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哲學是怎樣影響中國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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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畫的產生是佛教文化與本土的儒家文化激烈碰撞、交融的結果。人們根據佛家經典故事繪製出一個個生動的人物模樣，起到「塑形象，助人倫」的教化作用。而山水畫、花鳥畫則是在魏晉時期「禮教崩弛」、老莊哲學興盛的背景下產生的。由此可見，中國畫三大畫科的產生受到了儒、釋、道的影響。

一、儒教對中國畫的影響

儒教又稱「孔教」，其哲學精髓是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四書五經」是儒家的經典著作。《易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其意為君子要懂得順應天道，懂得承載包容，提倡充實博大的人格，樹立浩大雄強的人格力量。《中庸》認為，君子若藏至誠之心，窮理盡性，即可參乎天地化育流行之中。先秦儒家強調拓展人的胸襟、提升人的性靈，使得內心世界通體圓融、器宇博大，俄然與天地同流。孟子首張其論，宋儒極重其說。程頤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朱熹則全面地論證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人性二元論。他認為，孟子在理論上的最大貢獻，一是提出了「性善論」，二是提出了「養氣說」。「程朱理學」如此推重孟子，主要是看重他的存養心性的理論學說。

在中國繪畫史上，郭熙是第一個將儒家「涵養心性」學說直接植入繪畫體系中的人，重涵養是他畫學思想的一大特色。郭熙所說的「養」包含三層意思：一是畫家平素之修養，二是創作之時的陶養，三是鑒畫之時的素養。這三層含義均與理學有密切的關係。按照郭熙的邏輯，繪畫中性靈的陶養是根本，故他在《林泉高致》中將畫家涵養心性放在頭等重要的位置。郭熙認為，山水之外物不僅是供目視的對象，同時又是關乎身心的外在對象；觀照山水是一種審美的行為，也是一種心性修養的手段。他將人在遊樂山水中和山水結成的關係分為可行、可望、可居、可游四種，而以可居、可游為上，根據山水對人的性靈所造成的影響來劃分高低、判別品第。

宋代提倡讀書一道。朱熹說：「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通過靜寂讀書、默念聖賢之道，使馳騖飛揚之物從人心中去除。所以，宋代畫院極重讀書。入學考試，除繪畫基本功測試之外，還要專門考查讀書情況。

元代之後，隨著「文人畫」的興起，繪畫界便將讀書作為涵養的重要途徑。明代董其昌所提出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觀點，可以視為畫學中強調畫家自我修養的綱領。

在儒教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畫家在創作時注重品位、格調。一個卓有成就的畫家，並不在於筆法技巧的操持，而在於內在心性的培養與修鍊。由此，中國畫與其說是「畫」出來的，不如說是「養」出來的。千百年來，中國畫形成了一套豐富的頤養心性的理論。從郭熙的《林泉高致》到董逌的《廣川畫跋》，從韓拙的《山水純全集》到宋徽宗的《宣和畫譜》，無不以儒家哲學來指導繪畫的創作實踐。而南宋以後，吳大素、黃公望、倪雲林、王孟端等，直接取資於程頤、程顥和朱熹的哲學觀念，以「程朱理學」為指歸。明清時期，由於受陸九淵、王陽明「陸王心學」的影響，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石濤等畫家或顯或隱地把心學的「知行合一」理論運用於自己的創作中，從而成為一代翹楚和集大成者。

二、佛教禪宗對中國畫的影響

中國畫注重「以形顯神」「形神兼備」，而禪宗的核心思想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將「神似」「神韻」作為品評藝術的最高標準，這與中國畫所追求的「氣韻生動」不謀而合，顯示了美的形體和精神的有機契合。

佛教從一開始傳播就將有關題材的繪畫作為重要的宣傳工具，其壁畫、造像、石刻以及廟宇建築都和藝術有著緊密的聯繫。「禪」是佛教「禪那」的省稱，意為「靜慮」「禪定」，以思悟佛教真理、靜息一切慾念為修養方法。禪宗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與本土文化融合產生的宗派之一。它宣揚「即心即佛」「頓悟見性」「自性自度」，強調「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認為人人都有佛性，都可以通過禪悟而明心見性，故禪宗又稱「佛心宗」。

禪宗將佛教所宣揚的佛性和禪悟巧妙地結合起來，將眾人都具有的佛性作為修行的根基，倡導人們在自我的冥思修行中獲得頓悟。慧能大師曰：「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禪宗秉承《楞伽經》一切唯心、萬法唯識的思想，直接吸取南北朝以來的佛教研究成果，捨棄煩瑣的理論論證，憑藉禪宗法統的象徵意義和禪師實修實證的特點贏得人心。

禪宗的頓悟方法是有神秘色彩的直覺認識方法。它無須用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思維，也不需要經驗的長期積累，而是單憑感悟、直覺和瞬間的意念來把握認識對象，深化意境。這種對心的強化和觀照，使我國古代藝術家們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從而刺激了藝術創作的發展。而當它滲入藝術領域時，這種對心的重視和對主體意識的強化自然改變了我國傳統的「載道論」，出現了「寫心」與「寫意」的藝術觀點，從而使畫家們以「筆墨情趣」的主觀情感代替了此前的寫實形式。

