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聲：「東突」分裂主義是舊中國遺留後患

今天「東突」分裂為政治訴求的恐怖犯罪不能說是我們的民族政策，或者民族區域自治出了什麼問題，或者是老百姓的民生出了問題，要鬧事。這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東突」分裂主義後患，是舊有「東突」分裂恐怖思潮在今日的狂妄表現。

一、「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是「東突」分裂主義境外的第一個理論來源

鳳凰歷史：

您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東突」在歷史上的源起和發展？

厲聲：「雙泛」思想鼓吹的所謂「保護民族、反對落後因素」的誘人言論和民族獨立、建立伊斯蘭政權的主張，在新疆逐漸有了市場。由此構成了20世紀新疆「東突」分裂主義思潮產生的源頭。[詳細]

二、「東突」分裂主義可以追溯到1933年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分裂政權

鳳凰歷史：

談到新疆的歷史，則不能不說到民國時期新疆的混亂局勢，它對當今的新疆又有著什麼樣的影響？

厲聲：1933年的11月12日，在喀什建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分裂政權，宣稱「獨立」。到1934年2月份就崩潰。今天新疆「東突」分裂主義旗號的出現，正是以1933年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分裂政權為始的；並初步形成了「東突」分裂主義的理論基礎。[詳細]

三、當代的政治伊斯蘭極端主義完全背離了「聖戰」的原意

鳳凰歷史：

現在很多「東突」恐怖分子都打著伊斯蘭「聖戰」旗號，「聖戰」的本意又是什麼呢？

厲聲：伊斯蘭教創立後，「吉哈德」被賦予了明確的宗教含義，即「為主道而奮鬥」。「吉哈德」是安拉指引的到達天堂的直接道路，穆斯林通過履行「吉哈德」義務，便可得到後世的拯救。當代的政治伊斯蘭極端主義完全背離了「聖戰」的原意。[詳細]

1在「泛突厥主義」基礎上編造的「東突」歷史觀是分裂主義第二個理論來源

2共產國際錯位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境外分裂主義的第三個理論來源

3 清政府改變了歷代羈縻治理的模式，對新疆實施直接治理

4阿古柏並非維吾爾人，他不是反抗清朝的領袖，而是浩罕入侵新疆的首領

核心提示：今天「東突」分裂為政治訴求的恐怖犯罪不能說是我們的民族政策，或者民族區域自治出了什麼問題，或者是老百姓的民生出了問題，要鬧事。這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東突」分裂主義後患，是舊有「東突」分裂恐怖思潮在今日的狂妄表現。

厲聲 資料圖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頻道對話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厲聲文字實錄，採訪：宋晨希，整理：宋晨希，唐智誠

嘉賓簡介：厲聲，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獲碩士學位。曾就職於新疆大學歷史系。2001——2012年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獲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疆發展研究中心理事長。主要科研成果有：《新疆對蘇（俄）貿易史（1600-1990）》、《中俄伊犁交涉》、《哈薩克及其與中國新疆的關係（15世紀-20世紀中期）》和《中國新疆：歷史與現狀》等。

「東突」產生源頭：境外多種因素導致的「分裂主義」思潮

鳳凰歷史：前一陣昆明發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使「東突」問題成為中國反恐的當務之急。您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東突」在歷史上的源起和發展？任何政治「運動」都有理論作為支撐，您是否能結合「東突」的源起談談「東突」分裂主義理論的來源。

厲聲：昆明「301事件」，在國內外引起比較大的振動，是一起最惡性的暴力恐怖事件。問題提得很好，「運動」一定有「理論」的支撐，反應在當前的「東突」恐怖犯罪中，便是其固有的「政治訴求」。我們認為：恐怖是手段，分裂是目的，這些恐怖分子絕不是為殺人而殺人，他們有自己的政治訴求，現今世界的恐怖主義都有各自的政治訴求。「東突」恐怖分子的根本政治訴求是企圖分裂中國1/6的國土——新疆；即要以所謂「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式來爭取「民族獨立」。在實施恐怖犯罪時，又披著宗教「聖戰」的外衣，藉助於極端宗教對異教徒實施「聖戰」的「神聖」理念，蒙蔽更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同情、甚至參與。

「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是「東突」分裂主義境外的第一個理論來源

厲聲：關於「東突」的概念。「東突」全稱是「東突厥斯坦」，原來是個地理名詞。19世紀中期，沙皇俄國佔有了中亞南部（今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一帶）後，在當地建立了「突厥斯坦省」 （編者註：亦譯「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因為「突厥斯坦省」和中國的新疆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僅一山（天山）之隔，其後，一些俄國地理學家為了方便，把中國的環塔里木地區稱為「東突厥斯坦」，所以「東突厥斯坦」在開始使用時只是部規範的地理名詞，沒有任何政治含義。

