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國歷史上的「第三種知識分子」及其社會實踐(5)

　　我也去過四川一所學校，他是一個大商人，與李嘉誠比不了。他是借鬼懷胎，在重慶郵電大學出錢辦了一個學院，因為那個學院起步的時候必須是三本，招的學生就太差了。但是就辦起來了，一切都是他說了算，校舍、教室一切都是他來指揮運轉。這簡直是國中之國啊，我們不準民辦教育嘛，他借鬼懷胎，真就辦起來了。

　　所以這些事情還是很有努力的餘地，就是社會上要有一些人，這些人的理想不在於賺錢，不在於鑽進政府的系統做一個公務員往上爬，這些人是以今天中華民族高度世俗觀的，這些人肯定是非常異類了。這些人就是要幫助民間社會發育，就是有這樣目標的一些怪物。我的悲觀就在於中華民族這些的怪物大概太少了，我們現在都是如此功利，都是功利化的教育導致的。這些怪物太少了，這應該是一件是令人絕望的事情。但是如果有這樣一些怪物，真的這些怪物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可以有人先做商業，然後轉過頭來用大筆的錢來影響中國的教育。我不是要沽名釣譽，是要深刻地影響你，要改造你的教育。我居心叵測，絕對要改變你的教育。真的要產生這樣一些怪物。

　　再往宏觀方面說，要在舊肌體中生長，其實不外兩大出路，一個是走費邊社的道路，不革命走費邊社的道路，走費邊社道路就是說我們永遠不在政府當中，但是我們要與政府的首腦對話，我們要說服他們，我們堅信我們知道一些好的道理，對大家都有利，能造成雙贏。政府的腦筋很好使，它為什麼不能聽呢？費邊社的道路。

　　這個研究所成立不久的時候我就說過，這是最像費邊社的組織，但是政府不買賬的。明明是這麼不激進，這麼像費邊社的智者們，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沒走通。沒走通不要緊，接著嘗試，又換屆了，對不對？還可以接著嘗試，不屈不撓地，是不是？這個政府前任的時候肯定是走不了。走不了的話，可以從兩個人身上看得最清楚，一個是從茅先生，一個是從李洪志。這兩個人都是應該進入政協常委的。如果早把他收編了，李洪志何至於最後走到這樣一個悲劇？茅先生沒有到人大常委，沒到政協常委，這就是政府不大允許你們這些智者在體制外好好幫忙。

　　第二條道路就是埋頭做自己，讓社會肌體重新發育，朝新社會發育的一些事情，解決這樣一些問題，就是這樣的人有堅定的理想，但是看的全是小事情。他們就不以為大事情能影響中國，他們就以為那大事情就不對，大事情不是我要操心的事情。每個人、每個組織其實如果有自知的話，都應該認為我影響不了天下，我只能影響一個學校，那就算很不錯了。我只能影響我的一些教徒、信徒，那就很不錯了。加在一起，才有中國的變化。方法論上，他們應該篤信這樣一些事情。所以儘管他們有非常堅定的理想，但他們不屑於做那些太大而化之的事情，因為在方法論上他們就拒持那樣的思考方式。那樣的思考方式是革命黨，是很多烏托邦製造的。烏托邦製造者也很偉大，是烏托邦製造者的方法論。他們這樣的人是堅定地持有另一種方法論，只有積少成多才能導致變化。他們不相信一個外科手術來了以後會怎麼怎麼樣，他們做的事情反饋回來肯定沒有大成果，因為他們做的事情就是小事情，但是因為他們有這樣的方法論，所以他不會因這樣的小反饋而失落。好，我就說這些，謝謝大家！ （根據記錄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張曙光：好，下面我們請翟志勇博士來評論。

　　翟志勇：謝謝張老師，謝謝金老師。

　　事實上，我就屬於金雁老師所講的對第三種人一點都不了解的人，之前從來沒有想過在俄國—蘇聯傳統中有這樣一段歷史，有這樣一種知識分子。看了金雁老師的文章，聽了她的報告，不僅彌補了歷史知識上的缺失，也深感金雁老師這項研究的現實意義，當下中國對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有很多爭論，而在爭論的背後，也有諸多的知識分子積極投入到NGO及其他的基層社會活動中，如於建榮教授發起的「隨手」公益活動，這與當時俄國第三種知識分子的活動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金雁老師的研究對於我們今天重建中國社會，確實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在閱讀金雁老師的文章時，我有幾個疑問和困惑，想藉此機會請教一下金雁老師。第一，對於地方自治局或者地方自治運動，您講他們在農村做了很多具體的工作，不知他們在城市裡面是否做了大量工作，做了哪些具體的工作？第二，他們除了做一些具體的工作，比如說社會組織的培育工作之外，對於整個制度建設方面做了哪些具體的工作？這個問題與第三個問題有關聯，就是說他們最終可以戰勝沙皇，成功地從沙皇的官僚機構中奪權，取代了沙皇政府，那麼為什麼在十月革命的時候，在蘇維埃政權還很弱小的時候，他們沒辦法戰勝蘇維埃，反而被蘇維埃最終戰勝？

