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刑訊逼供背後「領導干預」知多少

法案君按

最高人民法院8月19日發布兩個實施辦法，對人民法院切實貫徹執行《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和《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提出明確要求。

眾所周知，領導幹部對司法的行政化干預已成嚴重問題，在刑事案件中尤甚。法案聚焦（微信號：faanjujiao）今天推送的這篇文章，很好地揭露了刑訊逼供背後的各種複雜、令人無奈的因素。誠如作者所言，無力根治刑訊逼供，這就是我們的現實，是我們真正的危機。

文/王九川 來源：法案聚焦

（原創聲明：本文系法案聚焦原創文章或獨家受權刊發，如轉載請註明來源和二維碼）

刑訊逼供的嚴重性與危害性，已成朝野共識，怎麼來解決，眾口不一。五家機關聯合發布兩個關於刑事訴訟證據的規定，其中有關刑訊逼供的條款更受關注。

我常聽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這樣訴說：連續多天在夜裡被長時間訊問，最後被逼無奈簽字認罪，在法庭上我對口供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請求合議庭調查，控方的回應有一個共同的理由：法律並沒有禁止在夜裡訊問，我的回答是：法律也沒有規定可以在夜裡訊問，嫌疑人有正常休息的合法權利，在遭受痛苦、神志不清時作出的供述當然不合法。看來常識還是要被寫進法律才行。

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這個常識終於上升為五家機關共同一致認可的法律規定，這是一個必須給予明確的法律原則，儘管法律禁止刑訊逼供，明確規定刑訊逼供者須承擔法律責任，但對非法口供的審查程序和處置後果，此前五家機關並未取得共識（兩高有簡單的司法解釋）。當然，沒有任何執法者都會公然以此為理由肯定非法口供的合法性，但不少人在內心認同刑訊逼供的價值，奉口供為證據之王，視刑訊逼供為難以避免的正常的執法現象，或積極而為，或暗中縱容，或袖手旁觀。過去三令五申不見效，現在換個角度，從非法證據排除的角度來解決，以審判來遏制刑訊逼供，這是一條新出路。但我也預感到新規定實施的艱難，有人把這看作解決刑訊逼供的高招，我是沒有那麼樂觀。

我們先看怎樣審查口供的合法性。很明顯，關於排除非法證據的15條新規定，主要指向刑訊逼供，其中明確控方承擔對審判前供述合法性的舉證責任，也要求訊問人員在必要時出庭作證，我相信這會給辦案機關帶來壓力。但新規定也給各方留下不小的迴旋空間，例如：在幾乎窮盡其他查證手段後，才能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當法庭認為口供的合法性沒有問題，可以當庭就審判前供述進行質證，公訴人就沒有繼續證明口供合法的義務；如公訴人提出需補充偵查並建議延期審理，法庭「應當」同意，而對辯護人申請訊問人員出庭等要求，就沒有「應當」了。另外，15條規定對於非法證據的認定標準只是點到為止，而在關於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的41條規定里，卻列出較為詳盡的非法證據排除標準，對於大量的非死刑案件來說，法官對證據審查的自由裁量空間沒有多少變化。

我曾為一個受賄的官員辯護，涉嫌數額二十幾萬元，在近600天里被換押5個看守所，被提訊三十幾次，他告訴我遭受的折磨，除了輕度暴力外，更多的是長時間的連夜訊問，後來還遭受同監室「拐棍」的暴力。我整理有記錄的十幾次口供，結合提訊記錄，把歷次訊問時間、地點和內容列出一個長表，情況一目了然：訊問經常在夜裡長時間進行，最長一次達14小時55分，4次有罪供述（2次講事實，2次為「發誓」「不翻供」）全部是在夜裡、在外地偏遠的看守所進行，筆錄中帶有威脅、引誘性質的問話非常明顯。合議庭法官在下面嘆氣，但在判決中對這些沒作直接評價，只是根據檢察機關的調查材料，直接給出一個否認刑訊逼供的結論，判決他有罪。

坦率講，我對這樣的法官沒有什麼意見。我也不能因為他沒有直面這些問題就否定他的職業道德。法官也是人，也需要權衡事態利弊，至少要能保護自己，有人批評法官放棄原則，但前提是他須有執行原則的權力。如果我是審理法官，我不能不考慮如何向上級交待，如何求得警察、檢察官的理解，我會盡量減少給各方的壓力，「互相配合」永遠比「互相制約」重要。對某些重要案件，我不能不考量法律外因素，包括各種提示和要求，當其他利益和被告人權益衝突時，我不會簡單地「依法辦事」，要力求找到一個折中方案，否則當事人會鬧，有關方面也會「提醒」我和我的上級。

