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八大歷史名人的誠心相待

胡適

一、「不能批評孫中山」——胡適和孫中山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隨即，他以國民軍總司令身份，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孫中山為了畢生追求的革命事業，於12月31日抵達北京。　　

然而，由於過度勞累，他的身體已經垮了。1925年1月20日以後，病情越來越嚴重。1月26日，被北京協和醫院診斷為晚期肝癌！為了救治孫中山，醫院當晚就給他實施了手術，但是，癌細胞已經四處擴散，以當時的醫療條件，醫生已經回天乏術。就是用鐳錠放射療法，想要治癒也不可能。醫生只得為他做了縫合術。　　

2月18日，孫中山出院，住進鐵獅子衚衕5號。　　

由於醫院的治療沒見效果，宋慶齡等人想請北京名中醫陸仲安來治療。但是曾經是西醫的孫中山不同意。他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孫中山的決定很少有人能夠將他改變。突然，他們有人想起陸仲安為胡適治癒過病。如果讓胡適來勸他，他或許會答應。因為，孫中山是相信胡適的。　　

《孫文學說》在1919年5月20日出版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強烈反響。然而，評價也是良莠不齊：有人說它是「破天荒之學說，救國之良方」，有人卻說它是「空談」！胡適讀了《孫文學說》，當即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對這部書作了推崇。他熱忱介紹《孫文學說》的要旨和內容，指出，「這部書是有正當作用的書，不可把他看作僅僅有政黨作用的書」。而且，他在文章中說：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真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裡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真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　　

胡適的文章被孫中山讀後，覺得遇到了知音。不久，廖仲愷在致胡適的信中，轉達了孫中山的謝意：「中山先生在《每周評論》上讀到尊著對他學說的批評，以為在北京地方得到（您）這種精神上的響應。將來這書在中國若有影響，就是先生的力量。」同年8月，孫中山在上海創辦《建設》雜誌。他在《發刊詞》中說：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為易行之事功，由是萬眾一心以赴之，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此「建設雜誌」之目的也。　　

「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民有」、「民治」、「民享」！胡適讀後，覺得《建設》的宗旨符合中國的實際。他又仔細研讀了創刊號上孫中山的《發展中國實業計劃》。

胡適讚揚說：在這個「盲人瞎馬」的時代，而有這種遠大的計劃和主張，可算是國內最可使人滿意的事！　　

胡適聲援孫中山，孫中山也很關心胡適。是1919年8月30日，《每周評論》被查封，傳說胡適和陳獨秀都被北洋政府拘捕了（其實被捕的只有陳獨秀）。遠在上海的孫中山聽到消息後，非常擔心。恰好正在這時，北洋政府派許世英為代表，赴滬去見孫中山。許世英在民國成立後擔任過司法總長等職務，同孫中山熟識。　　

孫中山不等許世英說話，就劈頭蓋臉地對他大聲斥責：「陳獨秀我沒見過。適之身體薄弱點，你們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國民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證據。但是你們也不敢把來殺死；身體不好的，或許弄出點病來。只是他們這些人，死了一個，就會增加五十，一百！你們盡做著吧!」許世英不敢狡辯，只得賠禮、許諾：「不該，不該，我這就打電報去。」沒過幾天，陳獨秀就出獄了。　　

孫中山手術期間，胡適不在北京。他在天津得到消息後，當即趕到北京孫中山的住處。可是，胡適覺得，讓他勸孫中山看中醫的責任太重，擔心一旦孫中山的重症難以控制，或沒能好轉，自己將成為千古罪人。然而，當見到昔日天庭飽滿，眉毛濃黑，肌肉結實，身體強壯的孫中山被病魔折磨得形容枯槁後，他流淚了。　　

胡適真摯地勸告孫中山改用中醫治療。　　

孫中山說：「適之，你知道我是學西醫的人。」胡適說：「不訪試一試，先服幾副葯看，我的病就是陸先生治好的。」胡適與陸仲安打交道，還是1920年夏天的事。那時，他一用腦腳底就痛。找醫生診治，有人說是腳氣病，有人診為心臟病，也有人說是腎病。在11月份通過友人介紹，由陸仲安診斷後用中藥治療。三個月後，胡適的病就痊癒了。孫中山沉默，沒再拒絕。宋慶齡在一旁說：「陸仲安先生已經來了，請他看看吧。」孫中山握著胡適的手，神情凄然地點起頭。胡適將孫中山的手平放，讓陸仲安把脈。　　

陸仲安通過「四診」（望、聞、問、切），發現孫中山已經病入膏肓。為了減輕癥狀，延長病人的生命，陸仲安還是使出渾身解數，為孫中山開出了藥方。後來，著名中醫唐堯欽、周樹芬等人也加入了孫中山的「診治小組」。　　

孫中山服了兩劑葯後，腳腫消退大半，體溫、呼吸對比沒服中藥前均有好轉。然而兩天後，孫中山腹瀉不止，中藥酌減劑量，也不見效。陸仲安知道孫中山的身體已經不能用藥，同宋慶齡、胡適等人商量後，只得停止治療。　　

1925年3月12日9點30分，推翻清朝專制統治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北京鐵獅子衚衕5號與世長辭——這隻「裝了羅盤的船」，終於沒有航行到達他病癒和革命勝利的彼岸！孫中山逝世後，胡適所作的輓聯是：「慈故能勇，儉故能廣；行之非難，知之惟艱。」胡適雖然在陳炯明叛變等事件中發表過不利於孫中山的言論，但是，他對孫中山的豐功偉績從不否認。以1929年胡適在中國公學的一次演講為例：現在我們可以否認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評孫中山。我們可以不上教堂守做禮拜，但不能不讀總理遺囑，也不能不參加每周孫中山的紀念周！

二、「罵戰」正是可愛處——胡適和梁啟超　　

序言能夠被約請人放在書的後面出版嗎？能夠把這個人接來罵自己嗎？被人罵，能夠沒有意見嗎？能。那挨罵和被襯托的「容忍者」，便是胡適；那無視作序人的罵戰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啟超。　　