六朝四大畫家張僧繇、顧愷之、曹不興、陸探微都是以禪入畫，將佛家的空靈與簡約作為繪畫的氣韻，追求物我合一的高妙禪境。唐代王維在深厚的禪理浸淫下，對繪畫情有獨鍾，將水墨寫意式山水畫融入禪的哲思與直覺，用淡墨勾勒，將「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禪意山水展現得淋漓盡致。宋代蘇東坡受禪宗「自性說」影響，力主「隨意」「盡意」等創作觀念，在書畫創作中始終保持瀟洒自然、暢達適意的寫意情懷。元代倪雲林「寫胸中逸氣」，所作意境蕭疏、空曠，頗具禪宗的空疏之美。明代董其昌堅守禪宗理念，用墨輕、柔、虛、淡，畫風清妙雋永、深邃高潔，別具一格。清代八大山人的畫以水墨寫意為主，筆致簡潔，有靜穆之趣，且大面積留白，呈現出空靈清凈的「禪那境界」。清代畫僧石濤作畫「景物蒼然，瀟洒奇異」，一派禪意。他說：「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眾法，夫畫從於心者也……」

中國山水畫強調的「意境」與禪宗追求的「禪境」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重視主觀心靈的觀照，追求「物我同化」。意境發展的三個階段與「禪意」產生的三個階段是相通的。宗白華說：「唯道集虛，體用不二，這構成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和藝術意境的實相。」因此，禪宗的直覺感悟對國畫的抒寫性靈具有內外相通的指導意義。

三、老莊哲學對中國畫的影響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莊子曰：「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由此可見，「靜」作為審美心境的重要特點之一，在繪畫創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性喜山水的老子說「道之天下，猶如川穀于海江」，還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也」。他認為水有柔靜、溫和、滋養萬物而與世無爭的性格，與天道相吻合。中國畫古時大多不著彩，而用水墨繪之。水與墨相融後產生了濃淡枯濕、虛實相間、生趣盎然的效果，是道家思想在國畫中的生動體現。

莊子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老子曰：「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有」與「無」是辯證統一的關係，是植根於「陰陽之道」的宇宙意識。這種宇宙意識影響著中國畫的發展方向，奠定了中國畫「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藝術精神。老子曰：「知其白而守其黑。」正所謂空而不空，以白當黑，玄妙之處乃是「無聲勝有聲」。中國畫是線條的藝術，利用線的疏密形成對比美感，其結構原則為「計白當黑」、以虛襯實。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境界的回歸即是心靈的回歸。基於老子「大象無形」的宇宙意識和莊子「解衣盤礴」的超脫情懷，詩、書、畫、印四者才得以圓融，得以有「和合一處」的美學品格。老子一貫主張「無為而治」「順其自然」，強調「無為」才能「無不為」。「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不過多地干預，順其自然。這種觀念體現在中國畫創作上，就是心性的直觀表達與率意而為。道是如此的恬淡、率真、自然、樸實。因此，道家思想成了隱士隱居和文人畫家避世作畫的思想基礎。

南朝宋宗炳說：「聖人含道映物，賢者澄懷味象；聖人以神法道，山水以形媚道。」他是將道家思想引入山水畫的第一人。五代荊浩說：「運轉變通，不質不形，高低暈染，品物深淺，文采自然，似因非筆。」中國畫不是單純地再現物象，也不是捨去形體的抽象，而是物象與抽象，即主觀與客觀、精神與物體的變化的統一。中國畫的寫意精神與道教文化相結合，不僅合乎「形而上」的神，而且合乎自然萬物的活動形態，是活的、有生命的自然再現。

道教講究練氣，認為宇宙萬物都存在著「氣」——天有天氣，地有地氣，人有人氣，草木山川皆有氣。中國畫把道家的「氣」運用於創作中，作畫前靜心養氣，作畫中注重畫面上氣的流動。清沈宗騫曰：「天下之物本氣之所積而成。即如山水，自重崗復嶺以至一木一石，無不有生氣貫乎其間，是以繁而不亂、少而不枯，合之則統相聯屬，分之又各自成形。萬物不一狀，萬變不一相。總之，統乎氣以呈其活動之趣者，是即所謂勢也。」這充分說明了道家所說的「氣」與畫家所反映的「氣」是相通的，都是感覺自然而得的萬物之靈氣。

南朝謝赫繼承了老子的哲學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六法論」，並將「氣韻生動」列於首位。其中，「氣」是元氣，而「韻」是由「氣」決定的。老莊認為，道產生混濁之氣，混濁之氣又化為陰、陽二氣，「一陰一陽謂之道」。萬物都是從陰、陽二氣中產生出來的。故有了「氣」，畫就有了生命；有了韻，畫中的形象就鮮活了。唐代張彥遠將自然界萬物的本體生命歸於「道」和「氣」。「道」是最樸素的，它蘊含著自然界中的五色，而水墨和「道」一樣的樸素，也是五色（「墨分五色」），故古代的山水畫一般是不著彩色顏料的。王維十分贊同這個觀點，並付諸實踐，開創了我國水墨山水畫的先河。南宋畫家馬遠喜作山水畫，設色清潤，山石以帶水筆作大斧劈皴，深悟道家「黑白分明，虛實相間」之道，多作「一角」「半邊」之景，構圖別具一格，故稱「馬一角」。無獨有偶，與他同時代的畫家夏圭用禿筆帶水作大劈斧皴，稱「拖泥帶水皴」，簡勁蒼老而墨氣明潤，多繪「半邊」「一角」之畫，故有「夏半邊」之稱。明代徐渭作畫在「似與不似之間」，深得老莊哲學精髓。他生性狂放、恣肆，用墨多用潑墨，使畫面層次分明，筆簡意賅，虛實相生，生動無比。

在中國畫中，本真的自我與宇宙的本體是合一的。可以說，沒有儒、釋、道哲學思想的滋補、培育與影響，就沒有今天的中國畫。儒、釋、道哲學思想是中國畫創作與審美的活的靈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