收封君比入。」這段話的意思說，許多鉅賈專門靠高利貸剝削百姓，還雇了一些中家子弟為他們服務，可見東漢時期的高利貸，比過去還更厲害。東漢明帝、章帝當政時，「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朝廷發現後撤了他們的職，罷了他們的官。據史書記載，東漢時許多公侯、貴族「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債)」，「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毆擊責(債)主，致人於死亡」。這說明當時皇親國戚這些特權階層，借了錢耍賴不還，動手打人致死。人民的生活因為償債而更加艱辛了。

四、王莽時期的貨幣情況

在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前後，貨幣鑄造和發行極不嚴肅，完全當做兒戲一樣，八年時間改動了五次幣制，平均一年多一點改換一次貨幣。結果造成貨幣制度混亂，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的安定。第一次改換貨幣是孺子嬰居攝二年（公元7年）王莽未正式篡位前，以「攝皇帝」、「假皇帝」的身份，下令鑄造—種值五千的錯刀錢，值五百的謬刀錢，以及值五十的大錢，與漢朝原先鑄造的五銖錢共同在市場上流通。王莽這樣做的用意，據他自己講是為了延長漢朝劉氏王朝氣數，避免出現當時流傳的所謂「三七之厄」。

僅僅過了兩年多一點，也就是公元9年，王莽又進行第二次貨幣改換，理由是漢朝皇帝姓「劉」，「劉」字有「金」「刀」之意，所以取消當時在市場上流通的五銖錢和謬刀、錯刀等貨幣。過了一年，也就是公元10年，王莽又進行第三次貨幣改換，規定實行「五物」、「六品」、「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銀、銅、龜、貝；六品是金貨、銀貨、龜貨、布貨、泉貨、貝貨；二十八品是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布貨十品，泉貨六品，貝貨五品。又過了三年多一點，也就是公元14年，王莽進行第四次、第五次貨幣改換，廢除寶貨制，實行貨泉和貨布。為了達到強行在市場流通的目的，王莽還規定把這幾種貨幣作為外出行走的憑證。他規定，如果不隨身攜帶，驛館不供食宿，關卡盤查拘留，公卿官員不能上朝議事。王莽政權的所謂「借貸」、「改鑄幣」，表面上是為了人民，實質上是為了他自己。王莽以發行貨幣作為手段，用來收購各地的黃金。為達到他收購儲藏黃金的目的，他不惜用嚴厲的刑法來鎮壓人民的反抗，「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有一家私自鑄錢，株連五家受刑，規定，平民違反丁他的鑄錢命令，要改變其夫妻關係，因此愁苦而死的有大有人在。京城長安關押犯人幾死屍臭不可聞。這樣做的結果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王莽在統治階級內部也沒有放鬆聚斂錢財的野心，他規定黃金國有，貨幣也是國有，列侯以下不得私人持有黃金，要一律交給官府；同時他也不給朝廷的官吏俸祿。不但如此，他還以邊關急需為由，沒收一些官吏的大半財產，致使當時社會上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王莽自己卻侈奢無度，揮金如土，用金銀裝飾自己居住的宮室；他大搞選美，新娶皇后，賜聘黃金二萬斤，其他車馬、珍珠以數萬計。由此可見，王莽政權「借貸」、「貨幣改制」的結果，窮了全國人民，富了他自己一人。

1、西漢半兩

秦始皇死後不久，天下大亂，戰爭不絕，每次動員都在數十萬人，生產事業大受打擊。秦滅亡後，楚漢相爭，對峙五年大小戰爭七十二起，劉邦以一小股的兵力削平群雄，於公元前206年即漢皇帝位。漢初沿用了秦代的貨幣制度，黃金與銅錢並行。雖然銅錢因連年戰爭、生產萎縮而不斷減輕重量，但是仍然稱作半兩。《漢書·食貨志》說：「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劉邦令民間自鑄莢錢，可能與他的無為思想有關。他曾經令陸賈分析秦失天下的原因，陸賈說：「（秦代）事逾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及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劉邦接受秦代二世而亡的教訓，採取輕徭減賦、緩刑等「與民休息」的政策，來鞏固漢王朝的統治。他這樣做，對於促進當時生產力的發展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但中央政府把鑄幣權也下放到民間，未免有些失之過寬。要知道聽任私人鑄錢，實際上貧民百姓只會受害，獲利的還是豪強富商，而富商們比國家還要富有，往往成為割據勢力。其後發生的「吳楚七國之亂」就是明證。