梁啟超12歲中秀才，16歲中舉，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動家、思想家，又是文學家和學者。　　

1921年，梁啟超的《墨經校釋》成書後，送請胡適作序。　　

梁啟超是胡適從少年時代起就崇拜的文化名人。他見任公（梁啟超字任公）能夠找到自己頭上，便拜讀了《墨經校釋》，又對其中自己認為有疑問的地方進行了考證。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後，寫了一篇近3000字的序言。胡適在充分肯定優點後，用了「僅供參考」、「籍此商榷」等語，指出了《墨經校釋》中的白璧微瑕。　　

梁啟超接到胡適寫的序言後，非但沒有謝意，反而覺得胡適在序言中「籍此商榷」所指出的「微瑕」不對。他挑出胡適在「序言」中對自己的「非議」，寫了一篇長長的針鋒相對的「答辯」，將其放進了《墨經校釋》的「序言」位置；而請胡適作的序言，卻放到了尾頁「墊底」！梁啟超這種作法，絕無僅有，說他有失禮貌也不為過。但是胡適見到後，笑著先讀梁啟超的「答辯」，同他的關係一如既往。　　

梁啟超雙目炯炯，走路昂首闊步，講話聲如洪鐘。講課或演說時只要用手一敲光亮的前額，就能大段大地背出典籍和詩詞。背到或講到動情之處，他手舞足蹈，唾沫四濺，極富感染力。為了讓北大師生一睹大師風采，感受大家高論，在胡適的倡導下，1922年3月4日，北大哲學社邀請梁啟超去講演，講題是《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北大去聽梁啟超演講的人盛況空前。胡適因事連身，沒有去聽。一天後，梁啟超並沒有講完，胡適便在第二天趕去參加。　　

演講的地點是在北大第三院的大禮堂，聽眾人頭攢動，台上樑啟超風采照人。待胡適坐下恭聽時，才得知梁啟超一邊肯定《中國哲學史大綱》，一邊又在逐條否定「大綱」中的觀點，而且措辭犀利，毫不留情。梁啟超說：「這部書（《中國哲學史大綱》）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敏銳的觀察力，縝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接著，梁啟超便展開具體批評。他說《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個缺點是，把思想的來源抹殺得太過了；第二個缺點是，寫時代的背景太不對了；第三個缺點是，全書只從老子講起，這並不可靠，因為歷史上對老子其人的思想，有「六大懷疑」……由此，梁啟超得出結論：「講墨子、荀子最好，講孔子、莊子最不好。總說一句，這個著作者，凡關於知識論方面，到處發表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於宇宙人生觀方面十九有很淺薄或謬誤！」梁啟超講完，還特意留下時間給胡適，讓被批評的著作者胡適作答。

梁啟超是被胡適「接」來罵人的。何況他引經據典，批駁在力，特別是說胡適是戴「有色眼鏡著書」、「強古人以就我」、「不能盡脫卻主觀的臭味」等語，和結尾時指責「淺薄或謬誤」，尖刻得比罵人還要厲害。聽眾暗想，這下胡適可能要髮長篇大論自衛了。　　

胡適在講話中，首先向梁啟超表示感謝，並褒獎他所舉中國古代哲學衰亡原因的兩種補充很有道理。最後他說：「中國哲學史正在草創時期，觀點不嫌多。梁先生今天的教訓，就使我們知道哲學史上學派的解釋，是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觀點的。我希望許多不同的觀點都來亮相，再希望將來的學者多加上考慮的工夫，使中國哲學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見遮蔽了！」胡適的講話，沒有一句是在回擊梁啟超。然而他在不卑不亢的簡短講話中，捍衛了自己著作的名聲，也尊重了梁啟超。一些被梁啟超「蠱惑」而懷疑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師生，又轉為敬佩胡適。現場掌聲雷動。

1923年，胡適應清華留美學生的請求，為清華學校（1928年改為清華大學）的學生擬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適便在《讀書雜誌》第7期上，列出（發表）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列這些書目，胡適的目的「並不為國學很有根底的人設想，只為想得一點系統國學知識的人設想」。因此，開的書目包括三部分：一是工具部：有《書目舉要》、《書目答問》等15種；二是思想部：有《老子》、《莊子》等91種；三是文學史部：有《詩經集傳》、《詩經通論》等78種。總計184種。　　

然而，胡適開出的書目遭到了梁啟超的反駁。1923年4月26日，梁啟超針對胡適開出的書目撰文說：「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梁啟超指責胡適：「不要因為自己愛做文學史便強牽一般青年跟著你走」，他批評胡適不列基本的歷史書籍。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一文中，梁啟超也列出了「最低限度必讀書目」，分甲、乙、丙、丁、戊五類圖書，計兩個書目，133種。如：《四書》、《易經》、《詩經》、《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白香山集》等等。　　

胡適見了梁啟超的文章及其開出的書目後，只是一笑。他後來將《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收入《胡適文存》第二集時，把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也選進了「附錄」。　　

為什麼對梁啟超一再謙讓？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正是梁啟超的影響，才播撒下自己的《中國哲學史》種子：「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儘管梁啟超有時不給他「面子」，1924年胡適向清華校長曹雲祥推薦「院長」時，梁啟超是他力挺的第一人選。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不幸病逝。1月20日，胡適趕去參加梁啟超的入殮儀式，為任公早逝（56歲）落淚。他在日記中寫道：「任公為人最和藹可親，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們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而提到梁啟超曾經對他的「罵戰」，胡適是這樣理解的：「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

三、道不同卻能相助——胡適和李大釗　　

1930年，《胡適文存》第三集出版時，扉頁上有這樣的題詞——紀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釗先生、王國維先生、梁啟超先生、單不庵先生。　　

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逮捕了李大釗等80餘人。李大釗備受酷刑，堅貞不屈。4月28日，李大釗第一個走上絞架，從容就義。　　

