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民 | 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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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增長中的結構問題

華民 |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5期

【摘要】經濟結構原本屬於一個資源配置問題，一個能夠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結構應當達到三個目標：在實現全要素充分就業、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持續增長的同時，能夠確保經濟資源始終配置到生產率最高的企業、部門和經濟領域。然而，由於對經濟結構問題的認識有誤，最近十多年來，我們按照再平衡、產業升級、全面趕超的結構理論，通過產業規劃和產業政策扭曲了資源配置，形成了一種與中國現有的資源稟賦結構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匹配的經濟結構，從而造成經濟增長下行、全要素生產率和全要素就業雙雙下降，以及經濟體制向非市場化倒退的嚴重問題。為了讓中國經濟儘快重返繁榮，保證經濟可持續增長，必須正視結構調整的「問題」，應當調整「結構調整」，適度放棄現有的一些結構調整政策，讓市場而不是政策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經濟結構在本質上屬於一個資源配置問題，為了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就需要把有限的資源始終配置到效率最高的企業、部門和經濟領域。但是，這麼簡單的一個經濟問題，卻在中國屢遭誤解。

從國內有關的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依據來看，對經濟結構問題的誤解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以為只要保持經濟結構平衡（主要為城鄉、東西部和內外部經濟的結構平衡）就可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於是再平衡就成為這種理論觀點所追求的政策目標。第二，簡單地以發達國家為追趕目標，忽略本國的實際國情和資源稟賦條件，以為只要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發達國家趨同，便會成功轉型為發達工業化國家，至少可以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從而主張全面產業升級的結構調整政策。第三，環境污染問題原本屬於工業化發展中的外部性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公共治理來加以解決，但是非要採取「去工業化」的方法來加以解決，從而導致錯誤的經濟結構調整，比如優先發展第三產業和創新轉型等。於是，自2004年起，我們便開始進入了政府主導的經濟結構調整期。

10多年的結構調整，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呢？從統計數據來看，經濟增長率一直在下降。但是有很多人認為這並不可怕，因為我們增長的質量提升了，我們有了更多的高科技產業，有了更多的高科技產品的出口，有了一張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天羅地網」，那就是縱橫交錯的高鐵網和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從而有了全世界最強大的零售服務業（電商）與交通運輸業。因此，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僅僅被認為是結構調整的一種短期成本而已。但是這樣的觀察方法並不科學。把相關的統計數據做一個分析，就會發現中國當下的增長結構並不正常，不利於長期經濟增長。

從以上這些結構變化中，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存在幾個嚴重問題：第一，政府投資佔比上升，民間投資佔比下降；第二，服務業擴張過快；第三，資本形成快速下降；第四，消費增長乏力；第五，由以上這些結構變化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這五個問題造成的後果十分嚴重，不僅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而且會影響經濟增長的質量與可持續性。經濟增長的速度取決於全要素就業和投資增長（即資本形成率）；經濟增長的質量取決於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則取決於資源能否得到有效利用，投資是否可以帶來凈收益，經濟增長是否具有包容性。

政府投資佔比上升，我們可以從基建投資佔比不斷上升的趨勢中清楚地觀察到。儘管最近幾年來基建投資的絕對值有所下降，但是，在把包括基建投資在內的工業佔比減去不包括基建投資在內的工業佔比之後，其相對值並未出現減少的現象。

毫無疑問，基建投資的主體是政府，但是一旦政府成為投資主體，一般難免會產生以下兩個結構性效應：一是國進民退的體制效應；二是報酬遞減的生產率效應。國進民退不僅會改變資源配置的方法，即由市場主導變為政府主導，其實這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決議是相違背的，而且還會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其中的原因就在於政府投資的邏輯和民間投資的邏輯是很不相同的。

民間企業投資會受到兩大約束：一是市場需求的約束；二是預算硬約束。在這兩種約束之下，企業不會去生產市場所不需要的商品，從而導致庫存積壓直至虧損倒閉。但是，政府投資的邏輯就大不相同了。政府投資既不受市場需求約束，也不受預算約束。比如高鐵該建造多少公里是合適的？高速公路又該修建多少才是符合實際需要的？所有此類投資項目基本上是來自於有關部門的規劃，而不是實際的需求，難免會造成過度投資和產能過剩，而預算軟約束的財政制度又為過度投資提供了財務上的支持。特別是當經濟增長趨於下行時，政府就會進一步加大投資力度來維持經濟增長，由此造成的產能過剩已經成為困擾中國經濟增長的隱患。

產能過剩意味著資源錯配，這又難免會造成投資效率的下降。從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統計數據來看，1991~2000年每100元投資的GDP增量為35元，2001~2005年為31.4元，2006~2010年為26.5元，自2011年以來則進一步下降為23.7元。由此可見，全社會投資效率的下降與政府投資規模的擴大表現出高度的相關性，並不是像很多人所想像的那樣，是因為中國經濟總量擴張、基數變大所造成的。