允許民間私鑄錢幣的危害在於：一、私鑄必然會使銅錢輕重和成色不一而造成混亂，給民眾帶來不便。二、勢必會驅使人們去犯法謀利，犯法的人多了，政府就難以控制。三、會造成農民棄稅、起義，給國家帶來不穩定因素。劉邦會用人，卻不會用事，在鑄幣事宜上缺乏考慮，放任自流，是政策上的一個重大失誤。

漢初的錢幣仍然稱半兩，漢半兩錢前前後後鑄行過五次。劉邦時的半兩又稱為「莢錢」或「榆莢半兩」，這種錢法定重量為三銖（約2.1克）即秦半兩的四分之一，實際上民間私鑄的錢絕大多數都不到三銖。漢初的半兩錢穿孔比較大，無內外廓，肉薄，形制不夠規整。到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就明令禁止民間私鑄偽錢。

呂后時期所鑄的半兩錢的重量是八銖和五分。呂雉親政後鑒於錢幣太重而不方便行用，錢輕了又有損於幣制，於是在高後二年（公元前186年）鑄行「八銖半兩」。這種八銖重的半兩錢是把減重較少的半兩定為鑄行貨幣的標準。這比當時的「榆莢錢」增加了五銖重。漢八銖半兩的特徵是體大肉薄、背平無文，錢文書體扁平，已經有隸書的趨向，錢直徑2.8—3.2厘米，重4.8—5.5克，為漢半兩中最大者，其製作也較整齊。此錢行用不久，大多被商人私自熔化，改鑄為小的榆莢錢牟利。高後六年不得不停鑄而改行「五分錢」。「五分錢」實際重量只有2.4銖，僅是秦半兩的五分之一，是漢初「莢錢」的再現。

漢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鑄行「四銖半兩」，簡稱「四銖錢」，又稱漢半兩。其直徑為2.4-—2.6厘米，重2.2—2.8克，錢穿孔比較小，無內外廓，錢文製作比較規範。漢文帝鑄行四銖半兩適應了當時的國勢民情，持續了三四十年沒有改變過。文景時期鑄錢致富最突出的有吳王劉濞和財過王者的大夫鄧通，一時間「吳鄧氏錢布行天下」。漢初對鑄錢採取自由放任政策，允許民間私鑄，這種政策老百姓是沾不到光的，只能有利於貴族、豪強和富商們。權貴富商既佔有礦（銅）山，又擁有勞動力，還有雄厚的資本和專門的技術，開放私鑄，使他們成為直接受益者。

吳王劉濞，漢初被封到沛縣，有三郡五十二城。他佔據東南沿海地區，特別是利用吳有許多銅產地，經營鑄錢業達三十載，富可敵國。鄧通本來是一名船夫（黃頭郎），因漢文帝做夢，在他搖搖欲墜時有一褲帶反系的黃頭郎把他推扶上去。夢醒後就派人找有這樣衣著特徵的人，恰好鄧通的衣著打扮正合此夢，因此得寵，官至上大夫。相面的人說鄧通會貧餓而死。文帝說，能叫鄧通富起來的是我，怎麼能讓他受窮呢？於是賜給鄧通銅礦山一座，批准其鑄錢，鄧通也因此大富，他鑄的錢行遍天下。

七國之亂平定以後，景帝採取削減諸侯王國官吏等措施，把王國的行政大權收歸中央，並接受賈山的建議，在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頒布了「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的法令，禁止民間私鑄貨幣，只准郡國鑄幣。郡國是直屬中央的，由中央委派官吏管理。這樣，西漢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鑄幣權。