胡適能夠在公開出版的著作上，將李大釗名列第一位予以紀念，可見同李大釗的友誼。　　

胡適並非共產主義者，而且，還同李大釗有過影響極大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但是，這不妨礙他對李大釗長達十年的個人感情。胡適和李大釗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出身鄉村，年齡相差不大（李大釗長鬍適3歲），家境都屬小康，都是留學回國，都有喪父的不幸：胡適3歲失怙，李大釗是遺腹子——幼年失去親人，在給他們帶來痛苦的同時，可能促使他們早熟。還有一個相似，即他們都是封建的包辦婚姻，而且，出身農家的妻子都比丈夫的年齡大！這些都是表層現象。而李大釗和胡適起初在思想上和學術上，也有許多方面觀念相同。不過，在社會發展的滾滾洪流中，一個成為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起者和早期領袖，一個成為了自由主義的宣傳者和學術界輿論界的矚目人物。　　

1919年1月，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這兩篇文章中，李大釗歡呼十月革命。他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他認為：「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他在文章中斷言：「只要你心中的光明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日，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些文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打下了基礎。　　

然而，胡適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每周評論》上，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胡適在這篇文章中說：「主義」只是一個抽象名詞，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文章認為，「高談外來進口的抽象的主義去求根本解決，這便是自欺欺人的夢話」。　　

胡適的文章發表時，李大釗正在深山休假，那是個偏僻的地方，交通和通訊都相當閉塞。待李大釗讀到《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後，立即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在《每周評論》第35號上發表，反駁胡適的觀點。　　

李大釗在文章中公開聲明，「我是喜歡談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並且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能分離的關係，中國的社會問題，必先有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

胡適讀到李大釗的文章後，又於8月24日在《每周評論》第36號上發表了《三論問題與主義》，他在文中說：「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應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胡適提出，「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應該研究！」在李大釗、藍公武等人的奮起反擊中，胡適又寫了《四論問題與主義》。但是，文章準備刊登《每周評論》第37號、在8月30日付印的時候，北洋軍閥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查封了《每周評論》。「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在沒有分出勝負時，就被終止了。　　

「問題」與「主義」之爭，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確實表現了胡適與李大釗思想信仰的不同。然而，他們是在作為思想學理問題的探討，並非意識形態的論戰和政治鬥爭。因為，雙方的主要內容是從理論上闡明「主義」與「問題」的關係，沒有針對某種價值進行褒貶、謾罵。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說胡適反共，那麼，反共當局就不會查封雜誌。然而，至今仍有人把這場論戰作為胡適的「反共罪證」。　　

儘管胡適和李大釗的論戰萬眾矚目，人們想像他們該會劍拔弩張。但是，二人在許多方面的觀點仍然是相同的。1920年8月1日，胡適與李大釗、蔣夢麟等人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要求取消《治安警察條例》、《出版法》、《報紙條例》等限制言論、出版和人身自由等惡法……

1922年，胡適聯繫蔡元培、李大釗等16名學者名流，在5月14日的《努力周報》上刊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文章，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

李大釗就義後，家境極其凄慘。當時的《晨報》報道說：「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甦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卧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李之樂亭原籍，家業毫無。生前唯知努力學問，不事生產，平素又極儉樸，故境狀蕭條……」

因為無錢下葬，裝殮李大釗遺體的棺木從北京下斜街長椿寺移至妙光閣浙寺內停放。6年後的1933年，李大釗的夫人趙紉蘭帶著子女，從故鄉抵達北京，求助胡適、蔣夢麟等人及北大代他們辦理安葬李大釗的事宜。胡適垂淚允諾，為安葬亡友奔走。他發動李大釗的生前好友捐款。上海、南京等外地許多人士聞訊後，也參與了為李大釗捐款的行動。　　

1933年4月22日，李大釗在北京舉行公葬。他的靈柩仍然停放在廟中，靈堂內外掛滿了輓聯。有的輓聯就是兩幅白布，只有上款寫著「守常先生千古」（李大釗字守常），下款寫著弔唁者的姓名，偌大的空白處沒寫一個字的輓詞，這是揭露和諷刺在白色恐怖下，沒有言論的自由。　　

胡適作為李大釗曾經的「論敵」，作為「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的人，始終參與了對「共黨頭子」李大釗的實地紀念。　　

四、四次營救見真情——胡適和陳獨秀　　

陳獨秀為人爽直，是位不羈之才。想吃就吃，想說就說。　　

參加宴會時，一俟冷盤上桌，陳獨秀便大吃起來，等到主菜端上時，他已經吃飽了。　　

晚清有兩種秀才，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一種是廢除八股後改考策論進的秀才，稱為策論秀才。有一次，陳獨秀問蔣夢麟是什麼秀才。蔣夢麟說「是策論秀才」。陳獨秀說：「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八股秀才！」

1933年10月，胡適從國外回來路過南京，因有急事沒有去看陳獨秀，到北京後來給陳獨秀寫信解釋。誰知陳獨秀回信大罵胡適，說他有時間同達官顯貴鬼混，沒有時間看望老朋友，聲明與胡適絕交！胡適首倡文學革命，陳獨秀甘與全國學界為敵，高舉文學革命大旗，為胡適助威吶喊，在他的《文學革命論》中，態度比胡適還要堅決，胡適非常感謝他。　　

五四運動前後，陳獨秀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觀察與分析中國的社會問題了，胡適繼續堅持思想文化改良道路，他對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不斷地「談政治」很不滿意。他經常說：「想不到仲甫越來越左傾了！」他們在政治上越走越遠，思想上幾乎水火不容。1919年胡適同李大釗論戰「問題」與「主義」時，陳獨秀因6月11日在北京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反北洋軍閥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時，被捕入獄了。要是他為自由身，那場戰火還不知燒成什麼樣子！陳獨秀被捕後，胡適知道他的脾氣倔強，擔心他在獄中受罪，便四方奔走，給京師警察廳寫信，為陳獨秀開脫；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文章，揭露北洋軍閥政府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還在6月29日的《每周評論》發表《「威權」》一詩，抨擊北洋政府的專制統治：「威權」坐在山頂上，指揮一班鐵索鎖著的奴隸替他開礦。　　

他說：「你們誰敢倔強?我要把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奴隸們做了一萬年的工，頭頸上的鐵索漸漸的磨斷了。　　

他們說：「等到鐵索斷時，我們要造反了!」奴隸們同心合力，一鋤一鋤的掘到山腳底。　　

山腳底挖空了，「威權」倒撞下來，活活的跌死! 　　