我的一位校友，因為沒有做到「互相配合」，為他的「互相制約」付出代價，雖然沒有身陷囹圄，法官之路就此了結，而受命查辦他的竟是自己的同窗（含淚去辦的）。法官違法犯罪，當然要處理，但處理的動機是什麼？如果是出於個人恩怨、部門利益，其他的法官會怎麼想？兩個新規定實施後，司法機關之間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改變，我舉的這些例子會不會再現呢？

如果我做法官，我不會輕易認定口供的合法性有問題，我會在法庭上走調查程序，並要盡量避免庭外調查，如此會有進退的餘地，這些做法完全符合新規定。我很清楚：我和我所在的機構，並沒有獨立裁判的權力，我們並沒有得到法律充分的保障。況且面對堆積如山的案件，我哪有精力去一一審查，這些非法口供材料本來就不該送到我的桌上；我也完全對得起國家給我的待遇了。

同審判機關一樣，偵查、檢察、司法諸家也有難處，一起刑事案件從頭到尾，哪個參與者沒有自己的苦悶？有幾個在內心不嚮往公正執法，包括刑訊逼供者？那些法科畢業生可曾記得丟掉書本、學習訊問手段的痛苦過程？在「司法獨立」不斷被我們掛在嘴邊、被我們在腦海里年復一年憧憬的年代，依靠司法機關自身的力量不會真正解決刑訊逼供問題。須知，這兩個新規定也是在高層的強力支持下出台的，而且各家的博弈還在繼續。

再做一個假設，如果法官放下個人顧慮、下定決心嚴格依照新規定審查口供的合法性，他會得到什麼樣的調查結果？我還無法想像：有幾個訊問人員能出庭作證？當有刑訊逼供行為的訊問人員出庭，他會不會當庭承認？是不是每個被告人都敢與他對質？面對調查人員，看守所里的管教等證人能否說出真相？有關方面又會對調查提出怎樣的要求？

在法官那裡，不經過開庭審理，他無權剝奪被告人的自由，而在偵查機關那裡就簡單了，最嚴重的情況，只有一封舉報信這樣的「證據」，只要有人敢簽字，就能把一個普通公民作為嫌疑人送進看守所刑事拘留，住上37天（合法時間）。接下來，就要著重研究如何從這個嫌疑人嘴裡獲取線索，為破案打開局面，如果其他證據材料不足，更要加大審訊力度，直到獲取有罪口供（這時嫌疑人最需要律師出現，形成制衡力量）因為看守所歸由公安機關管理，配合審訊已成為看守所工作的重心之一，有關管理的各項制度都會考慮這個重心，甚至看守所的建築布局也受到影響，比如預審大樓就建在看守所的院門口，這樣的審訊就會比較從容。

這是我們熟悉的現實，公安機關被同時賦予偵查、看守的權力，檢察機關集偵查、批捕、公訴、監督幾種職能於一身。當自由和安全被徹底控制在審訊者手裡，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經過痛苦的煎熬，最後都有一個明智的選擇：配合。一旦偵查結束（或審查起訴結束），嫌疑人便想到法庭上去「討公道」，站到法庭上又是心有餘悸。所以，看守所里不斷傳出各種新奇古怪的死法，不足為奇，家屬和律師有時找不到嫌疑人不足為奇，在偵查結束後普遍翻供也不足為奇，法庭上對曾接受的「待遇」吞吞吐吐同樣不足為奇。

為減少刑訊逼供，近年偵查機關較大的自我改進，就是對訊問過程錄音錄象。檢察機關對自偵案件的錄音錄象程序有明確、詳細的規定，但我遇到的案件里這種證據很少，也遠不能達到規定的要求，公安偵查機關普遍使用錄音錄象，也未見到完整的。有一起影響很大的殺人案，訊問人員對嫌疑人還算客氣，後來頂不住上面的壓力，把他帶到分局的特訊室，這次訊問的錄象非常完整，從第一句問話開始到簽字、按手印的過程都有，似乎看不出問題，但在會見時他告訴我，錄象前他被令雙手向下摟抱座椅，這樣拷了半小時。這種無損傷後果的手段是查不出來的，在偵查機關自己的特訊房間里，沒有錄音錄象和任何旁證，即便出庭作證，誰會承認？法官、檢察官也沒辦法。至今我還沒有見到哪個案件的全部訊問有完整、不間斷的錄音錄象，基本都是認罪的情景，不少人對著鏡頭念自己的口供，給我的印象：錄音錄象手段是用來證明嫌疑人有罪的，而不是證明自己沒有刑訊逼供。

有人說，規定辯護律師在場權、犯罪嫌疑人沉默權可以有效避免刑訊逼供，這會有些作用，但要先保障律師的權力，律師至少可以當面「眨眼睛」，在律師走後呢，嫌疑人還是呆在由辦案機關掌控的看守所里。偵查機關的第一職責是查明犯罪事實，偵訊人員與嫌疑人的對立情緒再正常不過，加上完成任務的壓力或個人動力，難免會有不友好的舉動。只有讓無利害關係、不參與訴訟程序的機構來負責對嫌疑人的管理，才能有效避免刑訊逼供，保障他們的安全、健康，司法行政機關適合承擔這個職能。