2、兩漢五銖錢

(1) 西漢五銖

鑒於幣制混亂和鑄幣失控後引起的吳楚叛亂等嚴重後果，漢武帝在統治期間先後進行了六次幣制改革，才使漢初以來一直未能解決的貨幣問題得到了比較徹底的解決。

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銖錢，重如其文。這是恢復銅鑄幣名義價值與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個措施。但是由於三銖錢與四錢重的半兩錢等價使用，於是又導致盜鑄盛行，因此到了建元五年春「廢三銖錢，行用半兩錢」。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從新鑄造三銖錢並造皮幣和白金（銀）幣，還頒布了盜鑄金錢者死罪令。

漢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開始又進行了第四次幣制改革。這次改革僅是「廢三銖錢，改鑄五銖錢」。五銖錢的形制都有一定的規定，錢文「五銖」從此啟用。五銖錢輕重適中，合乎古代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與價格水平對貨幣單位的要求，因而在漢武帝以後的西漢、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均有過鑄造，歷時長達739年，是我國歷史上鑄行數量最多、時間最長最為成功的長壽錢。西漢時的五銖錢有郡國五銖、赤（側）仄五銖、三官五銖、宣帝五銖以及小五銖，金五銖等等。

五銖錢誕生前夕，因半兩錢瀕臨崩潰，市場一片混亂，各級政府與商民爭利，都拚命鑄錢，使得通貨過度膨脹，錢幣的購買力急速下降，物價飛漲。民眾無法生存，相繼放棄生產，流亡他鄉，靠出賣勞動力來糊口；或者是鋌而走險，加入私鑄行列，期圖賺取厚利。武帝初年，百姓因私鑄而死亡的近萬人，而私鬥殞命的、畏罪自殺的都無法計算，可見問題非常嚴重。

漢武帝元狩五年，詔令各郡國鑄行五銖錢，稱為郡國五銖，又叫元狩五銖。錢文為「五銖」，小篆書，光背，正面有輪無郭，背面則輪郭俱備。錢直徑2.5厘米左右，重約3.5-4克。「五」字交筆斜直或有彎曲；「銖」字的「朱」頭呈方折型，「金」字頭較小，彷彿如一箭鏃。少數錢上有一橫劃。其材料改用紫銅，因而有紫紺錢之稱。但各地技術水平不同，銅礦的成分有差別，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與奉行的態度很難一致，所以鑄出的錢差別很大，有的與舊漢半兩一樣，背平無輪郭，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說，都具有偷工減料不夠五銖重的現象，而且越鑄越輕，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兩、三銖錢覆轍的現象。政府改鑄五銖錢，主要目的是樹立信譽，穩定金融，使私鑄者無利可圖，自行放棄犯法的勾當，以徹底解決私鑄問題。各郡國官吏，因舊的習慣難改，依舊上下聯手，以謀中飽私囊。漢武帝採納了公卿們的建議，於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了各郡國的鑄幣權，由中央政府統一鑄造，統一貨幣發行，從而防止了另一次惡幣的泛濫。

漢武帝收回鑄幣權以後，由漢武帝中央政府統一鑄錢。三官五銖就是這個時候鑄造的。該錢製作精美，邊郭工整，重量準確，錢文秀麗，為錢中楷模。三官指鍾官、辨銅、均輸（技巧），統指政府鑄錢的機構。中央為推廣均輸法，新設水衙都尉一官，在長安上林苑辦公。上林苑是政府鑄錢的機構，是漢初在原秦代舊苑的基礎上擴建而成的皇家園林，規模宏大，有離宮70所，周圍面積達300餘里，包括現今的西安、周至和戶縣。

上林三官五銖錢的特點如下：

一、錢文嚴謹規矩，「五銖」二字修長秀麗，風格較為一致，「五」字交筆緩曲，上下與兩橫筆交接處略向內收。「銖」字「金」頭有三角形、箭鏃形兩種，四點方形較短。「朱」字頭方折，下垂筆基本為圓折，頭和尾與「金」字旁平齊，筆畫粗細一致。

二、錢型整齊，直徑25-25.5毫米，穿直徑約0.97厘米，郭厚0.15-0.2厘米，寬0.1-0.14厘米，比郡國五銖的郭略寬，且深峻平整，連接錢肉的一面垂直。背有內外郭，個別內郭四角微凸。