在胡適等人的努力下，陳獨秀終於被釋放。　　

1921年10月4日，已經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　　

胡適聽到消息後，想起了一次同陳獨秀的爭論。陳獨秀問：「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說：「仲甫（陳獨秀字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現在，法國人居然肆無忌憚地在中國的國土上抓中國人。胡適一改平時的斯文，大罵「法國人真不要臉」！他請蔡元培出面，同法國駐華使館交涉；還和蔡元培領銜，帶一批知名學者、教授簽名，給法國方面施加壓力，要求立即釋放陳獨秀。　　

法國人最終以「罰洋100元，銷毀查抄書籍」結案。　　

1922年8月9日，陳獨秀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２號又被逮捕。雖然中共中央設法營救，胡適還是找李大釗商量辦法，又找外交部的有關人士要求營救陳獨秀。胡適還發表聲明說:「我不是為獨秀一個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獄，不是怕坐監的人；不過一來為言論自由計，二來為中法兩國國民間的感情計！」在多方努力下，法領事當局於8月18日判決罰洋400元，交保釋放陳獨秀。　　

陳獨秀雖被釋放，但是由於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生活十分清貧。胡適又與蔡元培、李大釗等人在北京《晨報》上登載《為陳獨秀君募集訟費的啟事》，籲請社會各界資助陳獨秀。胡適的多次幫助，陳獨秀卻從來不因此停止和他關於「主義」的爭論。1925年冬，胡適因病在亞東醫院治療。陳獨秀去探望他，兩人說著說著，又爭了起來，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好，一個講杜威的實驗主義好；一個講蘇俄好，一個講美國好。　　

當陳獨秀大喊大叫時，胡適便從病床爬起：「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他便走下樓去。　　

1929年，陳獨秀被中國共產黨開除出黨。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給國民黨政府。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被捕。　　

非常滑稽的是，這一次國民黨還是定他為「共黨魁首」，主張「迅予處決」。　　

陳獨秀也抱定必死之心，他寫下了「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絕筆，但求速死。　　

參與營救陳獨秀的人少了，陳獨秀命在旦夕。　　

胡適萬分焦急。他鼓動北大教授，聯繫一批名流學者，聯名致電蔣介石，希望他能夠「依據法律特赦」。同時，聘請名律師為陳獨秀申辯。胡適還於10月30日在北京大學國文系專題演講《陳獨秀與文學革命》，大講陳獨秀對文學革命的「三大貢獻」，大講民主與法治，希望國人監督政府，保障人權。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大會上，胡適也藉機呼籲，「營救陳獨秀」！陳獨秀終於從「軍事法庭」轉至「刑事法庭」。陳獨秀坐監時，胡適也多次探望，並繼續為他的出獄奔走。1937年8月，胡適在赴歐美展開「國民外交」活動之前，再次給國民黨當局去信，要求釋放陳獨秀，使得陳獨秀於8月下旬獲釋出獄。　　

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仍然關注陳獨秀。陳獨秀蹲了國民黨的五年「大獄」後，晚年極其凄涼，不僅愛子陳延年、陳喬年慘遭殺害，自己也過起了流亡生活。　　

胡適得知他定居在四川江津後，又想救助他。胡適認為，擺脫陳獨秀困境的惟一辦法，便是讓陳獨秀去美國寫自傳。這樣，他不僅可以生活無憂，還可能開闢一番新天地。　　

然而，陳獨秀卻不願離開祖國，也不要胡適討來的人情。他說：「我生活要求簡單，也不願去異國他鄉，更厭煩見生人！所以，我還是不去美國好。」1942年，陳獨秀於貧困之中在四川小鎮去世。　　

陳獨秀一生四次被捕，遭綁架一次。遭綁架時胡適和陳獨秀還不認識，而陳獨秀四次被捕後，胡適都能夠盡最大的努力救助。有人說，胡適所以屢救陳獨秀，是因為他們同為安徽人；有人說，是因為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中有助於胡適……其實，在胡適給陳獨秀的一封信中的內容中，似可找到答案：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

五、挨其「罵」卻為其辯——胡適和魯迅　　

1924年以前，魯迅和胡適在反對舊道德、舊禮教，提倡科學與民主等方面，觀點是一致的。他們在文學創作上，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如：胡適在1918年7月發表《貞操問題》，魯迅在1918年8月寫作《我之節烈觀》；胡適1918年8月寫作《再論「我的兒子」》，魯迅1919年11月寫作《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胡適1917年寫作《人力車夫》，同情一個少年車夫，魯迅1920年7月寫作《一件小事》，頌揚一個成人車夫；1919年冬，胡適曾經為一個不滿封建舊家庭的生活，發憤出門求學的女學生寫了一篇傳，藉此控訴「宗法社會制度」、「家長族長的專制」；魯迅後來也寫作了小說《傷逝》……胡適和魯迅的私交也不錯。胡適出版詩文，請魯迅選錄；每出新書，就送給魯迅。胡適對魯迅在《新青年》發表的《隨感錄》表示極大的讚賞。他還在1922年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指出：「這一年多（1921年以後）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作』小說的重要機關，內中也曾有幾篇很好的創作。但成績最大的卻是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魯迅和二弟周作人1909年合作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由於是用文言翻譯，十年間只公開售出20冊。後來，魯迅用白話文寫出《狂人日記》等作品後，卻一版再版。雖然思想內容起了作用，但是語言大眾化的重要卻不可否認。故此，魯迅能夠站在胡適一道，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魯迅還能夠為胡適說話，如他於1922年發表《估學衡》等文，回擊「甲寅派」和「學衡派」對胡適的圍攻。

