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初次收入分配結構變遷的探討

喬榛一、問題的提出改革開放後的32年，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增長的態勢，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8%。這一成績遠遠超過了國際上關於持續高增長國家的標準。①因此，這對於一個有著世界最多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此的成績確實讓人羨慕，也讓人費解。而伴隨著這種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實力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0年，中國的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不過，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還存在著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其中初次收入分配結構中的勞動者報酬偏低變得較為突出，1995年之後，勞動者報酬佔GDP份額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從1995年的45.69%下降到2007年的39.16%（張車偉、張士斌，2010）。這種隨經濟持續高增長而出現的勞動份額下降的趨勢，與國際範圍內勞動份額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的「U」形關係相比較，中國正處在這一曲線的下行區間。為什麼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並沒有帶來初次分配結構的轉型？或者說，為什麼中國的勞動份額並沒有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扭轉其下降的趨勢？這一問題表明，不僅中國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有著不同的變化趨勢，而更加困擾我們的是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並沒有帶來勞動者報酬應有的提高，這與經濟發展的民生轉向不甚和諧。對於中國初次收入分配結構的如此現狀，國內學者已有一些研究。首先，一些學者為了精確計量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對如何核算勞動份額進行了研究。目前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勞動報酬數據是將僱員勞動報酬與自雇者的所有經營收作為勞動報酬的核算依據。對此，有學者認為，由於自雇者經營收入中包括資本和土地收入，所以這種估計有擴大勞動份額的嫌疑。例如張車偉( 2010)就對國家統計局的勞動份額統計進行了調整，他剔除了農民和城鎮個體戶經營性收入中的資本性收入，得到自雇者的勞動報酬，進而得到調整後的全國勞動份額。其次，更多的學者把精力集中於對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原因進行分析。白重恩、錢震傑認為，自1978年以來，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及工業部門的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一直是左，國總體勞動收入份額的主要力量。李稻葵等提出，中國經濟初次分配中勞動份額明顯偏低，不斷下降。導致中國勞動份額下降的原因包括．比重的變化和資本回報率上升，以及國有企業的不斷推進，資本所得者對企業盈利分配的談：力上升較快，勞動者在企業盈利後談判能力下降。張車偉等認為，中國勞動份額的低水平穩定與中國經濟的幾個本質特徵密切相關，包括中國經濟的轉軌特徵、中國二元經濟的階段性特徵、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特徵，此外，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類型和資本全球化也影響了勞動份額的提高。最後，針對中國勞動份額較低而尋求改變的對策也是學者們關注的問題。林毅夫(2007)認為，應通過改變產業結構、多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來提高勞動者收入份額。李揚(2007)呼籲，通過財政政策致力於提高國內消費率和公平收入分配，尤為重要的是完善有關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白重恩等(2009)提倡在產業結構方面做文章，通過提高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從而提高國民收入中的勞動份額，此外，減少壟斷程度和適當的勞動保護也對提高勞動份額具有積極的意義。面對我國初次分配中的勞動份額較低的現實，以及圍繞勞動份額所做的各種角度的研究，我們深深地感到這個問題具有的理論和實踐的巨大挑戰。「十二五」規劃在談到調整收入分配關係時改變了「十一五」規劃著重強調緩解行業、地區和社會成員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的說法，而強調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儘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②本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嘗試對我國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這一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加以分析。二、初次收入分配結構變遷的一般機理初次收入分配是指對一定時間內生產的國民財富在各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所進行的分配，而這種分配最終會形成一定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就初次收入分配結構的實際來說，這是一個可以進行歷史追溯的經濟現象。而就初次收入分配的理論來說，這是一個自經濟學誕生後才受到關注的問題。在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中，初次收入分配的理論有著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方面作為初次收入分配結果的利潤、工資和地租源於資本、勞動和土地在生產中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資本和勞動所得與各自在生產中的地位有著直接的關聯。在亞當·斯密之後，對初次分配結構的分析又形成兩個基本線索。一個是馬克思最早分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分配。勞動力成為商品並且為資本家購買，由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商品的使用會創造新價值，不過，這種新價值並不為勞動者所佔有。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殊性決定了新價值的分配權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因此，最終的分配結果是工人得到作為勞動力價格的轉化形式——工資，資本家佔有了剩餘價值。