三、重量以3.5-4克者為多，少數的超過4克。

四、鑄工精細，面背比較平整，內外郭寬窄均勻，規矩整齊。

五、記號有穿上橫和下半星兩種。

六、三官五銖幣材的顏色為紅色，含銅量在70％以上，含鉛量約20％，比郡國五銖略低，但配比合理，物理性能好。

上林三官五銖錢的鑄造工藝先進，多為銅範或製作極精細的泥范所造。三官錢形制及「朱」字頭方折的特點，系由三銖錢繼承而來，進而成為此後西漢時期五銖錢基本特徵。上林三官五銖是西漢五銖錢中比較容易見到的一種。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在洛陽燒溝和洛陽西郊先後發掘漢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漢代鑄幣，上林三官五銖在兩處漢墓中都有出土。

錢幣業務由三官署統一辦理，有許多好處：第一、使錢幣標準化，規律化；第二、提高鑄錢技術水準；第三、增加了生產量；第四、有效防止私鑄；第五、容易控制發行。

三官錢初期重量超過五銖，製作精美前所未有，而且鑄錢技術採用銅範法，鑄出的錢幣重量上都是一致的，絕對合乎標準，鑄出的錢邊緣都加以打磨，非常整齊，故有「赤仄錢」之稱。新錢鑄成後，政府用以收兌郡國錢，一枚兌劣錢5枚。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117年），劣錢已經大部分收回，後明令禁止郡國錢永不許流通。

五銖發行三十一年後，漢武帝崩殂。在此期間，鑄成的錢數量很多，錢的範式也有變化。比如文字的大小、書法結構都有出入，至於穿上半月、穿下半星、穿上下橫、星月文、四決文等可能是爐別的標誌。

西漢昭帝年間（公元前86年－前74年），一切以謹慎守成為主，對外戰爭大致已結束，對內則鼓勵生產，經濟狀況比武帝末年還要好。昭帝五銖大小和武帝時三官五銖相同，但重量要比三官五銖輕，一般又比宣帝五銖略重。從書法上看，錢文「五」字變化較大，一般字形瘦長，「五」字兩邊交筆已變彎曲，兩股末端有明顯的收斂，上下橫有的較長而接於外郭；「銖」字「朱」字頭方折，「金」字旁呈三角形，明顯低於「朱」字。面文外郭較高窄，但比郡國五銖及三官五銖略低，有穿上一橫或穿下半星記號。銅色深紅，鑄造技術比三官錢略顯粗糙。

繼昭帝之後，宣帝在位二十四年（公元前73－前49年），吏治清明，四海無事，國泰民安，物阜年豐，是西漢的黃金時期。同時國際貿易也很發達，也是西漢的最高峰。因此年年鑄錢，很快發行出去，又很快迴流到國庫中來。宣帝末年，庫中存錢八十多億。宣帝五銖是漢宣帝在位期間鑄行的。該錢銅質、形制、書體、鑄造均已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錢文筆畫挺拔，給人以清秀超逸之感。「五」字交筆彎曲，上下橫畫超出交筆末端外，「銖」字的「金」頭多呈等腰三角形而低於「朱」字。此外還有一個特徵，就是該錢的外郭由外向內作坡狀傾斜。錢直徑有2.5和2.6毫米兩種，最常見的郭厚1.5厘米，穿寬10厘米，重3.5克左右，面郭約厚1.5－2厘米。在兩漢五銖中這種錢的面郭最寬。其形制整齊，肉面光潔，錢內外郭略高於錢肉，薄厚一致。宣帝鑄錢以工整敦厚著稱，在西漢錢中地位極高。

小五銖約於西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始鑄，俗稱「雞目錢」、「鵝眼錢」，由其形小而得名。在出土的西漢錢幣中，有漢代文獻記載的小型五銖錢，這種錢及錢範出自西漢時期的墓葬或遺址中，其中，漢宣帝杜陵一號陪葬坑中所出土的是有確切紀年的一例。

