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巨人死於感冒

1911年10月10日，大清帝國湖北新軍工程營士兵程定國的一粒子彈，擊中了第八營排長陶啟勝的腰，同時，它打穿了帝國的心臟。是為辛亥革命。

然而1911年，作家祝勇在《辛亥年》中說道：四海昇平，天下無事。相對於之前的許多叛亂、起義與革命而言，武昌起義實在是一場烈度不高的戰役。按照楊天石先生《帝制的終結：簡明辛亥革命史》中的記述，到12月1日，武昌漢口即已經陷落。實際上，武昌起義是以敗於帝國而告終的。祝勇說：「彷彿一個巨人，竟然死於一次微小的感冒。」

他們，革命黨人，為什麼贏了？

100年來，關於這場意外勝利了的革命，有難以計數的文獻、資料、研究和書籍在討論，但其中多數的結論幾乎一致，即：這是一種必然。清政府的腐朽已經病入膏肓，而革命之花遍地開放，即便沒有程定國這致命一槍，也必然有其它起義，其它革命，將帝國送入地獄。

可這是一個方便的結論。至少，當時有太多人，並不以為這是一個必然，這其中包括了孫中山自己，包括袁世凱、楊度、端方、梁啟超……

帝國的終結是之後形勢的總結，而不是必然。

1911年乃至之前的朝野上下，有兩股勢力在賽跑。一股勢力是君主立憲，另一股勢力是武裝推翻。或者說一股勢力是改良，一股勢力是革命。改良可以意味保守，但並不意味落後，而革命可以意味先進，但並不意味進步。兩股勢力都各自有一群殫精竭慮、眼界開闊、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在呼號奔走。這兩股潮流並沒有誰一定壓倒誰，誰一定戰勝誰的信念。他們之間，甚至並非水火不容的敵人，甚至有的成為了朋友：終身的。

1905年，流亡中的孫中山抵達日本，與流亡中的君主立憲領袖之一楊度見面。如果當時有維基解密的話，那麼公眾就會瞠目結舌地看到：「一個革命領袖，一個立憲首領，見面後居然彷彿同志一般，熱烈地擁抱在一起。」關鍵的還在於，兩人抵足而眠，論戰了3天3夜，誰也沒有說服誰。

楊度何人？1906年清朝預備立憲時候出洋考察的端方等5大臣回國後所遞交的立憲考察報告的實際寫作者之一。另外一名實際寫作者是梁啟超。

另外一對不可能的朋友是袁世凱和汪精衛。必須指出的是，袁世凱並非從一開始就具有了謀國篡位的狼子野心。甚至應該說，袁世凱的確是一個具有龐大政治野心和陰謀力的政客，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卻是一個朝廷的股肱之臣，萬民仰望的中流砥柱。他不是和清政府沆瀣一氣的奸臣賊子，他是倡導君主立憲，並且願意在這樣的政體中貢獻「青春和熱血」的人。1911年11月，暗殺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擒的汪精衛出獄，被袁世凱接進家中，與其子袁克定結拜為兄弟。除了個別革命黨人頗有腹誹之外，從精英到百姓，幾乎無不歡呼雀躍。

美國漢學家周錫瑞先生在他1971年的著作《改良與革命》中說，在兩湖地區，改良派與革命派糾結在一起，彼此影響。「以種種方式交叉混合和彼此衝擊。」

因而，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從1898年戊戌變法之後，孫中山崛起於草莽之中，立誓「驅除韃虜」之時，改良派與革命派事實上在各自的道路上奮勇向前。這就像是一場賽跑。

改良派有著自己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戊戌變法與八國聯軍使清政府低下了高貴的頭顱，開始探索政治改革的道路，然而帝國的慣性與制度的顢頇一再拖延和阻礙著變革的速度與方向。但1905年的預備立憲，袁世凱、載濤、端方等大臣在朝廷內的推進，康有為梁啟超楊度的海外運作，使帝國改制的曙光雖然微弱然而頑強地若隱若現，畢竟使人無法相信帝國仍舊將一成不變地衰腐下去。李澤厚在一篇名為《告別辛亥革命》的採訪中說：「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可能會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實現社會的轉型。」

