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影響當代中國的三大社會思潮 （第3頁）

　　一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反思，二是矛盾直指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形成的親資本主義的西化語態，反思、批判所謂「現代化」、「現代性」問題。它直接針對是80年代後的自由主義思潮所主張的現代性和現代化模式。這兩大反思反映了「新左派」作為世界主流思潮的一種批評性話語的特質，同時也反映出「新左派」的兩個基本的思考維度：反思傳統社會主義，意味著「新」；批評資本主義與西化潮流，體現了「左」。

　　「新左派」在90年代後期以來，能在籠罩在自由主義語境下的中國知識界乃至中國社會取得一定的話語權，首先要「感謝」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廣泛而急劇的社會分化。80年代以來，「市場」、「自由」、「權利」等自由主義的招牌話語已經確立了在中國的「政治正確性」地位。但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利益分化，帶來的社會公平缺失，帶來的對相當數量的社會成員生活景況的衝擊，使被自由派知識分子奉為金科玉律的經典觀念，遭到了來自多數社會成員的越來越多的質疑。尤其是自由主義關於人的自由與普遍主義的經典訴求，受到了來自知識界內部的懷疑、批評，直至挑戰。中國知識界所謂的「分化」，其實就是這樣形成的。

　　關注「弱勢群體」是「新左派」給中國社會留下的最突出的印象。所謂「弱勢群體」，是對市場化進程中利益受損群體一個委婉的稱呼。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中國「弱勢群體」在人口比例上已並非「弱勢」。「新左派」為中國「弱勢群體」的代言，主要集中於對市場化進程中的產權改革私有化傾向的批評，「新左派」一直在強調改革、改制中國有、集體資產流失是造成中國社會分化和社會不公的主要原因。隨著中國所謂「弱勢群體」的增加和社會分化、對立現象的加劇，「新左派」也愈加受到關注，並在社會心理上不斷獲得新的「政治正確性」，成為中國目前成長性最好的社會思潮。

　　與關注「弱勢群體」這一主要話題相連的是，「新左派」對階級、階級鬥爭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話語的重提，2000年中國新一代左翼文藝家將20世紀最出名的無產階級鬥士切·格瓦拉搬上了中國的話劇舞台，令人瞠目結舌地再次賦予了「革命」這一最大的禁忌語以正義性，在中國的舞台上大唱、大跳、大演「革命」。話劇《切·格瓦拉》的成功，使許多同為「新左派」的知識分子都感到意外和震驚。

　　「新左派」對於中國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的批判，並沒有停留在社會現象層面，甚至也沒有停留在中國社會歷史的範圍之內，而是將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市場化、私有化浪潮作為一種世界歷史現象而加以觀察和思考，這與被認為是「新左派」思想群體的知識背景很有關聯。所謂「新左派」從年齡上看大多是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是在改革開放年代成長起來的並大多有留學西方背景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恰恰是這樣一批似乎應當天生屬於自由主義陣營的年輕學者，選擇了反資本主義的平民主義立場，選擇反西方的中國立場，這正是「新左派」作為一種思想現象值得深入探究之處。

　　反思「現代化」、「現代性」是「新左派」批判市場化的一種理論上的深入。「新左派」的一些理論家認為，以物質主義、技術主義為基礎的現代理性統治了現代人的思想。物質和技術作為至高無上的價值，給予市場經濟、私有制、資本主義以觀念上的合法性。因此，不從根本價值上探索人類社會的前進方向，現代人類社會就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的藩籬。

　　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公有資產流失即私有化傾向，被「新左派」在很大程度上歸罪於政府的失職，並迅速將這一批判主題引入政治領域。儘管「新左派」對資本主義民主保持批評態度，但「新左派」在政治問題上給人更深刻的印象是對傳統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與模式的批評，進而「新左派」把傳統社會主義的整體思想理論也納入了自己批判反思的領域。這一點映襯著80、90年代蘇聯、東歐巨變以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挫折陷入低谷，更顯示出「新左派」以馬克思主義繼承人自居的意味和自信。