現在再來討論服務業佔比上升帶來的問題。事實上，服務業的發展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發達國家服務業佔比高是長達幾百年工業化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因為服務業發展，才使得今天的發達國家成為發達國家的。所以，優先發展服務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把經濟增長的因果關係弄顛倒了。其中的道理很簡單，沒有工業化發展，就不會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沒有工業化發展與中產階級的形成和壯大，也就不會有消費性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過快發展的經濟後果是很嚴重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資本淺化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資本積累，即資本深化。與製造業相比，服務業屬於資本淺化的部門，人均資本投入量比之工業部門來說要低得多。比如餐飲、理髮、商業零售（包括電商）以及物流，哪怕是金融和銀行等，這些行業的固定資產投入與製造業企業中的固定資產投入是無法相比的。所以，服務業在GDP中的佔比越高，全社會的人均資本就會變得越低，從而全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就越是會趨於下降。

對服務業部門進行細分，大致可以區分為兩類：屬於勞動要素密集的低端服務業，比如物流部門等；屬於人力資本密集的高端服務業，比如金融部門等。人力資本的增加當然可以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是，只有當人力資本進入現代增長理論所說的生產函數時，才會產生這樣的效應，那就是人力資本必須通過知識發明或者技術創新等行為帶來「索羅殘差」，只有這樣才會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由此可見，聚集在金融等服務部門的人力資本，並不一定可以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因為它們基本沒有進入社會生產函數。相反，當金融部門的知識精英們竭盡全力去進行所謂的「金融創新」時，產生的結果大多數是災難性的，因為大部分金融創新不過是為了逃避監管、獲取更多的交易機會，而不是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便利。華爾街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創新，以及隨之而來的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已經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由此可見，技術創新與金融創新是兩件性質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可以帶來生產率的提高，後者不僅難以帶來生產率的提高，而且在極端情況下還會對現有生產能力造成巨大的破壞。這就是為何大部分國家會選擇激勵固定資產投資和技術創新與加強金融監管這樣的「政策組合」的原因所在。我們進一步分析還可以發現，大部分服務業都不創造真實財富，因此，當資本淺化、制約資本積累的服務業不能幫助製造業來提高生產效率時，不僅會加速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而且還會降低全社會的財富增長，比如脫離實體的金融交易、壓制製造業健康發展的電商壟斷等。特別是那些通過所謂的經營模式創新而實現增長的服務業，在本質上具有「寄生性」，其最為簡單的做法就是通過向實體經濟部門轉嫁成本而獲利，通常被業內人士稱之為「羊毛出在豬身上」的盈利模式。

服務業的過快發展不僅會對經濟增長帶來消極影響，而且還會擴大社會收入分配的差距。製造業發展可以造就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從而有助於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如果考慮到製造業帶來的「捆綁效應」，那麼不難發現，製造業發展對於公平收入分配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們這裡所說的「捆綁效應」源於製造業的以下特徵：製造業是一個需要各種各樣的異質要素共同參與的財富創造和生產過程，由於其所具有的內在的不可分割性，便使得各種生產要素所做的貢獻難於精確測度，以致某些低生產率的要素可以分享高生產率要素帶來的剩餘。由此可見，製造業發展不僅可以縮小全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且還可以縮小製造業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今天仍在堅持製造的德國會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並且其基尼係數長期處於低位，而沒有出現像美國那樣收入分配的極化效應與居高不下的基尼係數。

但是，優先發展服務業產生的收入分配效應就截然不同了。首先，服務業會擴大全社會收入分配差距，在資源有限的約束下，服務業的優先發展就是對製造業的替代，由此帶來的後果便是產業工人收入水平的下降，其原因不外是：要麼隨著製造業的萎縮和就業機會的減少，被迫接受較低工資；要麼就是退出製造業，進入非正式部門接受低工資的就業；當然，最糟糕的就是加入社會失業大軍。由於服務業是高度專業化的，因此，服務業不僅不會造就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且還會造成收入分配的極化效應。這種極化效應來源於服務業專業化所造成的社會分工的端點解。如前所述，製造業具有「捆綁效應」，但服務業則因為高度專業化分工難免帶來「極化效應」。服務業不是為生產商提供專業化的服務，就是為消費者提供專業化的服務，由此可以進一步細分為不同服務領域，從而需要使用不同的要素投入。比如，銀行僱員和美髮師就不可能組合使用，物流領域的快遞員與互聯網的管理人員同樣不能組合使用，這與製造業在同一個時間和空間上集合各種異質要素創造真實財富的過程，是完全不同的。再加上這些專業化工作相對獨立，其技能與貢獻可觀察和測度，所以幾乎沒有通過「搭便車」來分享別人創造的剩餘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服務業本身也會產生收入差別，從事高端服務業與低端服務業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要遠遠大於製造業內部高生產率要素與低生產率要素之間的收入差距，雖然其中有人力資本的異質和生產率的異質。數據表明，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在進行結構調整（主要是2004年去工業化）後出現了急劇擴大的趨勢。

