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老人」巴金

中學時滿懷景仰，一字一句背記：「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於四川成都一個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大學時代聽老師細講「魯、郭、茅、巴、老、曹」現代文學史上的這六位文學大師，20多年前讀《隨想錄》肅然起敬，看到《懷念蕭珊》，為那樣的夫妻深情淚流滿面……這許多被時代迅速更新而推遠的記憶驟然湧現。

巴金老人

至2014年元月，「文學老人」巴金離開這個世界已經整10年了，但這麼多年來他一直以作品的力量深深影響著他的讀者和他的時代，乃至巴金後時代……

力透紙背，情溢心田

巴金自幼在家延師讀書，在五四運動中接受民主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語專門學校攻讀英語，參加進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參與組織「均社」，進行反封建的宣傳活動。1922年在《時事新報·文學旬刊》發表《被虐者的哭聲》等新詩。

1923年5月，19歲的巴金隨哥哥李堯林離開四川老家，乘船順江而下，到達上海。4年後，一艘油輪又將他帶離上海，去往法國。從出川到出國，巴金經歷了人生兩大轉折，從而「闖入」文壇。

巴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是在巴黎寫成的。他去巴黎，本是想學經濟的，一個偶然的機會卻改變了他的命運。一次，他一下子獲得托爾斯泰、巴爾扎克、契訶夫、左拉等文學大師的作品，便開始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如饑似渴地讀著，被深深地感動了。那時，他蟄居在拉丁區一個充滿煤油氣和洋蔥味的小屋裡，寂寞難熬，心冷得很，於是就試著把自己的所思所慮寫出來。

《滅亡》是一部中篇小說，從巴黎寄到上海後，第二年由葉聖陶先生推薦，在《小說月報》上連載。編者還在前一期上對這部小說作了介紹，說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處女作，「將來當更有受到熱烈評贊的機會」。從此闖入文壇，「巴金」這一筆名也隨著《滅亡》的問世而走入社會。巴金的作品感動了許多人，為讀者喜愛。魯迅先生曾這樣讚揚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雖然巴金不厭其煩地一再聲稱自己「不是文學家」，但巴金依然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在文體創造、敘事方式和語言風格上，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學術界公認巴金的創作有兩個高峰，第一個高峰是在1949年前，巴金寫出了諸如《滅亡》《激流三部曲》《愛情三部曲》等20多部中長篇小說。這些小說影響了幾代青年人，同時也奠定了巴金在現代文學中不可動搖的地位。第二個創作高峰是在文革之後，他用了8年時間寫了150篇《隨想錄》，計有42萬字。巴金說：「五集《隨想錄》主要是我一生的總結，一生的收支總賬。」學術界認為這是一部「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的「講真話的大書」，是一部代表當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價值和影響遠遠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學範疇。

儘管進入老年後的巴金，寫字的手開始顫抖，但是他老而彌堅的心田，卻比任何時期都要挺拔而深邃——老人一部接一部《隨想錄》的出版面世，便是最好的證明。讀過《隨想錄》的人們都說巴金是當代中國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在這個逐漸走向開放的社會，人人都有權利追求事業成功、財富增長、名利雙收以及心情的愉悅，只要能追求的似乎都是合理的，人人都輕鬆自如。但唯獨巴金，還在一字一句地寫他的懺悔錄，他沉浸在噩夢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為箭垛，一鞭一條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責自己，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那場民族劫難。這種對世人的愛心與對自己的苛刻情緒近似宗教，可在所謂「後現代型」的社會裡，卻變得多麼的不合時宜。整整8年的自我清理一旦到了總算賬的時候，再也不必顧慮，憋在心中的真言終於傾吐出來。

人民文學出版社從1986年起出版《巴金全集》，彷彿是接著《隨想錄》而來的又一項大工程。70多年來，他寫下那麼多小說、散文、譯著、特寫、書評，以及各種議論文字，掏出自己的一顆心來，激勵著讀者與他一起尋求光明。那一篇篇火一樣熱情的文字中貫穿著他一生追求的思想信仰、人格理想和戰鬥精神，讀這些文字不能不激起他對人生的熱愛。他同樣把《全集》看成是自己一生寫作的「收支總賬」，過去被刪去的文章，一一都重新補回，過去在政治影響下修改的章節也作為附錄給以保存，許多長期湮沒的論著、雜文、史話、附記，這次基本都收齊了，有成功之作，也有失敗之作，真正地給讀者保留了一份無偽無飾的精神遺產。

自巴金1923年離開四川後，家鄉一直在他的思念中，在他的夢中。1941年、1942年、1956年、1960年，他先後4次回成都。文革後，步入老年的巴金不止一次地說：「近來我非常懷念家鄉，大概是到了落葉歸根的時候吧！」他非常喜歡《那就是我》這首歌，他說：「那首歌像湖上的微風吹過我的心上，我的心回到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鄉。」經過較長時間的準備，巴金終於在1987年又回到成都，在家鄉待了17天。在成都住了10多天，回到上海後，他給侄兒寫了一封充滿深情的信，並曾幾次對侄兒說：「現在，我哪兒也不想去了，就想再回一次四川。」可惜，由於疾病纏身，他這個願望已很難實現。

