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民主」是如何運作的？

07-20

　　經濟危機是國家制度的試金石

　　2013年3月21日，美國外交學會研究員喬舒亞-柯蘭齊克在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上發表的《為什麼「中國模式」不會消失》一文中，曾經提到過這個過程：「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重創了幾乎每一個主要民主國家的經濟，而在經濟低迷時期，中國卻幾乎毫髮未損，中國經濟在2009年增長了近9%（實為9.1%——引者，下同），而日本經濟則萎縮了超過5%（實為-6.2%），美國經濟收縮了2.6%」，「經濟衰退過後，危機使許多西方國家領導人……不僅質疑自己的經濟制度，而且懷疑自己的政治制度實際上包含嚴重的、而且無法修復的缺陷。」

　　於是，這場危機就在無意中成了對世界各國社會制度優勝劣敗的檢驗石。在危機爆發之初，許多西方學者都認為，美國和西方將率先復甦，依靠國際市場的中國隨後才能好轉。然而，事情的發展卻是：中國不僅第一個復甦，而且還拉動世界各國走出危機，如果說在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9.2%的話，那麼，到了2009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50%。世界上許多人都在說，看看美國，他們的金融發生了大崩潰，他們不能控制市場的無節制，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中國的平均增速卻有9%，甚至10%，蓋過了別國。國際金融危機的性質和美國政府的對策，既使西方人對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喪失了自信，也破壞了世界公眾對於自詡具有普世意義的西方民主唯一合法性的認識，使人們擺脫了對它的非理性的頂禮膜拜，認識到只要符合一國的文化和歷史，非西方的政治治理模式同樣是可以獲得成功的，柏林牆倒塌後所謂獲得永久性勝利的西方成熟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模式再也不是唯一的意識形態目標了。

　　美式民主如何運作？

　　2003年9月10日美國《國家利益》周刊網站上的《信仰療法》一文，就強調指出，自古以來，民主國家之間從不打仗，不是因為它們有著類似的政治體制，而是因為它們有著共同的利益，假如爆發了武裝衝突，這些共同利益就會遭到致命的危害；美國外交學會會長里查德-哈斯在《自由不是一種原則》一文中說，民主國家並不總是和平的，不成熟的民主國家因為在選舉中缺乏真正的民主所應有的許多制衡機制，特別容易受制於民眾的情緒，這種國家會走向戰爭，如蘇東劇變後的塞爾維亞；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J.霍布斯鮑姆則在《傳播民主》和《輸出民主的危險》兩文中指出，強行輸出民主去改造世界，會造成我們時代的野蠻性。20世紀的發展歷程證明，一個國家是無法改造世界或簡化歷史進程的，它也不可能通過越境向國外輸出制度和機構，從而輕而易舉地實現他國的社會變革。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用普選的方式產生最高決策者是民主的實質」，「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就是用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通過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接著，他又進一步闡釋說：「公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是民主的實質，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也許效率低下、腐敗、短視、不負責任或被少數人的特殊利益所操縱，而且不能採納公眾所要求的政策。這些也許使得這種政府不可取，但並不能使得這種政府不民主。」應該說，亨廷頓的這個民主定義，極其生動地勾畫出了西方民主為了程序不惜犧牲內容和實質的特色：只要是選舉產生出來的政府，那麼，即使是效率低下、腐敗、短視、不負責任、被少數人的特殊利益所操縱、不採納公眾所要求的政策，它終歸還是民主的。而這也恰恰就是西方民主的病根所在。

　　美國在1907年的《蒂爾曼法案》中，曾禁止公司對聯邦層次政治競選參與者的直接金錢捐助；1939年的《哈奇法案》又限制政黨組織用於選舉的開銷（每年300萬美元）和民眾付出的政治捐款（每年5000美元），以弱化特殊利益集團和富人對選舉的影響力。但一種起到間接助選的「白手套」作用，叫作「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組織的抬頭，卻沖毀了上述兩部法律建立起來的堤壩。於是，美國國會又出台了1943年的《史密斯-康納利法案》和1947年的《塔夫脫-哈特利法案》，把禁止政治捐款的範圍從公司擴展到代表工會利益的政治行動委員會組織，但這卻引發了被指控為違背《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中關於「政治言論自由」內容的違憲訴訟。由於聯邦法院對此持曖昧態度，以致未能有效限制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急劇蔓延與擴展。2010年1月21日，美國聯邦法院在「公民聯盟訴聯盟選舉委員會」一案的裁決中，更打開了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潘多拉魔盒」：這項裁決認為，競選捐款屬於言論自由，受憲法保護，美國企業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競選資金。時任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的辛西婭-鮑爾利就此解釋道：「（聯邦法院）裁決推翻了一項對企業的限制；在此之前企業不能夠為某一個候選人獨立地、積極地開展競選活動。」此後，企業、利益集團、大富翁們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的資金來影響選舉，可以任意地花費數量不限的資金，捐給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這種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只要承諾不與候選人的競選團隊存在任何聯繫，就可以無限制地籌集和使用捐款，而不必透露捐款人的身份。從那以後，實際上就再也沒有任何障礙會阻止大量資本不斷流向為富豪利益服務的政客們的競選和競選連任活動了。所以，美國共和党參議員、2008年大選時奧巴馬的競選對手約翰-麥凱恩指責這個裁決是一種有可能侵害到正在金錢和商業利益中沉沒的民主政治的最大禍害。

