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先生的沙漠化工夢，和環境記者不打不相識

2014年8月29日，騰格里額里斯鎮，騰格里沙漠深處，數個足球場大小的長方形的排污池並排居於沙漠之中，周邊用水泥砌成，圍有一人高綠色網狀鐵絲欄。其中兩個排污池注滿墨汁一樣的液體，另兩個排污池是黑色、黃色、暗紅色的泥漿，裡面稀釋有細紗和石灰。陳傑/攝

我很慶幸，當初不僅沒有挨打，而且從L先生那裡管窺到很多行業歷史的斷面。他如今在創業，試圖研發出一套真正節能環保的工藝。我期待他個人成功，以及整個行業的變革。

撰文│孔令鈺

編輯│秦旭東

這是一場奇異的交情。三年前我做記者時，報道過十幾家企業在西北乾旱地區非法排污的故事。結果是這些企業全被環保部掛牌督辦了。其中遭殃的一家公司老總L揚言，如果再見到我，要把我抓起來打一頓——半年後真的見到了。我去當地回訪，採訪這些正在整改的企業，開始了解一條從沿海向內地高污染化工項目轉移的鏈條。這件事開啟了我對中國精細化工行業歷史及其環境影響的探究之旅。

2017年10月間，在上海召開的一個農藥化工行業高端論壇上，我又碰到了L先生。他說他辭職創業了，我有些吃驚。畢竟他已50多歲，看起來健壯，但身體並不好，每天晚上要吃好多種葯。我問他去幹嘛了。他說，在大西北沙漠裡頭的工業園區折騰實驗，想利用某種革命性新技術，生產幾種重要而緊俏的化工原料。這種新技術不僅生產成本低，而且他特意強調，「污水排放量非常小，節能環保。」

他這麼說，是有苦衷的。他曾在江蘇一家化工企業擔任副總，2010年後東部沿海省份不少工廠紛紛西進，看上的是西部土地、原料和能源價格低廉，以及「環境容量大」的優勢。當地政府正好大力招商，一拍即合，審批環保工藝和設備時，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這樣，不少高污染項目落戶到了西北地區。L先生當時供職的企業也到西北某省區設立分廠，一年之後，因為排污問題被督辦，我們不打不相識。

L在農藥行業幹了近30年。上世紀80年代末，他是一家農藥廠里少有的大學本科畢業生，從車間主任做起，40多歲便成為公司的副總。他的故事差不多是中國農藥產業的時代縮影——國營工廠時期，創業者們埋頭苦幹，搶建國外農藥品種，儘力滿足國內農業發展的市場需求；企業改制之後，經營得力的企業家們逐漸致富。然而與財富積累並不同步的是技術和環保的升級，直到遭遇最近幾年的環保風暴，他們才真正直面壓力，不少企業因此而搬遷或倒閉。

L先生的工作經歷，是該行業上世紀80年代至今飛速發展的一個典型縮影。我過去總認為，精細化工行業廢水量大，污染重，是因為政府實質上放棄了監管。但從他的故事中，我找到了另一個原因，國內整個精細化工行業的基礎研究仍十分落後，而環保工藝是依附於整個產品研發和生產流程中的一個環節。如果化學品基礎研發沒有突破，所謂的環境表現便只能同監管者玩玩「貓捉老鼠」的遊戲。當然，也可以說，歸根結底還是監管問題，用當前一句流行的口號來說，便是用環境管理倒逼產業升級。

不打不相識

L先生是主管生產的公司副總，在2013年闊別太太和年幼的小兒子，帶領一部分員工隨工廠搬到了西北沙漠地帶。冬天最冷時低於零下10度，海拔1400米，氣溫、氣壓同江蘇很不一樣，需要慢慢地調試生產裝備。投入生產還沒多久，就被媒體曝光，然後停產整頓。

2015年3月，我見到L先生時，他正被環保督查的事搞得焦頭爛額。他曾說，如果有一天再見到我，要把我抓起來打一頓。

我是他當日接待的第四批訪客。之前有西北某省區的環保廳、市環保局和市人大督察組的官員。因為工業園區好幾家企業排污，被中央督辦，市裡政治氣氛驟然緊張，先是開了全市環保動員大會，然後多個政府部門齊上陣，輪流盯著。企業早已停產，忙著處理危機。