革命派也自有自己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從1900年孫中山第一次惠州起義開始，一直到1911年的四川保路運動，革命黨人的普遍性已經成形，規模雖小、效果不佳的武裝起義、暗殺、暴動從未間斷。但軍隊主力依舊掌握在朝廷手中，革命的道理僅僅在人數並不巨大的人群手中，民眾渾渾噩噩難以依靠，在改良與革命之間首鼠兩端。

各自有必勝的理由，各自又都被偶然性的骰子所定義。

然而到了辛亥年，偶然性的骰子已經悄然在向革命派滾動。此時，滿清的最後一代重臣李鴻章已經於1901年在辛丑的羞辱之中離世；1908年，長期掌握中國政權的慈禧太后，帶著怯懦的光緒一同歸天；1909年，洋務運動的幹將張之洞撒手人寰。改良派中堅人物全然凋敝，而王室之中，呼籲立憲的載濤羽翼未豐；朝臣之中，端方、良弼等人力量單薄。這些人的力量，顯然無法與清廷之中的守舊派所抗衡。於是他們所倚仗的，無非就剩下了一個手握重兵，卻左右逢源的袁世凱。

君主立憲在辛亥年前後事實上已經成為了朝野共識——除了革命黨之外。從1905年開始，慈禧自己已經推出了預備立憲的旗幟。自此之後的清政府行為，其實已經一步步在推進，所差別者，在於時間之長短與方式。廢除科舉，建立法律，這都是確實地在進行改制的籌備。至於1911年的皇族內閣，委實令世人失望，但試問有哪一個重大的政治改革，不需要一定時間的磋磨？

袁騰飛在講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曾經提到，日本長期以來，都是幕府在實際掌控政權，皇族並沒有實在權力，不過是從幕府手中領薪糧的象徵。日本從來都是「虛君」，因而經過短促戰爭，立憲一蹴而就。而中國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開始，無論朝野之間的政治權力如何分配，皇族一直都是實際掌握政權的力量，如何能夠說放就放？君主立憲雖然已成共識，但必然需要時間的磨合與調整。

然而革命黨人顯然已經等不得了。自從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這樣的口號，皇族已成眾矢之的。革命的目的已經悄然轉換，從一個政體之爭，變成了一個民族之爭。本來，君主立憲也是民主制，共和政體也是民主制，其中哪是什麼你死我活的鬥爭？

最後骰子停止滾動的偶然性，全繫於袁世凱一人而已。倘若袁世凱一心是一個君主立憲派，結果未必推翻帝制。事實上，武昌一城已經陷落，雖然各省宣布起義與獨立的旗幟紛紛，但是各省之中都是改良派與革命派共同主宰，甚或改良革命不分。湖南總督譚延闓本身是咨議局議長；江蘇都督程德全原為江蘇巡撫；四川的第一任都督蒲殿俊，更是不折不扣的立憲派。南北議和的形勢，無非是袁世凱一面嚇唬紫禁城裡的孤兒寡母，一面以南北戰爭的形態嚇唬孫中山，從而竊國成功。

1911年11月9日，梁啟超從日本緊急趕回中國在大連登岸。他的目標，是配合清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從石家莊打進北京，擁立載濤作為總理，帝國立即自行更張，改為君主立憲體制。計劃周詳合理，若能成功，袁世凱便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孫中山所領導的南方，要打進帝都，恐怕就人心盡失了。

可是，11月6日，吳祿貞已經被不明目的的手下刺殺。無憑可依的梁啟超倉皇逃回日本。這又是一個偶然性。至此，所有的偶然性都化成了必然性，中國走向和平改制的可能性全部喪失，惟有一條道路而已。

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賽跑之中，偶然性跑贏了，所以革命黨人跑贏了。歷史居然局促到如此地步，委實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