小五銖面文「五銖」，鑄造精美，面有周郭，無好郭，背側肉好，周郭俱備，文字清晰。錢直徑在1.15-1.2厘米之間，重約0.62-0.65克。錢文書體亦與武帝、昭帝、宣帝三代各有區別。「五」字交股有的較直，有的略彎，也有的彎曲甚大，形制上有的穿上橫畫如三官錢式，也有如五銖最常見的面內無郭的一種。這說明小五銖並非一朝所鑄，也同普通五銖一樣，分別鑄造於武帝以後的西漢各個時期。就出土情況，尤其是從漢宣帝陪葬坑的出土情況看，小五銖是成串地亂置在十件大陶俑之間，說明這是冥錢而非行用錢。

剪輪五銖錢又稱「磨郭五銖」、「剪郭五銖」。武帝初鑄五銖時「周郭其質」，以防止奸民從錢背面磨銅取熔。可是西漢後期竟出現另一種磨邊的剪輪五銖，是一種用普通五銖錢經磨鑢加工而減重的錢幣。實際上這種五銖叫磨邊五銖最為貼切。

西漢後期成帝、哀帝之世，社會矛盾尖銳，災荒相繼，幣制也隨之混亂，剪輪五銖就勢此時開始出現的。

剪輪五銖是幣制混亂時代的產物，洛陽燒溝及洛陽西部發掘的西漢墓中都有出土。

1980年，陝西省咸陽市土原下發現金質五銖一枚，錢直徑2.6厘米，厚0.2毫米，重9克，面背均有郭，正面外郭較背部稍寬，面穿方正，上有橫畫。「五銖」二字小篆陽文工整，「五」字交叉處彎曲，上下兩橫較長，「銖」字的「朱」字頭方折，「金」字頭呈三角形，製作精美，色澤金黃，誠為罕見的稀世珍品。

西漢五銖錢從漢武帝元狩五年始鑄，至隋朝的隋五銖止，一直沿用了七百多年。

(2)東漢五銖

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建立了東漢王朝，都城洛陽，是年為延武元年。東漢王朝剛剛建立，經濟基礎薄弱，社會動蕩。半兩錢、西漢五銖錢、王莽的貨泉和大泉五十等，雜混在民間流通。直到延武十六年（公元40年）才重鑄五銖錢。自此以後，東漢各帝均鑄五銖錢。不過，從光武帝到明帝、章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五銖錢沒有顯著變化，古錢學家將東漢前期鑄行的五銖錢稱為「延帝五銖」。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東漢後期特別是東漢末年，通貨膨脹嚴重，人民生活貧困，統治階級為了挽救經濟危機，在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改鑄「四齣文」五銖錢。更有甚者，在獻帝時，董卓鑄無文小錢，致使原本混亂的幣制越發不可收拾。

《後漢書·光武帝紀》說：「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延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東漢初恢復的五銖錢亦稱「延武五銖」，是延武年間採納馬援之議而鑄行的。

建武以後各朝五銖錢比西漢各朝五銖錢輕薄，錢徑多在2.5厘米，重3.4-3.4克，厚約0.1厘米，一般為3克，外郭較窄。「五銖」二字寬肥圓柔，筆劃較粗且淺，面文「五」字中間交筆彎曲，上下兩橫不出來，「銖」字「金」字頭呈三角形，比西漢五銖金字旁大，「金」字四點較長；「朱」字頭圓折，中間直筆，兩端較細；製作精緻，文字書體規範。銅質為淺紅色，還有各種記號，如星、橫畫、豎畫等。「星」有一星與多星之別，或半圓點，或三角點等。依其位置而言，則有穿上星、穿下星、穿上下各一星，也有穿上橫、穿下星。多星者多橫排成列。一般來說，這些帶記號的東漢五銖要比不帶記號的輕薄，鑄造工藝也比較粗糙，字口淺平，銅質為黃色。其中有許多可能是東漢中後期鑄造的。

建武年間鑄造的五銖，有紀年銅模盒傳世，可以為證，從此時起，東漢五銖的「朱」旁，上橫圓折，已經成為明顯特徵。東漢五銖的斷代，除 「建武五銖」有傳世的銅模盒以斷定外，明帝以後，則難以區分具體年代。幸好通過洛陽燒溝漢墓出土五銖錢的分期，可以認定穿上或穿下有一「平」字的五銖（稱為「平當五銖」）也應該屬於這個時期所鑄。但它的時期較晚，下限可能已經進入三國。「東漢五銖」是五銖錢中遺留較多的一種。