2014年8月31日，騰格里額里斯鎮，騰格里沙漠深處，數個足球場大小的長方形的排污池並排居於沙漠之中，周邊用水泥砌成，圍有一人高綠色網狀鐵絲欄。陳傑/攝

我算是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五個月前，我在供職的媒體發表了一篇報道，點名若干企業在西北沙漠地區將污水排到挖好的大池子中，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沒想到影響很大，三個省區的多家企業被環保部掛牌督辦，停產整頓。L所在的公司就是倒霉者之一，他們不得不花幾千萬去買新的污水處理設備，把以前排出去的黑臭污水抽回來，重新處理。

之後，當地市委宣傳部邀請我回訪工業園區，採訪整改進展。L先生在辦公室接待了我，他辦公桌上放著藥瓶，煙一支接一支地抽。那天，我們一行人頭戴安全帽，參觀車間、污水處理站還有惹事的污水池。

走到池邊，L先生彎下身，用手一把一把刨開埋土，揪出裡面一層厚厚的土工布，有點激動地對我說，這下面的確是鋪了防滲膜的啊，而且有好幾層！

那天走訪了四家企業，每位老總都愁眉苦臉。我發現個有意思的情況，這些化工企業都來自江蘇。交談間，有些人的口音我聽著吃力。在塞外沙漠的初春，大風不時吹來，沙子撲面迷眼，聽著一串串吳儂軟語，有種時空錯亂的恍惚感。

他們偶爾流露出對家鄉的思念。畢竟從江南來到這裡，環境差異太大，任誰都不適應。

自上世紀50年代起，中國的化工廠多布局在東南地區的市區邊緣的河流旁邊，都是長期土法生產，污染嚴重。直到2000年以後，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這些早日的明星企業、利稅大戶，逐漸成為遭人嫌棄的污染大戶，被政府要求搬遷或關停。

由於地價飛漲，政府將廠區土地收回後，亦有足夠的錢來補償企業搬遷，於是在化工業發達的江蘇、浙江、山東等省份，企業紛紛踏上搬遷之路。2005年前後，很多蘇南的中小化工企業搬到蘇北沿海地區，利用靠海的天然優勢肆意排污。2010年後又有一批企業搬到更遠的西北地區，那裡荒漠廣布，環境容量大，不用擔心異味擾民。

他們從野蠻生長的年代走來，當時不會想到往荒無人煙的沙漠里排污，後果會有多嚴重。故事發展有出人意料的戲劇性。2014年園區里多家企業被媒體曝光，2015年開始整改，斥巨資修復土壤和地下水。企業只能半死不活地勉力維持。期間還被一家公益組織告上法庭，提出環境公益訴訟（然而當地兩級法院均以非常荒誕的理由拒絕立案，原告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在其支持下獲立案，後來還被最高法院列入中國十大環境公益訴訟典型案例）。

2017年11月16日，第一批中央環保督查問責情況公布，稱該園區多家企業由於污染問題「引起中央領導高度重視，要求強力整改」，一批市級官員被問責處分。

沙漠「零排放」神話

更早之前，在西北沙漠地帶的工業園裡流傳著污染「零排放」的神話。2014年秋天，我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在內蒙古、寧夏和陝西三省區採訪調查，試圖弄明白真相。

簡單來說，這些地區煤炭資源豐富，地方政府想把煤用起來，發展GDP，遂鼓勵發展煤化工項目。加上近十來年東部高污染項目逐漸往內地搬遷，西北高污染工業項目越來越多。

然而這些項目面臨著一個致命問題，沙漠里沒有河，黃河早就嚴格限制新建排污口，污水上哪兒去？更何況化工廢水含有機物、重金屬等，污染嚴重，難以自然降解。於是一種叫「零排放」的工藝應運而生，大意是，將污水層層處理成濃鹽水（鹽是無法去除的），然後排到一個做了防滲處理的池子里，西北氣候乾旱，水分晒乾後，再把餘下的鹽拿出來，就實現「零排放」了。

國內最早搞「零排放」的，是國企神華集團。不過，其位於鄂爾多斯的煤制油項目，用於「零排放」工藝的蒸發塘曾被國際環保組織調查發現，排入處理池中的所謂「濃鹽水」實為污水，含多種有毒有害物質，甚至還有污水被偷排到沙坑中。