固定資本形成率下降是經濟增長下行的主要原因

我們再來進一步分析結構調整對全社會固定資本形成率的影響。無論是政府投資佔比上升還是服務業在GDP中佔比上升，都會造成全社會固定資本形成率的下降。其中，政府投資佔比上升產生的是「流失效應」；而服務業在GDP中佔比過高帶來的是「限入效應」。流失效應其實是一種體制效應，由於政府投資缺乏效率（其原因在上文中已經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贅述），不僅不能從投資中獲利，反而會出現許多政策性或者體制性的虧損，而投資虧損即是對現有資本的減值。所以，想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增加全社會的資本形成是不大可能的，這已被前蘇聯、中東歐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的計劃經濟所證明。今天中國國有企業資產的大規模增加與其負債上升基本上保持高度一致，也可以說明這一點。由服務業佔比過高帶來的限入效應，是一種與技術因素相關的效應，其根源就在於服務業在技術上屬於資本淺化部門，從而無法吸收過多的資本來提升全社會的資本形成率。

那麼，資本形成率下降又會給整個宏觀經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資本形成率下降的直接效應是增長減速與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間接效應則是由收入水平下降造成的消費增長率的下降，在消費趨於下降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速度會進一步放慢，從而會造成自我加強的經濟緊縮效應。

自從2004年經濟結構調整以來，中國固定資本形成的增長率與潛在的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到了2013年，隨著中國固定資本形成的增長下降到10%以下，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也跌破了8%。如果考慮到中國每年有將近2000萬左右的新增就業人口，就不難發現低於8%的經濟增長將會帶來兩個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第一，存量就業人口的收入將難以提高，這與旨在激勵消費的結構調整目標剛好是相衝突的；第二，流量新增就業人口將會失去就業機會，從而會給社會穩定帶來巨大的壓力。

至此，我們不難發現，有關結構調整問題的主流看法是不夠客觀的。比如：投資回報率下降是因為增長基數變大而造成的觀點；政府投資可以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觀點；服務業佔比上升就是經濟結構的優化與增長質量提升的觀點；社會收入差距擴大是因為收入分配不公而造成的觀點等，都缺乏實踐的支持和統計數據的實證。如前所述，實際情況是，伴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同時出現了資源錯配、體制逆轉、增長減速、增長質量的下降和不可持續性、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等問題。

因此，為了改變目前的狀況，我們必須調整現有的「結構調整」，使之回到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道路上來。須知，經濟可持續增長至少需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其一，資源必須始終配置於使用效率最高的用途上，否則就會陷入債務危機，導致經濟不可持續增長。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為此，市場就不能成為一種交易技術，而是應當成為一種制度性安排。這意味著，政府必須轉變職能，而不是簡單地簡政放權；私有財產和公共資產都應當得到保護；要素必須可以自由流動和交易，戶籍制度需要改革，土地要素也需要通過交易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等。而所有這些要點，其實都已經寫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只需要付諸於實踐即可。

其二，從動態的角度來講，要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產業結構的調整，而是要依靠稟賦結構的調整。在稟賦不變的情況下，產業結構其實是剛性的，什麼樣的稟賦決定什麼樣的結構，「不換籠子換不了鳥」、「騰籠換鳥」的產業政策在稟賦約束下是難以成功的，十來年的政策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從新古典生產函數來看，改變稟賦結構有三個渠道：一是增加資本積累；二是提升人力資本；三是技術進步。資本積累的來源是儲蓄，國民儲蓄的來源是經濟增長，而且必須是有效的增長，因此，刺激消費、鼓勵居民動用槓桿投資房產的做法，都是不利於資本積累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提升人力資本是改變稟賦的關鍵所在，沒有職業教育就不會有工匠，當然也就談不上工匠精神，沒有工科教育就不會有工程師，當然也就難以實現技術創新。最後，技術創新不僅需要資本和知識的積累，而且還需要企業家精神，創新的風險與經營的風險是不一樣的。企業經營的風險是十進位的，因而是可以交易的，比如通過商品期貨市場的套期保值便可把風險「賣掉」。但是企業創新的風險則是二進位的，從而是不可以交易的，這就需要企業家來承擔創新失敗的成本。因此，創新並不是一種全民行為，而是屬於少數企業家的行為，所以，我們還需要弘揚企業家精神來促進稟賦的調整。

其三，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再一個條件是包容性增長。包容性增長的核心問題是全要素充分就業，且儘可能控制收入差距的擴大，為此，就需要優先發展製造業而不是服務業。與服務業不同，製造業的生產率是趨同的：從企業內部來講，任何工作崗位生產效率的提高，都會迫使其他工作崗位作出積極的反應，來恢復不同崗位之間生產效率的平衡；從企業外部來講，一個企業採用了先進的技術，很快就會得到廣泛的傳播（溢出效應），從而導致不同企業生產率的趨同。這意味著優先發展製造業，不僅可以造就強大的中產階級，防止社會收入分配出現極化效應，而且還可以促使收入走向趨同化。

當然，這樣說並不是絕對排斥服務業，本文一直在強調的是：服務業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不是原因，而經濟增長的動力一定來源於真實財富的創造。就這一點而言，唯有製造業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