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幟鮮明地支持廣東人「撐粵語」

第520期2011.12.21

導語：2010年，廣州市政協一份關於增加電視台普通話播音時間的提案，引發了一場關於「粵語存亡」的大爭論。時隔一年有餘，「推普限粵」再起風波，廣東省政府近日頒布政令，規定由明年3月1日起，廣東媒體粵語播音須報批，拒不改正者主管將受處分。[詳細] [網友評論]

雖然廣東的幾家電視台相繼表示表示推普新規對市民看粵語節目影響不大，但事態的最終發展還得看明年3月份的落實情況，可以想見的是，新規已經引起了很大一部分粵語使用人群的反感和不快。全國那麼多地方有方言，同樣的規定也普遍存在，為何單單「粵語播音需報批」會成為新聞，它究竟有何特殊？

粵語使用人數眾多，與絕大多數廣東人生活方式息息相關

粵語的傳播範圍有多廣，看一看使用粵語的人數就知道。目前廣東省大概1億人口當中, 使用粵語的人口大約有6700萬，加上廣西粵語使用人數大約為2500萬，香港700萬，澳門55萬，泰國500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500萬，美國和加拿大200萬，全球將近有1.2億人口使用粵語。

力挺「粵語」的韓志鵬認為：粵語與本地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如果粵語沒落，生活方式也會隨之改變。他還擔心廣州人到時會因此而集體失憶。此前更是有評論指出， 不要小看割向粵語的每一刀，不要輕視民眾的每一次呼聲。一所小學對粵語的封殺令，表面上看去無關全局，但是這一刀下去，扼殺的不僅僅是一個語言工具，更是在某種程度上阻斷了孩子們進入粵語這種生活方式的成長之路；一個電視台刪減幾個粵語節目，表面上看去無傷大雅，甚至為了某些名義還顯得有些必要，但是這刀一旦出鞘，收回來卻不容易，因為明天、後天還有更多更為重要的「名義」催生更多的刀子。[詳細]

粵語不僅是嶺南文化的載體，而且是維繫華人華僑的紐帶

另一方面，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楊小彥教授則表示，粵語一直是嶺南文化的重要載體，並且是連接廣東與港澳以及東南亞華僑的重要橋樑。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全國範圍內，幾乎已沒有什麼方言的影響力可以和粵語媲美。電視台用普通話播音在其他地區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為什麼在廣東，出現這種事情乃至規定竟會如此轟動呢。

具體來說，現在，在廣東地區的所有電視台、電台中，普通話的頻道、節目數量和時段都不少，而粵語的頻道和節目則並非是太多了。在廣州城市景觀日新月異、文化舊貌急劇變為商業新顏的今天，粵語幾乎成為了地方文化的最後立身之處。在以上種種背景下，以一種公權力的決策提案來壓縮廣州電視台的粵語頻道，或者在未徵求民意的基礎上出台「粵語播音需報批」的規定，其意義都有可能被急劇地放大。輿論和民意都認為，地方政府提出或者出台這樣的決策，難免給人一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覺。 [詳細]

加之近年來嶺南文化式微，更是加劇了粵語圈「狼來了」的焦慮

最後，粵語圈的人之所以變得「敏感」起來，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隨著廣州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新移民、「新客家」大量湧入，北方文化迅速滲透和浸染，使得嶺南文化的發展空間萎縮，無形中加劇了粵語圈的文化焦慮。基於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還曾說過「嶺南文化不要斷送在我們手裡」之類的話。

說到底，無論是「推廣普通話」、還是「保衛粵語」，「粵普之爭」的背後是對嶺南文化式微的恐懼和對本土文化保護不力的擔憂。因此，在看似「狼來了」的不必要憂慮中，更應該尋到並寬慰那份亟須被理解的焦躁情緒。[詳細]

2010年7月份，廣州市政協建議廣州電視台某一頻道，在特定時段改用普通話播新聞。正是這則尚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建議，卻引來媒體、市民強烈反應，甚至有「粵語淪陷」、「廣州人面臨集體失憶」之說。

在隨後的一次談話中，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以「我都在學廣東話，誰敢廢粵」來回應子虛烏有的「去粵語化」說法。

誠然，目前由於經濟發達等因素，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湧入廣東工作和生活。因此為了方便像筆者這種外省人，「推普」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必要性。但是，推普，是否意味著必須要「限粵」？是否意味著必須每個廣東人都必須會普通話？是否意味著大眾傳媒就必須要遠離方言？