口子一旦打開，其他企業也找到了上馬的理由，紛紛在西北沙漠地區搞高污染項目。明知無法真正實現「零排放」，地方政府照批不誤。在後來面對媒體採訪時，被罰的企業主們頗為委屈地拿出環評報告，說，這些都是當時拿到政府批文的。

有人這樣對我形容，地方政府對待招商來的企業有三招，即撲克牌中的「JQK」——先把你勾過來，再圈住，最後尅（揍）你，隱隱地表達對地方政府「不負責任」態度的不滿。他們說，當時允許企業來投資建廠，對這種污染處理模式是默許的，各種審批文件一應俱全。然而當更高一級的政治壓力下達時，挨刀的只是企業。

當時，我一點點摸索，找到100多個疑似排污池——從谷歌地圖上找沙漠里又黑又大的池子，並不困難。然後挑選其中一部分，到實地去核實。當時我到西北某省區的一個城市，打車前往工業園區，途中計程車司機抱怨說，這一片工業園區建在荒灘上，以前是墳場，當年為了蓋工廠，強行遷墳，如今污染又嚴重，老百姓很不滿意。

到達目的地後，才打開車門，就聞到隨風撲鼻而來的陣陣臭氣。我走到排污池邊上，用手機拍照取證。很快，池邊兩個穿軍綠色棉大衣的保安發現，飛快跑過來，攔住去路，要求刪照片，並且已打電話彙報，等領導來處理。

那是漫長的半小時。來了幾個頭戴安全帽、和顏悅色的中年人。看起來非常客氣，問我何所來。我謊稱是某大學的學生，出來做荒漠生態調研。對方說，我們現在很緊張，就怕是記者，那就麻煩了。寒暄一陣，便放我走了。

不知道L先生當時是否也在其中。我後來沒有問過他，畢竟當時場面狼狽，不願再追想。後來L先生雙手有些哆嗦地把一份追究法律責任的司法文書呈在我面前，我是有些後悔的。當年剛從大學畢業一年半，內心澎湃，如今發現自己寫的一篇文章，就這樣在某個人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疤痕，心裡生出深深的煩惱，但又不知如何消化。

後來那次回訪結束的時候，L先生讓他的司機送我回酒店。路上，司機說，之前有一個女孩子來過我們這裡，但她說自己是學生，不是記者，那個人是你嗎？我坐在副駕，眼睛直直看著前方的路，說不是我。

那次的報道影響很大，當地市委宣傳部的領導和副市長跑到北京拜訪我的單位，熱情邀請我前去回訪。對於記者來說，自然是很好的機會，可以當面去問政府官員和企業家，污染困局如何形成，就像能解一個未了的謎。

回訪的時候當地氣氛依舊很緊張。園區管委會和市環保局的人還住在企業宿舍。因為環保局局長被免職了，我只能採訪到副局長。剛聊幾句，他就接到一個陌生電話，是另一家媒體。他語氣疲憊地告訴對方，現在所有人都在園區駐守，局裡面一個人也沒有。掛了電話，他翻下手機說道：「打了20分鐘電話，22個未接來電。」末了他說，「我們再也受不了輿論方面的打擊了。」

那幾天，我見到的所有人，都彷彿在刀尖上行走，一步一小心，見到我尤其緊張。對於L先生和他的同事們，我懷有無法釋懷的歉疚之心。在回訪結束離開的當晚，我給L先生的司機發去一條簡訊，向他道歉，說那個人是我，而我對他說了兩次謊。

14年出不來一部排廢標準

兩年半後，我和L在上海重逢，他拖著一大一小兩隻行李箱，裡面塞滿了衣服。10月下旬，他穿著羊毛衫從西北回來，一下飛機就顯得熱了。他說，我四個月沒回家了，這次回來，把冬天衣服打包帶走。

從上海回到他老家，我們一路聊天，還同行坐了一趟地鐵，出地鐵站，他點燃一支煙，吸了兩口，環顧四周，說，幾年前，帶手下兄弟去西北建廠，每次給下屬批假，不敢超過一周，趁他們還沒回過神來，好回去繼續上班——呆得再久些，難免心思生變。