「四齣五銖」又稱「四齣文錢」。所謂「四齣」，是指錢幕從方孔的四角向外引出一道陽文直線到達外部，這可能是為了防止銼磨錢背盜銅用的防範技術。東漢靈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鑄的「四齣五銖」比一般「東漢五銖」鑄造得要好，錢的重量也要重一些。它的直徑為2.5厘米，穿徑約8毫米，廓厚0.15厘米，重3.6-4克。漢靈帝性極貪婪，「帝本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後漢書·張讓傳》）。堂堂一國之君，普天下都是他的，還嫌不夠，還要賣官攬錢以充金庫。在這樣的昏君統治下，老百姓哪還有好日子。

橫遭漢靈帝宰割的廣大窮苦百姓怨聲載道。「四齣五銖」鑄行後，人們咒罵說「京師將破，天子下堂，四散而去」。

董卓小錢 東漢末年，董卓專權。董卓本一涼州豪強，漢靈帝時曾任并州牧。黃巾起義，他借何進徵召之機，帶兵入洛陽。他先廢少帝，立獻帝，專斷朝政；後焚燒洛陽，挾天子，自封為太師。董卓生性貪婪，為了搜刮民財，於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毀「金人」，秦始皇所鑄十二金人（銅人）中的九個，鑄成小錢。這種錢直徑只有1.2-1.5厘米，重0.5-1克左右，而且既無內廓又無外廓，「五銖」二字模糊不清，很難辨認，世人諷刺為「無文錢」，董卓這種無文小錢，錢體輕小，製造粗劣。以一個「金人」重量十二萬斤計算，董卓少說也可得錢七八萬億枚。這是東漢朝廷的最後一次鑄錢，流通地區狹小，只限長安、洛陽一帶。他以此在離長安一百多里的現陝西戶縣，建造了一個稱作郿塢的城堡，城內金銀財寶不計其數，單是糧食就足足能吃三十年。

董卓的這種小錢的流通必然會加劇通貨膨脹，很快就出現了「谷石數萬（枚）」的情形。用一擔錢去換一石谷，貧苦百姓哪能吃得起。當時民怨沸騰，饑民蜂起，漢五銖制度被董卓徹底破壞了，東漢王朝也被他推向了死亡的邊緣。於是曹操趁機取漢，不久時代就進入了三國時代。

東漢磨邊五銖和剪鑿五銖 磨邊五銖，亦稱「磨邊錢」，即磨去外廓、邊緣之錢。磨邊五銖始見於洛陽燒溝漢墓出土的第一型晚期。東漢中晚期常見，東漢末年更多。磨邊的方法，據說「多數是用一根木質或金屬的方棍穿進錢的穿孔，每次約百枚或更多一點，然後兩端固定，在磨上打磨錢幣的輪廓。通過加工，磨邊錢要比一般的五銖錢的錢徑小0.15-0.2公分。錢重減輕1克左右，就是說五銖錢經過這次加工，本身的重量減輕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一般情況下不會影響到錢的面文，並且錢幣的邊緣都比較光滑。磨邊的目的在於取銅，用來作為鑄造新錢的原料。為此五銖錢大幅度地減重貶值。剪鑿五銖，或稱剪鑿錢，是剪邊錢或綖環錢的總稱。其法是將一枚錢鑿成內外兩枚。剪鑿錢西漢時期已出現，到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公元147－184年）更加增多，以至達到泛濫的地步。

剪邊五銖錢就是被剪鑿了外圍或沖鑿了外廓的錢。錢文「五銖」二字僅剩一半，故又稱「對文五銖」。對文五銖的錢徑大小不一，經過測定，錢徑一般不足2厘米，重多在1.5克左右，對文五銖的邊緣都有被沖截的痕迹。剪邊五銖錢據認為還有另一種加工方法，即用剪刀一枚一枚地剪去錢的輪廓。一般情況下，剪邊錢要比磨邊錢所去的輪廓更多一些，大多要把錢幣的面文減去一些，形成錢幣文字不完整的現象。從錢幣的邊緣看，剪邊錢又不像磨邊錢那樣光滑工整，錢的直徑大小也有較大的差異。錢直徑多數為2.05-2.2厘米之間，錢的重量多數減重五分之二或更多一點。區別磨邊錢與剪邊錢的主要依據是邊緣加工的痕迹與錢的直徑。