文壇老友，人生知己

除了編《全集》，巴金晚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養病。他深居簡出，很少再有文字發表。1988年，老友沈從文去世，他寫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懷念文章，從批評國內新聞界沒有及時報道沈從文的死訊開始，回顧了與死者40多年的深厚友情。這種懷念故人之情一直縈繞心間，他曾打算再寫一組懷念文章，但往往「只開了一個頭，就寫不動了」。在政治強權下不曾甘心低頭的老人，現在也不得不用平靜的心情來對待自然規律的強權了。

巴金和冰心的友情，在文壇盡人皆知。他們自20世紀30年代相識，60餘年來，一直以姐弟相稱，巴金是冰心的「老弟」，冰心是巴金的「大姐」。

1922年夏，巴金在老家的園子里，聽著蟬聲，讀著剛剛出版的冰心詩集《繁星》，他被那些富有哲理的、純真的詩句所吸引，但是見到冰心卻是11年以後了。1933年，巴金在北平小住，與鄭振鐸、章靳以等一起創辦《文學季刊》。為了給刊物組稿，他和章靳以去拜訪了冰心。冰心是一位坦率、親切而溫和的女性，因為長他們幾歲，把他們當作小弟弟一樣看待。那時她已經讀過巴金的一些作品，感受到這位年輕作家有著太多的悲憤和激情。五六十年代，巴金和冰心經常在會議上碰到，還多次在同一個代表團赴國外參加會議、活動。

文革時，巴金與冰心都進牛棚、入幹校，在極「左」思潮恐怖的統治下失去聯繫11年。「四人幫」倒台後，他們恢復了通信。到1980年，他們之間幾十年的友誼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升華，由文學界的老友，躍為人生難得的知己。同年4月，巴金和冰心一起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當時巴金已是76歲的老人，冰心更是已八旬高齡。回國以後，他們都在信中談到這次愉快的旅行，直到許多日子後，還非常懷念那段生活。1985年以後，他們因為年老多病而不能長途旅行，從此不曾再見面。

晚年的巴金心靈深處是寂寞和孤獨的。他渴望讀者的理解，渴望心靈的溝通和撫慰。冰心那些情真意切的信函給了巴金最大的安慰和溫暖，他一樣也是那麼思念住在遙遠北國的大姊，即使在醫院裡忍受病痛煎熬時也常想起冰心。收到冰心送來的紅參時，他說：「我需要的是精神養料……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藥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氣。」巴金在後來的信中多次傾吐了自己的感情，他說：「您的存在就是一種力量。」「想到有您這樣一個人存在，我感覺到有一股巨大力量在拉著我向前。」「我仍然把您看似一盞不滅的燈，燈亮著，我走夜路也不會感到孤獨。」「許多人戰戰兢兢抱頭搖尾的時候，您挺胸直立，這種英雄氣概，這種人格的力量，我永遠忘記不了！我也真想你！」「我永遠敬愛您，記著您，想念您。」「我有您這樣一位大姊，是我的幸運。」

冰心把巴金的信珍藏在一個深藍色的鐵盒子里，這無疑是他們友誼的見證，這兩位文壇元老在晚年的感情交往也給中國文學史添上了一段佳話。兩位世紀老人，一位是被人稱為文學祖母、五四運動的最後一位元老；一位是被人尊為文學大師、偉大的作家，在八九十歲高齡時，繼續互相鼓勵，抱病筆耕，並肩作戰，寫出富有激情和思想銳利的文章。他們彼此深深理解，已經成為推心置腹、肝膽相照的至交。

不料，冰心這盞明燈卻在1999年3月熄滅了。這時，巴金正苦苦地與疾病抗衡，生命危在旦夕，沒有人將這一不幸消息透露給他。在搶救室度過幾十個不眠之夜以後，這一天巴金轉入監護病房。在醫生查完房後，久未開口的巴金突然嚅動著嘴唇，似乎在說著什麼。女兒小林急忙探身前去，細細辨聽，巴金終於費勁地說出3個字：「打電話。」問：「給誰打電話？」回答是很輕微的四個字：「冰心大姐。」小林一愣，在場的所有人都驚住了，大家都明白，冰心已經去世，這個電話是沒有辦法打的。醫院和家人們早已商定，為避免老人傷感，有關冰心、蕭乾等友人去世的消息，對巴老一律「封鎖」。稍頃，小林機智地回答：「醫院不能打長途，晚上回家打。」巴金固執道；「現在就打。」小林問道：「你要說什麼話？」巴金說：「告訴她，我沒事。」從死亡線上掙扎過來，巴金的第一願望就是給冰心打電話，告訴她自己沒事，讓她放心，可見冰心在巴金心中的地位，可見他們之間深厚的情誼。