　　我提出上述三個問題，是因為有個總的困惑，第三種知識分子開創的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及其最終的失敗，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發，就是說是不是第三種知識分子或者第三條道路最初的思想或設計中存在某種缺陷，使得他們最終沒有辦法來應對蘇維埃？與之相關的問題就是，依照您的研究，您認為我們今天的社會運動或者社會組織中是不是同樣缺少一些什麼樣的東西？這樣的東西有可能會使得我們今天所做的所有努力將來也有可能會付之東流？我想這種可能性還是會存在，今天雖然很多社會組織做了大量社會重建的工作，但是依然沒有足夠的信心可以預見，他們一定會成功。

　　張曙光：好，我們下面請盛洪來評論。

　　盛洪：非常感謝金雁教授，確實很短時間告訴一些我們不知道的關於俄羅斯和蘇聯的歷史。雖然不知道，但是我在邏輯上是接受的，因為我最近也在反省過去對歷史的理解。因為我們腦子裡的歷史實際上是被灌輸進來的，不是一個真正的歷史。關於歷史的非常簡化的按照一套即定的理論模式來描述的，而這個描述非常簡略，用幾句話概括，甚至一個大學生在高考的時候背下來就以為他理解了歷史。但是我覺得那是錯的，因為我最近看了很多小歷史，我認為那與大歷史完全不一樣，而且那些被謳歌的一些大歷史其實存在非常大的問題。我覺得不僅是在東方世界，在近代以來有關革命的事件幾乎都是值得批判的。因為在我看來，革命這個詞在中文來看，實際上就是湯武革命。湯武革命是一個非常謹慎的、有限定使用的一個詞。儒家是肯定湯武的，但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情況才同意使用的暴力，甚至在儒家內部還是有很多人反對湯武革命。比如像王陽明，他講過，倘若周文王在的時候，他也不會動武；孔子也說過，武王伐紂，「未能盡善」，就是還是有很多批評的。所以雖然一個社會往前走，往前走的時候可能有一個理由，不得不使用暴力的時候，這個時候是要非常謹慎的。我覺得這很重要。

　　但是近代以來存在一種對革命的謳歌，無論是左、中、右知識分子很難有人抵禦。我覺得這是一個核心問題。所以就是說，您剛才講的，第三種知識分子，我基本是贊同的，就是看小歷史。歷史是每個人體現的，不是一兩個偉大人物一揮手，歷史就發生劇變了，這沒有意義。實際上歷史是每個人親自體驗的，他高興，他幸福，這才叫歷史，不是有個偉人發明了一句話，然後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劇變，制度發生了什麼改變，不是這樣的。我真不認為這有什麼意義，這幾乎就沒有意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對革命都持否定態度。可以說中國革命、俄國革命，還有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因為我看了印第安人的悲慘結局，其實是美國革命以後，其實是為這些在美洲的殖民者向印第安人擴張，去掠奪他們的土地、屠殺他們鋪平了道路。而在這之前，英王對印第安人還是相對仁慈。所以這一點不能很簡單地去聽美國人主流的那種宏大敘事。