事實上，說粵語與推廣普通話並不矛盾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歷次「普粵」之爭中，人們人為放大了粵語與普通話的矛盾對立，過度解讀了粵語的存亡去留，也就是說，說粵語與推廣普通話並不矛盾。

正如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名譽主任詹伯慧所說，粵語和普通話並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問題。粵語地位的變化是和廣州移民城市的特徵相適應的，過去二十餘年間，大量外來人口湧入廣東，改變了這裡的社會生態，也改變了語言環境。語言作為交流工具，伴隨城市化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做出適應性調整，是社會變遷使然。 [詳細]

但方言漸少，「限粵」勢必會損及語言多樣性

@聯合國 的微博曾經發過一則關於語言多樣性的微博，說「如果使用母語授課，將有助於推動小學教育的普及、減少文盲並使婦女的能力得到增強。如果使用當地的語言開展工作，就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有關艾滋病、瘧疾和其它疾病的知識，從而更加有效地控制這些疾病的流行。如果能用當地語言和方言傳授技術，環境就會得到更好地保護。」

但我國的現實卻是，方言的消失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以學校教育為例，一位來自廣州的朋友表示，以前他們讀小學的時候，老師跟同學都是說粵語的，所以基本上除了上課外，其他時間大家都是用粵語交流。而現在，不少老師跟同學根本就不會說粵語，基本上在學校都用普通話交流。甚至有老師要求在學校不準用粵語交流，要統一用普通話，還要求學生回家也跟家裡人用普通話交流。

如果此次「推普新規」最終落實被證明是在「限制粵語」，那麼粵語必將面臨一場嚴峻的生存危機，而這樣的情況想必是很多說粵語朋友不願意看到的。[詳細]

而且違背民意，可能造成文化之間的對立和衝突

另一方面，以「推普」為由，進而達到「限制粵語」的目的，勢必會在廣大的粵語使用人群中產生反感乃至抵觸情緒，去年的「粵語保衛戰」已經為此做了註腳。

應該說，一直以來，土生土長的廣東人對城市是有感情的，對當地文化的保護也自然最有發言權。但是，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所有的城市改造中，我們看到的城市文化面貌的決策者的訴求與地方文化、傳統價值的保存與認同無關，而更多的是對政績與城市新面貌的追求。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廣州人對公共事務的無力感是由一種微妙的關係所帶來的，即在身份認同的差異性上構成了文化保護意願和政府決策人意願的衝突關係。在這一點上，功利的「推普新規」恐怕也免不了要扮演加劇嶺南文化和其他文化，特別是以普通話為代表的主流文化之間對立和衝突的角色。[詳細]

總之以行政權力主導語言發展尤需謹慎

最後，以行政手段改革語言，在國際上向來有諸多爭議，諾貝爾獎獲得者哈羅德?品特的劇本《山地語言》中有句話現在廣為流傳：「你的語言被禁止了，你有什麼問題嗎？」這句台詞被很多人引用來批評針對語言的粗暴政治行為。

具體而言，在地方方言問題上，政府不應該用自己的行政權力和主觀意志來主導語言的發展。其實不必建議政府做什麼，只要他們明白不應該做什麼，地方方言的存在與發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他們在分配公共文化資源的投入的時候，不把時效政績作為利益驅動，而把對文化的尊重放在首位，地方文化的保護就有了基本保障。[詳細]

從網上的評論來看，「粵語播音需報批」這一「推普新規」招致了很大一片粵語使用者的反感。

炒螺明原名簡偉明，消夜檔傳奇人物，年逾四旬，常年在廣州各大消夜檔中，以女裝妖艷造型演唱粵語經典歌曲賣螺。成為地方文化和草根文化的一個有趣代表。

去年廣州地區的「保衛粵語」活動如火如荼進行時，《新周刊》執行主編封新城編髮了一條微博：「沒有方言的城市是可恥的」，一時間成為此事轉發率最高的評論之一。他的話或許稍顯偏激，但在中國，方言的存在又確確實實成為一地文化藝術豐富的象徵。

歷史上，官話與方言曾長期並行不悖

中國曆來就是官話與方言並行不悖。前者提供規範，後者提供語料，向來都能互補與融合，二者關係一直比較和諧。正如楊小彥教授所說：「中國在歷史上就是一個『統一書面語，又有不同方言』的國家，方言反映的是地方的文化特色。」他還笑道：「光緒皇帝見康有為，難道會因康有為普通話不標準而不重用他嗎？」從歷史的角度來反對「唯普通話獨尊」的規定和做法。