對巴金「封鎖消息」也不是第一次了。當年李健吾去世時，家人也沒敢告訴巴金，巴金知道後痛不欲生。在《隨想錄》（病中集）中，巴金說：「我責備過女兒，也理解她的心情……相信『封鎖消息』，不說不聽，就可以使我得到保護。」

世紀老人，世紀夢想

2000年5月23日，當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在首都北郊芍藥居小區建成剪綵時，文學界的朋友都為之興奮、奔走相告。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巴金曾約定，哪怕是坐著輪椅，也要趕到北京為現代文學館的建成剪綵。然而此時，這位文學大師、我國現代文學館的倡導者、創建者的身體卻十分虛弱，當時有關方面只能邀請一批在京的老作家共同剪綵。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設是1981年由巴金倡議的，巴金對現代文學館的建設幾乎傾其晚年的全部心力。他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15萬元作為文學館的開辦基金，並決定所有舊作不再收稿費而轉贈給文學館，藏書中屬於中國現代文學部分的都捐贈文學館……為了文學館的建立，他牽腸掛肚、奔走呼號，不止一次地向國家領導人呼籲此事。1993年4月9日，江澤民同志對巴金的籲請給予支持，同意建立現代文學館新館，並作出重要批示，國家計委正式立項。

在《甜蜜的夢》中，巴金這樣寫道：「近兩年經常在想一件事——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甚至在夢裡我也站在文學館的門前看見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醒來時我還把夢境當作現實，一個人在床上微笑。」老人倡議建立現代文學館，是因為經歷了十年文革歲月後，他想「讓大家看看我們這些搞文學的人幹了些什麼事情」。當然，更深層的考慮是，「有了文學館可以給我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一個總結」，能讓以後「要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不必再去東京、紐約、倫敦了，就到北京來吧」！

1995年春天，當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的初步設計方案出來後，趁著中國作協在上海召開主席團會議期間，舒乙在會上向巴金作了說明和彙報，老人十分高興。當1999年國慶50周年前夕文學館竣工落成後，中國作協有關負責人專程到滬向巴金彙報時，還特地帶了新館的照片和錄像。當時半倚在病床上的巴金十分興奮，仔細地端詳每一張照片，全神貫注地觀看錄像帶的每一幅畫面。老人心情十分激動，他緊緊捏住其中一些照片，眼睛都濕潤了。

1994年，是巴金生命走向衰弱的一個轉折點。這年，他在校完26卷本的《巴金全集》後，著手《巴金譯文集》的整理和校閱。老作家和青年人一樣，每天伏案工作八小時以上。不幸，發生在一瞬間，當他在起身取一本書時，不慎造成脊椎壓縮性骨折，住進了醫院。失去工作能力，不能再為讀者寫些什麼，這是巴金最大的痛苦。他曾經充滿激情地說：「士兵常常死在戰場上，我為什麼不可以拿著筆死去？」頑強的巴金，這一次不僅從病床上坐起來了，而且又投入了工作。他校完了10卷本的《巴金譯文集》，還為每卷寫了激情洋溢的《代跋》。巴金覺得心中的話還沒有說完，於是他又拿起了筆，寫下《告別讀者》一文，這是他直接表露與讀者感情的最後一篇文章。

隨著他至愛的親人一個個離他而去，他摯愛的友人，也一個個走在他前面。於是，他孤獨、痛苦，同時疾病纏身又致使他無法工作。他真切地感到，長壽於他又有何意義，是對他的一種懲罰。

總部設於美國紐約的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提名委員會，2000年曾致函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趙本夫，邀請中國「文學泰斗」巴金角逐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信中對巴金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評價。巴金女兒李小林得悉後斷然表示，巴金即使獲得提名，也決不會參加：「父親早就說過，他是為中國人寫作的，對獲什麼獎一點兒都不感興趣。」

真，是巴金的品格，「從解放以來，巴老從來沒有拿過國家一分錢的工資，他只靠稿費生活，他常說『是讀者養活了我』。」巴金的助手陸正偉說，讀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作家最大的榮譽是讀者讀你的書——這是巴金一貫的觀點，也是他崇高境界的體現。他還自責：「我的確寫過不少不好的作品，但也寫了一些值得一讀或半讀的作品。它們能夠生存下去，應當感謝讀者們的寬容。沒有讀者，就沒有我的今天。離開了讀者我還能做些什麼呢？」所以，他一直覺得自己欠讀者許多許多，一想起讀者，他就覺得不能停息，要像士兵戰死在戰場一樣，拿著筆死去。

2005年10月17日19時零6分，中國現當代文壇巨匠巴金在上海去世。毀和譽、榮與辱、褒和貶貫穿了老作家巴金的一生，但巴金終以他幾部里程碑式的文學作品，以及「講真話」的人格、「永遠燃燒的心」的矢志精神而備受世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