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殺害子路的兇手

07-20

孔子是殺害子路的兇手

——從孔子人生軌跡審視儒學（之十五）

孔子以熟習周禮見長，是春秋時期首屈一指的禮學家，《論語》一書中，他和學生談論最多的內容就是禮。在孔子眼中，遵循周禮是行為的最高準則，所以在回答高足弟子顏淵時，更提出明細的規範，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論語·顏淵》）。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項基本原則，正如同四條繩索，不僅將人的手腳完全捆死，而且將眼睛、耳朵也蒙住捂住，人一旦自覺戴上禮學的精神枷索，不僅會變成奴隸，而且，一些人會變成萬劫不復的奴才。

只所以高舉周禮大旗，在孔子以為：「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同上）。即是說，只要遵循浩繁的周室禮儀和社會制度，人們都會變成正人君子，天下就太平無事。對諸侯國發生的弒君現象，孔子更深惡痛絕，故而作《春秋》予以撻伐，目的很明確：要使「亂臣賊子懼」。

奇怪的是，孔子卻忽略了基本的歷史事實：在七十七個諸侯國中，截至《春秋》成書前，「禮崩樂壞」已成為當時各國普遍的事實，唯一的例外是魯國，「周禮盡在魯」（見《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語）。然而各國弒君現象共發生三十六次，而在周禮僅存的魯國，卻就發生了四次，佔總數的九分之一，高出平均數七倍還多，另有魯昭公被推翻後客死他鄉。止孔子去世，魯國國君經歷了二十四任（除去只掛名而不曾到職的周公旦），被弒者，占魯國國君的六分之一。殘酷的歷史事實證明了，周禮不僅不能約束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手腳，倒相反，上尊下卑、上命下從造成最高統治者作福作威的權勢，營造出驕奢淫逸的生活條件，更容易刺激特權集團其他成員對最高權力的覬覦。

由以上事例，可以深刻認識到禮對統治者沒有任何約束力。不妨再舉一個典型事例，認識孔子禮學的虛偽性和危害性。

某年五月，魯國抽調大批民工挖掘長溝，子路當時擔任郈地的行政長官，長溝工程正好經過這裡。子路出身於「野人」（流浪者），深知餓肚子服役的困苦，就用自己的糧食薪俸搭起大灶，供給在五父之衢挖溝的民工果腹。孔子聽說後，派子貢將鍋里的飯菜倒掉，並砸毀鍋碗瓢盆。子路大怒，揎衣挽袖地去質問孔子：「先生痛恨我的義舉嗎？」孔子說：「由（子路名），你好刁野！你不知禮秩竟然到了這種程度……天子愛天下，諸候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你越禮侵犯國君的權益，這還不錯！」（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要說孔子此舉一點道理都沒有也太勉強，執事者各執其事嘛。要說他真有道理怕說不通。役使民眾而不管其死活，是魯君無道，是執政大臣季孫子無道；要譴責當譴責這兩個權貴，以孔子當時的身份，找他們質問也有資格。然而他不去，卻為維護禮秩的尊嚴，寧要砸了五父之衢民工的飯碗，禮的荒謬性不駁自明。

在孔子及後世儒學者眼中，顏淵是禮學拔尖的學生；然而從沒有人指出過，子路是孔子禮學束縛下最直接的犧牲品。在衛期間，孔子雖不被見用，子路卻當了蒲邑的邑宰，當衛國蒯聵與孔悝發過政變推翻衛出公時，他沒有像老師孔子在魯國政變時那樣，狡猾地不致一詞；也不像老師在衛國發生內戰時，拍屁股走人那般聰明，而從維護禮秩的角度出發，「正義凜然地」隻身進城，直入中樞，要求蒯聵將這場政變的主謀人孔悝殺掉。爭執變成了打鬥，打鬥中，子路帽纓被人砍斷。深受禮學毒害的子路，想到的不是自衛也不是逃走，而是迂腐地說道：「君子死而冠不免」。見《史記·仲丘弟子列傳》竟然莊嚴地坐下來整理帽纓，結果被亂兵剁成肉漿！

當孔子聽到衛國發生政變的消息時，感嘆道：「嗟乎，由死矣！」為什麼孔子能得出這樣準確的判斷？因為他知道，子路是性格耿直的誠實人，是自己禮序學說的忠實信徒，決不會愛身廢禮，必然會成為禮學的殉葬品！只是子路止死也不曾明白，老師是禮學的宣傳員而已，自己卻做了身體力行的犧牲。就像「狠斗私字一閃念」的提倡者那樣，大家都窮得沒有飯吃，沒有衣穿，他卻儲蓄了七千多萬人民幣，並用公款在全國各地興建了十九座行宮。

子路死得夠窩囊也夠迂腐了，然而再向下追究，子路之死，也是他中毒太深的緣故，殺子路者，孔子及其鼓吹的禮學，才是殺害子路的真正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