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客》雜誌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稱《溪岸圖》為仿製贗品

功甫貼真假迷局誰來解

2014年01月27日 06:58《理財周刊》我有話說

  文/方棟巷

  提要:近日,蘇富比拍賣行罕見地發布了一份長達14頁的報告,以回應有關專家對於《功甫帖》的質疑。雖然這份報告從各個方面闡述了蘇富比對於《功甫帖》是蘇軾真跡的判斷,但從各方面的情況分析,《功甫帖》真假或成難解迷局。

  「雙鉤廓填」需要真功夫

  2013年9月,在紐約蘇富比以822.9萬美元(約5037萬元人民幣)成交的蘇軾《功甫帖》,因為上海博物館三位專家質疑其是「雙鉤廓填」的偽本,而成為了市場關注的焦點。相較於我們熟悉的「金縷玉衣」、「漢代玉凳」的粗劣造假,這種「偽本」可謂是書畫造假的「真功夫」,而從中國古代書畫發展史來看,贗品一直是伴隨著真跡左右,而其中的一些「精品」更是以假亂真,甚至令許多藏家顏面盡失。

  對於不熟悉書畫的人來說,「雙鉤廓填」似乎與一般的造假沒有什麼區別。但事實上,這種技術是用左右或上下兩筆鉤描合攏,沿字的筆跡兩邊用細勁的墨線鉤出輪廓,並在之後進行填墨。在沒有複印以及照相術的古代,這是複製書法的最主要方法之一。雙鉤填墨的技術始於唐朝,主要是宮廷用作為一些重要的藏品保存副本,也有記載皇帝會命人製作一些珍貴藏品的副本賞賜給大臣。雙鉤廓填利用很細的筆描出文字的輪廓,然後將內部用墨仔細填滿,這種方法非常耗時耗工,不僅技術要求很高,失敗率也很高,所以非一般百姓能夠進行,只在皇宮中才有。其方法主要是將原作向光放置,如貼在窗戶上,然後用很薄的油紙(不透墨,防止污損原作)覆蓋在原作上將其摹下來,然後再以油紙作為中介,轉到普通的紙上。歷代評書者皆稱這些摹本為「下真跡一等」。

  存世的王羲之墨寶,基本上沒有真跡,採用「雙鉤廓填」的基本上就可以當做是真跡來看。在2010年嘉德秋拍上,王羲之《平安帖》,以3.08億元天價成交,這就是一件雙鉤摹本,有意思的是,收藏這件摹本的正是此次購買蘇軾《功甫帖》的劉益謙。由此可見,如果是一件「雙鉤廓填」的精品,其身價也是令人咋舌的。但由於此次上博的專家認為造假者是鉤摹自晚清鮑漱芳(約1763~1807)輯刻的《安素軒石刻》,並非蘇軾的真跡,因而市場價值大打折扣,遠遠不值5000多萬元人民幣。

  針對上海博物館三位研究員的質疑,在此次出爐的蘇富比報告中一一進行的回應,提出了「研究員先生文章中的做偽者以黑白拓本為底本,怎麼可能書寫出比翁氏雙鉤本更自然的筆鋒轉折、墨色變化與牽絲效果來的?」的觀點。在整篇報告中,最為核心的內容是至於張蔥玉先生、徐邦達先生有無親自過目鑒定蘇軾《功甫帖》墨跡本。從蘇富比的報告來看,其提出「以張蔥玉先生的嚴謹,可能僅憑並不精緻的影印本,就能對蘇東坡包括米元章在內的三件重要宋人書法作品,草率地做出真偽鑒定結論嗎?且鑒定結論準確而具體」和「如果這時候的徐邦達先生還沒有見過《功甫帖》、《章候帖》、《劉錫勅帖》原作的話,應該是不會下如此肯定、如此具體的鑒定結論的。」的觀點。

  名家造假騙過權威

  在書畫鑒定的專業術語中,將「雙鉤廓填」歸於「摹」,而其他的造假手法還有臨、仿、造、改、代、添等。在造假者中,還有不少的名家,其中首推張大千。

  提起張大千,人們肯定不會陌生,其造假的故事更是在書畫收藏界「聞名遐邇」。他最初成名,人們吃驚的不是他的畫作如何,而是他臨摹石濤的作品惟妙惟肖,和真跡幾乎一模一樣。黃賓虹有一幅石濤的畫,張大千一直想借來看,但黃賓虹都沒有答應,不服氣的張大千臨摹了一幅石濤手卷,放在自己的老師那裡,一次黃賓虹去張大千老師家,看到了這幅畫,以為是石濤真跡,愛不釋手,決定買下。張大千看到黃賓虹要收藏自己仿的石濤畫作心裡很得意,但他沒有要錢,而是對黃賓虹說,就用這幅畫換上次向你借的石濤吧,黃賓虹立馬答應了,就這樣,張大千用自己的仿石濤換來了一張真石濤的作品。令人嘆服的是,黃賓虹後來出手張大千這張畫時,拍賣所得遠比自己買石濤真跡時還要貴。