　　我覺得需要糾正的可能有好多。簡單地說就是，第一，所謂的歷史進步論和五階段論，那是一派胡言，說實話根本不存在那樣的歷史。比如舉個例子，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五種社會形態。我最近有個體會，稍微講點小事。一個是我最近研究土地問題，然後我就研究英國的土地史，我突然發現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英國的土地一直是封建制，真正的封建制，就是那種英王、領主、封臣和保有人的制度。這個制度什麼時候結束的呢？大概在1925年，就是在法律上真正結束是在1925年，一直是這個制度。那麼，大家會問一個問題，怎麼會在這個制度下，在全世界率先出現工業革命？我說，這個問題恰恰在於你相信了那種五階段論，其實這種土地制度與工業革命根本沒有矛盾，或者說在這種制度下，它有各種變通形式，能夠讓它實現工業化，這根本不存在問題。你再反觀中國的土改，中國土改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是它可以用暴力從肉體上消滅地主，而且在消滅他之前，還要虐待他。我們看了大量的記錄，當然可以看看莫言的《生死疲勞》，可以看很多真實的記錄。他們（共產黨人）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因為中國當時的土地制度是最落後的生產方式，他們對資本家還可以寬容一點，「我們不要把他們打倒，把他們消滅的話，中國就沒法現代化了。」我覺得這個理由不能成立，這是很荒誕的事情。而且嚴格來講，我們去看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制度，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秦漢以後，中國的土地制度就不是封建制度，這是最重要的，它就是交租、納田賦，這個制度與英國是沒法比的，幾乎就是現代的契約制度，而且在契約之下還有永佃制等等。這些東西簡直就是很理想的市場經濟下的土地制度。這種制度要用暴力去把它推翻。這是很荒誕的，我看死了幾百萬人，所謂地主，把他們殺了，殺之前還虐待他們。這是不可想像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大罪。

　　還有一個故事我想講講。我前一些日子到廣東，去廣東省博物館看看。我發現一個問題，其實廣東在近代以來，民間就在自發地走向現代化。很多的廣東人很早就與海外聯絡和交通，甚至有些做工人被賣到海外、到海外去經商，但是帶回來大量的海外的文化、技術。作為一個港口，廣東和廣州這個地方的產業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在有效互動，廣東省就出現很多產業，都是為出口而形成的。不僅是有西洋畫的陶瓷產品，絲綢和茶葉等，還有銀器、繪畫、壁紙、廣彩和絹扇等等，全是針對出口的產品。大家再看看廣東的碉樓，很有意思的，那就是很自發的一個現象；那些從海外歸來的人會把外國的文化資源也帶回來。所以我們可以堅信一點，就是那些人的謊言，就是「我們不通過暴力沒法實現現代化」，是一派胡言。其實這種自發的市場制度會使這個社會自然而然地、逐漸地、不斷地改進，根本不需要通過暴力。

　　反過來講，剛才講知識分子，如果說第三種知識分子有需要批評的地方，我覺得他們都做得很好，只是一點，他們是失敗了。這個失敗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掌握暴力，沒有掌握政權，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掌握文化傳統的主流。我覺得這是核心，其實後來所有這些人，包括布爾什維克，他們都有自己的信念，而這種信念可能在當時，在不同思想的交鋒中佔了上風。第三種知識分子既然信奉自己的主張，但是沒有在俄國當時的社會思潮中佔主導。而所有人的行為都是由某種思想來指導他，他殺人是認為殺人有理。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核心問題。

　　所以現在的任務，我們簡單地說，有體制派和反體制派。我認為我們也可以是批判體制的，但是我們並不批判這些人，因為我們認為這些人其實只是體制內的演員而已，核心是體制的規則，而批判的核心恰恰是反對暴力，反對強制性的，強調的就是自發的秩序，強調的是和平的演進，強調的是對暴力的約束。如果多做這樣的工作，那麼不僅是給農民看病，不僅是給農民拖拉機，我們日復一日地去強調這一點，就會有效果。而且我認為這樣一個多世紀的暴力革命，到頭來一看，其實白死了幾千萬人，還要從頭來。這個事實已經給了第三種知識分子的思想一種強有力的支持。這個時候其實我們認為應該更強化這樣一種主張，不斷反覆去強調而使得這樣一種主張去佔上風，有可能去影響未來的知識分子、未來的政治家，可能會改變社會的走向。我覺得這個可能是需要我們做的。

　　我就評論這些，謝謝！

　　張曙光：好，謝謝，下面請趙農評論。

　　趙農：謝謝！金老師今天講的這段俄國歷史的確非常稀缺，其他人很少知道這些。聽完之後容易產生聯想，即想到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是不是也與它有類似之處？既包括知識分子的一些情結，也包括那時候「少談點主義，多思考點問題」，這是胡適的主張。然而，如果把他的話撇開，實際上他也是一個真正有主義的人。這個主義就是自由主義，只不過當時信奉的人並沒有那麼多而已。由此引申出來的話題就是蘇維埃產生暴力革命，舊制度下革命需要不需要暴力，是不是能夠通過一種不流血的、小事積累的方式，最後來完全改變這個社會？我感覺也不應該走向另外一種極端，因為時代都在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