近代新疆的民族意識是比較淡漠的，多以居住地來稱呼自己的歸屬。比如居住在疏勒（今喀什）的民族多說自己是疏勒人，居住在於田（今和田）的民族多說自己是于田人，居住在吐魯番的民族則多說自己是吐魯番人，整體民族意識和觀念很淡漠。從1884年新疆建省到1911年清朝滅亡，新疆經歷了近30年的政治穩定環境，社會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相應，當地的民族意識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得到提升。

在19世紀80年代，在中國新疆境外形成了兩種思潮：

一是最初在阿富汗形成的「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潮，其主旨是主張世界所有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應該聯合起來，組成一個「烏瑪」（共同體），在哈里發的統一領導下，共同反對外來的殖民侵略，直到取得獨立。

二是在沙皇俄國統治的韃靼地區形成了「泛突厥主義」的思潮，其主旨是試圖利用文化認同意識，激發民族主義的聚合力，通過教育的語言的改革，將操突闕語的各民族團結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聯盟」，以抵制沙俄的民族壓迫。

至20世紀初，「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以下簡稱「雙泛」）已被奧斯曼帝國（自認為是世界伊斯蘭教的中心、正統的突厥民族）封建宗教上層掌控，成為一種具有偏激宗教狂熱和民族沙文主義的社會思潮。「雙泛」思潮雖然早期帶有一定的對抗西方殖民統治和沙俄民族壓迫的進步意義，但是其中的強烈超國家、超民族、超階級的極端宗教觀和民族觀，背離了原有的反抗殖民統治壓迫、尋求民族發展的初衷，使其在傳播的過程中又形成了對一個民族國家來說的負面「解構」性質。

從新疆內部講，「雙泛」思想進入新疆後之所以能傳播和蔓延，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新疆各族人民長期受封建剝削壓迫，反抗剝削壓迫、要求解放的政治意識不斷增強。

二是自1884年新疆建省後，有30多年相對穩定的發展，民族意識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有所發展。

三是共同的伊斯蘭教信仰的宗教意識，容易形成共鳴。

初期，境外「雙泛」思潮向新疆傳播主要通過兩類人，一類是商人，一類是出境留學或朝覲的人員。商人在從事境外商業貿易或考察遊歷中，首先接觸到「雙泛」思潮，他們將「雙泛」思想引入到新疆。應該承認，這些最先走出國門的各類新疆民族人士在當地社會都有較高的名望，也做過不少有益於社會發展的事。如新疆伊犁的玉山巴依曾參與和支持新疆爆發的辛亥革命，向革命軍提供資助，幫助組建軍隊；發展民族工商業；發展民族教育等等，但是面對世界範圍的具有超階級、超國家、超民族偏激宗教意識和民族意識的「雙泛」思潮，這些剛剛睜眼看世界的新疆民族人士也良莠不分地伸出了歡迎的雙臂。

除了新疆民族人士主動引進「雙泛」思想外，土耳其政府也通過開辦教育或慈善機構、及通過境外直接向新疆各地郵寄「雙泛」思想宣傳品等方式，積極向新疆輸出「雙泛」思想。儘管新疆方面採取了各種措施抵制境外「雙泛」的滲透和傳播，但「雙泛」思想仍在新疆部分地區呈現逐步蔓延趨勢。「雙泛」思想鼓吹的所謂「保護民族、反對落後因素」的誘人言論和民族獨立、建立伊斯蘭政權的主張，在新疆逐漸有了市場。由此構成了20世紀新疆「東突」分裂主義思潮產生的源頭。

新疆的民族上層主要是通過出境經商、學習和旅遊等方式接觸到了「雙泛」思潮，進而以「雙泛」的政治理念來審視新疆的政治形勢，比照著「雙泛」所帶有的對抗西方殖民統治和沙俄民族壓迫的內容看待當時新疆的政治社會。清末民初，新疆地方政治腐敗，社會矛盾、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都比較激化。少數接受了「雙泛」思想的民族上層便套用反抗西方殖民統治的概念，認為新疆地方政權這也在實施「殖民統治」，併產生了早期「反抗民族壓迫」、「爭取民族獨立」的想法。確實，當時新疆存在的政治腐敗、民族壓迫與剝削，但總體上這是當時中國國內的政治矛盾，是新疆各族人民同清末封建專制統治、同民國初年軍閥統治之間的矛盾，而不是「殖民統治」問題，更不是世界範圍的「反抗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問題。世界範圍內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專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統治的鬥爭，而新疆是中國的一個省區，錯誤地套用「雙泛」的理念來看待中國國內的政治，是「東突」分裂主義產生的境外理論源頭。

今天新疆「東突」分裂主義旗號的出現，可以追溯到1933年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分裂政權。

1931年，新疆爆發了反抗軍閥金樹仁統治「反金暴動」。暴動從哈密開始，一路向西經吐魯番、庫爾勒、阿克蘇、喀什，暴動遍布整個南疆都。儘管參與者都是老百姓，但掌控暴動領導權的主要是民族封建宗教上層人物。