　　這樣，美國的選舉民主就成為一種越來越昂貴的金錢遊戲：1860年，林肯被選為第16屆美國總統時，選舉費用為10萬美元；1952年，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時，民主、共和兩黨共花了1100萬美元；但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的數據，在2000年的選舉中，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共捐獻了1.147億美元，2004年增至1.924億美元，2008年超過12億美元，2012年大選時奧巴馬和民主黨人、羅姆尼和共和黨人的籌款金額都突破了10億美元，而大選總共耗費約60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選舉民主就淪為由金錢扮演主角的、競選人之間的燒錢比賽和隱藏其後大行其道的權錢交易，讓本來就受金錢影響的美國選舉更被金錢所牢牢控制，使美國的民主政治更受選舉中出資人的擺布，共和黨人總統里根、老布希、小布希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石油等能源公司的巨額捐助。於是，作為回報，里根就在任內推動了取消石油、汽油的價格管制；而布希父子則通過發動兩場伊拉克戰爭，把石油儲量佔世界第五的伊拉克牢牢控制在手。民主黨方面，柯林頓接受了更多信息科技產業的財政支持，上任後就積極推動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吹響美國「新經濟」的號角；而奧巴馬之所以在金融危機之後對「銀行匪徒」太過仁慈，則是因為大型金融集團曾為他的競選活動慷慨解囊。為此，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萊西格在《迷失的共和國》一書中尖銳地指出，大筆競選捐款賦予了少數人以阻撓多數人的意願和利益以及不履行競選承諾的機會。危險並不是陰險的大資本家和可收買的政治家的密謀，更多的是美國政治在腐化正派的男女，有意地而且合法地使他們一步步陷入對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依賴之中。這種「依賴性腐化」不是建立在直接行賄的基礎上，甚至不是可疑的高昂演講酬勞或豪華酒店的邀請，而更多的是使院外活動集團成員輕鬆當選在政治決策程序中起至關重要作用的議員。此外，美國的政治民主受競選中出資人擺布的這種情況，又讓美國前總統卡特感慨萬分，他說：「喬治-華盛頓和托馬斯-傑弗遜要是活到今天，還能當上美國總統嗎？！我們永遠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備優秀總統潛質的人，就因為不願意或者不能夠採取一種能夠募集到大量競選經費的政策，而永遠與總統寶座無緣。」

　　在西方的競爭性選舉中，由於政黨是特定利益群體的代表，它們的目的是贏得選舉的勝利和維護自己政黨的利益，參選的政客們更將選舉勝利這種狹隘的利益看得高於國家長遠利益，他們所關心的不是削減赤字，提升經濟競爭力，他們的眼光最遠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選舉計票上，至於由全球化所產生的諸如生態環境保護、民族國家主權讓渡、全球治理等新課題，更不在其視野之內。他們即使能夠上台執政，這些領導人也因任期限制，只顧眼前，拘泥於任期內的政績，缺乏戰略遠見、政治胸懷和執政魄力，沒有動力去關心涉及國家長遠發展的大事，不願也不敢在國家治理上放手去做；而政客們為了拉到選票，則競相討好選民，開出各種各樣的福利支票，耗盡了國庫，當前美歐各國的債務危機、財政危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由此形成，並如滾雪球般地越滾越大的。這種短視民主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種「活在當下、立刻消費」的文化氛圍，它背離了西方資產階級在工業化、海外擴張、大規模戰爭的「輝煌時期」那種面向未來的精神，從而給西方社會爾後的生存和發展埋下了種種危機。

　　在國際金融危機使西方社會更加分化對立、利益衝突更加尖銳激烈的情況下，競爭性選舉使黨爭日益流於極端主義、絕對主義和否定主義，頻頻出現政黨利益、個體利益綁架國家利益的現象。政府效率低下，是由此導致的惡果中影響較輕的一種。例如，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為刺激經濟增長、改善老舊不堪的國家道路體系，英國政府打算籌建高速鐵路，但因有些地方民眾和反對黨的極力阻撓，一直久拖不決，最後達到的結果是：高鐵要在2017年才能動工，2027年完成第一階段，2032年完成第二階段；機場建設也是如此，英國希思羅機場T5航站樓的建設，用了整整20年，5倍於北京首都機場T3航站樓從設計到建成所用4年的時間。政黨和個體利益綁架國家利益影響較大的一例，是在國際金融危機高峰到來時，美國政府出台了7000億美元的援助計劃，卻被當成了黨爭的好機會，以及立法與行政部門之間討價還價的大舞台。由於有國會議員和一些經濟學家的反對和阻撓，時任美國財長的保爾森情急之下竟然上演了向時任美國眾議院女議長佩洛西下跪的鬧劇，但在此後的第一輪投票中仍就遭到了否決。政黨和個體利益綁架國家利益影響更大的一例，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就提高債務上限所反覆展開的拉鋸戰：美國的國債在2011年下半年達到所謂的「法定峰值」，是否繼續舉債需要由立法決定。奧巴馬政府和民主黨為刺激經濟增長、推動政府施政，要求提高債務上限，同時增加稅收，改善財政狀況；共和黨則要求政府先削減公共開支、降低福利，同時堅持繼續減稅，否則反對繼續舉債。圍繞這個問題，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纏鬥數月，使美國陷入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黨爭；在這個問題因兩黨最終的妥協獲得暫時的解決後，兩黨又在2012年年末因面臨由減稅及公債劇增而堆砌起來的2013年1月1日到期的「財政懸崖」而繼續博弈纏鬥。