綖環五銖錢就是被剪去或沖鑿去內圈的錢，錢僅剩邊緣，呈環狀，錢文「五銖」二字有的只剩一半。

無論磨邊五銖、剪邊五銖還是綖環五銖，都不是法定貨幣。它們的出現主要是由於經濟的混亂，幣值不穩，物價昂貴，惟利是圖者剪鑿五銖錢，一個錢當兩個錢用，謀取私利。這是當時政治局勢動蕩、經濟蕭條與貨幣流通狀況惡化的必然結果。

東漢晚期的剪鑿五銖曾大量發現。其中剪輪五銖比較多，綖環五銖較少。1953年，洛陽燒溝漢墓出土各型磨廓（剪輪）五銖1858枚，綖環五銖8枚。1969年，甘肅武威雷台東漢墓出土銅錢21017枚，其中剪輪五銖594枚，綖環五銖1枚。1973年，江蘇丹徒出土東晉窖藏銅錢140餘公斤，其中剪輪五銖約有90公斤左右，綖環五銖僅20餘枚。1975年，陝西扶風段家小寨漢墓出土西漢綖環五銖，錢文余有「銖」、「五」各一半，有的僅余字的三分之一，重1克；出土東漢磨廓五銖72枚，東漢剪輪五銖967枚。

東漢五銖從文字上看，「五」字交筆處略圓曲，「銖」字的金字頭呈三角形，「朱」字頭呈圓折形，比西漢五銖錢略顯圓折。以上介紹的就是一些比較有特點的東漢五銖錢。

3、王莽錢幣

西漢中期以後，社會進入大統治局面，貨幣在經濟生活中的使用十分廣泛。五銖錢幣值高，宣帝時，「谷石至五錢」，是中國歷史文獻記載的最低糧價。西漢時期，五銖錢鑄造的數量也很多，史料記載：「自漢武帝元狩五年三官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中國古代的貨幣經濟進入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

西漢元帝時（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有個外戚叫王莽，他憑藉其姑母在宮中的恩寵，官職連連升遷，西漢末年，他竟掌握了漢朝大權，進而自立為皇帝，國號「新」。王莽當政時，也多次改革幣制。他改革幣制，除了出於「托古改制」的目的外，還有削弱劉漢勢力、搜刮民間財富之意。他托古改制，恢復了已廢止200多年的布幣、刀幣的制度，變換形制，於居攝二年（公元7年）改漢幣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鑄大錢，下令鑄造錯刀、契刀和大泉五十。王莽所鑄刀、布幣完全不同於戰國時期刀、布幣的形制。他在刀幣上加了一個方孔圓錢，並且明明白白地鑄上刀幣的名稱和價值。如「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等，其身形如刀，材質為銅。一刀平五千的圓錢上以黃金鑲嵌「一刀」兩字，刀身鑄有「平五千」三個字，所以又稱金錯刀。一刀平五千與原來的五銖錢並用，一刀平五千當五千枚五銖用。契刀五百當五百枚五銖用，大泉五十當五十枚五銖用。這幾枚錢的錢文均屬篆文。金錯刀、契刀通長二寸二分（漢尺），實際測量長約7.2-7.5厘米，金錯刀重20-46克，契刀重16.4克。後來民間私鑄減重，數量頗多，今所見大小不一，而且面文有二決文、四決文重輪、傳形等，此外還有鐵錢。

王莽建國二年（公元10年）行「寶貨制」。「寶貨制」內容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是金、銀、銅、龜、貝五種幣材。六名為金貨、銀貨、龜貨、貝貨、泉化、布化六大錢幣類型。