在「反金暴動」的混亂形勢下，一些具有「雙泛」思想的封建宗教上層人物，打起了「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的旗號。在南疆和田以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為首的暴動勢力奪得了當地政權，隨後控制了喀什；1933年的11月12號，在喀什建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分裂政權，宣稱「獨立」。隨後公布了「政府」《組織綱領》、《施政綱領》及所謂「憲法」和「政府」成員名單。《組織綱領》共30條，其中第二條宣稱：「東突厥斯坦為永久民主共和國，請求南京政府或國際聯盟予以便利；協助人民，共同努力，以達最終之目的而保永久之獨立。」

分裂不得人心，這個分裂政權只存在了三個月，到1934年2月份就崩潰。但是「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分裂政權的建立，在新疆開了個很惡劣的先例，今天新疆「東突」分裂主義旗號的出現，正是以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分裂政權為始的；並初步形成了「東突」分裂主義的理論基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完成了分裂主義從思想意識向實踐活動的過渡，開創了建立分裂政權的先例。

其二，在「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潮下，開創了煽動和利用宗教狂熱達到分裂目的的先例。分裂主義分子以宗教為外衣，而成千上萬的信教民眾在宗教狂熱的蒙蔽和驅使下，將「聖戰」、推翻異教徒(漢人)統治、建立伊斯蘭政權當作宗教義務和對真主的奉獻，呼喊著殉教口號，充當了分裂勢力的炮灰。

其三，在「泛突厥主義」思潮下，將一個民族的解放和發展建立在對另一個民族的排斥和打擊之上，宣揚民族獨立和建立分裂政權，是民族解放和復興的必由之路，煽動民族間的戰爭和民族仇殺，開創了將反抗民族壓迫，誤導為分裂運動的先例。

其四，利用當時政治反動、社會腐敗、經濟貧窮落後而民眾要求改變生存現狀的強烈願望，開創了將民眾反抗階級壓迫和剝削的鬥爭誤導為分裂運動的先例，叫囂獨立和建立分裂政權是推翻舊制度、獲得自由的必由之路。

其五，第一次將「東突厥斯坦」這一不規範的地理名詞政治化，使之成為分裂主義的代名詞。此後，大凡製造新疆分裂和獨立的人，都沿用了「東突厥斯坦」這一名稱。

其六，產生了分裂主義「領袖人物」。「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分裂政權的建立，將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推上了「領袖人物」的寶座。

鳳凰歷史：為什麼分裂勢力要自稱為「東突厥斯坦」呢？

厲聲：「東突厥斯坦」從一個不規範的地理名詞變成為一個分裂主義的專用政治辭彙，其背景有以下幾點：

一是排外。「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宣言聲稱：「東突厥斯坦者，乃東突厥斯坦人之東突厥斯坦，無須外人來做吾人之父母……吾人此後不用外人之語言與名稱，

二是因為「泛突厥主義」的理念，認為自己處於「講突厥語民族」（主要分布在自土耳其至中國新疆）的東部；

三是因為當時接受「雙泛」的分裂勢力自認為自己生活的塔里木盆地與北疆（主要是伊犁等地）地區不同，選用「東突厥斯坦」是為了和他們區別開來；

四是境外有以「東突厥斯坦」稱呼塔里木盆地的現成地理名稱，於是選用了「東突厥斯坦」作旗號。

五是早期分裂勢力「領袖的倡導與定位」。剛才提到的穆罕默德·伊敏，通過《東突厥斯坦歷史》的著述，宣稱「我們的民族是突厥，我們的國家是東突厥斯坦，我們的宗教是伊斯蘭教。」將「東突厥斯坦」提升到分裂政權的代名詞。

在這一系列的背景下，原有「東突厥斯坦」這個不規範的地理名詞，成為了分裂主義的政治代名詞；凡是企圖在新疆製造分裂的人，都稱歷史上的西域或新疆為「東突厥斯坦」，都以建立「東突厥斯坦國家」作為自己的政治旗號。

在境外「泛突厥主義」歷史觀基礎上編造的「東突」歷史觀是「東突」分裂主義第二個理論來源

鳳凰歷史：上世紀40年代有一本《東突厥斯坦歷史》的書，在維吾爾民族中影響很大，請您能否談談這部書的內容？

厲聲：1933年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分裂政權的主要「領袖人物」之一是穆罕默德·伊敏，他是南疆和田地區墨玉縣的阿訇，同時也是一名教師。1934年2月分裂政權崩潰後，他逃到境外。數年後，穆罕默德·伊敏完成了一本《東突厥斯坦歷史》的著述。一個並未對新疆或維吾爾歷史有專門研究的人，何以在短期內完成這樣一本著述，本身就使人費解。