　　「新左派」結合當代社會主義運動遭遇挫折的背景，在民主政治觀、社會主義本質觀和歷史進步觀等三大領域提出了自己的獨立思考與見解。「新左派」在上述三方面的基本觀點是：

　　更加強調民主，特別訴諸於人民民主和制約社會主義政權官僚化趨勢。在這一點上，「新左派」高度認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他們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講是「繼續革命」的一次偉大的嘗試。在對待毛澤東、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和觀念方面，「新左派」在當今中國扮演著毛澤東最忠實的學生的角色。

　　關於社會主義本質，「新左派」提出了不同於中國90年代主流觀點的看法，認為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之一，但並非充分條件。社會主義在發展生產力、滿足人民需要的同時，還必須改變人的需要本身，以提升「人性」。「新左派」幾乎毫無例外地反對經濟決定論，認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人們的主觀世界是社會主義面臨的更重要、更艱巨的任務。「新左派」認為與單純的生產力本質論相比，社會主義的本質應更加全面，社會主義是一種和諧，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於：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新左派」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引入了人和自然關係的新視角，注重從人與自然關係的層次思考、認識社會關係領域中的問題，以支持和擴展自己的思想主張。這也是「新左派」思潮一個重要的特徵。

　　與更加強調歷史發展的主體性、主觀性相適應，「新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的社會歷史沿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不斷進步上升的線性歷史觀，也提出了強烈質疑。這實際上是對社會歷史發展的主客觀條件相互關係的進一步追問。在許多「新左派」看來，社會歷史並非總是進步的，道德和信仰也並非的隨生產力發展而提升。他們懷疑「生產力標準」，在歷史觀上多執二元論觀點。

　　從總體上看，「新左派」思潮具有鮮明現實批判性。批判市場化、批判現代性和批判經濟決定論，訴諸民主、訴諸群眾，主張社會均衡發展等，體現了「新左派」的基本思想傾向和理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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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名美學家，90年代流亡海外。

　　[ii] 朱學勤：《1998，自由主義的言說》，《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

　　[iii] 劉軍寧：《私有財產權：憲政的命門》，網路資料。

　　[iv] 徐友漁：《自由主義與當代中國》，《開放時代》1999年3期。

　　[v] 錢理群：《語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後的教育理念》，《審視中學語文教育》序，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vi]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 62、63頁。

　　[vii] 何家棟：《誰誤解了馬克思》，《北京文學》1999年第2期。

　　[viii] 朱學勤：《五四以來的兩個精神病灶》，《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4期。

　　[ix] 曹思源：《在世紀的分水嶺上——草原部落「名報名刊精品書系暨知識分子文存」座談會紀要》，網路資料。

　　[x] 張賢亮：《小說中國》，第45、32頁，經濟日報、陝西旅遊出版社1997年版。

　　[xi] 徐友漁：《自由的言說》，259頁，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

　　[xii] 張汝倫：《現代中國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111頁。

　　[xiii] 《〈中國青年看世界〉讀者調查統計報告》，中國青年報，1995年7月14日。

　　[xiv] 參見《北京第三次出現「說不」的聲浪》，新加坡《聯合早報》，1999年8月12日。

　　[xv] （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抉擇——美國站在十字路口》，新華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77—179頁。

　　四、三大社會思潮關係的評析

　　影響當代中國社會的三大思潮，是當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社會群體利益與願望在思想領域中的反映。既然中國的現實是它們的共同對象，這三大思潮之間就自然會有所交集，三大思潮之間既有差別分歧又有關聯。

　　1.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主要爭議

　　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都對中國的現實有著強烈的不滿和干預傾向。這可以說是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對當今中國某些社會不良現象的抨擊往往來自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他們是社會上的最常見的批評者，只是他們的角度、立場和要求解決問題的方向每每是相反的。