有人預測，這樣的職能調整將減少百份之九十九的刑訊逼供，未免過於樂觀。如果是形勢需要，有強力下壓，偵訊人員也只能勉為其難。比如有「命案必破」的要求，辦案人員一定很頭痛。命案真的能百分百破獲？不可能，所有的國家都做不到，因為關鍵證據滅失、嫌疑人失蹤或死亡等多種原因，有些命案永遠都不會破獲。這種誓言固然可以顯示打擊犯罪、維護權益的決心，但作為命令傳下去，並且還帶有「限期破案」、「不破案、就換人」的警示，那案件一定會得到偵破，今後難免還會出現新的杜培武、佘詳林，而真正的兇手卻在暗中為自己慶賀，成為刑訊逼供的受益者。

關於刑訊逼供的診斷和治療手段，還有很多高招，我就不再一一評價，這裡歸納一下解決刑訊逼供的幾條途徑（多半是常識），按照從難到易的程度，開列如下：

就制度、體制層面來說：其一，還司法以權力，讓司法獨立從名義成為現實，（包括建立司法審查機制，就刑事訴訟而言，那些逮捕、羈押、搜查、扣押等措施，都要聽由獨立的法官決斷），此為解決刑訊逼供泛濫的根本之道。這是慢工夫。其二，給律師以「應有的」法律地位，賦予律師「應有的權利」，包括刑事辯護豁免權，避免只改司法體制、不改律師制度的一面改革。其三，重新配置司法職權，讓公、檢、法、司各司其職，包括看守所劃歸司法行政機關、檢察院刑偵職能劃歸公安部門等等，最高決策層已把這些內容寫入司法體制改革報告，這是一大進展。

此外，就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來看，應儘早考慮賦予嫌疑人沉默權，規定律師在場權，建立有效的證人保護制度，並在現有兩個證據新規定基礎上儘快推出刑事證據規則。當然，將這些內容納入一部獨立的《刑事證據法》中，會有更好的效果。

還有一些暫時不會傷筋動骨的辦法，如規定必須移送全部訊問筆錄，必須提供全部訊問的完整的錄音錄象，還有一些外圍措施：如加大對偵查技術、設備的投入，重新制定對偵訊人員的考核、培訓標準，改革對警察、檢察官和法官的績效考核制度……

我們從來不缺辦法，缺的是動力和壓力，更缺乏清醒的認識。在不少人的觀念里，採用刑訊逼供這樣的非法手段，可以控制治安形勢和反腐敗的局面，促進經濟健康發展，惠及全社會。我聽到有法律同行講：不採取有力措施、不認定那些有問題的口供和相關證據，總說證據不足，怎麼能有效打擊那個黑社會，迅速剷除社會毒瘤？我不明白他怎麼認定某人就是黑社會，他聽到刑訊逼供的質疑，怎麼不去呼籲調查，還一口咬定他是黑社會？如果他做領導，估計事前聽彙報就給定性了，而且絕不會改變結論，因為他認準這是個壞人，對壞人不必客氣，事情可能查錯，但不會冤枉這個壞蛋，為人民的利益，使用鐵的手腕，不會輸理。

為了「人民利益」，可以犧牲個人權益嗎？對權益可否進行功利的計算？刑訊逼供的確有管用的一面，有些案件破不了，「修理」一下嫌疑人，真能挖出有價值的偵破線索，但在另外一些案件里，被修理的人可能就是趙作海。在缺乏有效法律保障的情況下，任何公民都可能是被犧牲的那個個人，這也是人民利益！

我們過去習慣於從國家利益、社會公益來設計司法的框架結構，忽視對公民權益的保障，在運行中又經常做短期行為，一面承認法律是社會恆定的基石，制定各種改革措施，一面又把法律當成可以打磨的石器，適時使用，時常發出與法律原則有衝突的臨時指令。有領導這樣想，有群眾這樣歡迎，這是一種可怕的短視。當危機頻繁出現，才會受到大的觸動，將那些久推不動的改革方案再推上一把。

解決刑訊逼供問題，必須做大手術，這是無法迴避的措施，停留在技術操作層面的改進，仍屬於保守療法，只能緩解痛苦，病情難免繼續惡化，不知哪一天發生突變。就現在而言，民眾法治觀念的培育固然重要，但決策者觀念的轉變更要緊，對民眾訴求的準確把握、對長遠大局的判斷，至關重要，高層能通過那樣的司法體制改革報告，還是讓我們看到轉變的希望。

我們更需要果斷行動，不希望總是這樣：進兩步、退一步甚至更多。我們有實力建造世上最大的工程、做全球最大的債主，卻無力根治刑訊逼供，這就是我們的現實，是我們真正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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