在研究中我們發現：穆罕默德·伊敏《東突厥斯坦歷史》的觀點與基本的敘述方式，完全是照搬當時土耳其編纂的「泛突厥主義」歷史觀的宣傳書刊。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奧斯曼—土耳其熱衷於政治的知識精英著力於「土耳其民族歷史」的構築，至凱末爾時代，這一觀念意識構成了偏激的「土耳其民族主義」及「泛突厥主義」的歷史觀。該史觀無根據、無限制地擴大和抬升古代歷史上突厥人的地位，聲稱：世界上最早的人類出現在中亞，中亞最早的民族是突厥人（即古代土耳其人；下同）。突厥人將自己的偉大文明傳向了全世界，古代世界的各大文明都是突厥人創造的。

捏造或歪曲「土耳其民族歷史」的高峰時期，是1930年4月在土耳其召開的「突厥之家」第六屆代表大會。大會組織者在演講中聲稱：

人類最高級的和最早的文明種族、國家，是阿爾泰與中亞的突厥人。

中國文明之基礎的創立者是突厥人；

在美索布達尼亞、伊朗，至少公元前7000年人類最初文明的創造者、以及人類歷史最早出現的蘇美爾人、阿卡德人，實際上就是突厥人；

在埃及三角洲的土著居民，以及埃及文明的創立者是突厥人；著名的閃族人漢謨拉比、顯赫的亞述人，歷史上都是突厥人；

以古希臘人為名的多利安人是阿納多盧的土著居民，他們的祖先是被稱為赫梯人的突厥人；

拉丁文明之基礎的創造者是被稱為埃特魯斯坎人的突厥人。

1930年，土耳其出版了新教科書《土耳其史綱》；1931年底，土耳其又出版了四卷本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歷史》。在《歷史》一書中寫道：

中國的政治史是從「五帝」時代開始的。「五帝」在中國統治的時代是公元前3000年，伏羲出生在中國甘肅省，而突厥人早在公元4000年前就進入此地並定居下來；進而以類似的推理，認為夏、商、周三朝的創立者都是突厥人。

在這種典型捏造出來的境外「泛突厥主義」歷史觀的基礎上，直接產生了「東突」分裂主義所謂「東突厥斯坦獨立論」的分裂主義歷史觀。

20世紀40年代初，「東突」分裂勢力的代表人物之一穆罕默德.伊敏在境外完成了《東突厥斯坦歷史》一書。書中完全照搬和繼承了20世紀20—30年代土耳其偏激的民族歷史觀，並將其套用在對新疆維吾爾人歷史的敘述中，將其中的「突厥民族」替換成「維吾爾民族」，編造所謂「東突厥斯坦」的歷史；進而憑空捏造「東突厥斯坦獨立論」的分裂思想體系：書中編造歷史的主線是：一萬多年以前，亞洲中部就有一個使用突厥語的維吾爾斯坦，不斷受到中國侵略，最後成為了中國的殖民地；要通過「民族解放運動」推翻「中國漢人的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其理論構成主要包括：

任意抬高和誇大歷史上突厥（包括維吾爾）民族的地位，聲稱突厥人是人類歷史的開端，是距今一萬一千年的民族（比古代埃及還要早伍千年的民族）；在九千年前就已創造了自己的文字。

編造「東突厥斯坦」自古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名、文化發展最早的一個國家。認為早在匈奴帝國興起之前，東突厥斯坦就存在著維吾爾國家。

否認自漢代以來西域新疆就納入中國中原王朝管轄的歷史史實，聲稱漢代中國皇帝任命張騫為東突厥斯坦總督，佔領東突厥斯坦的年限為四十九年。

否認邊疆民族歷史的主流，把歷史上中原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描繪成漢族和邊疆民族相互仇視和征戰不休的歷史。聲稱中國是「東突厥斯坦」民族三千年的敵國。清朝在新疆的治理是中國人實行同化政策，務使整個「東突厥斯坦」滅種於世界，是吞併「東突厥斯坦」為中國之一省的陰謀、企圖與毒辣手段。

1949年新疆解放後，穆罕默德.伊敏的《東突厥斯坦歷史》一書仍在暗中流傳；1987年該書在安卡拉又出版了增補本；境外分裂組織刊物《東突厥斯坦之聲》又對該書進行了連篇轉載，並通過各種途徑流入新疆。這是「新疆是中國漢人殖民地論」的第二個理論來源。

1986年10月到1989年10月，新疆文聯幹部吐爾貢·阿勒瑪斯公開出版了《維吾爾人》、《匈奴簡史》、《維吾爾古代文學史》三本書，其中觀點與上述《東突厥斯坦歷史》同出一轍。自20世紀20—30年代土耳其偏激的民族歷史觀形成，到40年代初穆罕默德.伊敏的《東突厥斯坦歷史》，再延續到80年代吐爾貢·阿勒瑪斯的「三本書」，其中捏造或歪曲的新疆民族歷史觀一脈相承，流傳甚廣，流毒甚深。由此構成了建立在境外「泛突厥主義」歷史觀基礎上的「東突」分裂主義理論的第二個來源。