「現在是吃蟹的季節，再等些時候，公蟹的膏就出來了。」他說，不理解為什麼西北那個城市的菜那麼貴，隨便炒一盤菜都要20多塊錢。而在老家，一籠蟹黃湯包才18元，能看到貨真價實的螃蟹肉。

也是在此時我才知道，當年的沙漠排污事件沒有平息。涉事企業的地下水修復工程還在持續，追究法律責任的司法程序仍未終結。這顆石頭，兩年多來一直這樣沉甸甸地壓在L先生的心上。

我問他，你們這些做農藥的，怎麼看待農藥工廠廢水對環境的污染，不覺得痛心嗎？

他說，你知道多菌靈嗎？這是中國很少的、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農藥品種，上世紀70年代，中國人想仿製美國的苯菌靈，結果苯菌靈沒做成功，中間一步做出了多菌靈，發現這是好東西，廣譜殺菌，所以起名叫「多」。現在國外用的多菌靈，都是中國出口的。

多菌靈是由瀋陽化工研究院和原化工部規劃司的人研製出來的。這是中國農藥工業史的輝煌時刻之一。L先生掰著指頭給我曆數國內幾家主要的農藥品種研發機構，全部只做農藥研究，不做環保研究，他說農藥的環保問題一直不受重視，或者無力顧及。

比如環嗪酮的故事。上世紀90年代，中國準備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提出搶建18個農藥品種。即在加入WTO之前，將18個重要的、尚在知識產權保護期內的國外農藥品種研發生產出來。L先生們便「搶」了其中一個，環嗪酮。這是杜邦公司的產品，在巴西的甘蔗地等地方廣泛使用，能殺死灌木，可以用於維護森林防火線、清除鐵路旁雜草等，效果很好。

環嗪酮生產中號稱「17：1」，即拉進17噸原料，出1噸產品，剩下的16噸全是廢料。L先生說，在當年，能拿出這1噸產品，就已經很不容易了。至於說吃干榨凈剩餘廢料，沒人去考慮。排放到環境後，這些物質會以怎樣的形式進入植物、動物，最後至人體，更是無從知曉。另如生產1噸阿維菌素，相應排出400噸廢水。農藥行業廢水不僅污染物濃度高、難降解，而且毒性大，很多含劇毒物質，具有致癌、致畸或致突變效應。

2003年，當時的國家環保總局提出要制定專門針對農藥行業的廢水排放標準，因為1996年的綜合污水排放標準已經過時，而且只是對一些常規污染物做了限定，並沒有包括農藥行業特有的、對人體有毒有害的污染物質。但是，如今14年過去了，這個標準草案幾易其稿，至今還在徵求意見階段。

農藥工業蠻荒時代

L先生對於農藥化工行業是有深厚情結的。1989年，他大學畢業剛入蘇南那家化工廠時，廠里只有四間破舊的辦公室，廠長辦公室牆上掛著八個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當時廠里有10個本科生，在全市都算有名了。

90年代早起，廠里普通工人的月收入接近200元，比公務員要高。後來工廠順利改制，企業上市，L先生由於業務能力強，早早當上高管，成為公司上市的受益者。如果他的從業生涯暫停在他去西北之前，這可以算是一個比較完美的人生贏家的故事。類似的財富故事，那時候的江南化工行業里有不少，只是，沒有多少人去計算這些財富積累背後的環境代價。

有一家農藥上市公司的高管告訴我，1997年公司進口一種雜環類原葯，價格200萬人民幣一噸。只有原葯基礎完備，才能製造出各種成品農藥，大部分國家是不具備農藥生產能力的。後來他們公司花了400多萬和本省農藥研究所合作，研製出來的進口替代產品，成本一下子降到35萬一噸，後來又降到十幾萬一噸，導致外國公司直接放棄該類原葯的中國市場，轉而從中國買入產品。

當然，農藥行業的人也都承認，之所以國內公司造出的原葯價格如此之低，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沒有計算環境和健康成本。

另外一個現實是，中國的基礎化學品的研究還很落後。舉個例子，目前國內登記的有35000多個農藥產品，每年新增3000多個，但只有50個左右是真正自主創新的農藥品種。

