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宋朝十八帝》政治漩渦中的新舊黨

07-20

《正說宋朝十八帝》政治漩渦中的新舊黨

哲宗朝，無論是元祐時期，還是哲宗親政後，最活躍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們。由於變法與反變法矛盾的延續以及哲宗與高太后的衝突，使得當時支持變法的大臣（新黨）與反對變法的大臣（舊黨）都無可避免地捲入激烈的黨爭，成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嘆息的悲劇。

在高太后垂簾的8年中，舊黨不僅控制了整個朝廷，對新黨的打擊和傾軋也始終如一，從未放鬆過。舊黨劉摯、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尋新黨章惇、蔡確的傳聞軼事，任意加以穿鑿附會，對其進行詆毀，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車蓋亭詩案。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神宗變法時，王安石見蔡確頗有些才能，便推薦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確長於見風使舵和陰謀詭計，當他見到神宗有疏遠王安石之意時，竟不顧知遇之恩，上書參劾王安石。蔡確為了謀取高官，製造了多起冤獄。他自知制誥升至御史中丞、參知政事，均靠製造冤獄奪別人官位後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確卻自以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時，蔡確與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顥和曹王頵不成，反過來誣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廢哲宗之意，自謂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簾後，新黨勢力被排擠，蔡確也被貶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確罷相，出知陳州。次年，蔡確再貶安州。在安州游車蓋亭時，蔡確寫下了《夏日游車蓋亭》十首絕句，詩被與蔡確有過節的吳處厚所得。吳處厚曾在蔡確手下為官，希望他推薦自己，但被蔡確拒絕了，由此怨恨不已。終於，吳處厚等來了報復的機會，他將蔡確的詩上呈朝廷，說其中「內五篇皆涉譏訕，而二篇譏訕尤甚，上及君親」。詩中有「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時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讓位給皇后武則天，郝甑山上奏反對。吳處厚曲解詩意，說此處是將高太后比做武則天。而舊黨梁燾、朱光庭和劉安世等人立即加以發揮，肆意攻擊，並以「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論相彈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將蔡確貶到新州。呂大防和劉摯曾以蔡確母親年老，嶺南路遠，主張改遷他處，高太后卻說：「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當時，被貶往嶺南，實際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蘇軾曾有詩云：「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這是當時嶺南實際情況的真實寫照。蔡確被貶時，范純仁對呂大防說：「嶺南之路長滿荊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開，日後我們難免有此下場。」他還請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舊以沉默相抗議。哲宗親政後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貶至嶺南，印證了范純仁當日的憂慮。

車蓋亭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朋黨之爭中以文字打擊政敵面最廣、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獄，舊黨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一次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確被貶新州時，舊黨將司馬光、范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而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他們將王安石和蔡確親黨名單張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時對元祐元年被司馬光斥逐的新黨人員章惇、韓縝、李清臣和張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貶，又剷除在朝的新黨，如李德芻、吳安詩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貶斥。司馬光的同僚及追隨者們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給新黨以毀滅性的打擊，來鞏固自己的勢力。

但是，隨著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長，不僅舊黨成員，連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來、新黨復起的政治氣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時，她告誡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老身歿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實際上是已經預感到哲宗準備起用一批新人，要他們提前準備，儘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後來事實證明，哲宗親政後，凡是高太后垂簾時彈劾新黨和罷免新法的官員幾乎無一人倖免於報復。

哲宗親政後，召回章惇、蔡卞、黃履和張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變法時的重要人物，但在經歷了元祐時期舊黨的殘酷傾軋後，他們的政治性格在黨同伐異過程中遭到嚴重扭曲。當他們復出時，他們與親政的哲宗一樣，都有著強烈的報復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學善文，考進士時，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為恥，在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居然再次參考。一次，章惇與蘇軾外出遊玩，走到一個深潭邊，見潭下臨萬仞絕壁，有根木頭橫在上面。章惇請蘇軾到絕壁上去題字，蘇軾見絕壁下深不見底，當即搖頭，連說不敢。章惇卻從容地吊下繩索攀著樹下去，在壁上大書：「蘇軾章惇來。」上來後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舊。蘇軾拍拍他的肩膀說：「君他日必能殺人。」章惇問為什麼，蘇軾說：「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章惇聽罷，哈哈大笑。

熙寧初，章惇得王安石賞識，被委以要職。後來，高太后和司馬光廢除新法，章惇與他們的衝突就越來越激烈，甚至還與司馬光在高太后簾前爭論，言辭極為尖銳。高太后大怒，劉摯、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機上奏指責章惇，章惇被貶出朝廷。

章惇返回朝廷後，不忘劉摯和王岩叟等人對新黨的攻擊，變本加厲地對他們進行報復。紹聖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將舊黨的主要人物呂大防、劉摯、蘇軾、梁燾等人貶到嶺南。章惇還利用哲宗不滿當年劉安世和范祖禹諫宮中尋找乳母一事，將兩人也貶到嶺南。紹聖四年，章惇等人頻頻上奏，哲宗又開始對元祐大臣進行新一輪的打擊。已故的司馬光和呂公著等人均被追貶和削奪恩封，哲宗甚至還要掘兩人墳墓，由於大臣以「發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諫才作罷，但兩人後代都被牽連遭貶。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貶出朝廷，後來幾乎都相繼到了嶺南。

哲宗像章惇對舊黨還採取了一個極嚴厲的措施，即編類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豐八年四月以後所有攻擊新黨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類，再給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動一直到哲宗去世時仍在進行。此外，章惇在貶逐元祐黨人時，還以被貶者的姓名來定貶所。蘇軾貶儋州，是因為蘇軾字子瞻，「瞻」類似「儋」。劉摯貶新州，因為「新」字音近似劉摯字莘老之「莘」。黃庭堅貶宜州，因為「宜」字似其字魯直之「直」字。而劉安世貶逐時，有人說劉安世曾算過命，說他命極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說：「劉某命好，讓他去昭州試試。」竟將人的生死視為兒戲，不幸為蘇軾所言中。

新黨對舊黨的報復性打擊與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哲宗不滿司馬光的「以母改子」，不滿元祐舊臣早年對他的冷落，更不滿高太后對他的種種壓抑，因此，對舊黨的仇恨心理不亞於元祐時被打擊的新黨。紹聖初，逢郊祀大禮，朝廷要頒布大赦詔令，通常連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請示哲宗，可否赦免貶謫的舊黨官員，哲宗回答得極為乾脆，說決不可以。紹聖四年（1097），有人建議讓謫居嶺南的劉摯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氣」，哲宗卻說：「劉摯等安可徙！」連在嶺南附近做些調動也不允許。而對於王岩叟，哲宗指責他當初貶蔡確時，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自己，用心極險惡，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這些言行相當於宣判了舊黨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統治時期，他們永無翻身之日。

事實上，在哲宗初年，新黨和舊黨在變法的態度上都有所轉變（司馬光除外）。如蘇軾在給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對神宗變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責，認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黨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許多弊端需要改正。兩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執政者能調和兩派矛盾，消弭衝突，因勢利導，北宋的政治或許會有轉機。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簾和司馬光的上台使得黨爭激烈化，導致了紹聖后哲宗和新黨的反撲，甚至連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倖免，成為黨爭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