歷史上共產國際錯位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東突」分裂主義境外的第三個理論來源

厲聲：十月革命勝利後，在共產國際和蘇俄的「東方革命論」中，新疆軍閥統治被錯誤地定性為殖民統治，新疆各民族人民反抗軍閥統治的中國國內政治鬥爭被錯誤地定性為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出於世界革命的戰略，共產國際將中國新疆看成是輸出革命、開展世界東方（即亞洲）革命的重要地區。他們認為：在革命席捲了俄羅斯的中心地區和俄屬中亞地區之後，新疆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社會主義革命的舞台。

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中亞局主席Я.Э.魯祖塔夫甚至提出了在新疆「建立喀什和準噶爾共和國的建議」（以下談到的共產國際與蘇俄的內容均有前蘇聯檔案作為資料的支持）。建議的緣起是「新疆的一些革命團體和組織嚮往擺脫軍閥壓迫，提出了建立獨立的喀什和準噶爾共和國的設想」。1921年6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這個建議。所幸的是，政治局會議上，Г.В.契切林堅決反對這個建議，列寧等少數政治局委員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見，最終否定了它。不過，共產國際的「東方革命論」和「民族解放運動」理論並沒有得到澄清。一旦形勢發生變化，這種理論還會再度浮泛。

1934年2月，在前蘇聯的支持下，握有兵權的盛世才平定了「反金暴動」，成為民國時期新疆的第二任軍閥。盛世才上台後，實行「聯俄聯共」的政策。在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從1935年到1941年，新疆進入了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好時期。通過兩個「三年計劃」，蘇聯以資金和技術全力支持新疆發展；同時，蘇聯在哈密駐了一個「紅八團」，說是一個團，實際上是一個加強師，有空軍和裝甲部隊；以軍事手段扼住新疆的咽喉，維護盛世才的軍閥統治。

但在「二戰」的關鍵時刻，在蘇聯衛國戰爭最艱苦的時候，盛世才對形勢的判斷出現錯誤，認為蘇聯在德國的猛烈攻勢下將失敗。於是從軍閥的政治投機出發，搖身一變，從「聯俄聯共」變成「反蘇反共」。有人說是他假革命，我覺得也不是，一個軍閥，只要能保住他的統治地位，怎麼變都行。盛世才投靠蔣介石後，開始清除在新疆的蘇聯勢力，包括蘇聯派來的專家、軍隊教官，駐守哈密的「紅八團」等全部都被趕走了。當時蘇聯「咽下了這口氣」。

1943年，蘇聯衛國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隨即也開始著手實施推翻盛世才統治的工作。蘇聯仍沿用共產國際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理念，再次支持新疆本地的少數民族以爭取「民族獨立」為宗旨的「民族解放運動」。

是年5月4日，為推翻統治新疆的盛世才政權，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與新疆相鄰的蘇聯哈薩克、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斯坦建立數所學校，專門為「民族復興小組」培養指揮人員和將來與新疆居民一道工作的宣傳鼓動員。蘇聯長期以來一直將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剝削壓迫的中國國內政治鬥爭錯誤地定位為「推翻漢人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實施這些計劃中，「民族復興小組」被更名為「民族獨立小組」或「民族解放小組」。

聯共(布)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委員會負責人被指定為當地向新疆宣傳和輸出革命的負責人。境外出版的《新生》、《東方真理》、《哈薩克之鄉》等維吾爾文、哈薩克文雜誌被運入新疆，以「推翻漢人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為綱，廣為傳播。其中一篇《我們為何進行鬥爭》的政論文章頗具代表性，內稱：

「我們為消滅漢族在我們東突厥斯坦的統治，為消滅在我們領土上漢族暴政的一切根源而鬥爭。東突厥斯坦屬於這片領土的真正主人——維吾爾人，塔蘭奇人，哈薩克人，柯爾克孜人，塔塔爾人，烏孜別克人，以及其他遭受突厥族統治的人一一蒙古人和其他非漢族人。在東突厥斯坦，無論漢族殖民政府，還是漢族殖民者，都沒有容身之地。」

新疆不是殖民地，共產國際和蘇俄當局卻將新疆人民反抗剝削壓迫的國內政治鬥爭錯誤地定位為民族解放運動，新疆人民反對的是軍閥統治和專制制度，而境外宣傳材料卻誤導為反對漢族的民族獨立運動，由此形成「新疆是中國漢人殖民地論」境外的第二個理論來源。

1944年8月，新疆伊犁尼勒克縣爆發了反抗盛世才軍閥統治的暴動，隨即形成新疆三區革命運動。11月，在新疆北部的伊寧縣，出現了寄生在三區革命運動上的第二個「東突」分裂政權。在11月7日爆發的伊寧起義中，以艾力汗·吐烈為首的一批具有分裂意識的封建宗教上層人士把持了起義的領導權。11月12日，「伊犁解放組織」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定國旗為綠底、中鑲黃色星月，次年1月5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委員會第4次會議通過了由前蘇聯領事館「協助」起草的政府宣言，全文9條，其中一、二條聲稱：