1924年以後，有人說是因為魯迅和胡適在文藝思想方面產生了分歧，有人說是魯迅開始信仰共產主義，有人說是魯迅妒忌胡適，個中緣由複雜，難覓「權威」說法。而魯迅對胡適慢慢地疏遠、甚至反目，卻是事實。　　

1924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應邀來華訪問時，魯迅是「驅泰大軍」之一，他的雜文《罵殺與捧殺》直刺林長民、徐志摩，對胡適也不乏譏誚，在徐志摩生氣罷譯（不為泰戈爾翻譯）時，胡適打圓場上陣頂替徐志摩，卻沒說魯迅一個「不」字。　　

1926年前後，魯迅與「現代評論派」陳西瀅發生激烈論戰，字裡行間「斜刺」胡適。陳西瀅和胡適同屬「現代評論派」，然而，胡適既不參與論戰，也不回擊魯迅。他反而在5月分別寫信致魯迅、周作人和陳西瀅：「你們三位都是我很敬愛的朋友，所以我感覺你們三位這九個月的深仇也似的『筆戰』，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魯迅譏諷和影射胡適的文章，在1925寫作的《華蓋集》和之後的雜文中，可以看到許多。　　

1922年5月，遜帝溥儀「召見」胡適，當時魯迅並沒有說什麼。到了1931年底蔣介石召見胡適後，魯迅在《知難行難》一文中寫道：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在魯迅筆下，胡適整一個「叭兒狗」形象！1933年3月22日，據《申報?北平通訊》報道，胡適說：「（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在不知報道的真假和不查這話在什麼場合所說的情況下，魯迅立即在《算賬》、《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等文章中臭罵胡適。他在用「何家干」筆名發表的《出賣靈魂的秘訣》中，用上了這樣的語言：「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對於魯迅殺向胡適的言論和文章，胡適一貫都是採取不理，不駁。

不僅如此，胡適在魯迅逝世後，反而為他辯護，阻止別人罵魯迅。　

魯迅於1936年10月19日病逝，上海《大公報》在10月20日發表一篇短評。短評說：「文藝界巨子魯迅（周樹人）先生昨晨病故於上海，這是中國文藝界的一個重大損失。」但接下去的語言卻沒能完全歌頌「民族魂」，「他那尖酸刻薄的筆調，給中國文壇划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給不少青年不良的影響。無疑的，他是中國文壇最有希望的領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許多力量浪費了，而沒有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短評不短。有人向報社抗議，有人卻說短評好。11月12日，女作家蘇雪林發表一篇《與蔡孑民先生論魯迅書》。文中對魯迅的性格進行了攻擊，著作予以了否定。說魯迅「褊狹陰險，多疑善妒」、「色厲內荏，無廉無恥」，專門在文壇「興風作浪」，還抄襲過日本人的文章，其雜文「一無足取」，等等。　　

蘇雪林還專門給胡適去了一封信，除了重複對魯迅的攻擊、提出要取締「魯迅宗教」外，她還勸（請）胡適出面領導這份「大業」……蘇雪林人稱「才女」，據說是蘇轍第38代孫。她的文章不亞於《大公報》那篇短評的「火力」！胡適接信後，不僅批評了蘇雪林，還衛護魯迅：一是說她寫給蔡元培先生的信要不得，「還是舊文人的酸腐腔調」；二是人死不記仇，「他（魯迅）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三是魯迅的作品不容抹煞，「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四是說魯迅抄襲日本人的文章子虛烏有，「數年前通伯（陳源）先生稱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為抄襲日人鹽谷溫氏之作，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在魯迅屍骨未寒卻遭遇非議的時候，胡適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魯迅的威信。　　

魯迅逝世後，出版《魯迅全集》遇到困難，魯迅夫人許廣平於1937年5月23日給胡適寫信求援。胡適連忙參與，馬上聯繫了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出版。可惜因商務印書館被日寇的炮火炸毀，致使當時出版未能如願。　

就是過了二十多年，胡適還是念念不忘魯迅。1958年5月，他在台北作《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主題演講時，仍然說，在「新青年」時代，魯迅「是個健將，是個大將」！

六、保「皇」只為講信義——胡適和溥儀　　

胡適因被遜帝溥儀「召見」，還有「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的表白，被魯迅罵了一通。然而兩年後，胡適又強烈反對將溥儀逐出皇宮。　

如果說，前次魯迅寫文章罵胡適只代表他個人觀點，知情後的附和者也不多；那麼，兩年後胡適第二次幫溥儀說話，則遭到了絕大多數國民的反對。　　

胡適這樣的冒天下之大不韙，還得從魯迅罵胡適的那次說起，或者再往前、從當年的《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說起。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次日通電各省改用陽曆紀年。　　

1912年2月12日（宣統三年舊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頒布了溥儀的「退位詔」，統治中國267年的清王朝壽終正寢。不過，偌大的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劃歸民國外，其餘的地方，全部屬於「宮禁」範圍。溥儀等人還是在宮內過著小朝廷的帝王生活。因為中華民國對清室優待條件很多。以民國頒布的《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的「八款」為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並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　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製，額款俸餉，仍如其舊。　　

以上八款可見，溥儀退位之後，仍稱「皇帝」，仍用宣統年號，仍然「暫居宮禁」。最重要的是，「優待」到何日為止並無期限！溥儀就在大臣、太監、宮女及老師等人的環繞中，又從六歲長了十一年。於是，就有了這個生活呆板枯燥的大男孩吵著要裝電話，就有了這個「皇帝」用電話「搖」向胡適，就有了胡適「應召」去見「皇帝」，就有了對胡適滿城（國）風雨的議論。　　