但這種並行不悖的情況到近現代發生了顯著變化，如果放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來看，社會的各種革命與轉型一直伴隨著語言統一的爭論。日本學者市川勘、小松嵐在他們的語言學著作《百年華語》中指出，百年現代中國以來，在關於語言統一的正式會議中，能夠做到純粹從語言的角度考慮，而不考慮政治因素，不受其干預的，只有1913年的「讀音統一會」。

1949年之後，關於新文字的爭議則已不是學術之爭，而是關係到人民解放鬥爭的態度問題。1955年推廣普通話達到高潮，而「推普」本身是作為一項很嚴肅的政治任務來完成的。1956年，毛澤東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言重九鼎，對語言的重要性做了肯定，也對推廣普通話做出了最高的定義與指示。同樣在五十年代，大陸對面的台灣也出現了相應的「國語運動」，海峽兩岸在幾乎同時不約而同地致力於對語言的推廣，不能不說是看中了語言背後的政治敘事和影響。 [詳細]

現實中，方言存廢關乎地方文化藝術的存亡

在中國的現實中，方言的存廢則直接影響了地方戲曲和其他藝術的興衰。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地方戲的大規模消失已經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僅江西一地，每年就有20種地方戲目不及挽救而滅絕。

而作為地方戲基礎的方言的邊緣化，也是地方戲面臨毀滅的重要原因。沒有陝西方言就沒有秦腔，沒有寧波話就沒有甬劇，假如蘇州人不再說蘇州話，崑曲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當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越來越受到重視的時候，我們是否應當反思過於急切地推廣普通話和打壓方言給各種地方戲帶來的損害？

因此，出於對豐富一地文化藝術的目的，政府應該清醒地看到，過去曾經是處於不斷萎縮之中的地方方言，在今天的現實語境中有可能是需要重新扶持、重新作為地方文化的語言載體而受到保護和激勵其發展；那種把地方語言看作是推行大一統文化之障礙的文化激進主義價值觀，在今天的文化語境中也應該被多元文化共同依存與共同發展的文化自由價值觀所糾正。[詳細]

尊重各地域族群方言發展，不妨學習台灣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球村」的演進過程中，尊重地方資源、尊重文化的多元性的思潮也在不斷抬頭。我們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很多國家對於原住民文化的保護力度也在加強。它和「地球村」的發展其實是並行的兩個趨勢。

而在保護原住民文化，尊重和保護各族群方言的發展上，台灣地區有太多的經驗可供內地借鑒和學習。一方面，透過各類頒獎典禮，我們可以發現其在電視、電影和音樂等多個領域，都會用大篇幅和一些獎項突出對原住民語言及其文化的重視。以音樂為例，台灣不僅有閩南語歌曲的評獎，還有客家音樂的作品及其評獎，大陸則在這一塊簡直就是弱爆了，除了一些少數民族的音樂外，基本很少見到比較有代表性的方言音樂作品和評獎。另一方面，在台灣地區歷屆領導人的競選中，候選人總是盡情地秀著自己國語之外的「方言」，其中現任領導人馬英九更是為了「討好」選民，而自學了「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等多種「方言」。

應該說，台灣社會中有許多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是上帝的恩典，因為文化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對一個社會的發展而言是正面的，可以使人們感受到族群的多元。不過台灣地區單原住民語有12種以上，保存上確實不容易，原住民委員會也針對保存原住民語言積極努力，投入教育資源，希望原住民學生都至少會說簡單的問候語，甚至唱一些原住民的歌曲，對語言保存價值很高，這些細節方面的做法，內地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是不是可以花費更多精力去學習，以保護更為豐富的地方方言呢？！[詳細]

台灣地區的金曲獎在最佳國語獎之外，還設有最佳台語、最佳客語和最佳原住的相關獎項，以鼓勵台灣「方言」音樂的發展。圖為第21屆台灣金曲獎，布農的《八部傳說》獲得最佳原住民語專輯獎。

「兒童相見話不懂，國語應答何苦來」，「推普」大潮下，學者賀衛方曾用這樣的詩句表示了對以粵語為代表的方言漸漸「死去」的焦慮和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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