（1）在「東突厥斯坦」領土上，徹底根除中國的專制統治。

（2）在「東突厥斯坦」境內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真正自由獨立的國家。

這個宣言，雖然有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和親蘇的進步內容，但主要方面是鼓吹「獨立」、「分裂」，犯有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是破壞中國統一的歷史倒退，嚴重地違背了中國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為什麼新疆三區革命初期的結果是再次出現了分裂政權呢？一是因為蘇聯定位成民族解放運動是錯的，因為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邏輯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但是在一個國度之內，一個省，一個縣也以「民族解放運動」的方式搞革命，那就是對國家的解構。另一個原因是，「三區革命」早期的領導權掌握在少數的上層人手上。最高領導叫艾力汗·吐烈，他是伊犁的大阿訇，深受「雙泛」的影響，具有分裂意識。

1944年建立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是新疆現代歷史上出現的又一個分裂政權，與1933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相比，1944年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分裂政權又有自己的特點。

首先是時間長，自1944年11月12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建立，至1946年6月27日三區政府委員會324號決議將「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府委員會改組為新疆省伊犁專區參議會止，前後共存在了1年零8個月。

其次是分裂政權控制的面積大，包括新疆北部沿邊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3個專區計35萬平方公里，約佔新疆面積的五分之一。三是軍事力量強大，建立了自己的正規軍。以上幾個方面的因素使「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所具有的分裂能量和對新疆政治社會造成的危害更為嚴重。

第三是前蘇聯以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為由，長期宣傳和組織新疆各族民眾實現民族獨立、建立國家的鬥爭，進一步從理論上提升和強化了此前「東突」分裂主義的思潮。

今天新疆的「東突」分裂主義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後患 而並非是國家的政策問題

厲聲：自20 世紀初「雙泛」思潮，到共產國際與前蘇聯運用「民族解放運動」的理念在新疆滲透、宣傳、組織、鼓動「推翻漢人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運動；同一概念在來自不同方面「思潮」和「理念」的持續推動下，使相當一部分新疆民族成員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爭取「獨立」思想被逐漸深化、強化。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起義，國民黨在迪化（今烏魯木齊）的駐軍與進疆的人民解放軍、來自「三區」的「民族軍」在烏魯木齊會師，新疆實現了和平解放。和平解放使社會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少受了損失。但同時也接手了諸多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問題，「東突」分裂主義便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重要「後患」。新中國接手新疆，相應舊中國遺留的「東突」分裂主義問題也一同「接收」下來。所以，今天新疆的「東突」分裂主義實際上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後患。

新中國建立後，這些遺留下來的「東突」分裂勢力還在活動。1950年至1951年，伊犁曾有主張分裂的「大突厥主義黨」在活動，基層發生過多次軍人參加的武裝叛亂；其目的還是在堅持以「民族解放運動」爭取「民族獨立」。暴動規模較小，很快被鎮壓下去了。

在南疆，1933年建立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國」的殘存分裂勢力也在暗中活動，從1953年到1956年，先後在喀什、和田這兩個地區的一些縣、鄉，製造了10多次起規模不等的武裝暴亂。暴徒打著宗教「聖戰」的旗號，要推翻共產黨領導，實現「民族獨立」，這些暴亂均被鎮壓下去了。

伊犁的「51人會議」。新疆和平解放後，在部分民族高層幹部中對未來新疆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認識並不清楚。在前蘇聯錯位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爭取民族獨立」理念的影響下，大致存在三種思潮：一是建立獨立的維吾爾斯坦共和國，即獨立；二是建立維吾爾斯坦加盟共和國，或者加入蘇聯，或者加入中國；三是在中國實行民族的高度自治。

1951年3月4日，新疆50餘名幹部在伊寧召開座談會，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民族區域自治試行條例（草案）》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事務委員會《徵詢意見調查大綱》。共有51名民族幹部參加會議，這次會議一般也被稱為「51人會議」。在會議上，上述三種思潮都被充分反映出來，但第一、第二種思潮佔據了上風。少數人在座談會上公開提出「成立新疆維吾爾斯坦自治共和國」，排斥解放軍和漢族幹部等具有分裂傾向的錯誤主張，強行要求將這些錯誤主張寫進會議《紀要》。會議《紀要》中甚至出現了成立「維吾爾斯坦共和國」的言辭。伊犁座談會反映出來的具有分裂傾向的錯誤思想和言論在新疆其他地區也有表現，如喀什地區的少數幹部有主張建立「維吾爾斯坦自治共和國」；將新疆「併入蘇聯」、成為蘇聯一個加盟共和國的分裂言論。這些具有分裂傾向的思想言論實際上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分裂主義思潮的一次曝光。