在胡適1922年5月24日的日記里，記有他對溥儀的同情和溥儀的懺悔：「他（溥儀）的樣子很清秀，但單薄得很；他雖17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厲害。」他說，「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糜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胡適在《努力周報》第12期（1922年7月）中，發表了《宣統與胡適》一文。

文中說：陽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皇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了五月三十日（陰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舊詩，近來也試作新詩。　　

胡適從人道的角度，同情起了溥儀，為此，他還寫了一首名為《有感》的小詩：咬不開，槌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里的一點生意；百尺的宮牆，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胡適沒有想到，清宮裡這個17歲的少年的「心」，雖然被封建禮教「鎖」得可憐，卻有他「復辟帝制、恢復祖業」的可恨，甚至美夢不成、去當「滿洲國」傀儡「皇帝」的可恥！在胡適看來，他稱溥儀為「皇上」沒有錯，是按民國頒布的法令而言；他去看一個男孩子也無錯，這在人情上是件平常不過的事！當然，其時也非止胡適一人「關心」：1922年12月1日溥儀大婚，黎元洪撥出10萬元，8萬元作清室優待費，2萬元作為民國賀禮。送禮的有吳佩孚、徐世昌、曹錕、張作霖等人，連馮玉祥也送了一柄「白玉大喜如意」！

1924年10月23日，給溥儀送過「如意」的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11月5日，民國政府要永遠廢除皇帝「尊號」，派鹿鍾麟等去沒收清宮。這時的溥儀正在和「皇后」婉容吃蘋果。他們懇求寬限一個月、哪怕幾天也行。鹿鍾麟不為所動，喝道：「再拖延時間就開炮！」溥儀等人只好匆匆離開了儲秀宮，小朝廷被趕出了紫禁城。

馮玉祥徹底結束帝制的正義行動，是符合中國的時代潮流和民情民意的。然而，胡適卻於溥儀出宮的當天下午，致信民國政府，提出「抗議」：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　　

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胡適信中的「欺人之弱」的「弱」者，意指溥儀；「乘人之喪」的「喪」事，是指半個月前去世的瑾太妃。胡適發出此信後，竟然親赴醇親王府，向暫居那裡的溥儀錶示慰問。還責備國民軍不講《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的信義！胡適說「在歐美國家看來，全是東方的野蠻」！他還鼓勵溥儀出洋留學，他願意予以協助。　　

胡適的「抗議信」，登在1924年11月9日的《晨報》上。一時間，胡適只得到了溥儀及其親信的擁護，幾乎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以致於1925年8月，有人以「反清大同盟」名義發表宣言，要求將胡適驅逐出北京！面對普遍的批評和責難，胡適認為自己是從法理角度看問題。說對清室的優待既是一種條約，就不應輕易變更和廢除。即使變更和廢除，也應雙方平等協商，而不能「以強暴行之」。將溥儀趕出宮，關乎道德問題和國家信義問題，不應該是政治問題。因為溥儀在他的「小朝廷」中，一直都在遵守《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的條款，並未犯禁和違反。　　

不久，胡適針對批評他的文章分開復函，滿腹牢騷地說：一個民國的條件多著呢！英國不廢王室而不害其為民國，法國容忍王黨而不害其為民國。你們只知道「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號取消了，中華民國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　　

一個民國的條件多著呢！在一個民國里，我偶爾說兩句不中聽、不時髦的話，並不算是替中華民國丟臉出醜。等到沒有人敢說這種話時，你們懊悔就太遲了！

七、以德報怨給「公平」——胡適和林琴南　　

溥儀1922年12月1日大婚時，還有一個光緒八年的舉人不顧71歲的多病之身，特意繪製了四張鏡屏前去敬賀。溥儀感謝他的誠意，書寫了「貞不絕俗」匾額回贈。　　

老舉人誠惶誠恐，連忙寫了一篇《御書記》說：「嗚呼！布衣之榮，至此雲極。　　

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於道曰：『清處士林紓墓』，示臣之死生，固與吾清相終始也！」這個自謂「清處士」的「林紓」，字琴南，福建閩縣人，曾在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任教。是近代著名文學家，又是傑出的、不懂外語的翻譯家。　　

有不懂外語能夠成為翻譯家的怪事嗎？有。林琴南就是通過懂外語的人向他講出外文的原意後，他用中文「譯」出外文內容的「怪人」。　　

林琴南非此一「怪」。他在六十歲以前是「大清」的舉人，但清廷並未給他什麼「皇恩厚澤」。他一直教書鬻文，憑著優雅的文筆、脫俗的書畫生活，因而積極主張「新政」。可是民國以後，林琴南卻懷舊起來，從《御書記》的表白可見一斑。還有一「怪」，便是他雖然能用平白如話的口語寫詩，卻竭力反對新文化運動，成了反對胡適的「大佬」。　　

「新文化運動」興起，主張廢古文、用白話。陳獨秀、錢玄同甚至視聲勢顯赫的「桐城派」古文為「桐城妖孽」。林琴南十分推崇「桐城派」，他氣憤不過，不僅致信蔡元培，責罵新思潮，還寫小說、雜感、評論辱罵胡適等人。　　

他在上海的《新申報》開了個《蠡叟叢談》的專欄，用短篇小說形式反擊。1919年2月17日，《荊生》問世，不久，又發表《妖夢》。　　

小說《荊生》，刻畫了三個書生：安徽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江人金心異，寓為錢玄同；新從美洲歸來的狄莫，能哲學，隱指胡適。核心情節是這三人在陶然亭聚會，約為兄弟，飲酒歌呼，放言高論，力掊孔子，毀壞倫常，攻擊古文。　　