也就是說，連農藥產品本身的創製能力都還薄弱，相關的環保技術研發更是奢談。在仿製國外農藥的幾十年過程中，往往是「只知其然」地照搬已有配方，只要拿出產品就足夠了。

L先生回憶自己剛到農藥廠上班時，一個土法生產光氣的故事。生產光氣需要觸媒活性炭，那時候每逢廠里大修，更換活性炭，都要搞好大一番陣勢。清晨5點多起來，工人們每人領一套勞保用品，先是焊一個直徑兩三米的大鐵鍋，鍋架在火上，兩個工人開始翻炒鍋中的活性炭，就像農村紅白喜事上炒大鍋菜一樣。每半小時換一次班，一天下來要用幾十個工人輪班。非要炒到活性炭冒了火，再用干鐵桶盛裝到反應器里，蓋好，通一氧化碳，三天，再通氯氣，得到光氣。炒完活性炭當晚，為了慶祝這一番苦勞，廠里領導還要安排工人吃一頓。這成了多年不變的儀式。

L先生那時才二十多歲，由於大學本科畢業，專業知識過硬，又善管理，年紀輕輕便當上了車間主任。他覺得這沒道理，為什麼要炒活性炭？老工人說是怕活性炭受潮，要去掉水汽。為什麼不直接在爐子里加熱呢？L先生請教了一番專家，下決心破掉舊法，直接將活性炭投入爐子，加熱，通一氧化碳1小時，一切順暢，大大縮短了製取光氣的進程。

這在當時算得上壯舉了。因為光氣有劇毒，吸入體內有潛伏期，沒人敢在製取光氣的步驟上對前人的工藝做絲毫改動。當年，很多農藥廠都發生過同一個版本的故事，工人在車間不慎吸入光氣，回家後一夜之間便死了。

L先生的農藥化工夢

L先生對農藥化工行業有著常人難以理解的熱愛。我們聊著天的過程中，他會突然把手機打開，給我看一大串我根本看不懂的中間體名稱和分子式，以及他過去一年做的成百上千個實驗報告。他還一直在勸學金融的兒子改學化工。

有次去江蘇常熟的一家法國獨資公司交流，L先生回來感慨萬分地說，人家的安全管理，比我們的上檔次多了。比如進廠先學習注意事項，當場考試，通過了才能入場，發放個人必需品、安全帽和面具。進入廠區，有絕對明顯的道路標識，司機卸貨時也必須呆在駕駛室，以防有情況，好隨時開走。

最讓他感觸的，是對方給他看的資料，一些化學原料高溫分解後，形成蘑菇雲樣，廠方專門拍下來，保存研究。「我們國內哪家有？我們只會照抄。」他說到這裡激動起來，「我們做的好多中間體，只說高溫會爆炸，但實際上連熔點、沸點是多少，根本都不知道。」

L先生還沒去農藥廠工作時，當地農藥廠發生過一起光氣事故。光氣在緩衝罐里，變成液體，淌了出來，當時沒人知道流出來的那水其實是光氣。中午溫度升高，光氣揮發，導致周邊居民也中毒了。「當時人的素質不行，連光氣8度以下會變液態都不知道。」他提醒我，別忘了那是1982年，跟現在不一樣，大多數人都找不到一本書看。

對於國內行業現狀，他是有些怒其不爭的。同樣做二甲基二硫，國內企業做出的產品奇臭無比，而法國公司做出來的是「香」的，價格是國內企業的兩倍多。他至今想不通成分到底差在了哪兒，仿製了國外農藥幾十年，差距還是那麼大。

L先生現在每次從西北回家都只是匆匆小住，然後帶上一箱換季衣服就回去了。我對他因我的報道而起的職業生涯變故，始終懷有複雜的歉意。他倒反過來勸我不必在意，反正自己已經辭職創業去了。雖然舊案羈絆仍在，但他現在一門心思放在新化工產品的實驗中，如果成功，廢水量大幅減少，而且成本極低。

這個產品他琢磨很久，也該放手一搏，親自去開發一項「革命性技術」了。他說，雖然自己上了些歲數，但還能通宵不睡，琢磨產品。有時候躺在床上，任思緒天馬行空，想到一個好點子，翻來覆去，能想得衣服濕透，痛快淋漓。

我不知道他這次創業的前景怎麼樣，但我希望他成功，最好能給這個行業帶來變革，不枉我們如此相識一場。

（作者孔令鈺為環保公益組織廣州綠網環境保護服務中心工作人員，本文寫作得到該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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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編輯 | 吳曙良 小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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