　　從民主政體到否決政體

　　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提出問題說：美國是否從一個民主政體變成了一個「否決政體」——從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一個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福山說，美國人在思考政府問題時，想的是要制約政府，限制其權力範圍。可是我們忘了，成立政府也是為了要發揮作用和作出決斷。這在聯邦政府層面上正在喪失。像我們這樣嵌入諸多制衡機制的制度，應有——實際上也需要——兩黨在重大問題上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儘管雙方在意識形態方面存在分歧。不幸的是，冷戰結束以後，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正在導致我們整個體制陷於癱瘓。他說，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隊伍比以往更龐大、更易動員、更富有，而執行多數人意志的機制卻更乏力。這樣的後果是要麼立法癱瘓，要麼就是小題大做，胡亂達成妥協方案。福山據此提出建議說，要擺脫我們當前的癱瘓狀態，我們不僅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而且需要改革體制規則。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對西方的民主政治提出質問說：「今天的問題是，在失控和可能僅為少數人自私地謀取好處的金融體系下，民主是否還能繁榮，這還真是個問題。」

　　托馬斯-傑弗遜執筆起草的美國《獨立宣言》，把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洛克提出的天賦人權—自然權利論奉為美國的立國之本，它堅持人民主權論，堅持人民主權是國家生活的基礎，莊嚴地宣告：「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在被創造出來時就是平等的。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政府是人民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才成立的，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政府損害了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或廢除這一政府而建立新政府，因為政治組織的首要任務應當是保障人們的自由和幸福。所以，儘管這個《獨立宣言》還沒有擺脫資產階級的階級局限性，用有關權利和平等的抽象議論掩蓋現實生活中的階級矛盾和對立，卻還是被馬克思高度評價為全人類「第一個人權宣言」。

　　什麼是自由？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指不受奴役、不受專橫干預的權利。洛克把人的自然權利歸結為自由權，他在《政府論》一書中指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12年7月23日的報道稱，美國公民手中約有2.7億支槍，每年有10餘萬人遭遇槍擊，僅2010年就有3萬多人死於槍傷。美國政府自身嚴重侵犯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如在2011年9月，由美國社會嚴重不公、不平等、貧富不均和高失業率而引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美國政府就粗暴地用武力對待成千上萬的示威者，肆意踐踏民眾集會示威和言論自由。在2012年9月17日「佔領華爾街」運動一周年時，在華爾街附近的示威者又與警察發生大規模衝突，有超過100名的示威者遭到逮捕；在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後，美國政府還不斷強化對民眾的監控，大幅限制和縮減美國社會的自由空間，嚴重侵犯公民自由，並以提高安全級別為由，違反法律和行政命令進行情報調查的不當行為，不斷削弱公民自由，美國最高官員甚至將包括美國公民在內的民眾作為海外暗殺目標。2011年12月31日簽署的《國防授權法》又規定美國總統有權無限期扣押懷疑與恐怖組織或「相關勢力」有關的人。最近頒布的法律還取消了1978年《外國情報調查法》所規定的限制，允許通過未經許可的竊聽以及政府利用電子通訊手段來侵犯公民的隱私權；美國有不少警察濫用職權，粗暴執法，濫施暴力，使許多無辜的公民遭到騷擾和傷害，有的甚至失去自由和生命；美國缺乏基本的訴訟程序保護，政府不斷申明有權隨意剝奪對公民的法律保護；美國仍是世界上囚犯人數最多和人均被監禁率最高的國家，羈押囚犯的環境惡劣，造成囚犯抗議、自殺等事件不斷發生；美國的種族歧視根深蒂固，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少數族裔的選舉權受到限制，少數族裔在就業方面受到歧視，執法和司法領域種族歧視嚴重，宗教歧視明顯上升，種族隔離在事實上依然存在，種族關係緊張，仇恨犯罪頻發，原著居民的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非法移民的權利被侵犯。

　　這種情況使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喬納森-特利在2012年1月15日《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文章申述《美國不再是自由之地的十個理由》，並得出結論：「華盛頓獲得的每一項新的國家安全權力……拼湊在一起，使得美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獨裁國家」，標榜美國為「自由之地」只不過是自欺欺人。

　　參考文獻：徐崇溫，國際金融危機把西方民主制推下聖壇、打回原形。《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3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