忽然，隔壁一聲巨響——荊生破牆而出，指三人曰：「汝適何言? 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並將這三個人痛打一頓，讓他們滾下山去。小說還著力描寫胡適（狄莫）等人的醜態：「田生尚欲抗辯，偉丈夫胼二指按其首，腦痛如被錐刺。更以足踐狄莫，狄莫腰痛欲裂。金生短視，丈夫取其眼鏡擲之，則怕死如蝟，泥首不已。」《妖夢》是《荊生》的「兄弟篇」，文中罵胡適等人比《荊生》更粗鄙，更刻薄。主要情節是說某人夢遊陰曹地府，見一所「白話學堂」，門外大書一聯云：白話通神，紅樓夢，水滸，真不可思議；古文討厭，歐陽修，韓愈，是甚麼東西。　　

這「白話學堂」也有三個「鬼中之傑出者」：元緒校長，影射蔡元培；田恆教務長，寓為陳獨秀；秦二世（胡亥）副教務長，當然是特指胡適。學堂有塊門匾，大書「斃孔堂」，門聯是：禽獸真自由，要這倫常何用；仁義太壞事，須從根本打消。　　

對這學堂的鬼中三傑，小說中的安排就是讓「羅睺羅阿修羅王」將他們吃掉，並讓他們化為臭氣熏天的糞便。而且聲稱，這些「無五倫之禽獸不可放，化之為糞，宜矣（便宜它了）」。　　

林琴南把學問用在了筆墨官司、甚至有喪道德的文字上，連旁觀者都覺得他太過分了！《新青年》的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更是義憤填膺，打算化名寫文章反擊林琴南。編委中，惟有胡適極力反對，他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由於胡適的態度堅決，《新青年》終究沒用假名同68歲的林琴南「刀來槍往」。　　

林琴南並非「老頑固」。不久，他也覺得辱罵和恐嚇不是君子之道。他親筆寫信給報館，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　　

林琴南發表《妖夢》、《荊生》等小說，與北大一個叫張厚載的學生有關。張厚載曾經是林琴南的學生，他平日愛向林琴南報告北大的一些內情，有時還添油加醋。林琴南的小說稿，都是由張厚載代他寄給《新申報》發表的。而且，他還在《神州日報》發表《半谷通信》說，「北京文科學長近有辭職之說，記者往訪蔡校長，詢以此事，蔡校長對於陳學長（陳獨秀）辭職一說，並無否認之表示」。　　

這是一則「假新聞」。見到報道後，陳獨秀公開批駁張厚載，蔡元培也發表《致神州日報函》，替陳獨秀的「辭職」闢謠；並根據北大校規，令張厚載退學。　　

張厚載名聲不好，胡適卻還找他約稿，以致作為編委的錢玄同都看不慣，賭氣要脫離《新青年》，還以激烈的語言批評胡適。胡適卻報以一臉笑容，說拉張厚載寫文章，是想挽救他，「轉為我們所用」！對於林琴南的長處和貢獻，胡適常常給予中肯評價。林琴南是我國近代翻譯西方文學作品第一人，他與王壽昌合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名振中外。在他的一生中，計翻譯美國、英國、法國、俄國、希臘、德國、日本多國文學作品1200多萬字。著名的譯作還有《魯濱遜飄流記》、《伊索寓言》等等，他還能詩善畫，是個罕見之才。　　

1924年，林琴南去世，胡適在《晨報》發文紀念。文章說：「我們晚一輩的少年人只認得守舊的林琴南，而不知道當日的維新黨林琴南；只聽得林琴南老年反對白話文學，而不知道林琴南壯年時曾做很通俗的白話詩，這算不得公平的輿論。」 胡適要給林琴南一個「公平的輿論」，特意抄錄了林琴南所寫的五首白話詩，和自己的紀念文章一同發表，著力證明「當日確有一班新人物，苦口婆心地做改革的運動。林琴南老先生便是這班新人物里的一個。」胡適的以德報怨，朋友們意見紛紛。劉半農得知林琴南的死訊和胡適「紀念」林琴南的言行後，惱怒得從法國給胡適來信：「他（林琴南）要藉助荊生，卻是無論如何不能饒恕的！」

1928年春，胡適在上海讀到一篇不知是誰寫的名為《燃犀》的影射小說，攻擊死去的林琴南。小說中的主人公「凌近蘭」影射林琴南，「何識時」影射胡適之，「來河清」即影射蔡元培（蔡元培字鶴卿）。屬寓言體，寫作手段效法林琴南罵胡適他們一樣。不同的是，「凌近蘭」（林琴南）在小說中是一個被罵的對象。　　

胡適讀後，當即給《京報》寫信，要求轉達和告誡那個作者：「我們可以不贊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當污衊他的人格！」

八、賣餅小販忘年交——胡適和袁瓞　　

1959年10月23日，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收到了一封陌生人寄來的信。　　

寫信人是個背著鉛皮桶在台北街頭賣芝麻餅的小販。這樣說並非鄙夷他的社會地位，而是要說，他的信不僅寫了2000多字，而且內容是在研究英國、美國的政治制度！這個名叫袁瓞的小販在信中說，儘管自己生活窘迫，卻很愛讀書。做餅賣餅之餘，他喜歡研究英美政治制度，現遇到幾個自己想不通的問題，特向最熱衷英美政治制度的大學者胡適院長求教：「英國為君主制，美國為民主制，實質上是否相同？在組織上，英國內閣制與美國總統制，是否以英國的較好？」

窮小販向大院長「討教」外國的事，是惡作劇還是自不量力？

然而胡適讀信後，非常高興。兩天後的10月25日，他給袁瓞寫了回信：

袁瓞先生：謝謝你10月23日的長信。　　

我細細讀了你的信，很誠懇的感謝你在辛苦做餅、烤餅、賣餅的生活之中，寫這一兩千字長信，把「積在心中多年的話，一直沒有向旁人提起過」的話寫出來寄給我。　　

你提出的問題太大，我很慚愧，我不能給你一個可以使我自己認為滿意的解答。　　

我只能說，你說的英國制度和美國制度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你信上敘述的那個「杜魯門沒有帶走一個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爾在1945年離開頓寧街10號時沒有帶走一個人，是一樣的。　　