　　在對待政權問題上，「新左派」呼籲監督權，要求公眾可以對改革進行監督，對財富分配進行監督，對社會公平進行監督。但尚未對政治的一元化的權威性加以否定，他們更多的是強調集體領導和共產黨黨內的民主和更多人民性。

　　自由主義則要求改變國體、政體，結束共產黨一黨執政局面。一些自由派人士就曾說，「檢討過去，是否能得出這樣的看法：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義在野，現實主義在朝，社會抗議在野，技術操作在朝？」[1]，「關鍵之關鍵，是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推上議事日程」[2]。「就以中國政治的現代化進程而言，中國要實現民主政治……就必須引進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這幾乎是一切致力於解決中國現代政治問題的思想家們的共識。」[3]

　　對於實施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社會存在的諸多問題，新左派從根本歸結為改革方向存在問題，是自由主義或曰「新自由主義」主導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社會和人民財產被盜竊和掠奪。而自由主義覺得這些痛苦都是應交的學費和應付的代價，社會進步本身就是一個不斷淘汰的過程。「新左派」將其斥責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

　　關於社會基本價值。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新左派強調社會公正。自由主義者視言論自由為生命，主張全力爭取言論自由；而「新左派」則強調今天的中國抽象的言論自由是偽命題，當今中國真正缺乏言論自由的是不是自由派知識分子，而是深受市場化剝奪的工農大眾；而自由派知識分子更多地替有產者代言，壓抑了無產者的聲音和利益訴求。自由主義者在當今中國崇尚的基本價值為：自由、財產權利、憲政民主，而「新左派」關心社會公正、平等、對勞動權利的保護。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競爭不充分，效率不高；「新左派」認為，中國社會競爭過度，缺乏公正。

　　在看待與評價兩股思潮對中國社會現實的影響和作用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更是針鋒相對。自由主義批判新左派有著過分的早期馬克思人道主義的激情，有著深深的晚年毛澤東情結，空想色彩濃烈，沒有警惕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學說中的專制基因；對毛澤東的迷戀更是不應該，如果要再次搞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式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那將是中華民族的又一場災難。「新左派」則批評自由主義是西方的應聲蟲，不顧國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隨西方，走資本主義道路，會使中國「拉美化」。

　　2.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話語權競爭

　　民族主義者反對全球化，反對美國為首的霸權主義，是自由派所無法接受的。在對待美國的問題上，以及對待以美國為象徵的任何事情上，民族主義思潮和自由主義思潮都是對立的。在自由主義者看來，美國是當今世界自由、民主、富強的化身，是中國學習的榜樣；而民族主義者卻認為，中國的問題都是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導致的，所以必須對美國說「不」。

　　依自由主義觀點看來，民族主義思潮和新左派思潮基本觀點是基本一致的。都是自己的對立面，並不著意分辨民族主義與「新左派」的區別。但自由派知識分子似乎更積極主動地把「新左派」當作自己主要論戰對手。

　　民族主義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拒斥市場化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而是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應注重國家的政治穩定，要加強控制，完善法制，一致對外。在對待社會矛盾問題方面，強調「安內必先攘外」，在開放條件下和面對全球化，解決外部問題具有首要性，外部問題解決了，有利於化解內部矛盾。

　　民族主義這樣看待國內問題，它認為當前中國面臨的大多數問題的基本背景是中國「後發展」的基本歷史方位和基本國情，而國際資本在全球化進程中對發展中國家的壓制與掠奪是加劇發展中國家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必須對西方國家保持足夠的警惕，要辨證地對待全球化，在參與全球化的進程中趨利避害。因此，參與全球化應該是有條件、有保留的，中國的國家利益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在根本上是對立的。自由主義者則認為，中國必須完全與國際接軌，完全照著美國模式來搞才會有將來，才會有出路，而現在中國出現的問題，恰恰是沒有完全照搬美國或學得不好、學得不夠造成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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