  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上海灘,譚敬率人所作的假畫,不知讓多少藏家和博物館上當受騙。譚敬到底賣出了多少高仿的古代書畫,像宋徽宗趙佶的《四禽圖》、馬遠的《踏歌圖》、趙子昂的《三竹圖》、盛懋的《山水軸》、趙原的《晴川送客圖》、朱德潤的《秀野軒》卷等還賣到了國外。

  雖然,蘇富比拍賣行得出了「我們堅持蘇富比拍賣公司在拍賣圖錄上有關蘇軾《功甫帖》所引用的歷代著錄都是真實的,查有實據的。歷代著錄所記載,以及張蔥玉先生、徐邦達先生鑒定前輩對蘇軾《功甫帖》墨跡本的鑒定都是明確肯定的。」的觀點,但是從目前業內以及網路的觀點來看,還是存在著不少的疑問,特別是在此次的報道中,大量出現的「無論如何」、「應該是」等詞語,這也顯示出主觀判斷的成分佔據著非常大的比重。正如一位業內人士所說,從藝術創作本身來看,筆法中的一勾一捺極有可能因為書法家的身體、情緒狀況,毛筆等工具的順手程度,風晴雨雪的氣候影響,所帶來的筆跡的差異性可能是判若兩人,如果僅就此中些微的差異來判別真假,無疑會帶來誤判。而像《功甫帖》中有關前輩徐邦達先生的論斷,也有可能某人一句「誤記」而渾水再起,因為死無對證。當下鑒定這一專業話語權平分天下,業餘的幹了專業的事情,鑒定則成了一種無奈的大眾娛樂。沒有主流話語,更失去了鑒定的尊嚴,這就是當下中國書畫鑒定的窘境。

  亦真亦假難倒專家

  對於一件古代書畫的真假,即使最為權威的專家也有可能有著相左的結果,而且有時候還不是真假之間的差別。在2012年上海博物館舉行的「翰墨薈萃」的五代宋元字畫大展中,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要算是署名為五代董源的《溪岸圖》,從來沒有一幅中國古代繪畫作品像《溪岸圖》那樣,引發了一場長達15年的國際性大辯論。

  1938年,徐悲鴻在廣西購得這幅名畫,同年張大千在桂林與徐悲鴻會面,見之愛不釋手,遂帶回四川研究。幾年後,張大千從自己的藏品中挑出徐悲鴻喜歡的金農《風雨歸舟》(有人認為此畫系張大千偽作),換得此畫。上世紀60年代,美國華人收藏家王己千從張大千手中獲得此畫,並請東京著名裱畫師目黑重新裝裱。1997年,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董事出巨資購得此畫,並捐給大都會博物館,當時的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此畫並稱其為中國的《蒙娜麗莎》。然而同年8月,美國《紐約客》雜誌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稱《溪岸圖》為仿製贗品,文章引用高居翰的觀點:「這不可能是一幅10世紀作品……其作者應是作偽者與收藏家張大千。」

  持「作偽說」的包括高居翰、日本的中國美術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蘭博物館館長李雪曼等。持「真跡說」的則有方聞、丁羲元和國內鑒賞大家謝稚柳和啟功,而持「五代北宋」說的則包括耶魯大學教授班宗華、何慕文,台灣大學教授傅申,中國台北故宮石守謙、北京故宮徐邦達和楊新。可見即使最權威的專家,對於一幅古代書畫的真假都會產生如此大的歧義,這無疑也使得我們對於《功甫貼》的真假鑒別更加期待。

  就目前的狀況來看,《功甫帖》最終將會形成一個無法破解的迷局,特別是大家期待的蘇富比報告,並沒有許多新出現的證據,或許等到今年《功甫帖》在龍美術館(浦西館)亮相的時候,大家看到了真跡或許會有進一步的認識。但無論如何,從最初只是由上博三位研究員的關注,到今天成為網路上的熱點,中國古代書畫重新被市場所重視,這本身還是一件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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