鑒於伊犁座談會的錯誤言行，中共中央和中央西北局指示中共新疆分局召開一次分局擴大會議。4月13日至4月19日，新疆分局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各民族黨員幹部225人（其中民族幹部120人），經過充分的討論，這次會議對「51 人會議」所提出的錯誤主張進行了批判。最後大會一致同意，建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由於接連不斷的各種「政治運動」，新中國建立以後沒有來得及認真清理這些分裂意識。幾十年過去，一些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分裂思想仍殘存在少數人的思想深處，這些人思想深處的一些問題沒有解決，只不過是在一定的形勢下沒有表現出來。

「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1960年以後中蘇關係破裂，新疆成了「反修」前線。於是前蘇聯又開始用「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來支持新疆舊有的分裂勢力，製造混亂。1966年「文化革命」開始後，在隱藏在幹部隊伍中「裡通外國」分子的操縱下，最初是在烏魯木齊、喀什兩地組建「維吾爾斯坦人民革命黨」；1968年2月，改組為全疆範圍的分裂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經過一年多時間的發展，1969年底，該黨發展到1500多人。所屬78個基層組織，涉及到新疆自治區的12個地、州、市和22個自治區級單位。

至1970年3月，「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全案偵破，據統計，全疆涉案人員達5000餘人，其中1165人被確定為「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成員，依法懲治230人，做其他處理135人。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一是由於思想環境寬鬆，二是由於基層組織渙散了，三是由於對外開放後，內外交流暢通，境外加強了滲透。加之受前蘇聯解體前夕中亞地區的「民族主義浪潮」和「宗教復興熱潮」的衝擊，舊有的「東突」分裂主義的思潮又開始升溫，進而在局部地區發展為帶有分裂傾向的社會思潮。個別地區開始出現分裂性的騷亂。1980年到1985年，騷亂主要發生在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蘇等地區。1985年以後，騷亂從南疆擴展到新疆首府烏魯木齊。

1990年4月，「東突」分裂勢力在南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阿克陶縣製造了以恐怖犯罪為主要形式的分裂破壞活動，自此，恐怖犯罪成為了「東突」分裂勢力的主要手段。其後，經過了1997年至1999年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東突」恐怖犯罪的兩次「高發期」，在2009年「7·5事件」後，新疆「東突」分子氣焰囂張，頂風作案，恐怖犯罪案發率居高不下，以分裂為政治訴求的恐怖犯罪由新疆「外溢」至首都和內地。

「東突」分裂主義，從早期形成、發展到今天的歷史過程就是這樣。所以，今天「東突」分裂為政治訴求的恐怖犯罪不能說是我們的民族政策，或者民族區域自治出了什麼問題，或者是老百姓的民生出了問題，要鬧事。不是這個問題，這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東突」分裂主義後患，是舊有「東突」分裂恐怖思潮在今日的狂妄表現。

清政府改變了歷代羈縻治理的模式，革除政教合一的和卓勢力，對新疆實施直接治理

鳳凰歷史：提到新疆的歷史，就不能不提一下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亂。清廷最後是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將這場叛亂平定，那麼平定之後，乾隆實施了哪些政策來安定新疆，這些政策對我們有何啟示呢？

厲聲：清代的邊疆與邊疆治理是集歷代中國邊疆成就之大成的，我們今天的中國邊疆有很多都是直接繼承清朝的。自1644年清入主中原、定都北京，至1727年《中俄布連斯奇條約》簽訂，經過80多年的努力，除了西域（新疆）一隅之外，清王朝已完成了對中國其他邊疆地區的統一。

1755年，佔據西域的準噶爾汗國內部發生了內訌，其中一派請乾隆出兵幫助，於是清以南北兩路出兵新疆，當年平定準噶爾汗國。1757年復出兵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統一了西域新疆。隨後將前準噶爾扣押在伊犁的南疆政教合一的首領大、小和卓放回南疆，管理當地維吾爾人。

從清代新疆的歷史發展講，清政府在當地最突出的是做了兩件大事：

一是革除了南疆地區政教合一的和卓勢力。1758年，被放回南疆的大、小和卓回到喀什後發動了叛亂。1759年，清第三次出兵，平定大、小和卓之亂。1762年，清在新疆設置「伊犁將軍」（時全國設立了18個將軍，邊疆地區佔6個），在新疆實施軍政合一的直接治理。至此，在南疆地區存在了數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和卓勢力被徹底革除。

二是從內地移民開發新疆。為了鞏固邊防，發展新疆社會經濟，清政府一方面組織駐軍實行「兵屯」，同時號召內地人口前往新疆，以各種「民間屯田」的形式實施農業大開發。

據記載，1762年（伊犁將軍設置時），新疆總人口為383750人。主要是分布在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和烏什等地方的維吾爾人。