二十八品是指不同質地、不同形態、不同單位的二十八品錢幣。分別為金貨一品，即黃金重一斤，直錢一萬。銀貨一品，即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普通銀每流直錢一千。龜貨四品，即元龜長尺二寸，直錢二千一百六十；公龜九寸，直錢五百；侯龜七寸以上、直錢三百；子龜五寸以上，直錢百。貝貨五品，即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錢十；貝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泉貨六品，即小泉直一，直徑六分，重一銖；幺泉一十，直徑七分，重三株；幼泉二十，直徑八分，重五銖；中泉三十，直徑九分，重七銖；壯泉四十，直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布貨十品，以大小順序則有小布一百，幺布二百，幼布三百，序布四百，差布五百，中布六百，壯布七百，第布八百，次布九百，大布黃千，即小、幺、幼、序、差、中、壯、第、次、大。這二十八品均為法定貨幣。在當時的流通領域中，大概只有其中的六泉十布所佔比重較大。尤其以「六泉」製作精美、錢文秀麗。「十布」均模仿戰國平首布錢形態，不同處是十布的頭部鑄有一圓孔，錢面中部自首部至襠部鑄有一條直線，直線兩側為錢文，陰文，篆書；幣的首部圓孔及幣的邊緣均有郭。

王莽此次實施的「寶貨制」，換算複雜，幣制混亂，結果民心大亂，商品流通不暢，民間卻私自還用五銖錢來交易。王莽得知後大怒，於是明令城內老百姓接受，每個人出入城必須出示「大布黃千」錢來作為通行證。王莽治國無方，斂財有術，他篡漢15年，就曾四次改革幣制。王莽頻繁地更改幣制，每次都是以小換大，以輕換重，錢越改越小，價越作越大，無形之中把老百姓手中的財富搜刮光了。王莽的橫徵暴斂，加劇了新朝的滅亡，在農民起義的烈火中，王莽和他的金銀財寶都被一起焚毀。

王莽鑄幣的文字，有幾種採用懸針篆。過去泉學家只著重談論過布泉一種，其實，王莽的十布、貨布和貨泉的文字都有懸針篆。除布泉外，懸針篆比較突出的是貨布和大布黃千兩種。這兩種錢的懸針篆很具典型性。

懸針篆是小篆的一種，也叫垂針篆，是篆書的異體，懸針是指「豎畫收筆出鋒」，鋒就像鋼針倒懸一樣。南朝宋王愔的《文字志》說：「懸針，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細末，細末纖直如懸針。」宋朱長文《墨池篇》說：「懸針之書，亦出曹喜。」宋僧夢英《十八體書》說：「懸針、垂露曹喜所作。懸針篆，抽其勢，有若針之懸鋒芒。」看來，前人對懸針篆早有議論，而且上述二人肯定懸針篆是曹喜所創。

曹喜，東漢人。章帝（劉炟）建初年間為秘書郎，大概是掌管圖書經籍的小官。他工篆、隸，有些名氣。有人說他看見李斯小篆的筆勢，「悲嘆不已」。人們認為曹喜的篆書「小異於李斯，而也稱善」，對他的評價不低。然而，要說懸針篆是他所創，則未必是事實。章帝晚於王莽六七十年，曹喜在章帝那裡當小官時，王莽已經鑄了好幾種懸針篆的錢幣了。可見懸針篆不是曹喜所創。

王莽留下來的書跡，除錢幣外，尚有新嘉量銘文和磚文。莽量銘文的小篆，也堪稱精美，結體呈縱勢、長方，上密下疏，瘦勁厲悍。後人治印，多所藉助，甚至有大書畫家，篆刻家如齊白石、鄧散木等的篆書、篆刻，都從它得益很多。

王莽貨幣的面文，也如布泉一樣，是懸針篆。清代泉學家翁樹培在《古泉匯考》中說：「貨布二字細瘦如針，莽錢中之最精者。」

關於大布黃千錢文的書體，無疑也是精美的懸針篆。大布黃千有兩種，一為四字懸針均不太明顯；二是四字懸針均顯著。另外還有異范一種，「黃」字和「千」字末筆懸針的尖銳程度則非常強烈而醒目。

王莽雖然被人民永遠地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王莽錢的藝術價值卻遠遠超過了它的使用價值，它的文字、冶煉和設計都堪稱中國古錢一絕，匠心獨具，有著極高的收藏和欣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