在這一分配結構中，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剩餘價值究竟該是怎樣的比例，這主要決定於工人與資本家或者是全體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馬克思的這個分析線索進一步地形成一種傳統，在制度經濟學那裡，包括新老制度經濟學也強調勞動者工資和資本家利潤背後具有的制度因素，勞動者工資的高低不僅決定於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而且也取決於勞動者相對的談判能力。另一個是新古典經濟學在繼承古典經濟學要素分配理論的基礎上應用邊際分析解釋初次收入分配的結果。在微觀企業進行的初次分配中，資本和勞動力按照其邊際生產力的邊際凈產出進行分配，即資本家得到資本的貢獻，而勞動者得到勞動的貢獻。在這種分配結構下，資本與勞動被賦予平等的地位，它們各自的所得主要取決於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狀況並用一種均衡價格來衡量。這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初次分配的一個基本線索，左右著人們分析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變遷的思路。對這兩條分析初次分配結構的線索進一步地梳理，我們會發現初次分配結構變遷的不同機理。按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初次分配結構的分析線索，決定資本家利潤和工人工資份額的主要因素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鬥爭以及因此發生的工人地位的變化。當資本家擁有分配的絕對主導權時，資本家會把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的程度，以致可能達到僅夠維持身體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這對於工人來說一定是災難性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假如勞動力的價格降到這個最低限度，那就是降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因為這樣一來，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和發揮。」③因此，工人一定會為自己的命運進行反抗和鬥爭，而且這種鬥爭貫穿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全過程。雖然說初次分配中的資本和勞動份額決定於資本家和工人的力量對比，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我們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家在資本家和工人的鬥爭中發揮作用，這成為決定初次收入分配份額的又一個重要因素。馬克思對此有過一個經典的分析：「資本在它的萌芽時期，由於剛剛出世，不能單純依靠經濟關係的力量，還要依靠國家政權的幫助才能確保自己榨取足夠的剩餘勞動的權利。」④只是過了幾個世紀以後，工人才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開始屈從於資本的絕對權力之下。不過，這並沒有消解工人為獲得更高工資而與資本家的對抗，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更加成熟時，國家對經濟的管制又涉及到工人的工資，而這時國家關注工人工資與早期的關注有所不同，一系列最低工資的立法和對工人福利的關注，提高了工人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從而形成了今天發達國家勞動份額比較高的局面。如果按照古典經濟學開創的要素理論來擴展對初次分配結構的分析，那會呈現出一個比較複雜的初次分配結構變遷的機理。首先，建立在要素貢獻基礎上的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與技術進步的類型有關。從微觀企業來看，如果出現技術對勞動的替代，那麼勞動份額占產出的比重會下降，而從整個國民經濟來看，勞動份額的變化可能要取決於技術進步推進的步伐。在技術進步最初的階段，由於採用先進的技術會引起對勞動力的替代，這一方面會產生排斥勞動力的現象，另一方面會帶來沒有發生技術進步的部門的就業競爭，從而引起工資下降。因此，就國民經濟整體來說，這個階段的整體勞動報酬會降低，從而導致勞動份額的下降。而隨著技術進步的推廣和普及，更高的勞動生產力為提高工人的工資提供了條件，而且技術進步可以實現的就業補償又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因此，這會帶來全社會的勞動報酬的提高以及勞動份額的增加。其次，建立在要素貢獻基礎上的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與產業結構有關。因為不同的產業或行業對要素的要求並不相同，或者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或行業的貢獻不同，如第二產業的勞動貢獻相對較低，而第三產業的勞動貢獻相對較高，因此，產業結構的不同會導致國民經濟整體對勞動的要求不同，從而表現出來的勞動份額也不同，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勞動份額會逐步提高。最後，建立在要素貢獻基礎上的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與國家對經濟的管製程度有關。這一關係實際上是要素貢獻理論的一種延伸，因為讓勞動力市場自由調節一定會遇到資本與勞動力的競爭問題，而資本與勞動力的競爭最終一定會出現有利於資本的局面，特別是在生產力水平比較高的情況下，這種局面更為明顯。因此，提高勞動份額不可避免地要依賴國家對勞動者工資的管制。當然，這種管制一定有一個界限，如果管制過多，不僅不會提高勞動份額，而且還會降低勞動份額，因為過多的管制會影響到勞動的效率，如歐盟中的發達國家，其勞動份額比美國低，相反，放鬆管制也會導致勞動份額的降低，如美國自上個世紀80年代起，勞動份額呈小幅下降的趨勢。以上從不同線索對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變化進行的分析，使我們看清了決定勞動份額在初次分配中的變化機理。然而，這些理論分析所涉及的對象還是比較單一，因為這兩條線索都沒有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初次收入分配這一對象。當我們把注意力轉向中國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時，所呈現出來的現象更為複雜，涉及到的影響因素更加多樣。三、我國初次收入分配結構變遷的特殊機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的初次收入分配完全由國家控制，作為初次分配基礎的企業，其新增產值的分配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工人的工資，另一部分構成國家的利潤，而企業的全民所有制性質，決定了它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並沒有相應的份額。因此，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初次收入分配簡單明了，而且其決定因素也非常明確，國家主導了國營企業的初次分配。因此，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我國初次收入分配並不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初次收入分配，而是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變遷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這種初次收入分配受兩種轉型的影響，其結構變遷的特點十分明顯。