至1850年全疆人口為734389 人。1857年，不計伊犁、塔爾巴哈台（這兩地漢族為主的內地移民與駐防清軍約佔北疆人口的1/3。），僅烏魯木齊至巴里坤一帶的內地屯田移民（以漢族為主）人口即增加到了31萬人。

相比可以得知：至19世紀中期，內地移民人口已經在新疆總人口比例中佔到了一半以上，成為新疆有史以來政府實施移民實邊最為成功的時期；相應北疆的經濟比重也超過了南疆。烏魯木齊取代喀什成為新疆的經濟重鎮。

從1759年清統一新疆至1840年的近代前夕，新疆保持了80年的穩定，同時也是當地社會經濟發展長足的時期。

阿古柏並非維吾爾人， 他不是反抗清朝統治的起義領袖，而是浩罕入侵新疆的首領。

鳳凰歷史：清朝中期也同樣出現了一場叛亂，就是受到俄國人支持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有人說阿古柏是維吾爾人反抗清朝統治的民族起義，是這樣嗎？

厲聲：中國進入近代以後，隨著國勢的衰落，新疆也開始沉淪下去了。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伊犁的駐軍被抽調至內地「勤王」。1860年，陝甘回民起義爆發，新疆的「協餉」財政來源就斷了。隨後起義往西蔓延，最後導致了1864年的「新疆反清暴動」。但暴動的領導權被當地封建宗教上層勢力所掌控，很快成為一場爭奪權力的混戰。在喀什，有一派勢力弱的暴動首領便到境外中亞浩罕汗國搬兵。浩罕曾多次侵擾南疆，利用此次機會，派其軍官阿古柏（又譯：牙克甫）率部侵入南疆。

有人說阿古柏是維吾爾人，是反抗清朝統治的維吾爾族起義領袖。實際上不是，阿古柏是中亞浩罕人，入侵南疆後建立了「哲德沙爾」政權，實施了13年的殖民統治，這是有案可查的。他在南疆實施的是軍事封建采邑制，將侵佔的土地按「軍功」分給手下的軍官，對南疆當地人民剝削是非常殘酷。

1876年清軍出關收復新疆，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以勢如破竹之勢，速戰速決，至1878年1月，將阿古柏入侵勢力驅逐出新疆。此時，新疆原有軍政合一的舊有制度已蕩然無存，左宗棠順勢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最早是龔自珍提出），1884年，清政府批准新疆建省，由此開創了近代中國邊疆建省的先河。

準確理解和正確看待歷史上的伊斯蘭「聖戰」理念；揭穿「東突」恐怖主義將宗教「聖戰」理念暴力化和極端化的伎倆。

鳳凰歷史：現在一些有偏見的人認為伊斯蘭教里有「聖戰」的傳統，這個「聖戰」的本意是什麼？是不是我們誤解了「聖戰」含義？

厲聲：說到「聖戰」，這是伊斯蘭教裡面一個特定的內容。伊斯蘭教興起的時間較晚，在宗教形成的初期，面臨的外部環境有較大的壓力，所以需要用軍事手段、用「聖戰」的理念來維護伊斯蘭教的生存和發展。

「聖戰」（Holy war）一詞，源於阿拉伯語「吉哈德」（Jihad）。「聖戰」並非伊斯蘭教的規範用語，它是西方學者對「吉哈德」一詞的意譯： 指伊斯蘭教為保衛傳教活動或反對異教徒迫害而進行的戰鬥或戰爭，在前伊斯蘭時代，它的含義是「努力」和「奮鬥」；伊斯蘭教創立後，「吉哈德」被賦予了明確的宗教含義，即「為主道而奮鬥」。「吉哈德」是安拉指引的到達天堂的直接道路，穆斯林通過履行「吉哈德」義務，便可得到後世的拯救。

伊斯蘭教法學家曾把履行「吉哈德」的方式概括為四種：用心、用舌、用手、用劍。「吉哈德」的含義具有和平和軍事暴力兩個層面，是對為傳播和捍衛伊斯蘭教信仰而奮鬥的諸多行為的統稱，並非僅指以暴力形式與伊斯蘭教的「敵人」浴血奮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吉哈德」才成為每個穆斯林必須履行的宗教義務。

所以，要準確理解和正確看待歷史上的伊斯蘭「聖戰」理念；當代的政治伊斯蘭極端主義完全背離了「聖戰」的原意，

新中國成立以來，「東突」勢力的骨幹分子所從事的以分裂為目的暴亂和暴力恐怖活動，均為以政治伊斯蘭的「聖戰」思想成為其實現政治或宗教野心的旗幟與口號。「東突」所蠱惑的決不是伊斯蘭教教義本身的「聖戰」，只是藉助宗教「聖戰」的言辭，「拉大旗為虎皮」用以作為煽動和裹脅群眾參加恐怖犯罪的工具，需要在打擊恐怖犯罪的鬥爭中予以徹底揭穿，宗教人士本身也具有這方面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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