我還可以說，我們這個國家裡，有一個賣餅的，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芝麻餅，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裡偷閒，關心國家的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只這一件奇事，已夠使我樂觀，使我高興了。　　

如有我可以幫你小忙的事，如贈送你找不著的書之類，我一定很願意做。　　

祝你安好。　　

胡適。

四八，十，廿五夜

胡適還邀請袁瓞到「中央研究院」去做客。　　

胡適有請，單純的袁瓞豈敢怠慢？接到胡適的信不久，他這名副其實的布衣，登了位於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大雅之堂。　　

胡適笑臉迎袁瓞，用接待所有的人包括達官顯貴的熱情，接待袁瓞。

胡適拉著袁瓞的手說：「你這麼年輕，出乎我的意料。從你的來信中，估計你有40歲以上啊!」袁瓞激動地打開帶來的手巾包，拿出幾個黃燦燦的芝麻餅，雙手捧到胡適面前，說：「先生，拜見您我無以為敬，這是我親手給您做的。」胡適接過芝麻餅，看也不看就吃。他咬得支咯支咯地響，待咽下一口後，連聲稱讚：「香脆可口，可三月不知肉味。好吃好吃！哈哈！」袁瓞也跟著笑了。一老一少，親熱地交談起來。　　

袁瓞是江蘇清江人，曾經在上海一所中學念到了高中二年級，1949年流落台北。　　

為生活所迫，他賣過豆腐，做過小店員，由於屢屢遭遇坎坷，後來只得靠賣麻餅為生。　　

胡適對這個比他小近四十歲的小販予以稱讚和勉勵：「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陝西的黃土埋皇上。南方人有才呀！你身居茅屋，心懷天下，是難得的一片赤子之心。」

胡適談著談著，不忘趁機對他灌輸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談社會的民主問題、改良問題、漸進問題。說到興頭上，胡適連袁瓞的「缺點」也指了出來：「其實按古禮，你應該稱我『適之先生』。古人常說的『名字』由『名』和『字』組成。古人之所以在『名』之外再增加一個『字』，那『字』是有作用和意義的：一是表成年，二是明尊卑。晚輩對長輩，都應該稱『字』，以表敬重，我的字叫『適之』，所以你該稱我『適之先生』。」

「哦，對不起，『胡適之先生』。」袁瓞連忙「補禮」。　　

「又錯了，不能夠要『胡』字的，你這麼稱呼，叫不倫不類，哈哈……」

從此，袁瓞經常到「適之先生」的辦公室去看他，一談就是一兩個小時，每次還捎去幾個芝麻餅。胡適也每次回贈他幾本書，還在每一本上都親筆簽名。並說：「以後你要什麼書，儘管來我這裡拿。」袁瓞的生活遠遠沒有芝麻餅香甜，胡適研究的民主政治也遠遠沒有他所理想的那般美好。兩人的「理想」和現實都有差距。這一方面，兩人是共同的。　　

袁瓞的生意時常蝕本，胡適也因他積極支持的《自由中國》雜誌及其負責人雷震，受到台灣當局的打擊而心情不順。不過，他還是對袁瓞有信必復：　　

袁瓞先生：謝謝你寄的幾封信和詩文。這一陣子，因為太忙，沒有能給你寫信，有幾件就壓在文件堆里了。你的女朋友的兩首詩，今天沒有找出來，稍遲找出寄還你。　　

因為你昨天的信上說，你十七日要來南港，所以我趕這信請你不要來，因為我明天就出門去「躲生日」了。回來大概在十九日了。我勸你不要在信上多談政事。　　

萬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有趣的背著鉛桶賣麻餅的朋友忽然失蹤了，豈不是大煞風景的事？

祝你平安

胡適

一九五九，十二，十四夜　　

從胡適信的內容中，既可看出他的風趣和與袁瓞的關係，又能窺見他對台灣「政事」的抨擊，還可看出他作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的無奈——連常用的禮節性語言也改成了「祝你平安」！顯而易見，台灣不「平安」呀！胡適也不「平安」。但是他對袁瓞的情感依舊，還是給他慰勉、鼓勵、幫助。　　

有一次，胡適和袁瓞在一起談起了童年生活。袁瓞繪聲繪色地講起美麗的家鄉和快樂的童年後，引得胡適「老夫聊發少年狂」，也講起了難忘的故鄉績溪，講起他偷偷地同小朋友們如何遊戲，如何偷偷下水游泳，如何學潛水憋氣。甚至還講後來到美國留學，就是憑此功底，常去游泳，直到有一次鼻孔長了一個瘤，到水中呼吸受到影響，才暫休一段時間。　　

袁瓞聽到這裡，凄凄地告訴胡適：他的鼻孔里也長了一個小瘤，影響呼吸。胡適忙問疼不疼。袁瓞說不疼，但是有人說不疼的瘤子最危險，有可能是「鼻癌」！

胡適一驚，問他為什麼不去就醫。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活著不贏，死了不輸。除了您，我就是死了，誰也不會留戀。」

胡適百感交集。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好日子在後頭哩！你趕快去檢查，我聽說台大醫院新到了一批鈷六十，作放射用，可治癌症。你去確診，去治療，一切費用都由我承擔。」

不容袁瓞拒絕，胡適連忙給台大醫院的院長高天成寫了一封信，交給袁瓞，他在信中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療費用由我負擔。」

袁瓞含淚拿著胡適的信，這才去台大醫院作細緻地確診。有幸的是，他虛驚一場，他患的並非癌症！

不幸的是，胡適的心臟病複發，也住進台大醫院。他的朋友、曾擔任過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也在鄰室住院。

一天，梅夫人拿了一個芝麻餅送給胡適吃。胡適拿著餅，串到梅貽琦的病房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的傑作，你們怎麼認識他的？」

梅貽琦這位「『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名言」製造者，幽了胡適一默：「台北那麼多賣芝麻餅的，都是你的朋友呀？」

戴季陶說：「天下文章，莫大胡適；一時賢士，皆出其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