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開始了兩個重要的轉型，一個是體制轉型，即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另一個是發展轉型，即由過去的相對落後的經濟向更加發達的現代經濟轉變。這種體制和發展轉型，使得影響中國初次收入分配結構變遷的因素更加複雜，表現出來的特殊性更為明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這首先打破了初次收入分配的國家控制，過去主要由國家計劃左右的初次收入分配，隨著市場的逐漸被引入，要素的收入訴求不斷提高，特別是勞動者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有了較大的變化。農民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徹底改變了過去局限在生產隊的單一的、平均的獲得收入的局面，逐步表現出收入的多樣化。經濟體制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市的勞動者的地位。國有企業的工人隨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而不斷地提高勞動收入，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也為勞動者創造了更多的提高收入的機會。這些對於提高初次收入分配的勞動份額無疑是比較有利的因素，不過，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對於初次分配的意義還有另外的方面，因為工業領域的改革會凸顯資金的重要性，這可能引發勞動者地位的下降，從而導致勞動份額的下降。從統計數據來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首先經歷的是一個逐漸提高的過程，1978年全國勞動份額為49.64%，到了1984年全國勞動份額上升為53.68%，提高4個百分點。這個階段正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最大成效的時期，因此，這個時期的勞動份額上升，可能主要是由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引起的。而自1984年以後，全國的勞動份額開始下降，到1993年又下降到49.49%。這一變化可能是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引起的。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不僅要實現經濟體制的轉型，而且還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後者也可以稱為發展轉型。這種發展轉型帶給初次收入分配怎樣的影響？對此，我們從發展戰略的角度加以分析。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們實行的是一種經濟趕超戰略，或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在這一發展戰略下，工人工資被壓到很低的水平，為此又大大壓低農產品的價格，這使得農村勞動者的收入也難以提高，因此，勞動份額相應地也比較低。改革開放後的最初一段時間，由於我們調整趕超的方式，變重工業優先發展為按照比較優勢進行產業選擇和發展，這對於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與此相應，建立在我國勞動力資源優勢之上的比較優勢戰略，對於提高勞動者報酬也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因此，在改革開放的前一個階段，勞動份額總體上處於上升趨勢，並保持在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上。而隨著發展戰略的推進，勞動力的優勢儘管仍然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作用，但是，資本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越來越凸顯，這反映在初次分配方面就是資本的份額在不斷上升，而且在1994年之後，由於實行了分稅制的財政體制改革，國家在初次分配的份額也在不斷上升。這些變化可能導致在改革的後一個階段，勞動份額總體上呈下降趨勢。伴隨著發展轉型，無論是從國家的層面，還是從地方的層面，因為都面臨著如何縮小與發達國家或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因此，以擴大對外開放和增加投資為主的發展方略成為國家和地方的必然選擇。這對於初次收入分配結構的變遷來說，具有特殊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加入WTO以後，我國進出口的規模迅速擴大，而從進出口的結構來看，我國出口的主要是加工類產品，這類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又主要基於極低的勞動力成本，並且在較長的時間裡低勞動成本的狀況沒有改變，這在改革開放的最初一段時間會引起勞動份額的提高，但經過這一階段後，勞動份額的變化出現了停滯。而我國進口的又主要是成套設備和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生產資料，這會導致對勞動力的替代，結果也不利於勞動份額的提高。縮小與發達國家或發達地區的發展差距，主要是通過加大投資這一途徑來實現，因此形成了一種投資優先的增長模式。這種模式不僅增加了資本在初次分配中的談判能力，而且也使資本在生產中的貢獻更加突出。從國家的層面來看，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後長期處於高投資的狀態，資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2003年以後更是達到40%以上，而這個階段的勞動份額也最低。從地方的層面來看，在全國整體的高投資趨勢下，各地呈現出的是一個高投資的梯度轉移格局。開始是東南沿海地區率先發展，並形成了強大的投資吸引能力，由此也形成了一個投資的高潮，而這種投資以及因此實現的經濟高速增長造成與其他地區發展的差距。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的程度，東南沿海的發達地區的發展開始出現增長遞減效應時，中西部地區所積累的發展能力也達到了一定的程度，這時一種地區間的趕超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格局，由此引起的地區競賽式的高投資又形成了一輪新的投資高潮。這種不斷的替代式的高投資趨勢，不僅成就了我國投資的高增長，而且始終壓制著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提升和貢獻增加，因此造成我國初次收入分配結構遲遲實現不了轉型，勞動份額下降的趨勢遲遲得不到扭轉。因此，基於我國經濟體制轉換和發展轉型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不僅體現出一個較為特殊的變遷過程，而且該過程體現出來的複雜性也非常明顯。因為我國的初次分配結構變遷和轉型，除了這種特殊的體制和發展轉型帶來的變化之外，同樣也受到初次分配結構變遷的一般機理的作用。這無疑使轉變我國初次分配結構的任務變得更加艱巨，而且也對這種轉變的路徑選擇提出更高的要求。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