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反貪是鬥爭工具

07-20

福建布政使李賡芸自殺，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是頗為轟動的事件。

李賡芸自殺是因涉嫌受賄，接受訊問時被辱而起。受賄只是嫌疑，並非事實。事情的起因，是原先李賡芸任福建漳州府知府的時候，有監造戰船的職責，後來升任道台，但戰船還沒有修好，於是留下僕人監工修造；由於修船的錢不夠用，僕人便向漳州府下屬的龍溪縣知縣朱履中借了三百銀元；借錢的事當時李賡芸並不知情，後來知道了，就讓僕人如數還錢，但是僕人好像沒有把錢還給朱履中。之後，朱履中因貪污被查，他便向閩浙總督汪志伊、福建巡撫王紹蘭控告李賡芸索賄，說他的錢都送了上司。汪志伊與李賡芸有點過節，很想藉此整一整李賡芸，於是向中央報告李賡芸涉嫌受賄，應當免職查辦。中央同意，汪志伊、王紹蘭便指派福州知府塗以輈主持訊問。塗以輈知道汪志伊與李賡芸的關係，為了阿諛汪志伊，逼令李賡芸承認受賄一千六百銀元。李賡芸不肯承認，塗以輈盛氣凌人，嚴詞訓斥，辭色俱厲。李賡芸覺得大受其辱，憤激之下，留下訴冤遺書自盡。

李賡芸死後，僕人到北京告狀，朝野嘩然。於是中央派出專案組南下福州調查。專案組到達福州之後，被老百姓包圍，他們紛紛為李賡芸訴冤，請求予以昭雪。自李賡芸死後，老百姓就自發到他家去悼念，福州的讀書人還將唐代杜牧那首著名的《清明》詩改了幾個字，變成「白字詩」在福州大街小巷傳唱：「清明時節雨霏霏，路上行人哭布司。借問冤家何處是，路人共指汪志伊。」專案組副組長，是乾嘉時代的著名學者王引之，在他的主持下，很快水落石出，李賡芸受賄的罪名自然不能成立。最後，汪志伊、王紹蘭被革職，塗以輈被發配黑龍江。

李賡芸自殺一案反映了歷史上反貪的另一面。李賡芸是因涉嫌貪污而被訊問的，但他實際上是個清廉的官吏，此前在浙江當官的時候，被認為是「浙中良吏第一」，死後則家無餘財，喪葬費還得朋友主持湊集。但是，他卻成為反貪的對象，並且成了反貪的犧牲品。當此案越鬧越大時，那個誣陷李賡芸的縣令朱履中已經承認是自己「妄訐」，但是閩浙總督汪志伊卻不想就此罷休，史載，「志伊怒，必窮詰之」，而福州知府塗以輈則揣摩上司意旨，借嚴訊李賡芸以博汪的好感。因此，在這個案件中，反貪其實只是官場爭鬥的工具。更進一步，反貪會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廉潔者固然可以利用「反貪」來打擊作為政敵的貪官，貪官也可以借「反貪」之名來整肅作為政敵的清官。

清末的岑春煊，由於在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北京、慈禧倉皇西逃的危難之機「勤王」有功而深受慈禧寵信。有這樣「硬」的後台，「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糾彈，上下皆股慄失色」。在肅貪風暴之下，官員膽戰心驚，人人自危，因此送岑一個外號：「官屠」。「官屠」不僅「屠」那些小官小貪，也準備「屠」大官大貪。然而，「屠」小官小貪易，「屠」大官大貪難。當時官最大，也最貪的，莫如京中當政的慶親王奕劻。岑春煊不止一次在慈禧面前參劾奕劻「貪庸誤國」。但是奕劻沒有被參倒，岑春煊自己卻被人偽造了一張和康有為的合影，被奕劻「密呈太后，證為交通亂黨」，結果反貪不成，反被貪者擠出政壇。與岑春煊反貪相類的事史不絕書，而命運慘於岑春煊者也不鮮見，尤以明代為烈。明代劉瑾、嚴嵩、魏忠賢之類的大貪巨蠹「前腐後繼」，不絕如縷，而反貪者則前仆後繼，一批倒下，又一批起來，但大多死得很慘。

借「反貪」之名整肅政敵，典型者莫如南宋時秦檜整治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由於鄭剛中不怎麼聽秦檜的指揮，紹興十七年(1147)九月，秦檜指使御史汪勃、余堯弼等人彈劾鄭剛中，說他「妄用官錢」等等。幾個月後，秦檜又指使余堯弼繼續彈劾他「賄賂溢於私帑」等罪。鄭被免職，秦檜繼續窮追猛打，堅持要徹查鄭的「貪污」罪行，派出黨羽湯允恭、宋仲堪審理，嚴刑逼供，「掠治無全膚」，於是鄭剛中「欺隱官錢」的罪行被坐實：違旨出賣度牒，收錢五十五萬餘緡；自設錢監鑄錢，隨意支用；違法領用廚食等錢一萬三千餘緡入己；違法私自使用公錢十二萬餘緡……鄭剛中因此「罪大惡極」，「依法當死」。秦檜「寬宏大量」，特免其死，貶至封州安置。鄭剛中到了貶所，秦之黨羽趙成之「希檜意，每窘辱之」，鄭終被折磨致死。直至秦檜死後，鄭剛中案才得以昭雪。歷史上許多大貪巨惡，如秦檜之流，他們自己賣官鬻爵、大肆納賄，以致富可敵國，但反貪沒有反到他們頭上，相反「反貪」卻成了他們打擊異己、整肅政敵的工具。

清官值得後人尊敬，他們的死博得民間的同情，但在皇帝看來卻不值得嘉許。當時中央專案組給嘉慶打報告希望旌表李賡芸，嘉慶回答說，雖然李賡芸之死是因塗以輈勒供凌逼所致，但李賡芸作為省級高官，「緣事逮問，如果實有罪愆，自當靜俟國法；若此心皦然，橫遭冤抑，亦應據實控訴，朝廷必為昭雪」，而李賡芸卻和無知之人一樣選擇自殺，可見其「性情殊為褊急」，因此「不宜特予旌揚」。嘉慶的意思不過是說，有罪沒罪中央自有說法，有罪應該等著國法懲治，沒罪可以辯解，應該相信中央會給他清白，所以自殺是不信任組織，是不宜表揚的。單就李賡芸一案來看，嘉慶的話似乎有它的道理。但是，從鄭剛中的事例中可以看出，這種好像可以通過程序來解決問題的做法其實行不通，因為「反貪」既然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反貪」的大權反為大貪所掌握，那麼在這種制度不完善、權力可以被濫用以行私的情況下，程序正義如何實現實在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反貪」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反貪，一個顯而易見的前提是，司法應當完全擺脫行政權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